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场内斗与琉球、朝鲜的外争

从同治年起到光绪十年初，朝廷一线工作一直由恭王主持。他在军机处的主要班底，为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大臣。

沈桂芬，字经笙，江苏吴江人，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沈桂芬干练有识，又以“洋务长才”自认，熟悉外国事务，甚得恭王倚信，也同宝鋆关系密切。文祥去世后，他成为恭王在军机处的主要助手。1878年，沈桂芬又援引湖南巡抚王文韶入军机，他同他的追随者，被人称为“南党”。史书记载他“躬行谨饬，为军机大臣十余年，自奉若寒素，所处极湫隘，而未尝以清节自矜，人以为难云”[73]。沈桂芬在外交事务中，遇事持重，以保和局。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即为沈桂芬推荐，因此后来颇受诟病，郁愤致疾，于光绪六年的除夕（1881年1月29日）去世。

李鸿藻，字寄云，号兰孙，直隶高阳人，工部尚书，曾当过同治帝的师傅，思想正统，是著名的理学家。沈桂芬病假后，他在枢廷秉笔，李鸿章顿感“洋务甚为隔膜”。[74]他与依附追随他的一批言官和翰林学士，被称作“北党”。他们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抨击时弊的传统，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为己任，面对吏治腐败，敢于上疏言事，评议朝政，纠弹大臣，指斥贪官。在短短几年里，连续劾下工部尚书贺寿慈、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等一批高官，还敢于为庚辰午门案的护军张目，逼使慈禧太后更改主张，从而煊赫一时，满朝侧目，人们称之为“清流党”。在沈桂芬去世之后，清流基本控制朝议，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邓承修、陈启泰等，他们又被称作“前清流”。南党人士在光绪帝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进入军机后，奉翁为领袖，被称作“后清流”。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当时在政治上亦属传统，因是光绪帝的师傅，与醇王奕譞关系密切。

清流抨击的对象，是那些直接主持政务、贪赃受贿、昏庸无能的大官僚。他们认为李鸿藻在军机处发言不受重视，因此频频施加压力。在对外事务上，他们一直是强硬的鹰派，凡稍谈对外妥协，一律斥为汉奸大佞，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比如他们就公开批评沈桂芬、王文韶的外交是“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但求苟且无事”。[75]尽管他们对战争的了解完全来自书本、传闻和想象，对军事力量、武器装备的对比全不知情，对枪林弹雨、血腥污秽的沙场完全隔膜，却以为自己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因而盛气凌人，指点江山。清流的出现，一方面是19世纪80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慈禧太后在一个时期内故意纵容的结果，她要利用这股力量平衡其他政治派别。

曾任李鸿章幕僚的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76]，表面上两派势成水火，但在私下，却有不少沟通的渠道。以清流中的最著名者张佩纶为例，就能看出双方渗透的蛛丝马迹。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其祖父张灼有二子：印塘、印坦。张印坦曾任江苏丹阳知县。印坦子张钧有二子，即张寿曾和张人骏。张人骏，字健庵，号安圃，1868年中进士，在清末官至两江总督。张人骏关系密切的同年有吴大澂、陈宝琛、陈启泰，他们也因此成为张佩纶的朋友。张佩纶本人1870年中举，时年22岁，次年连捷进士，在光绪年前期北京政治舞台上风头极健。1875～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1879年，崇厚擅签《里瓦几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给俄国，他上奏极言其非。同年，他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批评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鋆之弟四川候补道宝森和刑部将翁同龢侄刑部郎中翁曾桂列入京察一等，王文韶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崚嶒，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中裨益良多也”。而翁同龢本人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77]1882年，云南报销案起，牵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王文韶而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三折，终于使王文韶挂冠而去。稗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总督，“见文卷中有张佩纶手笔，自谓愧对”[78]。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今人不得而知，但张佩纶在政坛的杀伤力是无与伦比的。

