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严格意义上说，“翻译学”（Traductology）或者“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应该是一门有关翻译的学科体系。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对翻译学的历史发展作了简要回顾，指出同任何学科一样，翻译学的发展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开始对翻译现象进行思考、探索和研究。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文里的“翻译学”或者“翻译科学”一词，或英语学术界的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译科学）的提法，到了20世纪初才出现。在中国，蒋翼振于1927年编著了《翻译学通论》[1]。到了30年代，也有林语堂等学者多次使用“翻译学”一词（林语堂，1933）。然而，尽管此时有不少东西方学者主张将他们的翻译研究冠以“科学”或“学”之名，但他们实际上并未有意识地把“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系统地研究并进行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翻译学”有名而无实。这一现象直至20世纪中叶开始才逐步得到改变。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学者在语言学的启发下，借助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语言学的视角来探视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始赋予了翻译研究以一定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使得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真正“质”的飞跃，为之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在1972年。这一年，美国荷兰裔翻译理论家霍姆斯（James S.Holmes）在一次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提出要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构想。同年，加拿大学者哈里斯（Brian Harris）第一次提出了Traductologie（翻译学）这一术语[2]，并于次年发表了《翻译学、人工翻译、自动翻译和语义学》[3]一文。也是在这一年，法国学者拉德米拉尔（Jean-René Ladmiral）也使用了“翻译学”（traductologie）一词，随后开始在巴黎第十大学教授这门课程。这几位学者的成果无疑标志着翻译研究或者说翻译学又开始有了更明确的学科建设目标。至“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Lefevere，2004），“翻译研究是独立学科”的理论意识已较为广泛地出现在理论家们的著述当中，因而也就使翻译研究，亦即我们所认识的“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在西方学术领域（包括大学教育领域）逐渐得到了确立和巩固。

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董秋斯先生首次提出了发展我国“翻译学”的主张。尽管这一主张未能在其后的20多年中产生重大影响或直接的学术成果，但它却为唤醒我们的翻译“科学”意识，特别是为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第二次“质”的飞跃奠定了基础，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与促进作用。这第二次飞跃，或者说我国新时期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是自80年代后期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界再次旗帜鲜明地呼吁建立翻译学以来出现的。经过一二十年持续不断的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技术、艺术”、“究竟有没有翻译学”或“究竟要不要建立翻译学”以及“翻译学”究竟应不应该成为一门独立（人文）科学学科的争论，争论的各方最终就一个基本问题达成了（较多的）共识，那就是：翻译学的确应当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作为独立学科而得到发展。近30年来，在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国外翻译研究的众多成果被介绍入中国，从各角度、各层次探讨翻译的理论著述不断涌现，学科专业性杂志《中国翻译》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其开放的视野、开拓的精神和不断提高的学术质量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而“翻译学”作为二级学科博士点在一些高校已经得以建立并已培养出第一批翻译学博士，涵盖老、中、青三代的翻译学术研究梯队已初步形成，作为一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的学科，中国的翻译学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编撰一部翻译学基础理论教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历史上，特别是过去30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反思与总结，进一步明确“翻译学”的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以便更好地规划翻译学的未来。另一方面，一门学科的建设必须以学科理论建设为依托，学科理论是将在特定学科内从事研究的学者联系起来的纽带，也为人们从事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依据。应该说迄今为止，国内外已陆续出版了一些翻译学导论性质的著作，例如中国学者黄龙早在1988年就出版了《翻译学》（江苏教育出版社），英国学者曼迪（Jeremy Mundy）于2001年出版了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一书（该书中译本为《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这些著作对我们了解翻译学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这些著作或由于编著年代较早，无法全面、系统地反映翻译学学科发展现状，或由西方学者编撰，关注和反映的主要是西方进行翻译学研究的情况和取得的成果，对中国的翻译研究状况很少涉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以开阔的视野，在系统性与科学性上下一番功夫，尽可能集全国翻译学者之力，编撰一部能反映当今翻译学概貌、把握翻译学发展轨迹和为翻译学研究者提供方法论参照的《翻译学概论》。为此，我们与国内翻译学界的一些重要的学者进行了商讨，对编写这样一部《翻译学概论》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对如何安排全书的理论框架和主要内容逐渐达成了共识。在具体的编写工作中，谭载喜、廖七一、刘军平、林克难、郑海凌、王克非、穆雷等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担纲有关章节的写作，南京大学刘云虹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蓝红军副教授、吕立松，香港浸会大学邵璐博士等也为本书的编写作出了努力，或参与部分章节初稿的撰写，或参与后期文稿整理和校订工作。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和第四章谭载喜、邵璐，第二章和第九章穆雷，第三章廖七一，第五章刘军平，第六章林克难，第七章郑海凌，第八章刘云虹、许钧，第十章王克非、吕立松。许钧、穆雷负责全书理论框架的制定、文稿的修订和统一。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亮教授审读了第五章。需要说明的是，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关的学者多年来从事有关研究工作结晶的集成，所以有的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在公开出版的专著或刊物上发表过，敬请读者理解。

