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谭桂林

永东的新著将要出版，发来电子文档，嘱我作序。这本著作的主题是研究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拜读之后，颇多感想，觉得此著扣住身份置换、空间移转、风景政治等关键语词来观察、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既有细致的文本剖析，又有文化与哲思的高度站位，无论是其论述范围的广度，还是探讨问题的深度，都可以说是对民国城市想象进行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永东于此著可谓倾注心血，不仅条分缕析精彩纷呈，而且构架与理路也是精心设计，启人深思。譬如该著对城市空间想象的聚焦，就十分精准地击中了城市文化生成机制的要害之处。在此著的论述中，不断涉及城市的空间再造、空间调整、空间重塑、空间隔离等话题，正所谓，空间空间，多少城市的秘密与罪恶假汝而行！这种空间关注，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很多年前看到的韩少功的一篇散文。在这篇散文里，韩少功将城市中的立交高架桥比作一只巨大的蜘蛛，蜘蛛的触角伸向城市的四面八方，吸取城市人的血汗，放射出迷醉城市人的毒液。这个比喻，给了我强烈的震撼，以致后来韩少功这篇散文的题目早就忘却了，里面写了些什么也已记不得了，但常常驱车进入立交桥上，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蜘蛛的意象，常常在写到有关城市的论文时，也会不由得想到这个蜘蛛的比喻。这个蜘蛛，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空间的借喻。立交高架是蜘蛛，吸取着城市人的血汗，而城市又何尝不是一个更大的、更有魔力的蜘蛛，把无形的触角伸向无穷的远方，网罗尽乡间原野的一切，填充拓展自己贪婪无边的肚腹。乡间原野要么被这个蜘蛛的肚腹所吞噬，要么走向颓败与荒芜。十年前来到江南教书，有了更多的机会往返于宁沪途中，宁沪之间三百余公里的路途，几乎已被大大小小的城镇连接在一起。一架架的起重机，正伸出巨大的手臂，拎着一筐筐水泥、一堆堆钢铁往土地上挥洒。江南形胜之地，物华天宝，地产丰富，都是造物主赐予的恩惠，但这些自然的恩惠，怎能敌历史之手的挥霍。面对这一顷顷的沃土良田上矗立起的高楼大厦，人们每每惊艳于长三角城市化的速度之快，但也有不少人为那些不断消失的沃土良田感到心痛，为百年后这么多的钢筋水泥的尸体怎么安放感到迷惑。

当然，在民国城市的想象中，这种空间扩张的心痛与迷惑可能还不会像现在这样急迫和逼近。这种私人化的、文学化的感受不过是时代大潮中的一点浮沤，甚至连一点浮沤也谈不上，历史的前进不会在意路边上那些落伍者的抱怨之声，更不会被那些抱怨者拖住自己的脚步。在20世纪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曾经也有过一些逆行者从都市去了乡村，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时代潮流所击败，即使当年被国家政策鼓励或者遣散到了乡村，那些城市人最终还是仰仗着自己的努力，或者依凭着政策的变化，重新获得城市人的身份。乡村向往都市，就像飞蛾扑火，但飞蛾扑火，是来自自身逐光本能的驱动，而乡村向往都市，已经超越了逐利或贪欲的冲动，无法从单一的生存角度予以诠解。这百年来的都市发展，其速率之快，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过往几百年甚至数千年的程度。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当过去的城墙一圈圈被拆光，或者留着作为观光景点之后，都市的自我膨胀再也没有了城门的限制，都市以及都市生活的性质也就发生了质的改变。

面对都市发展的新状态，政治学者有政治学的谋划，经济学者有经济学的盘算，社会学家有社会学的调研，哲学家有哲学的思考，文学家当然也有文学的体察。近百年来，各个专业领域中关于都市的解读与思考都有相当丰富的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已经足以构成一个新兴的都市学学科。这个学科中的各种学问似乎都有一个宏愿，都想找出人们为什么像飞蛾扑火一样地奔向都市的原因。政治学者关注的是治理，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利润，社会学家关注的是人口结构，哲学家则在城市迷蒙的高楼上仰望星辰。新兴的都市学知识蜂拥而起，五花八门，但都无法真正揭开都市魔力的谜底。百法千门，“谁更有能力呈现城市的内外两面，抵达城市的精神深处？”永东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做了明确的回答：“显然不是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的相关著述，这些领域的学者不大关心城市的气氛和灵魂。唯有作家和艺术家才会一边穿越城市的空间，一边捕捉城市的气息，思绪翻飞，为城市描形绘神。城市心灵、城市性格、城市感觉属于心理、精神的层面，难以‘看见’，不可量化。而文学恰恰在城市感觉、精神的捕捉和书写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很认同这一看法，因为在专业分工日益繁细的今天，相较于对城市肌体分门别类加以研究的学科而言，惟有文学具有总体把握生活的能力，能循着都市复杂盘旋的毛细血管，直达都市生存的核心地带。文学也是一种血肉地把握生活的艺术方式，都市人的心脏跳动，血脉偾张，一笑一颦，一呼一吸，颠倒梦想，如流念念，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伦敦传》的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就说过：城市乃是一具人体，城市街巷似微细血管，公园似肺腑，老街的石头和卵石油亮光溜，似在流血。或许都市的魔性和魔力，就在城市街巷微细血管的涌流之中，也在都市人的念念之间，在都市人的血气之上。