然而张佩纶从不攻击李鸿章，这同他父亲张印塘早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官居安徽按察使，与回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相识有关，也同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字蔼青）私下为他们拉拢牵线有关。李鸿章虽与李鸿藻政见不同，但仍要保持联系。此时，张佩纶兼具故人之子、翰苑新贵、李鸿藻爱将的多重身份，李鸿章自然刻意笼络。1879年5月，张佩纶因母亲去世丁忧，张华奎推荐他去北洋幕府相助，李鸿章欣然表示欢迎。[79]张树声本属淮系故旧，张华奎在北京又与清流走得很近，被人讥为“清流靴子”，因是贵公子，自有一套与名士公卿交际的手段。未几，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过津，李鸿章助营葬之资千两。1880年4月，张佩纶又应李鸿章之邀，住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两旬，讨论海军建设的诸多问题，并访问大沽炮台，游览天津机器局。李鸿章让他亲手试放水雷，还与他点评了新购蚊子炮艇的管带，认为刘步蟾最优。张佩纶在日记中记载：“夜请合肥（李鸿章）定北洋水师规模，以阻浮议、戒因循，合肥遂以相嘱。谈次及进退人才事，余以为此本朝强弱之机，未可委诸天数，合肥瞿然。”[80]此后，张佩纶虽未入幕，但他们的私下交往更为密切。张佩纶对李鸿章说：“年来交谊已深，所以为公代筹者，非尽执古议，而颇参以时政。”[81]张佩纶私下对李鸿章执弟子礼，以“师”相称。[82]渴望摆脱单纯纸上谈兵，在军国大事中一展个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是许多清流人物的共同志向。在这点上，张佩纶同张之洞十分相近。而李鸿章对张佩纶也十分看重，期望把李鸿藻门下这员最孚时望的大将纳入帐下。李、张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洋务、清流集团的彼此攻讦和渗透转化，构成那几年政坛斗争的重要内容。

1881年，张华奎曾暗示张佩纶，李鸿章母亲年老多病，为做后事安排，嘱张树声襄助处理淮军事务。意思是说，若李太夫人故世，李鸿章必然要丁忧守制，希望届时张佩纶能协助张家父子。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1854年起随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是淮系集团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重要人物，因善于同名士交接，又被称作“诰封清流”。果然，1882年4月17日，李鸿章获准请假一月，去武汉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处探视母病，朝廷调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及成行，李太夫人已于19日去世，24日，张华奎到达天津，为其父亲来天津接班做前期准备。26日，朝廷宣布夺情，要李鸿章穿孝百日后即行回任。但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对他是否真要坚持守制发生了争论。旧时值父母去世，儿子做官者须解除职务，在家守孝27个月，称作“守制”。但朝廷对重要官员，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署理”方式素服办公，称作“夺情”。作为官员，以侍奉朝廷为先，作为子女，又必须孝敬父母，所以，无论朝廷如何慰留，官员本人必须苦辞。如果坚不出山，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尊敬，以为其举措合符礼制。比如李鸿藻，连庶母去世也坚持去职守制，极受人们赞誉。丁忧是官员职业生涯的暂时中断，涉及本人官位和升迁节奏，以及经济收入。由于高层官员的变动，还会牵动全国重要职务的结构调整，手下亲信、幕僚的前程。故不少人劝说李鸿章早点回津，这样，他们的地位就不会受到影响。李鸿章奔丧，他的夫人并不随行，继续留在天津，甚至连总督衙门都不想搬出，给人的感觉就是李鸿章马上要回来的。幕僚小圈子中主张守制者，仅袁保龄、周馥、章洪钧等数人，他们认为此事将关系到李鸿章一生名节。袁保龄、周馥还力劝李夫人搬家，以免遭人议论。盛宣怀、刘含芳等人不愿在张树声手下做事，纷纷思去。整个督署内部陷于混乱。

