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初到莫高窟

莫高窟初印象

我抱着悬念和希望，迎来了关键的一天。

敦煌天气晴好，清晨凉爽宜人，只是空气非常干燥，嘴皮都干裂了。我们暂住地是东街，是敦煌的繁华地段。我上街溜达，早晨行人不多，商铺向外有很深的廊子，实际就是日常做生意的地方，店家的伙计们正在廊子和街面上洒水和打扫卫生。我们还是在银行吃早饭和午饭，但和银行没有任何交往，这样的接待当然是研究所常书鸿先生的特意安排。午后，听说来人接我们了，银行门外有几头驴子。说实在的，四川西部没有这种牲口，我只在街上见过一个卖膏药的走方郎中牵着一匹又矮又瘦、非常可怜的驴子，现在竟要我骑在它的背上，真有趣！后来才知道，驴子是驮我们行李的，有汽车专门来接我们。不久，银行门口来了一辆军用小吉普。我们向行长告辞，坐着吉普车向莫高窟进发。

经过几个村子，转向山间行进，路面不好，小车在颠簸中前行。有一段公路地势较高，远远望见一小片树林，司机说：“那就是千佛洞！”远处的那一片绿色虽然代表着希望，但是规模太小了，虽有惊喜却又有点失望。司机不停地介绍千佛洞的情况，但我顾不上询问，只顾自个观看山崖上密密麻麻的小洞。直到绿树丛中露出一座红色的高楼，我们几个同学大声喊着“到了……到了……”

车子越过一片河滩，上了一段小坡，转过一片小房，有一扇大门，门额上有于右任题写的“莫高窟”三个大字。进了大门，车停在一座小庙的门口，门额挂着“雷音禅林”牌匾，一侧还挂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牌子。车刚停稳，院子里陆陆续续出来一些中青年人，其中有我认识的范文藻，他是我们艺专的学长。经他介绍我认识了段文杰、霍熙亮。一行人把我们带到办公室，会见了我们久仰的常书鸿先生。常先生红光满面，气宇轩昂，一派学者风度。小小的会议室，一时非常热闹，寒暄之声不绝于耳。二十多天的旅途、二十多天的辛苦终于结束了，我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傍晚，毛驴驮来了我们的行李，一位高高的青年（范华）为我们安排住处，宿舍是一排低矮的房屋。我一侧的邻居是曾任教四川艺专的霍熙亮先生，另一侧是刚见面的段文杰先生。三位女同学住在宿舍的另一头。宿舍不大，不到十平方米，地面是土地，门窗做工比较简陋，不过窗户纸是新糊的白纸，窗下有一个土桌子，靠后墙的主要位置有一个土炕，上面铺着席子。后墙的正中开了一扇小通风窗，另一侧墙上有一个壁橱；屋顶上的檩条和椽子都是新新的。炕边有一张小桌，带两个抽屉，日后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地方。土桌上有一把茶壶，两个小茶杯，一盏有玻璃灯罩的煤油灯。壁橱旁墙角有脸盆架，脸盆是我们自己带来的。小屋虽然粗糙却也简洁清爽。我的行李非常简单，其他东西只有安顿下来再置办了。

晚饭后，在饭厅闲话途中见闻，而后赶紧回到宿舍书写平安家信。长途旅行到达目的地后，我顿感疲乏，同时心情也放松了，上炕以后酣然入睡。睡梦中“叮咚”之声不绝于耳，我被惊醒了，醒来有些失眠，猜想这难道是和尚半夜念经？第二天问过范文藻先生，才知道这“叮咚，叮咚”的声音来自九层楼悬挂的风铃。风铃，古代叫“铁马”，内置一枚十字小锤，锤下挂了一个牌牌（铁片或木头制作），遇风“叮咚”作响。

天色未明，鸡鸣四起，从此开始了我的敦煌生涯。

天刚麻麻亮，我就迫不及待想去看洞窟，解开这一路的悬念——莫高窟究竟是什么样子。起床后，我一个人直奔洞窟，先去了九层高楼。这时天色已经亮了，但洞窟里黑咕隆咚，仰头一看——好大一身佛，让我又惊喜又震惊。大佛窟往北，洞窟前全是一堆一堆的沙子，非常荒芜，掩埋了底层洞窟的一部分。我一直走到现在的小牌坊那里，匾额上题写着三个大字“古汉桥”。小牌坊后面有一个高台阶，我顺着台阶爬了上去，洞窟保留着张大千的编号。我进了一个大洞窟，墙壁画满了佛、菩萨等形象，都是白眼睛、白鼻梁，我不禁纳闷：“这不是欧洲印象派的画吗？可是敦煌一千多年前就开窟了，欧洲印象派怎么这么早就在敦煌出现了？”带着满心疑窦，我又迫不及待进入下一个洞窟。洞窟外面没有走廊栈道，都是墙壁上穿孔，从一个洞窟穿到另一个洞窟。置身洞窟，我仿佛进入了历史殿堂，遥想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瞻仰膜拜的场景。

