第5章 莫高窟的艰难岁月
1947年冬天，是我在莫高窟度过的第一个冬天。秋天的时候常先生对我说：“你从四川来，不知道这里的冷，你要做好过冬的打算，你这样是过不了冬的！”我们都没有棉衣，穿的是夹衣，我还有件大衣，也是夹大衣，没有厚的棉衣和棉鞋。我为此踌躇，常先生说：“给你们补发一个月工资，置办点过冬的衣服。”好像是范文藻先生给我建议：“让常先生去兰州的时候，托他给你买个皮筒子（皮大衣）和毡靴子。”我按照范先生的建议置办了棉衣、毡靴等。
冬天，我穿着棉线织的袜子和毡筒子，但是没过几天袜子磨破了。上寺住着一位蒙古大嫂，她放养了几十只羊，常先生也有一群羊，所里的同事告诉我：“去找他们要些羊毛，没事干的时候找工人捻成毛线，可以拿来织袜子。”我如法炮制，要了些羊毛，又用蒸馒头的碱面水洗干净了羊毛，请工人在晚上没事做的时候捻成线。我把比较长的筷子削成织毛衣的签子，但我不会织，好在欧阳琳、黄文馥都会，我跟着她俩学习，最后织成了三双袜子。毛袜真能解决问题，我靠三双袜子度过了几个冬天。
所里同事特别是常先生，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关照。莫高窟工作人员不多，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互相之间没有什么矛盾。我们房间都没生火，天冷了，每到礼拜六晚上，常先生就把我们新来的几个以及段先生、范先生等都叫到他家里，大家围炉谈笑。常先生和李承仙还做些小吃给我们品尝，感觉很温馨。有时候我们一起唱唱歌，那时常沙娜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坐在炉旁的她常依偎在黄文馥身旁。后来常沙娜和黄文馥成了好朋友，几十年后，他俩早已离开了敦煌，但她们的情谊没有中断，一直有通信往来。
冬天的礼拜六，除了在常先生家里围炉闲话之外，饭厅后面有一间比较宽敞的房子是集中烤火区。我和段先生、范先生等几个人每天晚上都到烤火房，端着自己的油灯，每人一张桌子，写信、看书、烤火或者聊天。有时也上洞窟，但天气寒冷，不能画颜色了，就坐下来起稿。当时我没有画画，主要搞测绘，回来时手冻得通红。有时回来火已经灭了，要重新生火，晚上直到瞌睡得不行了，才回宿舍睡觉，整个人蜷在被子里，只露出鼻子通气。冬天真是很冷，茶壶冻破了，杯子和脸盆的水冻成冰块，倒不出来。实在没办法了，拿到厨房烤一烤，再把冰疙瘩倒出来。
莫高窟的冬天尽管很冷，但我们过得很开心。记得霍熙亮先生出差到酒泉，带回来好几双“冰刀”。把“冰刀”拴到用轮胎做的高腰皮靴上，就可以去溜冰了。在莫高窟宕泉河的冰面上，霍熙亮先生教我们溜冰。我起床后不吃早饭就去溜冰，跑得浑身都是汗，能在冰上溜几圈就很舒服了。有时就躺在冰面上，看冬日的蓝天，蓝得那么深沉，那么干净。仰望天空的时候，常常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遐想。记忆中，这是我过得最愉快的一个冬天。
1948年春天，为了改善提高生活质量，我跟段先生合伙买了一头母牛。母牛已经怀了牛犊，听工人们说“母牛下母牛，三年五个牛”，不久后母牛生了小牛，我们就喝到了牛奶。莫高窟没有好饲料，每天喂牛很麻烦，我们就把牛卖了又买了羊，羊管理起来稍微省心一些。卖牛的钱买了一只羊还有结余，常书鸿先生到上海送常沙娜去美国读书，我们就托常所长在上海给我买了件衬衫。
所里有四头驴、两匹马。发工资那一个星期，我们几个人相约到敦煌城去改善生活，有时天晚赶不回，就住在城里。城里没有固定的住处，我们到处打游击，曾在中学的教室里过夜。天热的时候，我们睡在房顶上，两眼望着星空，深邃而干净，繁星点点，没有云彩，感觉很奇妙。后来，我们在沙州市场那条街租了几间房子，成了我们进城的落脚点。
当时没有专门到达莫高窟的邮递员，我们每个星期都派人进城或亲自到邮局拿取邮件和报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好长时间。可以说，我们对“家书抵万金”有着切身体会，每次取回信件和报纸，大家都争相寻找自己的家书。那时通信不方便，一封信三个星期能收到算是快的了，能收到一封信由衷地高兴啊！
