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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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烽火中求学

辗转求学

1935年秋天,我10岁,在成都上了小学。我在农村私塾已经读过《大学》《中庸》等,母亲打算让我直接上小学的高班。教务主任对我简单测试了一下,收下了我,让我跟着读三年级下半学期的课程。私塾不设算术,三年级下半学期之前的算术我没有学过,数学成了我最大的难题。因为数学拖后腿,我始终是个中不溜的学生。得益于家庭的熏陶,我喜欢唱歌和美术,有一门课叫“劳作”,教折纸、剪纸等,我也比较喜欢。四年级时,我因唱歌唱得好被选进学校的合唱队,到四川省广播电台去唱歌。家里人觉得很荣耀,亲戚说:“哎呀,我们那个小孙上了广播电台了!”但唱的是什么,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五年级暑假,“七七事变”爆发,小学生的爱国热情也被点燃,整个学校都在传唱抗战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最流行的是《松花江上》。

“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不断轰炸,政府动员成都的老幼疏散到农村或者远一点的郊县,母亲回老家了。为了让我继续读书,她把我寄送到姐姐家,在当地上学。姐姐家在双流县,距离成都不到二十公里。姐姐的公公曾留学日本,参加过“中兴会”“同盟会”,从日本回到成都后创办了报纸,揭露不良社会现象,因此得罪了人,报纸办不下去了,人也逐渐消沉,后来染上了大烟。我住在他们家的时候,他每天晚饭后就躺在床上抽大烟。他夫人不识字,二人没有共同语言,他就叫我过去陪他说话,给我讲一些故事,讲一些他的经历。长期陪他聊天耽误我的学习,我跟母亲商量,还是想回成都上学。六年级夏天,我又回到之前成都的那所小学。

六年级毕业之后,我选择离家很近的一所私立中学上初中,这所学校叫“成公中学”,是一个留日学生为了报效祖国拿出所有家产兴办的。校长姓夏,学校分初中部、高中部和男生部、女生部。1939年,我进入初中部就读,一学期课程还没结束,抗战形势就更紧张了,政府要求学校全部迁出城市,到农村去办学。学校搬到距离成都西南大概十公里的白佛寺,周围没有村镇。寺庙很完整,有山门,进门是天王殿,塑有四大金刚,后面是个大院子和大殿。复课那天,哥哥送我到学校,学生宿舍还没有收拾好。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一个房间,就在地上铺了草,草上铺了席子,几个学生睡在上面。

夜晚,我们听到轰炸机震耳的声音,又听到炸弹的爆炸声。过了一会,成都方向火光冲天,半边天都红了。我们都很紧张,大点的同学半夜三更开始往成都跑,老师也没办法控制局面了。我年龄比较小,快天亮时才和几个同学结伴往成都跑。成都还有我家的房子和生意,哥哥也在成都。我们抄了近路进城,城里到处都有死人,街上停放着棺材,还有未清理的血迹。进入市中心,大片大片的房屋被烧毁、夷为平地。炸毁的房屋还在冒烟,烧死的人们蜷在一起,尸体还在冒油。我家的商店地处成都比较繁华的街道,被炸垮了,铺面已看不出原貌,钱柜子也被人砸坏抢劫了,只剩作坊还在。我们家在城边上,得知家里没被炸,我才稍许安心,但没见到家人就返回学校了。

两年半的初中生活,我都是在寺庙度过。条件不好,住的是草房子,冬天在水房能打到温水洗脸、刷牙,夏天学生都是光着脚丫子上课,睡觉前在溪水中冲一冲就上床了。由于物价上涨,伙食不好,我们基本吃米饭,八个人一小桌,四小碗菜。岁数稍大的老师住到寺庙;有些年轻的老师还住在成都,坐着独轮车或步行来上课,如果下雨就来不了了,课也就停了。回想三年初中生活,感觉自己像被放羊了,没有好好学习。但那段时间,我仍然对唱歌、绘画感兴趣,还常常为班级画墙报的刊头。