袁保龄，字子久，河南项城人。父亲袁甲三，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长期在安徽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与淮系有着极深的关系。袁保龄本人14岁入邑庠，受知于李鸿藻。后随父在籍办团练，周历于各团练之间，使苗沛霖部始终未能进入河南。张宗禹率捻军进攻陈州，袁保龄会合清军、团练，分筹堵御，迫使捻军退去。曾国藩一见奇之，目为国士。袁甲三去世后，朝廷赏袁保龄为内阁中书，1866年到阁补缺，先后参与校勘、编纂《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穆宗毅皇帝实录》 《玉牒》 等重要官方文献。在阁13年，博览群书，精熟典章制度。1877年起，山西、河南出现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其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奉旨帮办河南赈务，次年得传染病而死。袁慨然以兄志未竟，豫民未活，呈请辞官归里，力肩赈务，尽括家资以救灾民，是晚清官场中难得的为官清正、极有责任心和办事能力的人物。上年，李鸿章以北洋海防交涉，求贤佐理，奏调袁保龄赴直隶委办海防营务。由于袁保龄既是李鸿藻的门生，与京中清流关系密切，又是世家子弟，与李鸿章渊源深厚，所以就成为沟通二李关系的又一条重要渠道。

张树声是李鸿章离开北洋时自己选定的替手，3月21日，李鸿章在做离职准备的时候，一面把徐建寅从欧洲回国时所撰《德国海部述略》和中国驻长崎理事（领事）余?建议设立海军衙门的条陈转交张佩纶参考，一面告诉他“振帅有志整备师船”。5月4日，李鸿章在给张佩纶的信中再次提及：“北洋水师，振公自应接办。”7日，袁保龄写信告诉张佩纶：“合肥（李鸿章）望公，将以水师相累，谅新帅当有同心。亦须看时局乃发，水师丁统领恐不胜任。”[83]袁保龄是张佩纶的好友，与张华奎的关系也不错。他透露的督署内幕，显然是可靠的。5月30日，李鸿章自天津乘“保大”轮南下奔丧。在其行前，致函张佩纶，对他允诺协助张树声提出保留意见。称“恐致它日进退两难”，“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这一意见，是否出于李鸿章已经明白自己即将夺情复出，张树声仍将回两广任职而做出的考虑尚待探讨，但却驱使张佩纶立即改变态度，回函张华奎，婉辞对其的邀请，并将张树声父子的活动连同他给张华奎的回信一同密呈李鸿章，以表白自己与他们并无更深的关系，使得张树声父子措手不及。[84]31日，有上谕称张树声奏请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帮办北洋水师并请加卿衔，“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张树声之奏著毋庸议。[85]这证实张树声按照原先的约定开始了行动。而张佩纶则通过李鸿藻控制的军机处，否定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得刚刚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讨了个极大的没趣。6月1日，张佩纶的密友陈宝琛又奏，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请照例议处。部议罚俸9个月。[86]虽得旨准予抵消，却使得张佩纶从此与张树声父子交恶。

张佩纶的这些举动，似乎是急于要向李鸿章表态。他事后写信告诉李鸿章：“振公（张树声）学浅才短，承乏畿郊，当怀极盛难继之惧，惟当一切守旧，方为萧规曹随。乃到任未及十日，便思罗致清流，炫惑观听，此乃吞刀吐火，左道旁门，并非真实本领。津防至重，似此屋大柱小，令人寒心也。”又说：“高阳（李鸿藻）大不以为然……商定命下必辞，能驳尤妙。……潜公（陈宝琛）有书，略劾振公，意在戢争止沸，不知能定浮言否。此所谓天下本无事也。然振公一唯贤郎之言是听，如此举，蔼青（张华奎）不当大杖三百耶？”还说：“渠竟不知鄙人身份志趣，可怪已极。”[87]从根本上说，他对张树声父子翻脸，是基于李鸿章不久就要重返天津的判断。袁保龄说李鸿章“将以水师相累”，讲的确是真话。如果看得再深一点，不难发现，对张佩纶的安排，实际上是二李之间的一种默契。李鸿藻表面上反对洋务，暗中通过张佩纶、袁保龄，也要在北洋插一脚。

张佩纶以名士做派解除同张树声父子的默契，李鸿章却不能这样处理人际关系。他把自己给张佩纶的信转交张氏父子一阅，又将此做法通报给张佩纶，他说：“振公荐贤之举，鄙意略嫌太骤。固争之而不能缓免，几失其乔梓之欢。然足以见其求才若渴，出于至诚矣……惟留侯处处要好，未免意气顿沮。鄙致尊处书则已向伊乔梓朗诵一过，不欲当面输心背面笑也。”[88]由此可以看出官场关系的错综复杂。

