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旅

人生，寻找友谊，寻找爱情，寻找世界美好的一切。

人生，多少酸甜苦辣，多少曲折崎岖。心灵受伤了，高尚的友情，是医治的妙药；灵魂生病了，真诚的朋友，是高明的医生。

我从山村走出，下过矿井，驻过军营，做过东奔西跑的记者。在地心，在边陲，在京都，在小城，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寻找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寻找人类最高尚的东西。

那是真诚的朋友，那是高贵的爱情，那是美好的友谊……

那一天，我从外地回到机关，秘书长告诉我：“中国作协外联部来电话，征求意见，想让你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

“你怎么答复他们？”

“我替你答应了。我想，出国访问嘛，总是好事。”

我沉默了。

这些年来，常听到一些议论，罗马尼亚比较……比较什么呢？言下之意，说它不开放，不改革，甚至有点我国“文革”中的味道。在东欧诸国中，是落后的，穷的。既然让我出去开开洋荤，开开眼界，到更宽广的范围里去寻觅一些什么，为什么偏偏派我到这么一个国度去呢？在那么一个国家里，我能寻觅到什么呢？

是不是向外联部反映反映，推辞不去呢？

两个国家的文化协定中定下了。你不去，总得有人去。想到这，我不觉脸热了，汗颜了。

我终于默默地认领了。等待着，等待着这一天……

1988年，9月22日。

北京机场。

飞机，在我的一种期待、依恋、向往的复杂心绪中启航了。

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漫长的空中旅行。

这是北京开往南斯拉夫去的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班。飞机上坐的多是黄皮肤、黑眼睛、矮鼻梁的人。中间，有周游过世界的外交、外贸人员，更多的是我这样的第一次“出洋”的“土包子”。大家亲切地交谈着，叙述各自的心情。

我不时趴向窗口，向下眺望。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过去了。铺在我眼下的，不是绿的山，绿的水了，是无边无际的一片黄灿灿的沙海。它的浩大，给人一种威严，一种征服一切的气势；它的细腻，又给人一种温柔、一种爱的激荡。那一层一层极规范细微的沙的波纹，呼唤你想起母亲温暖的怀抱，想起故乡的荷花池塘……偶然，看到那黄灿灿的海洋中间，嵌上了一个绿团，如同一颗绿宝石。这大概是戈壁长滩上的内陆湖了。

飞机途经卡拉奇机场，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飞行后，徐徐降落在一片实实在在的土地上。

人们缓缓地走出机舱，没了刚才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一双双眼睛左顾右盼。霎时，一种出奇的生疏感，袭上了我的心头。这不是自己的国家了，这不是到处可以和别人交谈的地方了。我们将要在一种语言不通的环境里生活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将怎么过呵！

心之桥

“同志们辛苦了！”

在飞机场候机楼门口，突然飞来一声亲切而清脆的问候。这流利的中国普通话，把我们这四位中国人——张锲、徐俊西、蔡海滨和我，都惊住了。环顾四周，不见有中国女性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见一位胖胖的、五十余岁的高鼻、金发、蓝眼的外国女性，沉静地向我们走来，伸出她戴着戒指的手。

从体态看，她老了；听声音，却是非常的年轻。

大使馆文化处一等秘书钱亚彬、崔念强连忙过来，向我们介绍：

“这是杨玲博士，罗马尼亚配给我们的翻译。杨玲博士是布加勒斯特的教授，著名的汉学家，是她第一个把我国文学名著《红楼梦》翻译成罗文，介绍给罗马尼亚读者的。”

我们一一与她紧紧握手。

我们就这样和她见面了，相识了。

她象老朋友一样，帮我们搬运行李，安排我们一一上车，和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外事处负责同志一起，送我们到布加勒斯特饭店下榻，一切安排妥当后，她陪我们到餐厅吃饭。离开北京前，作协外联部的同志，特意请多年在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的、文化部的一位同志，向我们介绍了罗马尼亚目前的政治、经济情况。知道他们国家三年内要做到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大部分的农产品被运到外国还债，老百姓的生活很苦，吃肉类很困难，多少有一点象我国一九六〇年时的情况。临行前，我们每人都带了点方便面，万一对方安排的伙食，不对胃口和不够份量时，用来做些“补充”。

