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浪子

1215年，蒙古军围困中都，金宣宗迁都汴梁。

接着，成吉思汗病逝，诸子争着继位，放缓了对金的南征，汴梁相对平静。

这让关汉卿仿佛看到了某种希望，作为汉族的子民，能回到北宋曾经的都城汴梁，怎能不让人激动？

他决定到汴梁。

那里金国官员云集。

只是金国苟安的梦，并没有维持多久。1233年，蒙古攻陷了汴京，所到之处，留下的只有死亡和瘟疫。1234年，随着金哀宗仓皇逃向蔡州，金国宣告灭亡。

关汉卿也加入了逃亡的队伍。他一路向北，最终在祁州伍仁村落了脚。

祁州是有名的药材基地，精通医术的关汉卿选择落脚此地，或许有这个原因在。在乱世，救死扶伤越发重要，他也只能暂时依靠这点本领，先在乱世中维持基本的生存。

在祁州他一边治病救人，一边整理思绪，酝酿着新的剧本。

如果没有这点寄托，何以在这个乱世顽强地活下云，活得光彩夺目？

但真正让他大放异彩的，不是这里，而是元大都。

随着金的灭亡，南宋也灭亡了。这个和蒙古联盟灭金的南宋王朝，在被蒙古利用完了之后，终于被一脚踢开，并最终走上了和金一样被灭的道路。

蒙古逐渐统一中原，定都大都。

关汉卿又来到了大都，他似乎在寻找或等待着什么机会。

但大元并没有给他机会。

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极度藐视汉文化。蒙古骑兵在军事上的优势和宋兵的不堪一击，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错误地将这种军事上的优势，转变为心理上的优势甚至是自以为是的文化优势。

他们将人划分为不同的层级，自己就是高高在上的那一等；他们妄图将农田变成牧场，他们缺少一种宏大的政治视野或文化理想，对他们而言，权欲仿佛就是一切。

他们对文人的态度也来了一次转变。

如果说宋朝时期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之高是空前的，那么元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之低则是绝后的。他们釜底抽薪式的斩断了文人士大夫的晋身之路，居然废除了科举！这一废，便是将近八十年的漫长光阴。

科举制度是传统社会中笼络士人的制度，是士人得以分享皇权的最重要途径，也是统治阶层用来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但元代统治者却毫无眷恋地抛弃了这一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对他们而言，国家政权不需要广泛参与，只需要蒙古人垄断便可。读书人自此失却向上的路径，也失去了绵延了上千年的传统身份。元代统治者将人分为四等，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按行业又划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九儒、十丐！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大变局，这真是对士人的极大的羞辱。斯文扫地，莫此为甚。

而那些怀抱着儒家梦想，怀抱传统科举入仕梦想的文人，将何为？

一直以来，关汉卿接受着儒家文化教育。一直以来，他心中的科举之梦并未曾熄灭。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一切都由不得自己。这是元代统治者对天下读书人的无情扼杀，这也是命运给关汉卿开的一个巨大玩笑。

面对这样的生存现实？何去何从？

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不同的人生分野。失落的文人或是无可奈何地选择走入山林，做一个避世者，比如马致远。或是步入市井，做一个玩世者。

翻开元散曲，我们会发现“避世思想”和“玩世哲学”构成了它最普遍的两大范式。前者以陶渊明为宗，构筑着自己的桃花源，抒发着“采菊东篱下”的隐逸情怀；后者混迹于市井，流连于青楼，躬践排场，“占尽排场风月功名”。

关汉卿留给后人的，便是这后一种形象。那首《［南吕］一枝花》是他对世人和这个世界的宣言：

［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蹅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传统士大夫截然不同的形象！简直就是一个浪子，一个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强烈的欲望而又玩世不恭的浪子。富贵功名全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以羁束他，还有什么值得他尊敬？他用他的反叛、挑战和不屑打破传统禁忌，撕开那个社会温情脉脉的遮羞布，向这个世界开敞一个真实本色的自己。

