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边笔记：散文要写有意义的生活
不合时宜的思想
2006年真的来了。
进入2005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向平凹主编请教下一年他的编刊想法。他说：“有些早呢，容我再想想”。到了十月份，我再次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你先拿个主意。”我说：“我们的汉字多有趣，主意，就是主编的意思。”他笑了，“那我们去一间茶馆，慢慢着聊。”茶馆就在他家的楼下，门面阔绰，茶室干净也别致，我们选了一间向阳的，坐下去之后一个下午就没有了。
2006年是《美文》编刊的第十五个年头，已超过了220期，是杂志第四个五年的开头。第一个五年的时候，杂志的发行过了一万册。第二个五年每期由48页码增加到80页，而且是加量不加价的。到了第三个五年，又由月刊发展为半月刊，月发行也有了十万册的突破。第四个五年要有怎么样的开头呢，在那个下午，我们把能想到的都尽量地说了出来，甚至包括一些很难实现的。把话往实在里说，很难实现的就是奔头，书面的语言叫理想，我们的理想就是要办一份中国最好的散文杂志给读者，我们也自知才能有限，而且会很辛苦，但我们就是要下这样的苦心。
那天下午，聊完编刊的正题之后，还说到了一些题外的话，现记写出来其中的一部分，权做这期的稿边笔记。
散文要写生活，要写有意义的生活，因为有意义的才是可贵的。
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是全新的，半新半旧的，还是完全旧的。这么样的说辞似有些机械，但也只有这样的说辞才能把话的意思说明了。作家写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给写的内容注入新情感和超前的意识，这样才有可能产生意义。比如当下一些写全新生活的作品，并不是都具备新情感和超前意识的。
高尔基在1917年内，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题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结集出了书。这本书在1920年之后被苏联政府查禁，一直到1988年才被解禁，在近70年的时间里，这部书一直被放在政府的冰箱里。解禁后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确实被重视了一段时间，但之后的影响力很快又被打了折扣。
作家在文化上的重要价值是思想者，而不是别的什么。《不合时宜的思想》是一部讲真话的书。但事隔几十年，一切都沉淀下来了之后，很容易地就会发现其中有些真话也是存在着局限的，有些问题，高尔基当时确实没看清楚，思考没看清楚的东西不应该称为真实，可以叫真，却没有落在实处。不真实，就难以超前。在这部书里，高尔基用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湿柴怎么会燃起篝火？但他自己的一些观念本身就是湿柴，是含了怨气的。一个人有怨气是伤根本的，一堆有湿气的篝火照亮的部分也是有限的。文学要深思熟虑，一个时代的整体水平有多高，文学的水平就有多高，划时代的文学要有划时代的人去创造，就《不合时宜的思想》这部书而言，高尔基没有走出他的那个时代。
新的一年来了，建议作家们找找生活中有意义的部分去写吧，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使读者的灵魂高贵，也会使作家们的笔宝贵。
真实并不在虚幻的对立面
真实并不在虚幻的对立面。
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比肩紧挨着的，是兄弟两个。比如我们用手去取一个东西，如果眼睛的判断出现了模糊，手就抓空了。再比如我们用脚踩一个险处，做攀岩那一类的举动，一旦脑子里的感觉走了神，脚就会踩空甚或失足。真实与虚幻间的距离比一层纸还要薄，但它们的后果却是对立的。李育善的《乡镇干部》是我从自由来稿中翻捡出来的，一读就立即喜欢了，且极力向平凹主编推荐，希望引起他的重视。现在写农村生活的散文，除去那些记述焦点事件的，为数不少都在虚幻着，缺少当下的真切感。我总觉着，现在的作家要是再用热爱的态度去写陶渊明式的田园风光，而看不到那里的痛苦问题，实在是对当下中国农村的反动，甚至是昧了良知。稿子送审几天后，平凹主编骄傲地告诉我，说李育善是他的乡党，两家相距才十华里，属一个镇，并专门写来读稿的文章。他有一阵子没写“读稿人语”了，看到稿子，同事在办公室都嚷着要给他推荐稿子。