我们带着一双“看一看”的眼睛，走进了餐厅。

餐厅十分的豪华。有歌女在唱歌，有乐队在伴奏。一张一张餐桌上，摆着一盆一盆耀目的花。用餐的客人也不少，大多数的餐桌边坐了人。杨玲博士选了一张空桌，招呼我们坐下，一位年轻的男服务员走过来了，礼貌地对我们欠欠身。杨玲博士问我们：“同志们想吃点什么？”

“我们在飞机上刚刚吃过，肚子很饱，随便吃一点就行。”团长张锲代表我们回答。

老实说，我们中的谁，也很难具体地说出要吃点什么，也摸不清他们到底有什么？

一切由杨玲代替我们安排了。

一会儿，面包端上来了，牛奶端上来了，每人还有一碟猪排、一碟青菜（生的）、一碗汤。由于什么东西里面都有一种奶油味，我这张吃惯了辣椒的嘴，实在吃不惯，只啃了一块面包，其他什么也没动。

“谭谈同志，你怎么不吃？”

杨玲抬头问我。

“我很饱，很饱。”

我傻乎乎的回答。

紧挨着我坐着的张锲，轻轻地对我说：“他们很难买到排骨，我们把排骨留下，让她带回家去给家人吃吧。”

“只怕她不好意思，不会同意。”

“我对她说说看。”

张锲同志真的说了。说得很艺术，很有分寸。杨玲却没有我们身上的那种虚荣心，她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

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吐了一点他们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情况。突然象勾起了心事一样，她沉默了一阵后说：“我在北京大学读了七年书。是1956年进校的。经过了你们的反右派运动，也经过了你们‘过苦日子’的时期。好好的老师，突然变成了敌人，我想不通。后来，看到中国同学，一个一个地变瘦了。有一次，一个上海的女同学竟昏倒在教室里。我们慢慢地知道了，中国同学吃不饱饭。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的食堂，伙食还是不错。我每次吃饭时，要留下一两个鸡蛋，带回宿舍，喊那位上海女同学来吃。开始，她涨红着脸，硬不吃。后来，她吃了。再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回国以后，又两次到了中国，她都到北京来看了我……”

她越说越动感情了。看来，人，不管国籍怎么的不同，皮肤怎么的不同，语言怎么的不同，而心却是相通的呵！

离开餐厅时，她把我们送给她的排骨，用纸包起来，放进了随身带着的兜里。

这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位外国同胞和我们的距离近了。

以后，她陪我们到雅西、苏恰尔瓦、布拉索夫、康斯坦察访问，陪我们访问布加勒斯特的出版社、杂志社，陪我们会见罗马尼亚著名的作家，出席一个一个的座谈会。我们天天在一起，朝夕相处。我们感到在罗马尼亚生活，离不开她。她在中国七年，是怎么生活的？她回国后，为中罗友谊做了些什么工作？她的爱情，她的婚姻，她的家庭，她的……我强烈地想知道她的一切，解开这些天涌到我心头来的有关她的一个一个的谜……

“您，能不能向我们谈谈您走过的道路？”

在苏恰尔瓦一家豪华饭店的休息厅里，我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

“怎么？想采访我？”

我笑笑，点点头。

“好哇，有时间，我就向你们公布一下我的过去。”

从海滨城市康斯坦察回布加勒斯特的列车上，我们五人坐在一间软席车厢里，她终于来了兴致，向我们说起了她的过去。

这是一个女汉学家成长的道路。

用中国的习惯用语说，小时候，她是个村姑，是一个不安份的山民的女儿。不安份，常常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兆。家里兄弟姐妹多，负担重，在山村里读完小学以后，父亲就不同意她再读书了，要她下地干活。她却不甘心，总想知道自己这个山村外面是一个什么世界。有一天，她穿着一双新布鞋，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搭上了一辆到小城里去的马车。她是同村里一个女伴一起走的。那个女伴要到城里去考师范学校，将来准备当一名小学的教师。她也动心了。

两人来到了离故乡七、八十里远的县城，双双报考师范学校。第三天，她刚刚考完，父亲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这个老实厚道、而又性情暴臊的农民，双目圆瞪，一脸阴沉，手捏一根木棒，看着这个偷跑出来的女儿。

杨玲那年十二岁。新布鞋磨破了她的脚，她将鞋子脱掉了。这时，她光着脚丫子站在父亲面前，身子哆嗦着，真害怕父亲手里那根棍棒朝自己落下来。

“快跟我回去！”