丰富的洞窟内容我没有细看，其实也看不懂，但仍被精美的艺术所震撼，尤其喜欢洞窟中瑰丽丰富的藻井图案。就这样我一边走一边欣赏，从三层楼的尽头下到了底层，走进了对面小庙的院子（下寺），那里好像长期无人居住，冷冷清清，有点恐怖。从下寺出来，沿着大泉河走到北区，这些洞窟好像没什么东西。我一直走到最北面的洞窟（张大千编号309窟），被所绘的内容——人皮、人脑袋、骷髅骨等——吓坏了。我心里嘀咕：“这画的什么呀？”我母亲信仰佛教，带我去过寺庙，看到的都是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四大金刚等形象，像这样的绘画确实不曾看见过。

看完洞窟我感到饥肠辘辘，返回中寺院子，准备去吃早饭，结果被告知“这里没有早饭，只有午饭和晚饭两顿饭”。范文藻先生告诉我，可以“到厨房笼屉找头天剩的馒头，把馒头放进灶窟窿里头烤一烤，很好吃”，我照着去做，果然烤过的馒头别有风味。四川不吃馒头，只有包子，我适应了好久才习惯吃馒头。厨房的锅里有热开水，我打了一水壶，但实在不好喝。莫高窟水质不好，加之做饭的铁锅有些油腥、铁锈和饭味，我过了好长时间才适应了这种开水。

早饭后，常书鸿先生把我们四人叫到办公室：“你们初到这里，肯定想了解一下洞窟，今天就由段先生和范先生陪着你们几个到洞窟里看看。段先生和范先生会给你们讲解洞窟的历史和艺术内容。”午饭后，我们跟着段文杰先生、范文藻先生去看洞窟。段先生给我们讲了许多内容，经变画、佛传故事画等。我听得云里雾里，弄不清楚什么叫经变，也搞不清楚洞窟的历史脉络。很多洞窟进出比较困难，有的要佝着腰，有的要爬一种独杆的蜈蚣梯。范文藻问我：“你敢不敢爬这个梯子？”我说：“这有什么稀奇。”他说：“我们打个赌，你试试？”我从小在乡下生活，爬梯子、上树都不成问题，后来学习建筑，依旧爬高爬低，所以他赌失败了。

段先生给我们做辅导，带着我们看了几天洞窟，他算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了。看完洞窟后，常先生给我们安排任务：“给几天时间，你们自己到洞窟去看，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们都有美术的功底，接下来几天，我们就画藻井的局部、装饰纹样等。我找了个北魏洞窟（现编号第257窟），画须摩提女因缘中的几个人物形象。我一个人在洞窟徜徉，感觉呼吸的是历史的气息，又觉得跌入了艺术的海洋，但并未了解它们的深刻含义，只是将客观印象印入了脑子。

接受任务

我到莫高窟的第一个建设任务是设计一座小型陈列馆。常先生希望陈列馆包括两方面功能：一部分做陈列，一部分做接待。他还特别叮嘱我，要按照当地的条件进行设计，即用土坯修房子。我按照常先生的意图设计了图样，并按照房子建成后的样子画了效果图，做了颜色渲染。九月下旬，秋意渐浓，白杨树已是彩色，背景就是秋天的景色（房子的设计图纸和效果图现存于保护所的档案室）。征求了常先生的意见后，我又做了修改。最后的设计是矩形平面建筑图，规划了三个展室，展室背后是三个接待室，计划修建在下寺果园南面。图纸设计完成大概一两个礼拜后，常先生到兰州和李承仙结婚去了。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回来后，他安排行政人员帮我备料，然后开始施工。我上学时用的是外国教材，学的是希腊、罗马建筑设计，不懂敦煌建筑的材料，没学过用土坯修房子。