虽然回绝了张树声的邀请，张佩纶当年却官运亨通。10月，他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12月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还借清查“云南报销案”腐败内幕，连上三折，将王文韶逐出军机处，彻底扫除沈桂芬班底，太后改换翁同龢、潘祖荫入值军机。不久，潘祖荫丁忧，军机汉大臣仅剩李、翁二人。这一时期，恭亲王因肾病血尿，请病假前后达八个月之多，太后命痊愈后入值，毋庸拘定假期，一切差使毋庸派署。李鸿藻的权势日益扩大，张佩纶更是风头独盛。李鸿章为此写信规劝：“近有都中来者，佥谓太阿出匣，光芒逼人，不可向迩。仍祈少敛锋锷，以养和平之福，至为企祷。”[89]次年5月，他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一如既往，继续关心北洋海防。

1883年12月3日，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他向恭亲王建议，将总署原先附设在俄国股中的海防事务剥离出来，单独设置海防股，分管海防经费、沿海要隘、外国师船、各省局厂、各种枪炮、沿海防营。[90]次年1月17日，他告诉李鸿章，“海防已设专股”。这个建议被迅速采纳了，[91]说明他极得恭亲王和李鸿藻的支持。以致李鸿章在同总理衙门筹划成立海防衙门时，专门推荐张佩纶主持。赫德也在致金登干的信中说：“这人曾力主对俄作战，倡言以杀头严惩崇厚的罪状等等，锋芒毕露，不畏权势，很有骨气，这是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的爱国主义——‘中国人的中国’——的产物。这位先生经过培养和适当驾驭，一定可以成为出色的新人物。”[92]

同治朝最后几年和光绪皇帝登基的最初几年，大清帝国对外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虽说1874年同治帝的突然驾崩和1880年慈禧太后病恹恹地折腾了一年，还下诏全国举荐名医进京会诊，却换来第二年4月慈安太后的猝死和慈禧太后的康复，并重新主持朝政这样两件宫闱大事，除了在部分接触上层的懿亲贵戚、官僚士大夫中引起一些猜测外，各项政务依然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左宗棠在西北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领土；洋务派倡言“求强”，在各省创办了一批军用和民用企业；容闳率领120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尽管抽样统计表明，在1870～1880年，9个重要省份中，40%～50%的州县处于歉收，尤其在1877～1878年间，北方的山西、河南、直隶、陕西等省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干旱，造成1000余万人的直接死亡，饿殍载途，白骨盈野。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已被平定，朝廷毕竟可以坐下来喘一口气了。封建文人将这样一种恢复生息的局面，差强人意地叫作“同光中兴”。

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下，各种国际矛盾和危机却正在积累。1875年春，日本屡派军舰到朝鲜侦察和挑衅。9月20日，日舰“云扬”号又进入江华湾，企图占领江华岛草芝镇炮台，被守军击退，遂炮击永宗岛，并在该岛登岸，造成“江华岛事件”。总理衙门在同日本特使森有礼的谈判中妥协。次年2月，日本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规定朝鲜除釜山外，另开元山、仁川两港，日本在汉城设立使馆，在各港口派遣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把西方列强强加于它的炮舰政策接了过来，用作对东亚邻国的侵略扩张。

日本又阴谋并吞琉球。1875年6月，日军正式进驻琉球，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中国的一切臣属关系。1877年6月，闽浙总督何璟向朝廷报告，琉球国王向中国求援。朝廷并不以为然，下旨琉球之事着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到日本后相机妥办，琉球使臣着饬令回国，毋庸在闽等候。1877～1878年，日本国内政局混乱，先是西乡隆盛发起了萨摩藩的叛乱，史称“西南战争”，李鸿章还向日本政府提供了10万发弹药。9月24日，西乡战死。次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日本政府无暇在此困境中解决琉球问题，清政府也没有抓住短暂的有利机遇。从深层次来说，他们根本就认为不值得为了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去与日本打仗。1879年3月，日本把琉球国王尚泰掳往东京，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恭亲王却在奏疏中说，何如璋在日本办理琉球交涉事宜，欲假以兵力以示声威。但从中国现在局势看，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故仍然只能据理辩论。李鸿章则请求来华旅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设法调解。10月，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3人向总署递禀泣援，总署只是发给他们300两川资，将他们打发回国。