农历四月初八是“浴佛节”庙会。四月初一，我在从洞窟返回宿舍的路上，看见上寺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很多做生意的棚子，还支起了锅灶，这才知道是庙会来了。商贩支起了棚子，基本都卖吃食，有面条、酿皮、油炸糕和甜胚子等。第一次吃甜胚子，商贩直接舀了水沟里的水兑在甜胚碗里，我都不敢下口了。初一到初三是庙会准备时间，初四、初五人就相当多了，很多当地群众赶着大轱辘的牛车、马车陆续到来。窟区到处都是人，有拉二胡的、弹三弦的、唱秦腔的、唱花儿的……整个氛围一下子不一样了。我们停止了手头的工作，上洞窟疏导和管理，查看有没有人破坏洞窟。洞窟都是敞开的，没有门和屏风，群众可以自由进入。群众来了状况百出，防不胜防，我们很紧张。有的小孩拿着树枝去扫洞窟墙壁，有的群众随便拿个容器装些沙子摆到佛龛上点灯烧香礼佛，还有人干脆在洞窟外搭台唱戏，等等。我们不停地制止、疏通，几天时间嗓子都哑了，晚上拿着手电筒查看有没有孩子滞留在洞窟。就这样，一直热闹好几天，初八之后庙会逐渐散场，莫高窟又恢复了往日的清静。像这种情况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都还没有改变，后来洞窟加装了窟门，情况逐渐好转了。
艰难岁月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行到决定性阶段，国内经济状况严峻。史苇湘先生这时来到莫高窟，常先生明确告诉他，目前时局紧张，我们的经费很困难，不能正式聘用他，但他可以在这里无偿工作。1948年，他在莫高窟无偿工作了几个月，到了1949年还是给他解决了工作问题，因为常先生看到史先生的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
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跟我们同来的薛德嘉1948年秋回了四川。我不知道薛德嘉为什么要离开，她说家里父亲病了，很着急，就回去了。200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60周年，院里派人拜访曾在莫高窟工作过的老人，询问薛德嘉当年为什么离开？她才说：“当年没有收到聘书，只得离开。”当时是一年一聘，每年都发聘书，跟现在事业单位“铁饭碗”不一样。1948—1949年，周星祥先生来莫高窟工作。他是重庆人，家庭条件比较好，向常先生申请自费在莫高窟临摹壁画。常先生同意了，但条件还是很苛刻的：让他同一件作品临摹两张，一张留给研究所，一张留给他自己。周先生学国画出身，临摹壁画还是很费劲的，所里给他提供的大概是张大千留下来的画稿，但是那几幅画比较难画。他在莫高窟工作了一年，很艰难地临摹了几幅画，也回四川了。第二年春天，我本打算同范文藻结伴一道回四川，但家里给我汇的路费因我嫂子写错了地址，几个月后退回了老家。当时通货膨胀严重，钱是退回去了，但已经大大贬值，白白损失了艰难筹措的一笔钱。我没有收到钱，不能上路，范文藻单独回四川了（回家结婚），美术人员萧克俭回了老家临洮，家在敦煌的许多工人也走了。窦占彪背上自己的一小卷被褥及老羊皮袄去向常所长辞职，常所长不同意，希望他坚持下去，但他还是不辞而别。民间画工张定南也辞职不干了。听说窦占彪和张定南因为生活无着落，曾去南山挖金子（实际上是当淘金工人）。不知道为什么，张定南遭人打了黑枪，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窦占彪又回来了。所里员工陆续减少，使外地来的员工精神上产生了不小压力，当时兵荒马乱，大家无处可去，只得继续在莫高窟艰难度日。
1948年秋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货币严重贬值，物价飞涨。敦煌僻处边塞，小小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生活也逐渐难以为继了。即使是很少的一点经费（实际上就是员工的一点饭钱），还要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汇来。一纸国库拨款通知书，用邮寄的方式从南京寄到敦煌，等我们收到时已经是一二十天以后的事了。物价天天在涨，等经费到了敦煌，物价已经涨了几番，货币的购买力更低了。
