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妻成家　应试县学

李叔同之父李筱楼有妻妾四人，其家如同旧时一般封建大家庭一样，嫡庶之间很难平等和谐相处，难免出现矛盾和摩擦。即使表面上说得过去，但背地里依然是钩心斗角，是非不断。李叔同生母王凤玲，位居末次，通常需要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李叔同曾对弟子丰子恺说过：“我的母亲很多，我的母亲——生母很苦。”当然，李叔同所说的母亲所受的这个“苦”字，并非是指其日常物质生活，而是指她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地位低下的精神压抑。尤其是在丈夫李筱楼病故之后，家庭矛盾更加突出。年仅二十五岁的王凤玲，面对节妇禁多、孤儿寡母的家庭处境，其内心的凄凉寂寥、孤苦无依，可想而知。因此，她日夜期盼自己的儿子能够早点成家立业，以改善自己的窘境。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李叔同刚刚年满十八岁，便由母亲王凤玲做主，聘娶天津南运河西头芥园庙附近的青龙庙胡同一户经营茶业生意的俞姓姑娘为妻。李叔同生于光绪六年庚辰（1880），属龙；俞氏夫人长其两岁，生于光绪四年戊寅（1878），属虎。这在为“桐达李家”服务50多年、曾经服侍过李家三代人、七十多岁才离开李家的天津武清县老保姆王妈妈看来，李叔同和俞氏夫人这两个人的属相欠佳，她认为这对属相是“龙虎斗”的命相，一辈子都合不来。这是迷信说法，却不幸言中。李叔同与俞氏夫妻生活不和谐，一起生活仅有七八年光景。这七八年中，李叔同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和社交界中度过的。

按旧时规定，凡未入学的学生，称为童生，考入学校后，为其进身之始。童生都须在本县参加正考、复考两次考试。因此，李叔同为了取得科举考试的最初资格——生员（秀才），自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起，连续两年以童生李文涛之名，参加天津县儒学考试。李叔同在撰写的考试论文中，不仅显露出自己具有的文学功底以及驾驭文字的表达能力，更展现了他当时的所思所想忧国忧民及其精神境界。通过这些，亦可窥见李叔同青少年时期的思想成长轨迹。

1897年“初覆”考题有“致知在格物论”“非静无以成学论”。李叔同在《致知在格物论》中认为，“格物之理，大之天下国家，小之民生日用”，并由此重申先贤所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李叔同在《非静无以成学论》中认为：

从来主静之学，大人以之治躬，学者以之成学，要惟恃此心而已……《嘉言篇》云：“非静无以成学”，其即此欤。成学者何？盖以气躁则学不精，气浮则学不利，克念深而罔念不作，人心去则道心自存，能静则学可成矣……不然，游移而无真见，泛骛而多驰思，则虽能朝诵读而夕讴吟，主宰必不克一也。又安望其成哉？

李叔同在“二覆”考题策问《论废八股兴学论》（残）中则写道：

嗟乎，处今日而谈治道，亦难言矣。侵陵时见，人心惶惶。当其军之兴也，额籍出兵，老羸应募，裹创待敌，子弟从戎。窃思我中国以仁厚之朝，何竟若是之委靡不振乎。而不知其故，实由于时文取士一事……考之时文者，八股是也……昔时八股之兴，以其阐发圣贤之义理，可以使人共明孝弟之大原。至今时则以词藻为先，以声调为尚，于圣贤之义理毫无关系。胸无名理，出而治兵所以无一谋。是此革旧章，变新制，国家又乌能振乎？虽然新制者何？亦在于通达时务而已。时务莫要于策论。策论者何？亦策论夫天文地理机汽算学而已……允若兹，则策论兴而八股废，将文教于以修，则武教亦于以备。今伏读圣论，改试策论，寰宇悉服，率土咸亲。能识时务之儒，皆各抒所见，岂仅铺张盛事，扬厉鸿庥而已哉。

第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春天，李叔同又以文童李文涛之名，再次入天津县学应考。他在应县学试时曾作《赋得忧国愿年丰（得年字五言六韵）》：