同年10月2日，钦差大臣崇厚在沙俄胁迫下，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规定中国收回伊犁城，但沙俄割去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的土地，使伊犁实际成为孤城，还向俄国赔款500万卢布。消息传来，举国大哗。总理衙门和不少大臣指出，如此则伊犁成为弹丸孤注，控守弥难，收回后毫无意义。朝廷将崇厚革职下狱，定为斩监候，并派曾国藩的长子、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前往俄国，重开谈判。俄国为到嘴的肥肉又将失去而愤怒咆哮。1880年7月10日，沙俄国务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亲王亲自主持有海军部、陆军部、外交部参加的会议，策划以海军袭击中国的海岸与港口。接着，列索夫斯基上将率领一支由4艘铁甲舰、3艘快速巡洋舰、3艘海防舰、6艘炮艇、4艘运输船和相当数量的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出现在远东海面，扬言封锁渤海、黄海，直接威胁北京。[93]李鸿章接到命令，着其严防天津海口，以备俄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总理衙门同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开始谈判琉球问题。10月底，恭亲王向朝廷报告，拟在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时，将琉球冲绳岛以北归日本，南部宫古、八重山诸岛归中国，准日本人入中国内地通商，加入“一体均沾”条款[94]。这显然是日本在趁火打劫。而总理衙门的妥协，是企图避免两条战线作战。消息传出，清议立即反对。惇亲王奕誴则表示，为防止日俄勾结，宜照恭亲王所奏办理。张佩纶私下建议李鸿章，把延缓谈判琉球案，作为发展海军的政治策略。他说依其之见，欲留日本生一波折，使内外不即解严，以开自强之基。又说今年因俄事危迫，购铁舰、设电线，久不得请者一旦如愿以偿，就是明证。你只要慨然以倭事自任，则朝命必将以北洋全防交付给你。然后立水师、储战舰，汰冗弱之防兵，罢无用之将吏，蒐军简器，与倭相持，以你之才，左提右挈，效可立睹。[95]朝廷征询李鸿章、刘坤一意见，李鸿章说，宜购铁甲、齐船械，水师练成，纵不跨海远征，日本嚣张之气亦当为之稍平。至于球案，原定需要由御笔批准，3个月内换约。可视中俄交涉的消息，倘伊犁问题能在3个月内议结，就拒绝批准《中日通商条约》。[96]刘坤一说，琉球臣中国，只假我声灵，琉球臣日本，实奉其号令。平日无端剥削，无故拘囚，一任日本所为，琉球未尝赴诉中国。中国也未尝过问。故一旦夷为郡县，而要中国强与之争，务使日本俯首听命，琉球扬眉吐气，又怎么可能？他主张琉球国王在南部诸岛重新立国。[97]

三个月中，曾纪泽在圣彼得堡与俄国交涉归还伊犁和修改《里瓦几亚条约》取得进展。审批《中日通商条约》一事便被搁置起来。中俄交涉的主要成果，是中国以增付400万卢布的代价，收回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中国外交家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差强人意的成果，曾纪泽因此获得很高的历史地位和美誉。但人们很少从全面的角度去评估中国外交的得失。此后，虽然中日之间没有签署任何关于琉球问题的条约文件，但中国也没有就琉球问题向日本采取进一步措施。随着岁月的流逝，具有极为重要战略地位的琉球群岛便被日本完全吞并了。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日益加剧，朝鲜成了国际政治力量冲突的重要舞台，日、俄、英、美诸国觊觎的一块肥肉。从历史传统上看，朝鲜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对外隔绝，欧洲人曾称其为“隐士之国”。为了保护朝鲜以屏御中国东北的安宁，总署建议，把与朝鲜公牍往来中涉及洋务者，从原来的礼部管辖，改为由李鸿章及出使日本大臣直接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并将结果报告总理衙门。这样，李鸿章就成为中国政府处理朝鲜事务的主要负责人。李鸿章和驻日公使何如璋都主张采用向各国开放朝鲜门户的方法，施展“以夷治夷”的平衡政策，以避免朝鲜成为某个列强的独占物。1882年5～7月，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两次率军舰护送道员马建忠前往朝鲜，协助朝鲜与美、英、德国分别签订通商条约。