我读初一那年,父亲去成都时因车祸把腿摔断了,在乡镇接受急救治疗。后来他腿伤虽慢慢好了,但身体衰弱了。我上初二时,父亲病重,家人叫我回家看看父亲。父亲病危时,哥哥出门准备后事,家里只有两个嫂子和我。我在睡梦中听到哭声,赶快起床,起来时父亲已经走了。父亲信奉道家,临终时还盘着腿练功,一直坐到生命终结。父亲是乡镇上的名人,丧事办得很隆重,家中积蓄花了不少。因在战争中遭遇轰炸,家里房产蒙受很大损失,父亲丧事之后,家中经济更紧张了,不足以维持我继续上高中、上大学,所以初中毕业后,我自作主张报考了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是抗战初期兴办的一所学校。抗战时期,四川、云南是西南大后方,很多美术家、音乐家流亡到此。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是留法归国人员,他喜欢艺术人才,收留了一批音乐家、美术家创办了“四川技艺专科学校”。初设时是三年制中专,后升级成大专,学制为五年(三年高中加两年大学)。大多老师是留法归国人员,不少人与常书鸿先生同时期留学法国,彼此都很熟悉,教学也是模仿法国大学的方式。尽管我们学校是初创的,但师资力量不弱,都是一流的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老师在北京创办了工艺美术学院。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音乐、美术专业毕业生只能教书,没有多少出路,建筑专业比较实用。我思忖再三,选择了建筑专业。读建筑专科也要学习绘画,所以我被划分到美术类。考试时,除了语文、数学、英语外,还要加考美术。最终,我如愿考入了建筑系。前两年学习高中课程,增加了美术和基本制图,那时叫“投影技法”,现在叫“画法几何”,就是对于图形的理解和绘制。美术老师教我们绘画课,教务主任教我们初级图案(花纹怎么组合等)。学习建筑设计,既要美术基础,也要逻辑思维,需要把一些东西组合成一个平面,再把它立起来,形成三维空间。我们专业的一些同学对美术课不感兴趣,进校时全班有30多个同学,到三年级时只剩下不到20人。进校时有5个女同学,到第三年只剩下李其琼和另外一位女同学了。

上学的第五年,抗日战争进入危急阶段,侵华日军想从云南进入四川。成都、重庆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很多青年自愿参军。班里有两位同学报名参加了第一远征军,我们激昂慷慨送他们到军队去报到。他俩属于技术兵种——炮兵。当时有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现在想起还是激动人心。抗战胜利之前,学校总共有几十个同学参军,国民党也很爱护青年学生,第二批参军的学生没有直接上前线,一些当了宪兵,一些被派到印度管理军事物资。抗战胜利后,他们很快复员了,回到学校跟原班上课。

就这样,我在抗战烽火中度过了求学生涯,毕业时抗战已经结束了。

初入社会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建筑业很兴旺,成都兴办了营造厂。毕业前夕,我和班上另外三位同学相继进入一家叫“润记营造厂”的建筑公司上班。毕业班课程少,不上课时就去厂里工作,做设计、做银行门面、修商店等。这家公司总厂在重庆,成都有一家分厂,老板是重庆大学土木系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跟我们年龄差不多。我们像同学一样,相处得非常融洽。毕业后,我被调到重庆,总厂老板是唐山工学院土木系毕业,他弟弟是四川建设厅的厅长。也许是得益于弟弟的背景,总厂老板还经营了一家外贸公司,对外出口四川特产,如猪鬃、桐油、麝香等。除了老板外,总厂主要有两个业务人员,我是技术员,还有一个工程师,他是老板的同学。

厂里住宿条件很好,我住在一栋小楼上,还拥有一个单独绘图的房间。我保持着在学校时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起床后到街上散步,锻炼锻炼。公司里的一些职员与我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他们晚上打牌,早上不起床,礼拜六晚上通宵打麻将。让人很难忍受的是重庆的天气。重庆是长江沿岸“三大火炉”之一,夏天非常炎热。绘图的时候,我汗珠子不停地渗出,既要认真绘图,又要提防汗水打湿图纸,非常难受;睡在床上也热得冒汗,早上起床冲凉,连自来水都是热的。

上学时,学校音乐系组织其他科系爱好唱歌的同学组成校合唱队,我被选拔到了校合唱队,跟一个叫罗丽舒的女同学往来比较多,彼此产生了好感,后来成了恋人。我在重庆上班时,她给我发了份电报,大意是:“学校里传出一个消息,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先生要招一批同学到敦煌工作,其中指定要一个学建筑的,你愿不愿意去?”我在重庆举目无亲,想借这个消息回成都看一看,但营造厂业务繁忙,我设计的商店、银行正在施工,不好请假。我哥哥在距离重庆不远的万县,正好路过重庆来看我,听说这个情况后就去帮我请假——请的婚假。我已经22岁了,当时在未婚青年中不算很小的年龄,经理相信了,给我批了15天假。离开重庆时,两个同班同学——李其琼和范志宣送我到了车站。

我到重庆工作是第一次离家远行。匆匆返回成都,既是了解去敦煌的有关事项,也是看望妈妈和交往不久的罗丽舒。上学的时候,我听老师约略谈起过敦煌,但根本没有在意;也在成都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对敦煌有一点朦胧的感受。但是敦煌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招个学建筑的,我不是很清楚,现在竟然想要跋涉四五千里到那里工作,事情太突然,家人有点担心。我们请教了四川艺专建筑系教授辜其一先生,据他讲:“敦煌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古迹,有很多的壁画、雕塑和古建筑。那里有一个研究所,所长是知名画家常书鸿。你去了以后可以收集一些古建筑资料,也可以学画画。但那里太偏僻,可能比较艰苦,不要紧,工作两三年就回来。”他还勉励我努力工作,至今言犹在耳!说实在的,我当时还年轻,想着出去闯荡一番,特别是工作后,觉得自己才疏学浅,想到那里是艺术研究所,还有那么多宝贵的建筑资料,可以学些东西。于是,我带着一种朦胧的憧憬决定了遥远的敦煌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