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尧

西安成为当代散文的重镇之一，有功之人首推贾平凹。如果接下来排座次的话，恐怕先要说到穆涛，再说穆涛的朋友们（文学的好时代，总是有若干文人圈的）。

穆涛协助老贾编《美文》，声名远播。但这常常让众多的人疏忽了穆涛的散文和他的散文评论（我把穆涛的这两种文体通称为“文章”）。在当下的文坛和学界，能够写好文章的人不多了，而且，在意这种现象的人也少了，我常为之纳闷。我不时在《美文》的卷首读到穆涛的《稿边笔记》，这个版面上的文章原先是老贾写的，穆涛不知什么时候占据了，好像有好几年了。当年读老贾的《读稿人语》，常常爱不释手，诵读揣摩再三。后来，读穆涛的，竟也有这样的感觉，而且还觉得穆涛的特别。我见到《收获》的永新兄，说起穆涛的这类文章，他的感觉和我一样。这两年，和穆涛见面时，我总建议他不妨把《稿边笔记》结集。说他的文章好，是他有真知有灼见；但仅如此还不是好文章，穆涛的修辞功夫了得，有自己的语体，于是文体上也就打破了“学术”和“文章”的界限。其实，这正是中国文论的传统，但今人已经疏远这个传统了。说到文学包括散文，有想法的人很多，但能够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的很少；另外一种情形是，很会说（写），但没有自己的想法。穆涛的文章，让人触摸到传统的一种，可他又现代得很，不迂腐，不墨守成规，因为他知道这个时代变了，他发现散文的生态变了。穆涛的新作《散文观察》的出版，验证了我说的这些意思，我想，读完这本书的朋友也会认同我的看法。

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学类型也用了四分法：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鲁迅说到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成就时，认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个评价足以说明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就了。我们现在常常用“现当代文学”之类的说法，其实，“古文”之后，只有“现代散文”，所谓“当代散文”只是“现代散文”在当代的变化与发展。“现代散文”是一种文体，“当代”只是个时间概念。关于“现代散文”的理论和批评，不像其他文类，长篇大论的少，所谓理论著作也甚少。这与散文的文体特性有关。新文学以来，散文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我以为还是周作人、郁达夫分别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二集所作的导言，另外，阿英所做的工作也功不可没。当代以来，也有不少研究散文的专家，成绩突出，但就影响力而言，似乎很难超出周作人、郁达夫、阿英等人的研究。这除了研究者个人的学养和识见差异外，与研究者和写作者之间的关系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有关。“五四”那一时期的散文，用穆涛的话说，“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是，突出的文学写作者也是突出的研究者、观察者，是冲锋陷阵的人，也是摇旗呐喊的人。像旧戏班子里的名角，自己登台，自己扮相，自己做自己的形象工程。”现在既能冲锋陷阵也能摇旗呐喊的人少了。虽不必要求研究者都是写作者，但懂散文写作恐怕是研究散文的前提之一。至少，研究者要贴着散文研究，而不是贴着别的什么。穆涛说散文，用的就是贴着散文做研究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是和“五四”那些研究者一脉相承的。

我常常主张，散文研究需要回到五四那一代人的基础之上。现代散文到了三十年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抗战以后，散文文体的变化更大了。到了五十年代以后，散文写作的语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当代散文和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散文相比，差异就更不必说了。近三十年来，当代散文既逐渐回到了现代的传统，也发生了许多变革。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新语境和创作时，我们显然既要从那个基础出发，又要贴着散文的现场，发现和解释新的问题。这就是穆涛和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穆涛的观察是，散文的生态变化了。当他触摸到这些变化时，他提出了种种疑问，而这些疑问，穆涛和我们或许都无法立即回答清楚，但不管怎样，穆涛提出来了：

一是文体问题。散文在古代文学里是笼而统之的，但到了现代文学以后，大家庭分崩离析了，远亲被剥离，儿女们长大以后一个个挑门单过去了。“杂文”独立了，“报告文学”独立了，“随笔”独立了，“小品文”独立了，如今生活在“散文大院”里的似乎只留下管家的后代，与古代散文传统里最产生文学力量的“血亲”关联淡化了，隔膜了。如今散文最大的尴尬是文体混淆着，名目杂陈着。二是对五四“转型”期的散文，理论研究界是做过观察研究的，这种观察研究有过定论，也有结论，但这种定论和结论清晰吗？可靠吗？三是对建国之后一个时期里的“歌德”式散文，先是“一窝蜂”赞叹，再是全盘否定，这之间还有再思考的空间吗？文学与政治该保持怎么样的关联？四是文学新时期三十年以来，对散文写作的实际状态做过梳理吗？这种梳理影响或解决了写作中的哪些问题？

这老兄问题很多，是考我们这些“学院派”的。我暂且不去理他，但不得不承认这些问题的提出，是穆涛关于散文的远见，是行家里手说的话干的活儿。有些话儿活儿别人也说过干过，但穆涛更利索。

穆涛大处着眼的也不少。文学与当下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关系，许多年松散了，不仅小说，散文也如此甚至更为过。因为散文和别的问题相比，更容易形影相吊。穆涛说，生活在你之外，真实也就在你之外：

生活的主流在瞬息百变着。散文作为最直接的一种文学品类，应更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把自己置于无法逃避的境地。散文发展的节拍，应该成为社会思潮律动节奏的主要组成部分。关起门天真地写散文的人，不用划着小船去寻找了，你的家就是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万象在旁，生活在你之外，真实在你之外。