《为金先生洗碗》写得真是出色。作者陈河侨居加拿大，他不是作家，好像是做生意的，但深得行文之道。这篇散文虽然琐细却生动飞扬，绵绵力道，一波催着一波地感动人。好的散文是产生力量的，但力量不一定是要作家憋足了劲去写。我记得小时候学打乒乓球时教练说过的一句话，“别在乎对手用多大的劲儿把球打过来，你总能接过去就赢了。”这句话给我的启发是，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处理事情的能力。写散文也是这么一回事，举重若轻着用笔，不一定就比大任在肩，或抡圆了膀子的弱。
这期杂志印出来的时候，春节就到跟前了。我代表编辑部的同事给作者，尤其是读者拜年了，祝愿大家都有健康的心态，更有大的收成。
技巧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
技巧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的坚冰开始逐层融解。作家们从社会的多个层面汇拢入文坛，那个时候作家们不缺生活，底子厚，磨砺多，而是缺文学常识。虽然心知，肚明眼亮，手却笨，不知道怎么样写才会更妥当，于是不约而同地向西人向古人去学习写作的技巧和手法。在那个时期，技巧似乎是重要的，像某个季节的河流，支流貌似涨过了主流。但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再回头看那些作品，印迹清晰的并不是那些技巧重的，反而那些技巧弱些的仍给我们带来兴奋。像生活里的有些人，人挺好，又一肚子学问，就是不太会表达自己。
现在的作家们文学知识丰富了，不仅会写，且妙笔皆可生花。但似乎又缺生活了，太多的作品雷同着。一个人写腐败，一群人都反腐败。一本书写县委书记，整个书架从村长到红墙内就摆成了官场现形新记大全。电视里也是这样子，一个频道演警匪，就有无数个警察在电视里抓流氓。这情景实在有趣，像春天，院子里的一棵树绿了，大街上的树就都绿了。山脚下一树桃花红了，满山满眼的就是一片红。
梁漱溟先生（1893一1988）是现代中国的大儒，他毕生努力的是中国文化研究和乡村建设研究与实践，他最忌空谈和谈空，也不是那一种“在平坦的路上表现勇敢的学问家”。1924年他辞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职，1928年在广州筹建“乡治讲习所”，他认为“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入手。”1929年赴辉县与人筹办“河南村治学院”，1931年在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8年和1946年两度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多次夜谈，甚至天明”。能多次畅谈，且每一次又谈很长时间，想来梁先生肚子里是有货真价实东西的。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成了众矢之的，但仍坚持“批林不批孔”，“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回想当年的那个冷酷时候，地大物博的中国只有一位81岁的老人直着身子公开说这样的话，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种凄凉。
选发梁漱溟先生《访问延安》等四篇文章，因由只是一个，就是想给当下的访问文章以及学问家的散文写作提供个参考，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实际的用处。
铁凝和《笨花》