科举之路不通，他选择了走向市井，走向杂剧。

那里有最真实的人间百态，最原始的生命情感，最朴素的意欲渴求。好在元大都有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在这里，他结识了以幽默著称的王和卿，结识了梁进之、杨显之、费君祥等一大批在元曲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散发光芒的人物。他也结识了一大批名角倡优，如顺时秀等。

选择走向杂剧，同时也是时势必然。传统的文学样式如诗词散文，在元代一片荒芜，那些本来是士大夫文学，是雅化的。而在元代，士大夫都已经没有了，文人沦为“细酸”，没有了创作者，更没有欣赏者。对元代统治者来说，那些精致的阳春白雪无法满足他们“下里巴人”的胃口，他们消化不了那种高贵的东西，他们喜欢来自民间的粗粝和淋漓。上行之，下必效之，在整个大都，流行的正是这种审美口味。

元代统治者对文学教化的弱化，对士大夫的歧视，对文人们所谓的文学样式的不敏感，在一定程度上为关汉卿等元杂剧作家提供了较为自由的抒发情感的表达形式。而这种接近“愤怒的艺术”，融唱、念、做、打各种样式的、近乎赤裸裸表达情感的杂剧，恰好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求。

关汉卿渐渐成为大都“玉京书会”的核心人物。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杂剧创作达到了繁荣期。他创作了大量爱情风月剧：《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谢天香》《金线池》《调风月》《玉镜台》等。这些剧目，要么写士妓之恋，要么写才子佳人之恋，尤以第一种为主。

在士妓之恋中，洋溢着浪子风流和超越世俗偏见的爱情理想，带有与传统价值观迥异的市民气息和特色。在这些剧目中，如《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等，他特别以风尘女性为大放异彩的主角，以她们为捍卫人格尊严和争取爱情幸福进行斗争为主线，在抗争中展现她们迥异于传统女性的价值观、迥异于传统女性的胆识和心性，给被侮辱被损害的风尘女子笼罩了理想的光芒和人格的尊严。

无论是士妓之恋，还是才子佳人之恋，关汉卿笔下的女性都是主动的一方，都是巾帼胜须眉的形象，而那些士子们要么是唯唯诺诺、忍气吞身，要么是遇事慌乱失了阵脚，更没有主心，在困境面前一筹莫展。他们缺少男性应有的担当和勇气。

除了早期历史剧中，还有些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外，在世情剧和公案剧中，男子的形象都被弱化了，甚至是被阉割了。

而这一切，不正是元代特殊的社会心理文化的折射吗？被列为九儒之等级，仅仅比乞丐高一级的文人士人，已经丧失了男性拥有的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已经丧失了他们作为男儿的基本担当，他们不再是自古以来被人称颂的君子，更不是社会的栋梁，他们是比倡伎更低一等的被损害者、被侮辱者。

在这种情形下，女性的站立和觉醒是必然的，而男性的弱化和颓废也是必然的。

对那些男性形象的弱化甚至是丑化，是关汉卿面对荒谬现实的一种回应。他像一个浪子一样混迹尘俗、青楼，仿佛心甘情愿作一个“梨园领袖”“编修师首”“杂剧班头”，他似乎是将心中抱守的儒家传统情怀和士人理想人格狠狠地踩在地上，他似乎在那些离经叛道追求原始生命尊严和激情的女性身上找到了归宿，可是，有谁知道他转过身后，黯然饮泣的模样？

他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娼伎，他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士子，但他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永远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一脸毫不在乎的笑。其实，他是在以这种荒谬的形式消解传统儒家的意义，也用这种消解展示这个现实世界的无情和荒谬。

你永远看不透，这个浪子的表象之下，藏着什么样的一本正经和严肃。早年昂藏激扬的英雄之气，到此时也化为一丝丝人间烟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