日本从《江华条约》签订后，在朝鲜获得了许多不平等权利，并对朝鲜统治阶层进行拉拢渗透，引起朝鲜人民的愤怒。朝鲜国王李熙，1863年12岁时，以旁支入承大统，由其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14岁时，李熙与闵氏女结婚。1873年，大院君归政。但李熙十分庸懦，大权落入闵妃手中。闵妃引带外戚势力参政，和大院君遂成对立，各树党羽。在外交政策上，大院君是坚定的“尊王攘夷”论者，主张闭关锁国，反对对外开放。闵氏集团则在外国压力和清政府的倡导下，寻求对外开放，但他们对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屡屡在对外交涉中丧失权益的情况知之甚详，对琉球最近被日本并吞也很关注，所以对能否依靠清政府保护，对付日本、俄国等列强的觊觎心存疑问，甚至不少官员出现了媚日的倾向。这使得朝鲜内部的政治局势十分复杂。

1882年7月23日，汉城驻军因俸米事件发生兵变，暴动队伍冲入王宫，杀死闵氏集团大臣闵谦镐和大院君胞兄、国相李最应，捣毁达官显贵的住宅，袭击日本公使馆，杀害8名日本人。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夤夜逃往仁川。24日，大院君被暴动群众迎入宫中，掌握政权。闵妃在乱兵涌入宫中时，化装成宫女逃往忠州，与朝鲜派在中国的使节金允植联系，敦请清政府出兵，而暴动者乃至许多大臣和大院君，都把一个为了保护王妃而服毒的宫女尸体误认作闵妃。这一事件，史称“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从群众自发的反腐败、反暴政开始，迅速演变成声势浩大的反开放、反日本的政治斗争，带有强烈的排外情绪和党派斗争色彩。

大院君李昰应

朝鲜国王李熙

闵妃

吴长庆

马建忠

袁世凯

中国在朝鲜向不设官，兵变的消息至8月1日才从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知。此时，李鸿章已回合肥奔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张树声署理。兵变发生后，枢臣担心日本借机介入，一面急召李鸿章还津（张佩纶在致李鸿藻的信中说“合肥如此可出矣”[98]，说明“夺情”种种，就是他和二李的共同谋划），一面饬令张树声派水陆两军迅赴朝鲜。北洋营务处道员马建忠先前方奉张树声之命，赴合肥向李鸿章言事，甫到上海，即接电谕，命其立即返回烟台，与丁汝昌率军舰东渡朝鲜。8月7日，丁汝昌抵达登州（蓬莱），与帮办山东军务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商援朝鲜事，并转交张树声亲笔信。8日，马建忠到达烟台，吴长庆则率幕僚张謇赶往天津。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为淮军“庆军”首领，因早年派系原因，与江西巡抚刘秉璋走得较近，在淮系内独自立异，结交朝贵以为攀缘，罗致文人以通声气，而不为李鸿章所喜。此时虽官居广东水师提督，却并未到任，仍带所部，驻防山东。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6岁中秀才，23岁入吴长庆幕府，时年29岁。虽尚未显达，已是吴长庆的重要助手。9日，吴、张抵达天津，与张树声闭门密谈东征大计。马建忠、丁汝昌则带领“威远”“超勇”“扬威”3舰从烟台出动。此前，黎庶昌致电国内，主张对日强硬，并在解决朝鲜危机后“由我主持国是”。张树声对此表示赞同。同日，在华朝鲜官员金允植还提出了拘捕大院君的方案。11日，吴长庆、张謇乘轮返回登州，发布开拔命令。

张树声、吴长庆密谈所决策的内容，一直不为外人所知，但一个“快”字，一个“狠”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事变，却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张树声虽为淮系中除李鸿章以外最有影响的人物，也是李鸿章离任前自己选定的继任者，但从前述的李鸿章、张树声、张佩纶三角矛盾中，我们已能感觉到三人彼此间的微妙关系。张树声临时替代李鸿章做“看守总督”，直督衙门里全是李鸿章留下的旧人。他要在短短数月中崭露头角，壬午之变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好在李鸿章幕中的袁保龄、马建忠都主张对日强硬，薛福成更强调吸取日占琉球的教训，吴长庆所部又驻扎在烟台附近，便于调动。所以这次出兵行动部署得极为迅速周密。