盛世忧何有，虔心祝瑞年。为民常惕厉，愿国永丰延。搔首风尘里，衔恩雨露前。升平应可答，廉让易为泉。蚁悃萦难释，豳风绘可传。重光看瑞景，簪笔凤池边。

李叔同于此次应考课卷中，撰写时文三篇。他在其一《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中写道：

间尝审时度世，窃叹我中国以仁厚之朝，而出洋之臣，何竟独无一人能体君心而达君意者乎？推其故实由于行己不知耻也……

然而我中国之大臣，其少也不读一书，不知一物，出穿踰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搜检。抱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人之奥。是其在家时之行己，已忝然无耻也。即其仕也，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耻。

是其行己如是。故一旦衔君命，游四方，由中国而至于东洋焉。见有数火山，昼夜吐焰不息，则讶之。闻夫语言文字，则奇之。将曰：此邦之族，其性与人殊，遂去之不顾焉。其实彼未尝熟悉夫东洋之地利政治也，而反以此言相饰，不几为东洋人所窃笑乎？此所以辱君命者一也。

且由东洋而及于西洋焉，见有开矿产者，有习格致者，有图制作者，彼将曰，区区小道，吾儒不屑为也。其实彼则不识时务者也，而彼反以此言为得计。苟西人知之，不几视我中国君臣之底蕴乎？此所以辱君命者二也。

由兹二者推之，虽行遍四方，不反责藉己，徒轻视夫人，而犹曰，廷之献者，皆家之所修者也。吾不知家之所修者，即所以辱君命之事乎？是所令人深思焉，而莫解者矣，必也。臣当行己之际，必有所耻。然则所耻者何？亦耻己之所不能者耳……

吾尝考之……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其斯之谓欤。要之，处可以为通儒，出即可以为良佐，辱命为辱君之渐，辱君即辱己之由。由是观之，则耻之所关亦甚大矣！虽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何以今天下安于城下之辱，陵寝之蹂躏，宗社之震怒，边民之涂炭，而不思一雪，乃反托虎穴以自庇。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非明明无耻乎？朝睹烽燧，则苍黄瑟缩；夕闻和议，则歌舞太平。其人犹谓为有耻不得也。按行己犹言治己，有耻未可专指其志有所不为言，如孟子云，人不可以无耻之类是也。所以当日子贡问士，而夫子告之以此。其亦此意也夫。

李叔同于其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中写道：

《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吾盖三复其词，而叹天之生材，有利于天下者，固不乏也，况美利乎！而今天下之美利，莫外于矿产；而中国之矿产，尤盛于他国。

然而乾始既能利天下以美利，有矿之处，宜由绅商公议，立一矿学会。筹集斧资，公举数人出洋，赴矿学堂学习数年，学成回华，再议开采。察矿之质性，而后采矿。能不用西师固善，即仍用西师，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为所欺。

……扼要之图，厥有四事：一曰习矿师……二曰集商本……三曰弭事端……四曰征税课……此美利可以利天下者四也……

盖以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务令以孝弟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

李叔同在以上两篇试文中，针砭喟叹当时所谓中国之大臣，多不学无术而又恬不知耻，透露出他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不过，如同当时若干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他所能探索到的，也仅仅局限在实业救国之道。而通过他在《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末尾所说的“孝弟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来看，他中年以后反复强调的“士以器识为先”“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等思想，在其弱冠之前已经开始形成。

李叔同有志于学的年代，恰逢中国多事之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西方列强不甘落后，纷纷觊觎，步步进逼，开始了瓜分掠夺中国的浩劫。面对如此内忧外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尝试探寻旨在变革时弊、振兴国运的道路，爱国民众也在其号召下，纷纷加入了反抗斗争的行列。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各省赴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余名举人签名上书，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借这一举措为发端，开始了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促使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运动达到高潮。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6月11日，光绪帝顺应民意，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上书，颁布《定国是诏》实施变法，推行新政。其基本内容是：改变现状，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救亡图存。然而，这种维新变法进入实施阶段仅仅三个多月，慈禧太后和荣禄便于9月19日发动了政变，9月21日慈禧临朝宣布戒严，并以“训政”的名义，废除新政，重掌国柄。历时103天的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功亏一篑。光绪帝被幽禁瀛台，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匆忙离京，在天津国民饭店躲藏数日后，流亡日本。康有为有一枚常用印，其印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李叔同身处这种内忧外患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其思想立场、认识主张，当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从他此时的作文中，足可窥见一二。李叔同在1898年入县学课试论文《管仲晏子合论》中写道：