总务组（办公室）文书兼出纳俞荫人进城到银行提取经费时，因虚开了支票，被常书鸿所长发现后，当即免除了他的出纳职务。研究所只有二十几个人，辛普德是会计，出纳由谁担任呢？常书鸿所长召集全体职员征求大家的意见，但大家都不说话，所长说：“那大家推选一个人吧！”段文杰说：“请孙先生担任吧，他是学技术的，搞点计算当然比我们强。”我连忙声称我不会这项工作。会计辛普德说：“没有关系，有我做传票（记账凭证），你只需凭传票记一个流水账就行了。”现实情况是只有这几个人，我无法推辞，从此就兼任出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研究所的办公经费和工资，是国民党财政部根据教育部的安排每月拨款。拨款时财政部直接给研究所发一个拨款通知书，中间没有其他部门经转，没有层层剥削，但有时连续几个月时间只收到拨款通知书，却拿不到钱。常先生也不勉强我们工作了，叫我们画些商品画去出售，可是也卖不出去。大家处境越来越紧张，可以说食不果腹，后来就自己种粮食和蔬菜，养羊养鸡，以求自给自足，勉强度日。
敦煌艺术研究所根本没有多少经费，每月要去敦煌银行提取员工的工资（当时叫作薪水），然后找到商家把工资买成土布（敦煌农村织的粗布，宽约四十厘米，长六七米）。有时也买成香烟。因为物价涨得太快，如果不买成实物，而是把货币带回所里发给职工，当职工下个星期天再去购买生活用品时，货币就更不值钱了。买成实物折合成货币发给大家，才能少缩一点水，损失小一些。给大家折发实物还得把伙食费扣下，余下的才能折算成实物。当大家需要点零花钱的时候，只有把实物拿去卖给商人，但是又要受到商家的盘剥。我们别无他法，只得如此。
我进城取钱和购买实物，总是和总务组长霍熙亮先生一道，方便随时商量购买实物，买完了还得驮回莫高窟，相互有个照应。我们进城办事，中午饭钱还得自己掏，霍先生城里熟人比我多，偶尔同他去熟人家混吃一顿，下午才骑着瘦马、驮着实物回去。走公路太远，我们总是出东门，沿着大渠边绕到城南，经南台、纪家庄、佛爷庙，然后上了戈壁。牲口驮上物资，再骑上一个人，不堪重负，行走缓慢。夕阳下的沙丘向背分明，沙脊线曲折婉转，景色壮美，但是人困马乏，戈壁上悄无声息，惆怅和凄凉之感不禁涌上心头。儿时读过的文字浮现眼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我不会作诗，但突然间心头涌出“荒村枯树人家，戈壁白云黄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游子身在天涯。”研究所的人员处境艰难，自己哼哼打油诗也是心情的写照。
1949年春天，时局更加紧张，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正常汇经费了。即使收到拨款通知，大多已经时隔二十多天。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拿到巨额的拨款（通货极大贬值，拨款数额很大，但货币面值却很小，被称为关金券，后来又改为金圆券）通知，到银行也提不出钱来了。银行工作人员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没有钱提给你们了，如果你们一定要取钱，只能发给你们银行的本票（代用券）”，还说“不过我们的本票可以在市面流通购物”。我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就发给我们本票吧！”他让我进到柜台里，拿出几本事先印好的票据和木刻一千元、一万元的印章，让我在空白票据上用印章印出数字，然后他们再盖上银行和行长的大印。每次它们要给我几本这种“钞票”，我拿着这种面值很大、作用很小的“敦煌钞票”，真是苦涩难言，哭笑不得，这就是研究所员工的“薪水”。这几本“钞票”还不能带回莫高窟发给大家，因为社会上不愿意用这种靠不住的“敦煌币”而喜欢“袁大头”（银圆的一种，这种硬通货非常吃香），有时也把这种本票按市价买成“袁大头”。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发薪水的时候，扣下了下月的伙食费，余钱折合成九包咖啡牌香烟。有一次我进城办事，中午在一家夏姓老板开的小饭馆吃了一碗面片。我没有货币可付账，就掏出一包香烟付给夏师傅，他把香烟接在手上掂了掂，无可奈何地说：“好哩！”算是认可了。有些大城市没有钞票发工资了，大家是拿着筐子、篮子或背上一捆一捆的钞票去买东西，货币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1949年夏天，所里共有20多名员工，还分成两个伙食单位分灶吃饭。因为经常发不出薪水，虽然是两个灶，实际上吃得也差不多，顿顿不是白水面片，就是馒头。蔬菜基本上是自己种的，有白水煮萝卜、菜葫芦、咸韭菜，没有任何油水。面粉是自己磨的，为了节约小麦，磨得稍粗一些。唯一可以调剂的就是我们养了一只母山羊，每天可以挤点羊奶；还养了几只母鸡，隔三岔五收个鸡蛋勉强维持身体的基本需要。