到冬天，墙砌起来了。常先生要求展室是顶光，不用墙面窗户采光，因为墙面要用来布展，如果开了窗户，既占空间，也不安全。如此简陋的施工材料，要解决顶光问题真是费了我一番心思。三个展室两侧的两间做展览，中间是过厅，两端的房子设计了顶光，过厅不是顶光。后排中间是休息室，两边两间房子做接待。常先生是留学法国的，西洋建筑房子里都有壁炉。于是他要求接待室要有壁炉。这也是个考验，炉子得贴到墙壁上，可以生火取暖，但房屋中不能烟雾缭绕。我上学时了解过西方建筑壁炉的式样，看过相关图片，但敦煌材料匮乏，我只能想方设法解决。当地木工不会做玻璃窗户，要一点一滴给木工讲解；还要给泥瓦匠讲解壁炉怎么砌。我把设计比例图画得很大，供工人参考。直到1948年秋天，房子才完工。这个房子接待过好些客人，我记得比较清楚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长官张自忠，同行者有甘肃省文化名人水梓等。

第二年，又修建了一些宿舍——八九间套间。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支援西北建设，特别是开发玉门油田时，经常有苏联专家来支援，没地方住了就住到这里。后来成了我们的职工宿舍。

除了修建房子，常先生还让我做洞窟测量工作。他把研究所刚成立时所测量记录的一些简单的图纸给我，叫我补充其他洞窟的平、剖面图。1948年春天，我开始测量窟檐，莫高窟保留的5个早期窟檐我都做了测量。测量窟檐很艰辛也很危险，窟檐都在三四层洞窟，距离地面非常高。在栈道梁上搭建个窄窄的门板，栈道的挑梁已经糟朽了，但很粗，上面架个小梯子爬上去测量，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摔下来。测量窟檐的同时，我也把窟檐本身以及窟檐上留存的彩画画成图。我在学校学过中国古代建筑史，于是写信请教老师，老师画个图，详细告诉我古建筑上的部件名称。直到十年前，研究院有人还向我索要当时绘制的图纸照片，研究古建的学者认为那几张彩绘是比较珍贵的资料。这些窟檐测绘资料及彩绘图，在梁思成先生的著作中也被引用了。

1948年，常先生还安排我们绘制洞窟解剖图，每人承担一部分工作，我大概画了两个洞窟。因为我搞建筑测绘，画的图有些建筑味道。北魏中心柱窟的一个洞子，被烟熏得黑黑的，我画的时候先刷个底色，然后晕染，烟熏的效果就出来了。常先生看到后，说“你这个办法好”。

在常先生的主持下，我们还对洞窟进行了编号。以前张大千大概编了309个号，我们编到465个号。编号牌是我设计的，写在厚纸板上，刻出来再添颜色。我们用油印纸印好编号，贴到洞窟墙壁没壁画的地方，或贴到佛龛内壁画坏掉的地方，现在大多都不在了。我们也跟伯希和、张大千的编号做过对比，我们的编号字体大一些。另外，我们还把自己的编号和他们的编号对照着抄在笔记本上，可惜这个笔记本遗失了。编号是1947年冬天到1948年春天进行的，因为天冷，其他工作都不好开展，这项工作搞了一个冬天。

回想刚到敦煌的情景，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工作很顺心。我们四个人各有各的工作，整天在洞窟工作，两耳不闻窗外事，觉得莫高窟真是净土啊！

野黄鸭和小黄狗

度过了1947年严寒的冬天，第二年三月的阵阵春风刮得杨树梢呜呜作响，明媚的阳光晒到身上暖洋洋的，田间地头向阳处的青草已悄悄地探出了嫩芽。清明一过，杏花、桃花、梨花争先恐后竞相开放，钻天杨、小叶杨似乎一夜之间枝头挂满了绿叶，榆树枝头挂满了嫩绿色的小钱。这是我在莫高窟经历的第一个春天，对此我感到十分惊讶，家乡的春天是从容不迫地缓慢而悠闲地到来，而莫高窟的春天像是爆发似的，匆匆忙忙赶来了。