但都市人这个概念本身，也大有可疑之处。所以，永东在他的著作中深入分析了民国时代城市人身份的移位与转换的问题，展现出那个纷乱时代里城乡身份移转之间的尴尬心态乃至血泪现实。确实，传统上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就不是太明显，打开城门就是乡村，而且封建王朝的更迭所带来的杀戮和迁徙，首先是从都市开始。一次次的洗劫，一次次的驱逐，哪里还能找到几代以上的纯粹都市人呢？古代是如此，晚清民国时代也是如此，上海在开埠之前，不过是一个小渔村。20世纪50年代以来，城市和乡村的反向移动的频繁与规模之大，也使得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与地位处在不时地更换与交错中。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都市人群体的身份构成，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意义上的都市是在不断地建构中，现代意义上的都市人群体也同样是在不断地建构中，这个建构的过程，即使今天，也未必就可以说达至完成。百年中国文学的都市书写，其实就是对这个建构过程的认知。永东的著作扣住身份转换来思考城市想象中的民族国家话语的构成特点，这无疑是一条能够通达奥秘的研究路径。而且，永东的著作既关心形象客体，也很注意从创作主体上来研究城市想象的身份问题。譬如在讨论“谁的北京”时，不仅注意到本地作家的怀旧，也关注到了外地作家的多元，甚至还捕捉到了外国作家的对立叙事。城市想象者身份的多元性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文学史现象，尤其是百年文学中那些有成就的都市文学，恰恰不乏乡下人或者外省人的杰作。鲁迅的《阿金》是如此，茅盾的《子夜》是如此，沈从文的《八骏图》是如此，贾平凹的《废都》也是如此。王安忆写了《长恨歌》，似乎是在以上海人的身份为上海的弄堂文化代言，但有一位上海的评论家就曾说过，王安忆怎么能算是上海人？她的父母是作为解放者来到上海的，她自己从小居住在上海的高档小区中，对于真正的弄堂文化能有多少亲身的生命体验？一部《长恨歌》刷新了文学中的上海形象，但盛名之下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入籍的外乡人的上海想象而已。至于当下的北漂文学、沪上文学和大湾区的打工文学，这种现象似乎更加突出。尽管有的人还是喜欢挂着“乡下人”的招牌以便获得同情和理解，但以乡下人或者外省人自居的作家就是在对现代都市的认知中，践行着都市人身份的自我转换与建构。考察形象客体与创作主体的双重身份转换，或许更能揭示出民国城市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话语建构背后繁复而幽深的心理机制。

在20世纪中国都市化的建构过程中，无论人们怎样不想承认，确实存在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就是：都市人意味着现代人、文明人，乡下人意味着古代人、野蛮人。当年沈从文执拗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时，隐藏在字词背后的真实情感，也许就是对这种思维模式的愤愤不平。他深深地感到了一个乡下人来到都市闯荡的挫败和压抑，所以拼命地要从自己的记忆中挖掘出野蛮人的生命尊严，山村朴素之民的人性优美。但即使沈从文这样的才华和固执，除了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一种情趣别致的田园牧歌，他也无法突破城乡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框缚，也无法改变一个世纪来人们像过江之鲫一样，只要有机会就纷纷涌进都市的社会趋势，甚至他自己也无力再重复地讲叙他的湘西故事，而是以“烛虚”的名义宣告了他的身份转换。对于乡下人而言，这当然是不公的，但却无可避免。