《美文》一直重视海外的华人写作，香港回归的那个月，发了“香港作家散文专辑”，澳门回归的那个月，发了“澳门作家散文专辑”。说是紧跟形势也好，但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眼界总是开阔着好些。从创刊以来，我们重点介绍过几十位海外华人名家的散文作品，但多数是港台两枝独秀，大陆赴海外治学的有为数不少在墙外开了文学花，其中多位也广有影响。从去年开始，我们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今年又重点介绍了阿海、陈河、五月、穆军。这一期，我们刊登张平教授的《圣地十年手记》，他的文章写得好，下期登他的《一个普通以色列人的生平》。
春节那几天，读了铁凝的新书《笨花》，真是喜欢，爱不释手。选出其中一个独立的章节尝试着做散文登一登，也不知是不是对小说的冒犯。我以为艺术的格局，有一层基本的意思是细处的考究。比如西安的城墙，周长13.74公里，是一条空中长廊，具体有98座城楼，4个角楼，一尊魁星楼，598个垛口，10处登城马道，170眼排水槽（摘引城墙资料）。单说这些细处并不叫城墙，但西安城墙之大，就在于这些细处样样均可考究。我把这一想法，以时下流行的手机短信征求铁凝的看法，她的回复也给我鼓励，“那就按你的想法选吧，我也同意你的说法，只是显得不谦虚了，黄昏一段也是我心爱的一节。”
2006年3月24日，张中行老人长行了。
《美文》创刊的最初几年，老人给写来不少文章，编辑部的同事都惦记着这份厚爱。老人是被“文学”伤到骨子里的人，因一部小说被迫疏懒了多半生，用他“自我检讨”的话说，叫“我不革命”。人到晚年，天道酬勤，守着一个勤字，做了那么多醒世的学问，但这个勤字的背后隐着怎么样的人道沧桑呢？所幸那部小说不是《红楼梦》，设若累世热读下去，旧尘之上仍会蒙新尘的。民国时期有一个老挽联：“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得成仙。”读着就让人震撼。今逢明世，借此传达对中行老人的怀念，“今日世界，可讲爱国，如此死法，何须成仙”。
其言粹然，还要其言凛然
这期是合唱，是一次对新状态散文不够全面的展示。
了解当下小说写作的面貌，看小说和探讨杂志差不多就知道了梗概，但要了解今天散文的局面，看散文杂志远远不够，还要看报纸，要上网，要看出版社的新书架。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邀请报纸专栏作者、网络写家，以及很活跃的散文新锐笔会，《美文》就有了这期专号，称扩大号是因为增加了32个页面，尽管如此，还是有近20位散文新家的作品被狠心拿掉了。
《美文》从1992年创刊起，就着眼于展示散文写作的新状态，倡导“大散文”，除了有对散文观念重新审美的想法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不设栅栏，没有篱笆，请文学内文学外的人都来写。但在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一批活跃在80年代的散文作家似乎失去了最佳状态，也可能是当时产生的一批学者散文的社会问题散文写得太好，遮住了散文家的光泽。近几年，通过散文新家的坚持和努力，让人又有了对文学散文的期待心情。
《美文》一直关注当下散文写作的状态和进程，1993年，《美文》请十位小说家和十位诗人笔谈小说诗歌与散文的界限，我们的初衷是，请小说家拿走属于小说的东西，请诗人拿走属于诗歌的东西，结果发现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了，他们什么也没留下。从文学的层面上讲，散文是宽而且博的，通俗的话说叫“包容”。1998年到1999年，我们访谈了60位作家和学者，请他们发表对当下散文的见解，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散文写作文学性不足的担忧。散文是文学的一种，既是文学，文学性自然就应承重。
一本老书上说，文宜“其言粹然，其言凛然”。总的读来，这一期散文“粹然”充沛，“凛然”稍薄些，我理解的凛然指的是人生的深度，也有艺术的深度。敬泽兄以“用”和“无用”来框架他的散文说，既开生面，也别有洞天，他的文章站得远，看得高，我们用他的文章来为这期专号鸣锣开路了。
当年的那本《朝霞》杂志
王尧先生写《朝霞》的升落，短短的一篇文章，竟写出了隔世的感觉，晃如前世，笔底惊心。《朝霞》是1976年停办的，不过三十年，是谁说历史是长河的，不就是三十年河东与河西么。