正是繁花似锦、春色满园的时候，天空中不断传来嘎嘎的鸣叫，成双成对的野鸭在莫高窟上空飞旋。后来才发现它们在北区的山崖上筑巢产卵，要在这里繁育后代。这是一种候鸟，棕黄色的羽毛，比家鸭稍小，也是水禽，敦煌人把这种鸟叫黄鸭。大概四月中旬，小鸭孵出后，母鸭带着雏鸭到小溪边游戏、觅食。此时正值莫高窟每年的庙会（农历四月初八沐佛节），敦煌城乡来莫高窟的游人骤然增多。有一天，我们发现几个年轻人抓了一群小黄鸭，每人手里都抓了一两只。小鸭惊慌失措，一边挣扎，一边不停地啾啾乱叫，十分可怜。范文藻和我设法与那几个青年搭话，问他们是哪里人，是不是学生？他们说“是敦煌中学的学生”。我们说：“这里是黄鸭的故乡，春天它们从南方飞回来在这里繁殖后代，你们把小鸭抓来玩，一会儿弄死了，以后黄鸭就不会回来了，多可惜！你们把小黄鸭送给我们，养在莫高窟好吗？”有三个学生把小黄鸭给了我们，一共六只，另一个学生手里的两只不愿意给我们，也就只好作罢了。我们宿舍后面的果园里有一株大杏树，树下有一个水坑，小鸭放在水坑里非常活跃，游来游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从此我们饭前饭后一群人都驻足水坑边上，观看小鸭戏水。这真是上天送给我们珍贵的礼品，为莫高窟单调枯燥的生活平添了一份乐趣。

常所长和李承仙也经常观赏小鸭嬉戏，他们家的小黄狗“嘟嘟”和小猫也到水边来了，但它们有点不怀好意，有趁机偷袭的迹象。我们多次对它们进行适当的警告和惩处，才没有让它们得逞。小鸭有人保护成长得很快，也敢于和人亲近，可以到我们手边来吃馒头等食物。后来它们可以成群地跟随我们进饭厅，在饭桌下捡食残渣剩菜，在人们脚下穿来穿去，忙个不停地寻找食物。这些小东西也有讨厌之处，它们寻找食物的同时，会毫无顾忌地随地排泄，弄得饭厅地上很脏。

黄鸭成长得很快，不知不觉间羽毛丰满了，翅膀长成了，可以在果树林中拍拍翅膀作短距离飞翔。小水坑仍然是它们活动的场所，但它们食量更大了，已经满足不了我们施舍的那一点点食物了，好在果园中有的是青草、昆虫。虽然果园中的食物很丰富，但每当我们开饭的钟声敲响，这些小家伙也能听懂钟声的含义。它们并不是快步走向饭厅，而是振翅飞过我们宿舍的房顶，直接落在饭厅门口，这时饭菜已经摆在桌上，如果不及时阻挡，它们可能就会毫不客气地跳上桌子抢先就餐了。我们只好把它们拒之门外，但它们以高声鸣叫来表示抗议。我们吃过饭后只得再带着剩菜剩饭到小水坑边，小家伙们又摇头又摆尾地跟在我们后面，到水坑边抢着吃食。

秋凉之后，黄鸭似乎已经感觉到气候的变化。它们快速成长，羽毛更丰满了，不但在果园里飞，还经常在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盘旋。我们原以为它们是在莫高窟被饲养长大的，可能会改变候鸟的习性，认定这里就是家，不会迁徙到温暖的南方。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生物的习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到了十月上旬，它们开始躁动不安了，每天都在天上飞翔，而且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几个钟头都看不到它们的影子，大概是在为日后的长途飞行做准备吧！

终于有一天，有三只黄鸭飞上天空，在两山之间飞翔，不停地鸣叫，意在呼唤另外三只还没有起飞的同伴，似乎有些依依不舍。飞走的三只黄鸭当天没有回来，我们推测留下的鸭子可能不会走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正在我们深感失落的时候，飞走的三只黄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飞回来了。它们的归来令我们备感亲切和兴奋，更加珍爱它们。于是我们赶忙给它们喂了些麦粒，让它们饱餐一顿。可是没想到过了两天，所有的黄鸭一起飞走了，从此没有了音讯，一去不复返。老杏树下只留下一池清水……许久许久，大家还在怀念它们，怀念近半年的日子里，它们带给我们的温馨、愉快和慰藉；怀念它们的天真、活泼和那种生命的灵动。

在莫高窟那种信息闭塞、缺少娱乐、生活枯燥的日子里，我们饲养了几只黄鸭，把它们从小喂到大，带给了我们多少欢乐和愉悦啊！而今令我们怀念的是它们是否飞到了温暖的南方，它们安全吗？但愿它们明年还会回到它们的故乡莫高窟。我们一群游子对于它们能够展翅高飞感到由衷地羡慕，我们何时能够回到家乡？何时能见到久别的亲人？