科技的聚集、工业的发达、信息交流的方便，以及教育从书院模式向大学模式的转变，使都市成为现代文明的高地。正是先天地站在这块文明高地上，再加上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现代中国的都市书写往往好以宏大叙事为己任，热衷于想象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革命风云、工业发展一类的巨型问题，都市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尤其是中国的现代都市发展还深受主权问题的困扰，租界和半租界既是都市的繁华乃至核心之地，同时也是都市治理的法外之域，既是都市人认知体验现代文明的桥梁津渡，也是都市人内心深处的耻辱标识。从《子夜》中赵伯韬这一都市人物的狂妄和粗鄙，到永东新著中所分析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强奸叙事的性别与权力关系的转喻，都市言说的宏大话语背后其实都浸透着半个世纪的民族血泪和士人哀伤。可以说，理解现代中国都市书写的困境，就是理解现代中国都市文化发展的复杂与幽邃，透析现代中国的都市书写，就是透视中国社会转型中现代性建构的艰难。

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天意从来高难问，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的吊诡就在于，现代中国的都市无论怎样努力，最终都无法拉动中国农耕文明这架巨大、衰老而又沉重的马车。农村以及农村人口的土地问题依然是中国社会变革最为迫切和棘手的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现代中国革命的主导方向首先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壮大力量，然后漫卷都市，改造都市。政治权力的转移必然约束和引导着话语权力的重构。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成效日益显著的时刻，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都市侨寓者创立的乡土文学，很自然地被推崇成为新文学的正宗，只是到了后来，都市侨寓者的“寻根”倾向被改造成了表达农民苦难与阶级复仇正义的精神内核。革命胜利之后，乡土的意义无论从政治还是从文化的角度，都得到了无与伦比的阐发和肯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也把大量的篇幅留给了乡土文学，而同样言说和书写着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都市文学，则自然而然地退居到了幕后。譬如《子夜》，文学史家虽然不能不提到它，但所关注的不过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弱点之类的阶级政治观的表达，而对其都市生活刻画的现代性意义，却往往不置一词。又如《日出》，上层社会的堕落与下层社会的悲哀这一对比性的阶级主题，也以其单一突进的趋势遮蔽了这一剧本对都市生存形态的揭示。《子夜》号称左翼文学的“扛鼎之作”，《日出》也是曹禺自认的转型之作，这两部经典作品尚且如此，其他都市文学的能见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个意义上，永东的这本著作将都市书写的研究带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场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民族国家的观念视野对重庆、北京、南京、天津、成都等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进行探究，以呈现每个城市与民族国家进行对话的独特方式，在比较中探究民族国家观念的常与变，发掘出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相互照亮所带来的深意”，这一学术成果，不仅是对现代都市文学研究的突破，而且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话题拓展与深度推进，其价值与意义都是可以预期的。

永东的学术是从研究租界文学起步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获得学术界同行的积极肯定。租界本来就是现代中国都市摩登文化的起源之地，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对都市的认知首先是从认知租界开始的。现在他对都市文学的研究从租界扩延到了非租界，从商业之都扩展到了政治之都、文化之都，从文化话语扩展到了民族国家话语，这一步跨出，无论内涵与形式都是一次新的探险。好在他在租界文化研究的深厚积累，为他的这次学术跨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他呈现给读者的这本新著，作为他自我学术突破的成果，经过同行专家的严格评审，入选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其学术质量无疑是值得读者充分信赖的。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都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一股为城市写传记的热潮正在出版界蔓延开来。叶兆言的《南京传》，邱华栋的《北京传》等，据说激起了广大读者的阅读热情。这些城市传记，有的是作家所写，有的是学者所写，风格样态，各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每一个作者都有一个梦想，都想通过对一个城市的阅读，捕捉到城市的灵魂。不过，城市的灵魂，既不在高楼大厦的森林中，也不在纵横交错的街道网络中，既不在历史文献冷冰冰的条目中，更不在城市治理者的豪言壮语中，一个城市的灵魂只能到这座城市里的子民世世代代的生命活动中去寻找。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城市也许比传记的城市更容易抵达城市的生命深处，文学的想象比历史的思维更容易触到城市的精神内核。像作家写城市传一样，永东这本新著对各类城市文学想象的研究，其实也是一种对城市的阅读，同时是一次对现代城市灵魂的寻找。我希望读者能够沉下心来，像阅读城市传记一样读读这部厚实的学术著作，说不定你就会在阅读中突然心动，感受到你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心”的节律，聆听到那个隐藏在芸芸众生之间的城市之魂的喁喁私语。

是为序。

2020年11月19日写于秦淮河畔半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