年龄比我再小一些的，恐怕就不知道《朝霞》这本杂志了。我也只是赶上了它辉煌的尾巴，那时候我念中学，有一段时间我负责写班里的黑板报，当时主要的参考书是一本掉了封面的《朝霞》杂志。其实我字写得并不好，主要是听话，也有好表现的意思。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朝霞》真的不能算一本文学杂志，是工具，是走在那个时代“前沿”的一块黑板报。
三十年之后，眼下是市场年代了，大家在纷纷忙着赶市场，四下里寻找挣钱的工具，拿着“消费品”的尺子丈量所有的东西。用“丈量”而不说“衡量”，是因为人心粗糙了，不再讲究细火慢功夫了，大劈柴炖带皮的肉，解馋、解气、过瘾。行外的事咱不懂，单说行内文学阅读吧，80年代的读者是以阅读晦涩和冗沉的东西为虚荣的，但现在稍细节化的严肃作品已上不了书店的畅销书架了。
我估摸着一个民族不能什么都市场，不能一锅端地都去“产业化”。说一句不招待见的话，教育和医疗产业化的恶影响已经是现实了，孩子上不起学，老人看不起病。文学是一个民族血液里的东西，这个领域若是产业化了，成为“完全时尚手册”，那后果谁能知道将会怎么样呢？
我们的文化传统讲“敬行当”，讲“典守”，讲操行和独立的品格，这个时候说这些好像在说大话，不说也罢。但有一点，文学杂志不能像当年的《朝霞》那样没有普通人的体温。
足球解说员
一个外行坚持把自己当成内行也挺不容易的。
看世界杯足球赛我有多场是静音的，既怕深夜扰了家人，更怕听电视解说员的评说，这几位把自己当成发言人了，纵横捭阖，指鹿为马，是教练，是裁判，是观察家，还是各国足协的领导。宋世雄多年前的解说声音让人怀念，他的出众之处是把自己定位为欣赏者的。邓小平说过，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现在看来，还要抓抓解说员的。
周实的文章写得硬，有骨感。张艳茜眼里的城墙是月光下的城墙，读着让人心重。史星文是书家，砚边的文字残留着墨香，既传性情也传心得。在我的理解中，散文有用力和不用力两种写法，像草原上，有人驰马，有人牧羊。
韩小蕙答曾绍义问，说的是散文写作突破起来有多么得不容易，因为她自己的写作就经历过这些不容易。属于内行人算行内的账。《美文》很少发理论文章，这是创刊时就定下的规矩。打个比方是：进庙里多拜佛，少烧香。但有了高香，也会及时点燃的。曾绍义先生是著名学者，他提出的问题对当下的散文研究很有参照的功用。十五个问和答，《美文》要分几期刊登了。
贾平凹评足球
听平凹主编说外国小说是累人的，他极少说正确作者和作品人物名字，要么丢字掉字，要么顺序颠倒。甚至伊朗总统内贾德，他是唤作贾内德的，纠正了几次效果也不明显。但这次写世界杯足球赛的专栏，他的表现是超常发挥，一个球员的名字也没搞乱，甚至连拗口的范尼斯特鲁伊也是很利落地脱口而出。我发短信祝贺他的进步是飞跃，他回复说：“咱老党员了么，共产党要讲认真二字。”这组评足球专栏文章是国内几家报纸联合约他写的，很是吸引读者。他是主编，《美文》自然是近水楼台，便捷足先登了。我读最初的几篇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还说他“太平静，电视上都有人喊万岁了”。他的回答很妙：“看足球世界杯是看邻居的孩子办喜事，咱娃还小，有学习态度就够了。”等到全看完了，才喜欢了。这样的球评文章也实在是开眼界。平凹主编看足球不看门道，也不看热闹，他是在看他自己的世界杯呢。记得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去秦岭里看一个庙，说是庙，其实是庙的遗址，那个庙在清代初年香火旺盛过，后来毁于战乱了。当地领导发展旅游要恢复重建，请他去给山门题写对联，他的对联和他看世界杯是一个态度：“两峰守一烛你守你身，一揖拜两佛我拜我心”。
阿莹先生重访大寨是心神的苦旅，着重点不在游，在思，在灵魂的追问。虽然浅尝辄止，却是触目触心。罗素先生写过一本述及中国人文化品格的小册子，核心谈的也是这类问题，可惜当年还没有发生阿莹先生文中的事情。
莫言的一段话