半天不吭声的父亲，终于发怒了。

“我、我不！”

突然，她的血液往脑门顶上冲。她在父亲面前发犟起来。

父亲手里的棍棒，在逞强的女儿面前，竟软软地垂了下来。

次日，学校发榜了。这个逞强的村姑，考得了第一名。而同她一起来考试的同村女友，却名落孙山。

父亲终于赶着马车，送女儿进城读师范了。

由于她成绩优异，师范毕业以后，被保送读了大学。进大学读书时，老师送给她一本书，竟是一本根据俄文翻译的中国诗人李白的诗。她心里连连跳动：“中国！中国！你在哪里？”

大学又毕业了。同学们准备去苏联，去波兰，去英国，去……她准备去哪一个国家深造？一时难下决心，老师送她的那本李白的诗，老在她面前晃动。有一次，和同学们上街去玩，看着街角围着一堆人。凑近去一看，见一个吉普赛人在用火柴棍摆弄着什么，一问，是算命。她好奇了，挤进了人群。那老头摆弄一番后对她说：“怪了，你这怎么是个方块字？”

“什么方块字？”

“中国字呵！”

“……”她愣了。

“看来，你和中国有缘份呵！”

“中国！”

她的眼睛倏地一亮。

回校以后，她下了决心，填报志愿：中国。

“不行！你不能去中国！”

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全家一齐反对她到中国去留学。

“为什么？”

“那里太遥远了。你去了，我的女儿就没了。”

父亲悲咽道。

“不！我要去，我也定会回来，我要把一个中国带回来，背回来！”

父亲愣住了。这么大一个中国，你怎么能背回来？这小女子，读书读蠢了，读书读疯了。

老实的父亲，哪能理解自己这心比天高的女儿呵！

她到中国来了，进了北京大学。刚到中国的时候，象一切远离家乡的游子一样，心发闷，发慌，思念亲人，思念故乡，想家呵！有一段时间，她坐在教室里听课，眼睛老是朝向窗外，想透过那关山千重，看到自己的村子，看到亲爱的母亲……

心散了，哪里能学得进去？这讨厌的中国语言文字，太复杂了呵！开始那段时间，她成绩很不好。中国老师也很着急，一次又一次地找她谈心，开导她，鼓励她。后来，老师发现她老向窗外望，便来了一点“硬”的措施，把她桌边的那扇窗户，用纸给糊住了。

那糊在窗户上的纸，象一张警告书，时时提醒她：要集中精力，要钻进去。不把中国语言文字学到家，怎么实现自己的诺言：把中国背回去？她的心集中到了学习上，她经常主动向老师提问、请教主动和中国同学对话。经常一个人上街逛商店，用心听别人说话。一个人挤公共汽车，有时故意撞一下别人，然后向别人道歉，却又把中国话的意思说反了，惹出一串笑话……

她终于闯进了一个新的天地，认识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她熟练地掌握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她的心也紧紧地拴在这片国土上了，拴在这个古老国家的古老文化上了。

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她就在她的中国导师吴祖缃的帮助下，开始做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的翻译工作了。历时七年多，她翻译出了前四十回，1975年，由罗马尼亚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发行9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第二版又发行4万册。现在，她在继续翻译后八十回。到我们认识的时候止，她已翻译了屈原的诗《离骚》、《九歌》、《中国古典作家辞典》、《中国古典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选读》、《中国诗词格律》、《中国文明》、《汉字规范化》等十七本书。

她真的把偌大的一个文明古国——中国，背回去了。

她把一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罗中友谊。她用她出色的译作，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介绍给了罗马尼亚人民，架起了一座中罗人民心灵之桥。

她的心，沉沉地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她的感情，紧紧地连接着中国人民。

有一年，她到一家商店去买奶粉。她一眼就看中了中国的奶粉。正要付款时，站在她身边的一位太太关切地对她说：“别买这奶粉，买波兰的好。”

“为什么？”

“中国奶粉不卫生，有细菌。”

她瞪了那太太一眼，抱着两袋中国奶粉就往家里跑，一到家，她一头倒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她受不了别人对中国的侮辱！

列车隆隆前行。她平静地向我们叙述着她走过的道路。她的人生之路，每一步都浸泡着对中国人人民的感情。我们四个坚强的男子汉的心，都被她热烈的话语搅动了。我们代表团团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锲同志，动情地说：“杨玲，我们中国人民为有你这样的女儿而骄傲！”