闲尝读史至齐威王宣王世。而地方三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众，疾如锥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窃叹齐以弹丸之邑，何竟若是之繁盛乎！而不知溯其兴国者有管仲，溯其保国者有晏子。

李叔同撰写的这篇《管仲晏子合论》，虽然不足百字，但借古喻今，意在期盼能有诸如管仲、晏子之类政治家、改革家出世，以重振日渐衰颓的老大中华。为此，李叔同还于这年刻过一枚“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并且对人说：“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李叔同上述时文策论和印章印文中所表达的政治立场及其观点，充分说明了李叔同具备的丰富的历史学识和文学修养，以及当时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和独到政治见解。这对一个未及弱冠的文童而言，的确难能可贵。

窃以为，这里尤其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李叔同所刻的“南海康君是吾师”这枚印章，除了会使人联想到李叔同此时的政治立场、思想情绪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道出了他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师从倾向及其追求。在李叔同书学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在其楷书魏碑中，受北碑影响的成分尤其较多，这当与李叔同认可并追随康有为当时大力倡导碑学，密切相关。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甡，广东南海人。他不仅是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更是一位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和书法大家。康有为书作广师北碑，以复古为创新，独尊魏碑而自立己格，笔画遒劲，气势宏大，狂放泼辣中蕴含坚实骨力，朴拙奇崛中充满野逸之趣，在近代书坛独树一帜。康有为曾自论其书曰：

吾执笔用朱九江先生法，临碑用包慎伯法，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

符铸在评论康有为书学时说：

南海于书学甚深，所著《广艺舟双楫》颇多精论。其书盖纯从朴拙取境者。故能洗涤凡庸，独标风格。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中，楷书一体在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出现，但真正发展达及高峰，则是在六朝的北魏和有唐两代，史称“魏碑”和“唐碑”这两大体系。康有为认为，由于魏碑处在楷书的发展时期，表现出“笔势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的特点，富于自然质朴的野趣。唐碑则在取法魏晋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发展。诸如讲究字体结构，精求形貌之美，表现出剑戟森严，备尽法度，点画撇捺，一丝不苟，风格规整，意态端凝等特点，将楷书艺术推向了高峰。但其意态作风，又显得严肃规整有余，活泼变化不足，犹如人们应对于庙堂之上，庄严肃穆的仪容中，有较多人工文饰的宫廷味。及至清末，由于长期科举考试以书法取士，趋时应试的深重积弊，馆阁体书法大为流行，乃至状如算子，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在这种背景下，康有为著书立说，大声疾呼，竭力推崇魏碑之美，对《张猛龙碑》赞美不已。他认为：“唐人最讲结构，然向背往来伸缩之法，唐世之碑，孰能比《杨翚》《贾思伯》《张猛龙》也。”在他看来，魏碑的种种特点，在《张猛龙碑》那里“皆极精彩”，“作字功夫，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康有为认为，学习书法，应该从魏碑中探讨并借鉴楷书的结体和笔法，才能打好根基。

李叔同在广师前贤、博采众长的前提下，对康有为的这种书法艺术见解，深为服膺。于是他热衷碑学，广收拓片，从中初步找到了自己书法艺术风格的方向。

当时，有人根据李叔同所刻的“南海康君是吾师”这枚印章，以及他在维新变法期间的一些言论与表现，怀疑他是康、梁同党。母亲王凤玲觉得李叔同继续待在天津，恐怕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加上她自己在大家庭中凄清与压抑一直得不到解脱，也早就生发远离天津，南下沪上的念想。动荡不安时局变化，也成为她脱离苦海、远走高飞的重要契机。李叔同这时也深切意识到，天津已不再是自己能够得以发展的沃土。以上种种因缘际会，促使李叔同痛下决心，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八月中止了县学学业，奉母携眷并老保姆王妈妈，避祸南下去了上海。李端在《家事琐记》中说：

据我家的老保姆王妈妈说，我父亲当时的南下，是想从此脱离开天津这个大家庭，去南方扎根立业。因当时我们家资富有，上海也有我家钱铺的柜房，可以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