1949年4月，解放战争已到最后关头。有一天段文杰先生进城办事，晚上回来高兴地说：“共产党已经打过长江了，还宣布蒋介石以下几十个高级军政要员是战争罪犯。”大家在中寺院子里议论纷纷，常所长曾劝告段先生：“现在时局不稳，社会上流言很多，情况非常复杂，还是谨慎一点为好。”过了些日子，看到了报纸（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在兰州办的《和平日报》）才证实了战事情况，还看见了毛泽东、朱德发布的渡江作战命令和战犯名单。敦煌地处边塞，消息闭塞，但重大事情还是有人传播。
1949年六七月以后，虽然还能收到国库拨款通知，但银行里连本票都发不出来了。甘肃的军政大权已经由马步芳掌握。为了扩充兵员，国民党强行征兵，到处抓壮丁，抓得敦煌县城、乡里鸡飞狗跳、人心惶惶。敦煌艺术研究所虽深处戈壁，也不免受一些影响。我们吃的面粉是一个雇工磨的，他是敦煌三危乡的农民，人很勤快，每天准时早起磨面，当天的磨好了，又忙着筛选、淘洗第二天磨面的麦子，还得喂饱拉磨的驴，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就这么个老实巴交的青年农民，也被保甲长拉了兵。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两个比一般农民穿戴稍微整齐的中年农民来到莫高窟中寺院子，其中一个人还背着一支步枪。他们说有个农民在你们千佛洞干活，要抽他去当兵，好像是霍熙亮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他们就直接找到中寺后院常所长的家。常所长在家门口拦住这两个人，他们说：“我们知道这个人在你们这里干活，请你们把人交给我们。”常所长说：“我们这里没有你们要的人。”这两位保甲长似乎想强行进屋，常所长说：“你们想要干啥？”他们说：“我们想看看。”常所长质问道：“这是我的家，你们看什么？”两个人无奈地慢慢离开了，还悻悻地说：“我就不信抓不到！”接着又在中寺各处寻找。据上寺徐喇嘛说，他们早在各处都找过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要找的人真的躲在常所长的家里，事后常所长给了他一些吃的，让他连夜跑到三危山里的观音井躲藏起来。保甲长们为了交差，还是千方百计找到这个年轻人并把他抓走了。最终，他的下场也就不得而知了。
此事过了不久，事务员范华进城办事，当天没有回来。因为老范在敦煌城里有家，大家也没有在意。当天夜里，老范的大哥范成连夜赶到莫高窟，说昨天范华被抓了壮丁，他的母亲为此急得快病倒了，请常所长帮忙救人。常所长一听也很着急，当即请霍熙亮先生带上他的亲笔信，进城找县太爷或是兵役部门。霍先生在县城奔波了几天，四处求人，终于见着了被关押在北台庙的范华，但兵役部门说：“范家三兄弟都是青年，他家应该抽一丁，范华最年轻，抽他去当兵是应该的。”霍先生说：“我们是教育部的直属单位，范华是我们单位的职员，应该免服兵役。”最后大概花了点钱，终于把范华救了出来，虚惊一场。范华为此很长时间都不敢进敦煌城。
抓壮丁的事情过去不久，六七月间，解放战争已经临近西北，驻敦煌的国民党部队调动频繁，社会上人心惶惶。研究所只剩下不到20人了，经费无着落，身处困境，大家也没有心情继续上洞窟工作。常所长见大家情绪低落，说：“大家散散心吧，到月牙泉去玩玩。”常先生和李承仙夫妇邀约了霍熙亮、段文杰、黄文馥、欧阳琳、史苇湘和我，共八人，但所里只有两匹马、四头驴，于是我和段文杰自告奋勇，步行去月牙泉。大家在月牙泉一直休息到下午，仍然是我和段文杰步行进敦煌城，其余的人提议进城后让牲口返回来接我们，被我俩谢绝了。天气炎热干燥，段先生和我步行到纪家庄附近时，人困口渴，走进一家庄子稍事休息，要一点水喝。这家院子比较干净、整洁，看起来不是一般农家。中年主人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喝了凉茶，并询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从事什么职业的，等等。段先生一一回答了。对此事我们并没有在意，但时隔不久，我们听说那家是保长家，他看我们年轻力壮，又是步行，打算抓我们的壮丁，听说要抓的是“千佛洞研究所的职员”，还听说有人要给我们送马来。研究所单位不大，但敦煌城乡都知道是中央单位，最终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马步芳上台的时候，敦煌县上某些士绅为了给马长官捧捧场拍拍马屁，想派人到兰州给他送一份大礼。一位敦煌的头面人物，亲自来所里找常所长要画，常所长说：“我们这里画的都是佛或菩萨，马长官信仰伊斯兰教，送佛教的绘画恐怕不好吧！”来人说：“常所长是大画家，请你画一张画吧。”常先生说：“我是画油画的，短时间又画不出一张油画。”怎么办？后来不了了之。