在《上海文学》上读到了莫言先生的一段说话录，很有意思，现摘录其中的一部分，供读者参考：“我刚才强调了两句话，第一句，文学不是替天行道的工具；第二句，作家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莫言先生说的在道理上，因为“替天行道”和“为民请命”是政府和官吏的天职，这些事情并不是文学家的本职工作。“实际上我觉得作家的创作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就面临两点：一点就是写什么，第二点就是怎样写。80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几代作家的奋斗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想想鲁迅想想沈从文想想张爱玲，他们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他们一方面写了别人所未写，一方面，他们用了别人没用过的方式来写。现在怎么写的问题，几乎无人提及。小说的结构难道不是重要的问题吗？小说的语言难道不是重要的问题吗？大家都说我们不要编故事了，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已经很多，非常丰富，我们怎么编也编不出同样精彩的来。也就是说有这么丰富的生活，小说的存在价值在哪里？难道语言不是作家风格的最明显的标志吗？在网络上一搜就能搜出很精彩的故事，小说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能用很独特的语言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用独特的方式把这个故事讲述一遍。如果可以把小说家和文学家做一个区别的话，小说家只讲述，而文学家在用很独特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讲述。我们讲鲁迅是文学家，而跟他同时代的很多作家讲的故事也很精彩，但我们说他们是小说家而不是文学家。关注现实没有错，但如果只提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关注生活这种震天响的口号，那作家们几十年来在艺术和形式上的探索就不重要了吗？小说毕竟是艺术而不是革命工具，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艺术才是重要的。某些批评家老是恨我们，恨铁不成钢呀，我为什么要成钢呢？我成木头不行吗？当你们都要我们成钢的时候，我就成木头，我就成野草，让你们失去批判的目标，这就是我要做的。我有我自己生活的方式，有我关注现实的方式。”
莫言先生在谈小说，但我以为散文写作在这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更突出一些。散文的软肋一直比较多，其中最软的一条就是在“生活”面前直不起腰来，散文作家笔下的“现实生活”缺乏个性观察，更缺乏艺术观察。“茶花赋”和“荔枝蜜”那种对待“现实”的办法已被公认为是不妥当的了，主要问题是禁不起时间的沉淀。再往前想想，现代散文史上有多处奇观，但在这个领域也缺乏大观。鲁迅先生是直面人生的，也是艺术的，可他的办法脾气小些的人拿不起来，因此今日的杂文和老先生当年倡导的已是全非面目。散文写生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怎么写的问题。
第广龙是一种办法，袁劲枚和木愉也是一种办法，都有各自独到的可供圈点之处。
秩序感
好的散文都有着了不得的秩序感。
散文姓散，却最忌散。以前的说法是形散神不散，其实形也是散不得的，语言的秩序感是非常要紧的东西。诗词的秩序在体外，是有形的，而散文的秩序在体内，是无形的，像人的修养。一个人书念多了有学养，经历的事多了有涵养，修养是综合历练而成的，大美无形。最初读金庸先生的小说，读到郭靖降龙十八掌时，以为是天下最上乘的功夫了，招工平稳，简约大方，绵厚的掌风却是一波接一波有序地发出，直让对手的心劲垮下来，望风而走。
南帆先生的《台风记》写得真叫好。
河流千载，歌唱百年。2006年是赵望云老人百年诞辰，老人辛苦一生，勤勉一生，坎坷一生。毕其一生，德高楷模时人，艺高师表世人，不仅是现当代中国画的一座高峰，同时也是一座文化的高峰。回首望云是青山，我们特别编选了这个纪念专辑，以传达对老人的深切追念。