在这部概论中，我们致力于展现中西方翻译学研究发展的轨迹，对近几十年来中西方学者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作出比较全面的梳理，概述了不同流派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尤其关注研究者们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及其影响。与其他同类型的著作相比，本书具有明显的特色。首先，它注重融合性，在把握翻译学现状和发展的基础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学的内涵和主要流派进行了较为全面与深刻的研究。我们深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应该是全人类的事业，因此，我们并不主张将翻译学人为地划分为“西方翻译学”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是在吸取中西翻译学研究特色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并发展一门具备全球性视野的翻译学学科。其次，本书追求体系性，在编撰过程中，我们没有采取传统的按照时间或流派进行分类并加以点评的方法，而是重在比较、归纳，以基本理论问题为中心，采取中西比较的方法，在比较分析中凸显翻译学的内涵和学科特色，在严格把握翻译学理论脉络的基础上，清晰地归纳出中西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语言学”“文艺学”这几大重要导向，并以此为理论线索来安排全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与此同时，我们将“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研究”“机器翻译”等领域也纳入了研究范围，因而具有了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再次，本书坚持发展性，采用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目光来审视与思考翻译研究。应该说，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奠定基础，开拓方向，提供具有更多可能性的研究空间。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发展的目光，一方面注重凸显理论发展过程中和各种流派或理论之间内在的、历史的联系；另一方面，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每一章的内容，提出了10个与该章相关的开放式问题。全书共有思考题100个。这些问题涉及翻译学的基本问题，也涉及翻译学研究的新课题，旨在启迪读者对翻译活动、翻译研究作出自己的独立思考，并为有志从事翻译研究的读者提供新的思考空间和学术思考线索。最后，本书也注重方法论层面的培养和指导。科学研究需要科学的方法，因此在讨论各流派及其理论的过程中，我们着重对其研究方法作出分析和点评，在向读者介绍和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为其从事翻译研究提供多重的探索途径和方法参照。

本书的编写目的是多重的，除上文中所阐述的理论追求之外，还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国内有约1200所高校设置外语专业，其中大多开设翻译课程，约150所高校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约30个博士点设有翻译学方向，另外还有40所高校开设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19所高校开设翻译本科专业。本书显然是针对这些学生的培养和教师的培训工作而编写的，我们希望能为开设有关翻译与翻译研究课程的教师和人数众多的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包括将会越来越多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提供一部既具有理论指导价值又具有翻译研究方法论参照意义的著作。同时，在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我们也希望通过编写一部能反映当今翻译学研究水平的《翻译学概论》，力图引起国内人文社会学科学者对翻译学研究的关注，在与其他学科学者的互动中，发掘新的研究课题，深化旧有的研究，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作出更为深刻的思考，为翻译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作出贡献。

许钧

2009年4月28日

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