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问题场域、文学建构的城市与民族国家

一 城市想象：文学创造城市的方式

斯宾格勒断言：“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民族、国家、政治、宗教，所有的艺术以及所有的科学，全都有赖于一种原初的人类现象，那就是城镇”[1]。在近世的文明进程中，城市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谈论现代观念、现代文艺、现代国家，几乎都不能脱离“城市”这一特定的场域。城市，生产并传播一切现代观念和现代之物。

然而，当我们试图描述一座城市时，总感觉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城市仿佛一座体积庞大、巷道错综的迷宫，是数量巨大的各类人群生命意志的外在显影，又潜藏着诸多陌生的事物、阴暗的角落和隐秘的生活。菲利普·潘什梅尔因而认为“城市现象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2]。关于城市的言说，不仅指向城市自身，更重要的，城市构成了一个松散的“问题场域”[3]。任何关于城市的表述，都被拖入现实问题之中，映现了城市人的当下体验或未来愿景。

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向各个领域和各种意愿敞开。这也意味着阐释城市的路径必然是丰富多样的。城市的街道、建筑和交通，城市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城市的商品、广告和娱乐，城市的人群、事件和语言等，皆可探究。借助社会学、统计学、建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的研究手段，似乎就能明确城市是什么，而且提供的是可触摸的、可计算的、可求证的“真实”城市。相对而言，文学中的城市就显得主观、缥缈、情绪化。

实际上存在两个城市，一个是看得见的城市，一个是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城市是物质的、实体的，看不见的城市是心理的、精神的。卡洛·罗特拉提出了“事实城市”（city of fact）与“感觉城市”（city of feeling）两个相对的概念，“事实城市形成于资本、材料和人的流动”，而超越城市“实在体”的“感觉城市”则“成型于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动；文学作品通过感觉城市的塑造使得自己想象的城市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意象”。[4]看不见的城市对现代社会、现代人和民族国家的形塑作用，并不亚于实体城市。

诸多学者都重视城市心灵、城市感觉、城市印象的伟大作用。涂尔干相信，“每一种城市都创造一种心灵状态”[5]。袁昌英也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心灵”，巴黎、柏林、纽约、莫斯科、北京，哪一个城市不是有着它“特别的精神与气质”？换言之，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城格”，“正如人之各有其人格一般”。[6]城市的心灵或城格，使得每座城市可以辨认，也使得城市与乡村截然区别开来。正如斯宾格勒所言，“区分城镇与乡村的东西，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城镇的心灵的诞生”是一个奇迹。[7]斯宾格勒应该是在观察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现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的。

有别于乡村心灵的城市心灵，近代以降才在中国系统出现。在这之前，由乡土文明主导的传统中国，城市与乡村共享一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里的地主与乡下的地主并无本质不同，在城里做官与解职返乡的士绅在精神生活上也无二致。即便北京这样的大城，在林语堂的记忆中，它的魅力仍在于“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8]，师陀对北京的深情，也源于它是一个“半农村性质，令人难忘的老城”[9]。不过，西风东渐后，城乡的协调性在许多城市中被逐渐打破。西洋的现代器物、街道建筑、消费娱乐、价值观念甚至城市制度不断扩散到中国的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背叛乡土文明作为代价的。城市的心灵，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语境下追求现代化的产物。城市出现了新的机构和职业（学校与教师，报刊与编辑，现代工厂与资本家，银行与银行家，教堂与传教士，以及自由作家、医生、律师等），新的城市空间（公园、电影院、咖啡馆、跳舞场、运动场、博物馆、百货公司、摩天大楼等）。管控城市的权力机构除了中国地方政府，还有领事馆、工部局等外国机构。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都存在多元权力格局，华洋杂居，多个权力主体控制着城市不同的区域。城市的空间、人群、物质、生活、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使得城市心灵在现代与殖民之间挣扎，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并影响了关于城市的表述：治外法权、炮舰外交、种族歧视、文化身份、劳资矛盾、经济竞争、崇洋媚外、国家主权、反帝反资、提倡国货、民族本位文化等现实和观念进入城市想象中。城市心灵的出现，使得城市既有看得见的一面，又有看不见的一面。对城市的理解，需要顾及它的两面。