美制卡车
1947年，我到敦煌不久，发现在中寺后面场院饲养牲畜和停放牛车的一角，停放着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车牌叫“斯帝派克”。卡车很结实，但是经过长期日晒雨淋，显得有点破旧，听范文藻说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在重庆移交给国民党的军车。1946年，常书鸿所长因教育部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而前往重庆，呼吁成功后，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向国民党国防部长陈诚要来交通工具。常所长有了这辆大车，买了些物资，开始招兵买马。他在重庆招来了郭石清（画家）夫妇、凌春德（雕塑家），在成都招来了四川艺专的霍熙亮、范文藻及漆器工艺教授沈福文夫妇，到兰州后又加入了段文杰，一路浩浩荡荡回到敦煌。这部车应该是“功臣”，可惜到敦煌后司机觉得这地方太苦，不愿留在莫高窟，弃车离开了。没有司机，汽车一直闲置着。后来霍熙亮和范文藻二人鼓捣着学开车，终于发动起来了，去了敦煌城好几趟。他们俩毕竟是门外汉，只知道开车，不知道检查保养。有一次从敦煌城返回莫高窟，在距离莫高窟三四公里的河滩上吃力前行，一踩油门，只听到引擎“轰”地响了一声，车子就不动了。经检查是引擎的活塞连杆断了，把油箱底壳的侧面捅了一个大窟窿，车子完全报废了，在后院一停就是一年多。
1948年夏天，从社会上来了个汽车机械师周巨川，他自告奋勇说能把汽车修好。常所长同意后，他四处活动，大概去新疆带回一些零件，从敦煌县上一个工兵营里借来一些工具、一部发电机，又请了几个帮忙的军人，正好有一批从山丹培黎学校来的老师，其中一位美籍俄罗斯人也参与了修车。他们鼓捣了一段时间终于把破车拼装起来、发动起来了，大家非常兴奋。平常我们到敦煌城是骑马骑驴或步行，现在可以较快往返敦煌城了。可惜我们只享受了一次方便，汽车很快就外出跑生意了，目的是想赚点钱改善一下单位拮据的经济状况。出去跑生意由周巨川开车，窦占彪当助手，霍熙亮负责财务和监督。第一单生意是装运敦煌的棉花到武威交货，然后从武威拉货贩卖到张掖、酒泉甚至新疆的哈密。周巨川是一个很有技术的人，但生活上却是一个“无赖”，每到一地，他把汽车停在一个大车店，转眼间就不见人了。货是他联系的，运费也控制在他手里，霍熙亮、窦占彪拿他没有办法，有时二人连吃饭、住店的钱都没有。周巨川则住在窑子里，吃喝嫖赌，把跑车赚的运费花了个精光。有一次从玉门拉军油到哈密，他把军油偷卖了，结果被军队扣下了车。没办法了，霍熙亮只身回到敦煌，常所长把职工的薪水交给他去哈密赎车。
1949年春节前几天，汽车赎回来了。为了进城过节，常所长夫妇及大部分职工随车进城休假，住在一户陶姓人家中。常所长、霍熙亮、段文杰商量，等汽车一进城就把周巨川抓起来。没想到周巨川开车到陶家院子，趁人们下车安置住处时溜出大门，转眼就不见人影了。他是个久闯江湖的无赖，能料到对于几个月来的胡作非为，研究所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汽车一进城立刻逃得无影无踪。敦煌城虽然不大，但一时也拿他没办法，后来就不了了之，而我们职工一两个月的薪水也泡了汤。
就在我们穷困潦倒之际，屋漏偏逢连夜雨。栖栖惶惶地过完春节，我们要回莫高窟了，可司机溜走了，一群人如何回去呢？那些年，无论冬夏我们进城都得带上被褥，如今不但汽车没指望了，还得背上被褥步行回去。大家商量到骑兵团借十几匹马，但是正值春节期间，人家也在休假。最后，还是霍熙亮、窦占彪两人勉强把汽车开回了莫高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辆汽车捐赠给了敦煌县，后来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