10日，中国分舰队抵达仁川时，日本的“金刚”舰已先期到港。经过考察，丁汝昌12日乘“威远”回津向张树声汇报局势，马建忠同“超勇”管带林泰曾、“扬威”管带邓世昌坚守仁川。十天中，日本向仁川增派了7艘军舰，1营陆军，形势日益紧张。18日，“超勇”“扬威”移泊南阳浦口。20日，吴长庆、丁汝昌率庆军2营4哨2000人分乘“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5船衔尾而来。吴长庆幕中，除张謇之外，还有一个23岁的青年袁世凯。袁世凯，字慰亭，是袁甲三的从孙、袁保龄的侄子，去年到登州投军，帮办庆军营务处。他于次日黎明，率500人赶往汉城，吴长庆也带大军随后出发。26日，吴长庆、马建忠、丁汝昌在汉城设计扣留大院君，由丁汝昌护送，冒雨夜行120里，次日清晨抵达南阳，登上“登瀛洲”舰，直送天津，[99]旋幽于保定。

早在清军发兵之前，清政府即根据金允植的说法，把兵变的祸首推定为大院君，此说是否确有依据令人怀疑，把亲华排日的大院君说成是亲日派更是个错误。但大院君入宫后，乘机扩充势力，将其带走，显然可以保证清政府在朝鲜继续推行对列强均等开放的政策，也以此敉平事端，防止日本的介入。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第二次直接参与保卫国家利益的军事斗争，也是北洋创办新式海军以来的第一次对外行动。事定之后，吴长庆部暂留朝鲜，袁世凯更是在朝鲜度过了漫长的12年。朝廷在平定壬午兵变中体会到海军的快速机动作用，甚为满意，以李鸿章创办有功，交部从优议叙。

朝鲜事变平定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小京官都大为兴奋，尤其是平常不满意李鸿章者，咸以为假使李鸿章不丁忧，办理此案，决不能如此迅速。这当然是一种揣测。8月13日李鸿章给张树声的信中讨论处理朝鲜方案，谓：“先令马、丁二君带兵船速往，少作声势，帮同朝鲜君臣弹压，缉拏魁首，一面商劝日本员将勿遽动兵，静候缉匪……至调派陆军，尤须妥筹，由陆则道路阻长，雨水多滞，转运费艰；由水则兵船装载无多，商船租雇费力。或可号称陆军继至，先声后实，俟眉叔（马建忠）等到彼察看情势，再行禀办。计张虚声则护卫亲兵两营小队可矣；若大举有战事，惟铭军在后路可调。统将勇，疏于谋，似须添派稍有智略如吴殿元辈会同照料，庶冀操纵合宜。……鄙见商办得法，可无战事，仍是上年台湾成样耳。兵难隃度，英雄所见想亦大略相同。”此时李鸿章并不详知前方形势，所做安排，则与张树声大同小异，只是所调部队，不是吴长庆部。而日本此时军备未兴，显然也是清军能在处理壬午兵变时占据上风的重要原因。中国出兵朝鲜，是为了阻止日本对朝鲜的干预介入，强化在朝宗主权。但在随之的朝日谈判中，却没有正确指导外交斗争，致使日本在8月30日即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朝鲜向日本赔偿损失费55万元，允许日本在朝鲜驻兵，并开放通商口岸。此时，中国海陆大军云集仁川、汉城，在取得战略主动的情况下，居然默认日本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海外驻兵权，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祸根，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大失败。