谁更有能力呈现城市的内外两面，抵达城市的精神深处？显然不是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的相关著述，这些领域的学者不大关心城市的气氛和灵魂。唯有作家和艺术家才会一边穿越城市的空间，一边捕捉城市的气息，思绪翻飞，为城市描影绘神。城市心灵、城市性格、城市感觉属于心理、精神的层面，难以“看见”，不可量化。而文学恰恰在城市感觉、精神的捕捉和书写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1998年所著的《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的构形方式，认为城市与文学相互生成，城市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城市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阅读文本“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10]。文学中的城市影响着人们对于现实城市的理解与评价，进而介入现实城市的文化定位与形象重塑的工程。例如，时光流转，新时期的上海人却“一定要以‘海派’作城徽”[11]，这就与文学中渲染的旧上海形象有一定关系。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城市看作文学想象的产物”[12]，尤其是当城市被当作民族国家观念的隐喻时，如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作为“地狱”或“天堂”，抗战大后方文学中的成都“像北平”或“像江南”，都可以看作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城市形象建构的结果。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13]文学创造城市的方式就是城市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南京、重庆等城市，就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14]。想象城市的过程，也就是为城市编码赋义的过程，混合着体验、感觉与虚构，并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特征。

讨论城市想象，我们习惯于从城乡二元格局来思考。“由于城市将它的对立面竖立为乡村，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城市内部的差异——无论是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还是一个城市自身的历史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城市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共同属性。似乎只有一个城市，也只有一个乡村。在此，城市通常被看做是现代性的一个载体，甚至有时候，它就是现代性本身。”[15]城乡对照的审视方式，固然有利于检视现代转型的轨迹，辨析文明观念的生发方向，指陈都市病的症状所在，也足以彰显城市的整体形象，但是难以真正揭示“这一个”城市的形象特质。

“现代性”观念把城市与乡村区别开来的同时，也遮蔽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在探究城市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时，我们常常把“现代性”当作可以被量化的标准，以此考察现代传媒（报纸、杂志），现代场所（学校、电影院、公园、百货公司、跳舞场、咖啡馆等），现代交通和通讯（电车、汽车、电话、电报等），现代物品（电灯、洋装、高跟鞋、留声机等），现代观念（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男女社交、消费主义等）在近代中国各个城市出现的时间、存在的规模和引发的冲突。无论民国首都、内地城市还是通商口岸，城市的文学想象，无一不是为了印证该城市“现代性”的程度和比重。“现代性”既被看作论述的起点，也是论述的终点。以同一“现代性”来审视各个城市，所造成的印象就是“近代中国似乎只有一个城市”，或者只有两个城市——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以“现代性”的标准考察城市，既揭开了城市现代化的神秘面纱，也模糊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区别。因此，需要引入地方性视野和民族国家观念，打破城市形象趋同的分析模式。30年前，黄万华针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状况，提出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辨析相异的地区性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6]城市想象研究同样如此，只有充分考虑到城市的身份（如：国都、租界、大后方城市），进入具体的城市布局、权力结构、阶层关系、社会心理、个体记忆，把人与城的对话语境落到实处，并以“他城”作为参照，才能避免“现代性”的阐释陷阱，揭示每个城市文学想象的特定风貌和精神追求。

每个城市的形象，自有其标示性的特征，这些标示性的特征使得它的面孔具有辨识度。“可识别性是城市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可识别的城市就是它的区域、道路、标志易于识别并又组成整体图形的一种城市”[17]。正因为此，无论是作为实体的城市还是想象的城市，上海、北京、南京、重庆、天津的形象在言说中都不会被混淆。不过，这多少属于本质主义的城市观和写实主义的文学观，这种观点认为存在一个个固定的、特殊的城市形象，有待作家摹写和表现，也有待评论家解读和提炼。确实，从人文传统、地方性格、自然环境和区域格局等因素构成的文化视野来考察各个城市的文学想象，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城市文化视角是一种求同的视角，它确证而不是偏离多数人关于某个城市的经验和印象。因此，文化视角应当作为城市想象研究的重要视角，但也应警惕以“整体”的城市文化眼光来裁定风貌各异的城市书写。

实际上，在文学想象中，城市形象的整体一致性并不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城市繁复而多样，个人只能摸索到城市的片段，只能摸索到自己的城市”[18]。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夏衍《上海屋檐下》、茅盾《子夜》都触摸到了上海的城市面影，但又如此不同。以“整体”的城市文化眼光来打量所有创作，显然缩减了城市形象的丰富性。而且，民族国家事件会不断重塑城市文化，中外条约、革命、战争、迁都等都会修改城市风貌，给城市文化添加新的内涵。在文本内外，首都的兴废，战略中心的转移，城市设立外国租界，或划入租借地，或割让为殖民地，或成为大后方重镇，会迅速改变城市的文化性质和空间面貌。例如，首都北京和故都北平，租界城市与其他城市，在文化精神上就有较大的区别。在通俗小说《人间地狱》中，妇人管上海公共租界叫“大英地界”[19]，就连郭沫若初到上海，也感觉像“初到了外国的一样”[20]，外侨走进租界，反而感觉像走进“自己的城镇”[21]。这是租界、殖民地城市才会产生的民族国家归属的错觉和主权意识的僭越。同为租界或租借地区域，也因租占国不同形成城市文化的差异，号称“九国租界”的天津，其城市文化就夹杂着英、法、日、德、俄、意等国的异国情调。因此，从城市文化视角研究城市想象，需要理清民族国家观念在城市中的占位状况所带来的文化差异。