这段话说到了散文写作的痛处，他把那根软肋从虚假繁荣的散文身上挑剔出来：

我们这一阶段的散文是一条软肋，过于含情脉脉，过于养气和顺心，作家们像养花和养病一样对待散文写作，因而这一阶段的散文整体上缺乏激情和生命力，缺乏撼动人心的力量，缺乏清正之气。散文是文学品类中最直截了当的一种文体，但如果不去直视人间疾苦和社会进程，其文学意义势必会丧失。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坚持用所谓的“高雅的艺术散文”去“陶冶”遭受生存困扰的老百姓的情操，散文这种古老文体的命运就临界终结了。

穆涛是温柔一刀，好像不是砍下去的，但话落之处见血了。

穆涛兄不是做大论文的人，但这些想法也构成了穆涛论散文的潜在理论构架和鲜明的问题意识。穆涛实在明白了一个道理，做散文研究，其实是很难做出一个理论体系的，所以，他是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在细微处把那根银针扎下去，一个点一个点扎下去，打通经脉。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好的文章就像做得好的衣服一样，一定有好的针线活儿。读者诸君如果还记得《稿边笔记》中的那些文章，再参照我所引述的这些文字，我们就能够明白，穆涛是大处说“行话”，小处说“黑话”。在这本集子中，到处是穆涛式的语录：

人格里怕的是虚伪。伪是容易看出来的，不需要讨论，人见人憎。但虚是需要认识的，散文写作里的虚，更需要认识。

散文的写作空间要扩大，肺活量要扩大。实话实说，我们是走在寻规找矩的路上，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散文要写出力量，仅仅“陶冶情操”和“寓教于乐”是不够的，没有力量的散文，剩下的只是概念罢了。散文有书卷气是好事。但须是气，要弥漫在文字中的，固体的墨块不一定就好，至少妨碍阅读效果，好端端的一个道理，非要操持着文言腔，或摆着架势说出来总是欠妥。我小时候，常见到去相亲的成年男子穿着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一只笔，甚至两只笔。现在回想起来，那情景就像漫画中的人物。散文的上衣口袋还是不要插那只笔好。

文学不在实验室里，正如文而不化不是真的文化人一样。散文的手法要有突破和创新，更要有尘世感，一只脚可以云里雾里的摸索，另一只脚一定要踩到实地。《为人民服务》说的是大道，体例却很具体，是一篇追悼词，但却是中国千年以来最好的追悼词。

穆涛的这些说法，都可以写成很长很长的论文，但再长，最终能够说得出的也就是这些话，甚至说不出来这些话。文章家和理论家的区别，恐怕就在谁会在口袋里插上一只笔。

所以，讨论散文，好的文章应该是有质感的厚重，即便轻灵，也是一种文气，而不是大而无当的缥缈。概念多了，如同米饭中有渣子，会磕碰牙齿。好的文章（论文），不用垒概念也同样腾挪跌宕。从古代到现代，好的论文都是这样。穆涛从不用很多的概念和理论说话，这其实很难。我不敢说穆涛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但他是以散文来说散文的。这是正路，虽然现在走的人不多，反而误以为是歪路。穆涛行文，从容不迫，有时也喜欢绕着说话，把针藏在绵处，或者曲径通幽，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与时俱进之后，耐心读文章的人少了，大家适应的是点钞机的那种速度。所以，穆涛兄一定会有些寂寞，他内性深处的些许得意，可能也常常受到挫折，这是当下写文章的人的普遍遭遇。

散文写作是一个人的信仰、人格、胸襟、情操的综合，其实散文研究也如此。穆涛论散文，文如其人。穆涛很现代，很传统，是新式文人的思想，旧式文人的底子。他入世，但不迎合，人在世俗，但不俗气，所以书卷气中有人间烟火。文人有许多种，分类的方法很多，由今溯古，可列出一长串的名字。我现在若是把穆涛插进去排队，似乎早了点。我和穆涛兄厮混多年，他的说和写，常常会出其不意地给人震惊，而且是在漫不经心中做到的，又像明清像民国，但分明又喘着时代的气息。文化传统在他血液里混杂流淌，练就了一种区别于张三李四王五的本领。徐缓而紧凑，散漫而凝神，光滑而蕴藉，尖刻而宽厚，幽默而不流于油滑，文字上如此；或声东击西，或欲扬先抑，或皮里阳秋，表达上如此。人与文、说与写之风格，都在这些杂七杂八的本领之中凸显。穆涛生于河北，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他传承了侠义之心；穆涛成于西安，大唐厚养着他的诗心，由此可见“文化杂交”之必要。

穆涛的作为，常常让我以为，他在出门或者伏案之前，大概在诵读、在醉酒、在坐禅或者在做梦。他通常是眯缝了眼睛的，大概是长时间读了什么线装书；如果不是醉酒，未必会有神来之笔；不在文章中说梦话的人几乎不是文人；参悟了人世间，才能想明白而又不明白说，所以，文章写了是让别人琢磨的。

在《散文观察》付梓之时，穆涛兄命我作序，我难以推却，不仅因为友情，也因为自己总以为自己怀抱散文发展的责任。说了这么许多，且不管它是行话还是黑话。

（王尧，著名文学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