朝鲜事态也给李鸿章马上返回天津创造了机会。他在同一封信中告诉张树声：“今中旨叠催，而前咨王夔翁（王文韶）文内原有假满后海上或有警报，即赴津筹办之语。朝日纷争，虽未足云警报，究于海防微有关系。明知大才筹画，悉合机宜，即鸿章前去亦断无所增益。圣意殷盼，岂敢漠视，自食前言？……粤中人来，谓沅帅（曾国荃）五月二十四日由湘登舟，忽病发而止。果尔则执事回任两粤固在意中。若无意南行，而鸿章被诏迫趣，终不免此行，只可专办通商，奉屈台旆驻省经理直督事宜，兄必力为筹助，无分畛域。服制期内，无再握畿篆之理。”[100]此信意思十分明白，朝廷夺情，我李鸿章即将回任。曾国荃奉旨署理你的两广总督，现在看来因病不去了，你回广东应无问题。如果你不愿南下，则我俩合作，我署理北洋大臣，你署理直隶总督，如何？官场之中，把话说得如此明白，无处不透露着凛然霸气，自然，这也显示出李鸿章在淮系中的盟主地位。9月5日，李鸿章回抵天津，会晤张树声，并在当晚会见了回籍葬兄，恰好也在天津的张佩纶。[101]

张树声在处理壬午之变中是得了分的。张謇在朝鲜时，撰《朝鲜善后六策》，向其建言。大意包括：或援汉例，将朝鲜废为郡县；或援周例，在朝鲜设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对日本，则三道出师，归复琉球。[102]旋因李鸿章回到天津，嗤为多事，搁置不议。而张华奎却又将其早早携至北京，交五六清流密友传观。一时流传都下，潘祖荫、翁同龢咸以为善，连慈禧太后都予以关注，转询之李鸿章。[103]在李鸿章看来，此事显然是张树声、吴长庆联手自立山头的又一举措，私下暗作防范置，欲将庆军改属马建忠节制，而令吴长庆回津待命。消息传来，张謇等一干幕僚愤愤不平，力劝吴长庆引退，并请其上奏解除本职住京。吴长庆开始同意，这就势必演化成与李鸿章的公开决裂，后经袁保龄、周馥等人斡旋才没有实行。[104]到1884年春，李鸿章又以越南形势紧张，复将吴长庆赴朝庆军6营一析为二，命吴长庆带正营3营回奉天金州一带驻防，留副营3营由吴兆有统带，继续驻防朝鲜；同时札委袁世凯办理该部营务处。吴兆有才能平庸，这为袁世凯后来乘势崛起创造了机会。袁世凯从此直接投靠李鸿章，一切更革，颇让吴长庆难堪。张謇为此特地写信痛斥袁世凯，此后，张謇与袁世凯20年不通音信。[105]

1884年7月13日和10月26日，吴长庆和张树声分别病逝于金州和广州。

在清流这边，他们对《济物浦条约》也甚为不满，认为“存朝鲜当自折服日本始，折服日本当自改仁川五十万之约始”。张佩纶坚决要求责成朝鲜改约，或派军舰与日本交涉，修改朝日条约。[106]9月中旬，张佩纶应李鸿章之邀请，前往天津密商。回京后，他给李鸿章写密信，告知连李鸿藻都说，若不是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张树声只能望洋兴叹。指明李鸿章将以经营日本之名重新出山，要李做好作战的准备。[107]接着，给事中邓承修上《朝鲜乱党已平请乘机完结琉球案折》，建议派大臣驻扎烟台，厚集南北洋战舰，责日本擅灭琉球、肆行要挟之罪。[108]张佩纶上《请密定东征之策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舰，与南北洋成掎角；分军巡海，绝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上谕称所奏颇为切要。著李鸿章通盘筹画，迅速复奏。[109]李鸿章答复，中国海军实力，唯“超勇”“扬威”较为得力，其余军舰难战大洋。华船今驻数省，号令不一，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万一有事，与我争命，胜负尚难逆料。若向德定购之铁甲舰来华，再添购新式快船以为辅助，朝臣、枢臣、部臣、疆臣合谋一气，使水师成局，不战屈人，自为最善。[110]又说“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111]

这场“密定东征之策”讨论，张佩纶呼风唤雨，李鸿章却抱定宗旨，不为所动。平心而论，张佩纶以民族和道德正义为底线，在谋划方案之时，完全不受一般规则束缚，常有出人意料之举，此为其之长处；但思维偏激，有时忽略操作的可行性，则是其短处。最重要的是，张佩纶手无实权，用悲情去搏击腐败尚能取得成效，用悲情做武器去策划战争，则难以被决策层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