专辑中望云老人的三篇短文是从他的遗著中选出的，题目是编者的续貂。“到民间去”是望云老人最基本的艺术主张。“走到乡下去看，平原上点缀着茏葱的林木，村落由丛木婆娑中透出，在茅舍柴扉里往来的都是些粗衣砺食工作中的男女，每一个都在忍痛挣扎中生活着。风景是那样的美丽，而村民的心情却与那美丽的风景毫不相称，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现象啊！”“到民间去的口号，无须再喊，但希望我们生在乡间的人们，走入城市之后，不要忘掉乡间才是。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这既是艺术追求，也是艺术良知。
张大千先生说：“我画马不及悲鸿与望云，悲鸿的马是奔跑的马，望云的马是劳作的马。”老舍先生说：“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欢山水里那些古装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地观察，深深地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
望云先生的艺术主张是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但对当今也一样的非常重要。
文人和文化，骨头和骨气
文人是一个词，文化人是一个词。骨头是一个词，骨气是一个词。五四以降，先贤们在人文领域所致力的是由传统文人向文化人的进步，骨头向骨气的提升。文化人大抵相当于知识分子一词，但知识分子是译名，是进口词。说知识分子，还要说民主和科学，就不说了。骨气包涵得要广阔些，有责任、气节、良知、良心，以及天经地义。传统概念里的文人大概除了独善其身处，最远关心到邻居。
潘旭澜先生山高水长了。凭心而说，他真是我们这个年代里一位难得的文化人。旭澜先生生前，一直关心和爱护《美文》，写来过许多散文，这些作品发表后，又被数家报刊和书籍转载。能得到他的重视，《美文》是有福的。
李宗奇、唐兴顺、王潇然是三位政府的人，负着各自的领导责任。读他们文章时，我顺手摘录了周作人引用过的谷崎润一郎的一段话：“日本的政治家大抵被说为缺乏文艺的修养，暗于文坛的情势，但是这在文坛方面岂不是有几分责任么。因为就是他们政治家也未必真是对于文艺冷淡，如犬养木堂翁可以不必说了，像滨口雄幸那样无趣味的人，据说也爱诵《碧严录》，若木规前首相那些人则喜欢玩拙劣的汉诗，此外现居闲地的老政治家里面在读书三昧中度日的人，一定也还不少吧。不过他们所喜欢的多是汉文学，否则就是日本的古典类，毫不及于现代的文学。”（据《秉烛后谈》）其实我们旧时候里的文人做得大的多数是政府人，只是进入新时代后操心得宽泛了，就把文的事轻拿轻放了。李宗奇和唐兴顺是《美文》的老作者，创刊以来一直给我们重视，只是读得多，写得少。难得的是他们的文章来自对社会的观察，以及领悟。这些年，如果说散文局面有缺欠的话，就是少了对社会有个性的观察和记录。
平凹主编又获奖了，编辑部内部有个沿袭的规矩，谁有这类的事，都要掏钱招呼大家吃个饭，图个乐子。发他三篇短文的意思有三：一是文章本身好。二是三篇短文都和《秦腔》有关，他的这部长篇小说新作今年得了两个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和“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这两个奖都比较重要，值得纪念。三是给平凹主编提个醒，规矩可是编辑部的民法呢。
像个钉子被钉在墙上
编完这一期杂志，在我的感觉里，2006年就过去了。
把今年的十几本杂志在桌子上逐一铺排开，先就给自己提了一个疑问，这就是今年的劳动么？这些东西可靠么？读者会给打出几分呢？高尔基说过一句话：我感到自己像个钉子被钉在一面墙上，但这墙必须要结实才好。看着这些杂志，我心里装着的就是高尔基比喻过的这种不踏实。
这一段时间，越来越喜欢翻看五四时期的那些文学杂志，每一家都很分明，纵就是存在时间很短寿的那些，给人的启迪也非常突出。比较着看，今天的文学杂志尽管品名繁多，实际上彼此的区别却不大，像多子女家里的一堆孩子，多头攒动，脸孔却出于一辄。五四时期杂志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也不在发行量或赚不赚钱上，着眼点在哪里，品位就在哪里。如今的文化人常说到浮躁这个词，其实最浮躁的是文化呢。
五四时期有太多的东西在那里发光，可惜我们的肉眼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