在杨东平看来，城市的文化生态系统是一种有机动态结构，包含城市、文化和人三个要素，形成了“人造城市、城市造人、人造文化、文化造人、城市造文化、文化造城市的双向互动过程”。[22]不过，人、城市、文化的互动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人文历史积淀深厚的北京等城市而言，现代作家的北京想象多怀有“我城”的心态，无论久居者还是初到者，在北京体验到的多为人与城相顺的关系。而摩登上海之类的殖民性城市，“人造城市”“人造文化”的痕迹更明显，无论老市民还是初到者，在上海崛起的过程中都有过人与城相逆的体验，作家的上海想象多怀有“他城”的心态。上海“令人惊异的悖论，难以置信的反差”，“一切东方与西方、最好与最坏的东西毕现其中”[23]，这显然是人为的结果，却又让任何人都感到陌生，它颠覆了进入者的既有经验，使进入者为其所化。关于“新都”南京的文学想象，“文化造人”“文化造城市”显得并不那么切要，切要的是“城市身份造文化”以及“政治造城市”“政治造人”。近代天津则是一个文化分裂的城市，外国势力控制的九国租界洋风炽盛，天津城却固守着人和城的传统关系，这就导致了两个天津（外国人的九国租界与中国人的天津城）的激烈冲突。

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解读城市想象，我们能够把握到城市相对固定的印象，但是在把握各个作家与城市对话的特殊方式上，却有点力不从心。凯文·林奇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它是许多个人印象的迭合。或者有一系列的公众印象，每个印象都是某些一定数量的市民所共同拥有的。”[24]但是，如果仅仅把城市想象看作为了印证“公众印象”，显然低估了文学创造城市的效用。固然，每个城市皆有其特殊的形象，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文学城市的面孔是固定不变的。城市想象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具有解释甚至创造“一个城市”的话语力量。正如科林·麦克阿瑟所言：“城市（亦即所有都市空间，甚至是‘自然’景观）总是关乎社会心态与意识形态，它深受叙事的影响，不断在定义与重新定义乌托邦或反乌托邦（dystopia）的游戏中，调整自己的定位。因此，城市在不同的言说中摆荡，它不具绝对、固定的意义，而是暂时的定位之一而已。”[25]在不同言说中摆荡，不断对城市形象进行定位，体现了城市想象的多义性和城市形象的流动性；不同主体与城市对话所生发的民族国家观念，也处于变动之中，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城市的想象莫不如此。

城市形象的流动，除了受“实体性”城市现实变迁的影响，亦是时代风云、书写立场、文化趣味和观察角度等差异性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城市形象与时代语境、作家旨趣之间有着相互发现的关系。城市的想象“不但实践了作者内在自我对城市的经验，同时也折射了社会、文化种种外在因素对他的撞击和启发”[26]。时代语境和作家旨趣影响了文学城市的风貌和气质，从城市风貌和气质的描摹中，亦可捕捉到时代的律动以及作家的态度。作为时代之子的作家与城市的相互发现，是一种动态关系。无论上海、天津，还是南京、重庆，其文学形象皆处于因时而变的状态，时代心理、文化变迁和政治动向都操纵着想象城市的方式。在袁昌英先后写下的《游新都后的感想》和《再游新都的感想》中，国都南京呈现出从“新都”到“迷城”的形象蜕变。时势变迁，作家所聚焦的战时重庆的标志性空间，由“精神堡垒”转换为“曾家岩50号”[27]，从而完成了对重庆形象的清洗和重构。魔都上海更像一位百变女郎，从包天笑《上海春秋》、茅盾《子夜》、刘呐鸥《都市风景线》、张爱玲《金锁记》、王安忆《长恨歌》、虹影《上海王》、程乃姗《上海FASHION》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民国上海的多副面孔。与其说城市有多种面孔，不如说作家想象城市有多种眼光。作家与城市关系的远近和情感的深浅，也会影响所“看见”的城市样态：“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28]人与城的关系，包含了我们对国家现实政治状况的态度。茅盾《腐蚀》（1941年）与老舍《陪都赞》（1942年）所构设的战时国都形象如此不同，以致我们会怀疑：两位作家书写的是同一座城市吗？显然，城市想象很多时候为作家立场与特定修辞所操纵。从未到过重庆的当代中国人，对抗战时期重庆的认知，大概摆脱不了由“白公馆”“渣滓洞”所编织的一套政治话语，而“战时国都”的形象则在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动中大幅度折损。说到底，城市是一个问题场域，城市汇聚、释放了各种心理、观念和趣味。而民族国家观念更是经常渗透到城市想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