上文提到的“嘟嘟”，是常所长和李承仙养的小黄狗，活动范围在常所长他们家的中寺后院和我们职工宿舍院子。嘟嘟没有小伙伴，只能和人玩。每天我们饭前饭后在院子里休息闲聊的时候，嘟嘟就在人们跟前串来串去、蹦蹦跳跳，很喜欢人们与它逗乐。嘟嘟不时去挑逗我们饲养的六只小黄鸭，向它们发出几声吠叫，显示一下威风。我们怕它去咬小黄鸭，总是护着小黄鸭，不让它接近。嘟嘟也许知道了人们的心意，总是逗弄着小鸭玩玩，从来没有真正伤害过它们。后来嘟嘟逐渐长大了，它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莫高窟各处都能见到它的影子，房前屋后、水渠边、树林里，真是无处不在。洞窟前是一片浓荫的杨树林，杨树的枝丫间有乌鸦筑巢繁育后代（这种乌鸦较小，颈上有一圈白毛，我称之为白颈乌鸦，也许有别的名字但我不知道）。

有一天我在洞窟里工作，听到许多乌鸦狂呼乱叫，似乎很惊恐，可能鸦雀群中发生了什么大事。莫高窟太安静，鸟儿的鸣叫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赶忙到洞窟外张望，果然看见一桩好玩而且可笑的事——原来是嘟嘟闯了大祸了。乌鸦的雏鸟从树上掉了下来，雏鸟的父母正在设法营救。这种白颈乌鸦非常合群，雏鸟掉下树时其他乌鸦也赶来帮忙，所以引起群鸟的鸣叫。适逢此时嘟嘟出现了，它大概是出于好奇跑到了雏鸟的附近，群鸟“轰”地飞走了，雏鸟在地上乱蹦乱跳，嘟嘟过来把雏鸟一口叼上就跑了，大鸟们飞起追赶。我只看到了这一幕闹剧，而嘟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想嘟嘟可能是把小鸟弄死或者干脆把小鸟当作一顿美餐给吃了。两天后的下午，我们几人在宿舍院子的西头闲聊，看见嘟嘟从皇庆寺（中寺后院，常所长的家在里面）出来，摇头摆尾走着。突然，两只乌鸦从天而降，快速地俯冲，向嘟嘟的头部猛啄，嘟嘟反应过来之后，转身反击，乌鸦迅即飞开。等嘟嘟向前跑时，乌鸦又发起攻击，如此反复几次，嘟嘟招架不住，满院子乱跑，寻找藏身之处，最后还是逃回它的主人家中才躲过了乌鸦的继续攻击。这是我亲眼所见的趣事，也是嘟嘟作恶多端受到的惩罚吧！

关于嘟嘟还有一件趣事得说说。当时研究所有一批工人，正式的名称叫所警（现在的保安）。他们日常的工作并不是站岗执勤，而是喂养牲口、管理园林等，也有专门进城办事采购的，像窦占彪就是负责在洞窟上搞维修的，有一个工人叫周德信，甘肃高台人，说话口音很重，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老周会一点木工技术，更会种瓜。1948年，他在中寺与下寺之间种了二三亩哈密瓜，瓜成熟后，他把成熟的瓜摘下来，放在饭厅里。他种的瓜又大又甜，真是太好吃了。当时人少，大家随便吃瓜，也不要钱，但是地里的瓜其他人不能随便摘，得由老周去摘。据他说是怕我们摘到生瓜，不能吃，丢了又浪费，这倒是实话。我们知道老周的脾气，都自觉不到瓜田去摘瓜。老周白天在瓜田里侍弄瓜藤，一直在地里转悠，小黄狗嘟嘟一到地里去，老周就把它赶走。于是，嘟嘟就在夜里去偷瓜。依仗灵敏的嗅觉，它会选最好的瓜吃。它每次啃一个大瓜，只能吃掉一部分，其余的就扔下了，气得老周直骂，可拿它没办法。

虽然嘟嘟很淘气，但大家还是喜欢它，老逗着它玩。嘟嘟没有同类的伙伴，似乎感到孤单寂寞，不知道何时跟上人家的牛车离开了千佛洞。嘟嘟不见了，我们深感可惜，忘不了它被乌鸦追逐的狼狈情景，忘不了它一天到晚活蹦乱跳的身影。它曾带给我们一些欢乐和愉快，留给我们一点惋惜和惆怅。

第一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