爱之旅

也许，在这个国度，我们没有得到物质生活上的多少享受。然而，却获得了比物质享受高贵十倍的精神享受——处处充满友谊，人人有颗爱心。

入罗的第九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九周年。是我们的国庆节。

还差好几天，杨玲就在嘴上念叨起来了。她盼着这个节日，和我们一样盼着这个节日。

先一天，我们代表团收到了大使馆送来的请柬，请我们出席大使馆主办的国庆招待晚会。

杨玲也高兴地跑来告诉我们：“我也收到请柬了！我也收到请柬了！”

这一天傍晚，中国大使馆门前，红旗招展，彩球高悬。一辆辆小车，徐徐驶来。各国驻罗马尼亚的使节们，携着夫人，应邀出席我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来了。大门口，入场的人们很整齐地排着长队，缓缓走近那个庄严的大门。我们四人，也走进了这个队列。近了，近了。大门口，大使王荩卿和他的夫人，身着盛装，满面春风地和应邀赴会的人一一握手，连连说着：“欢迎！欢迎！”紧靠着大使和大使夫人，站立着大使馆的其他官员，一个个庄重而热情。

大厅高大而气派。

厅堂四周，摆放着沙发。许多长条桌上，放满了各种中国食物和饮料。一等秘书老崔走到我们身边，悄悄说：“罗的一位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来到了。你们想吃什么，就拿什么，绝对的自由。想在厅里就到厅里，不想到厅里，还可以到外面坪里去。”

我们一个个端起了盘子，挑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吃开了。

在厅里站了一会，我们来到了厅堂后面的坪里。这里是一个更为自由的场所。

“为什么大使还不讲话？”

我悄悄地问老崔。

“今年改革了。大使不讲话了。只准备与罗方赴会的几位领导人座谈座谈。”

我站在这个大坪里，一边吃喜欢吃的东西，一边细细地观察。这个盛大的招待会，前来赴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约莫各占一半。

“呵，同志们在这里。”

杨玲寻我们来了。她领来一男二女。她指着那位清瘦的、六十岁左右的男人，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的丈夫。”接着，她又把一个年轻的姑娘介绍给我们：“这是我的女儿。”

我们热情握手。

“那么这一位呢？”

她的身边，还笑吟吟地站立着一个青年女性。这人很矮小，而女性体态的曲线美却很突出。一双充满善意、友好的眼睛，正直愣愣地盯着我们。没等杨玲开口，我们就主动发问了。

“我要特别向你们介绍的，正是这一位。她是若拉女士，是世界文学出版社分管汉语文学的编辑。那天我们到他们出版社参观的时候，她不在。”

若拉女士微笑着点头：“那天我到别的城市去了，没有见到你们，很遗憾。”

然后，她愉快地和我们交谈起来。

当她得知代表团副团长、评论家徐俊西，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时，眼睛倏地亮了：“你是上海的？”

“对呀！”老徐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后来又做过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斯斯文文，一副十足的学者派头。

“那么，你认识她吗？”

“谁呀？”

若拉女士说出了她心中的那个名字。

老徐很遗憾地摇了摇头：“上海一千多万人。这么多人，我不可能都认识。”

“她是我的朋友！”

若拉女士骄傲地说。接着，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这是三年以前的事了。

她到意大利旅游。投宿在一个饭店里。傍晚，她走出饭店，准备到街上去散散步。突然，她听到抽泣声。转头一看，饭店大门前，一个东方姑娘在哭。她上前一打问，方知她是一个中国上海姑娘，在这里呆两天，转机去加拿大什么地方。由于所带的钱不够，付不起房租，被店方赶出来了。她听了，很是同情，虽然自己所带的钱也不多了，但她还是解囊相助。上海姑娘非常感激，给她留下自己的名字、中国上海的住址。欢迎她什么时候到中国去。

这个不长的故事，却引起我们长久的激动。我们问她：“她留的那个地址还在吗？”

“在呀！”

“这次，你要带信给她吗？有地址，我就能找到她。”

“好呀！”

晚上，若拉女士到我们的住处来了。带来了上海姑娘留给她的地址和名字，也带来了她给上海姑娘的信和一份小小的礼物。

徐俊西认真地记下了那个地址和名字，接过她的信和礼物，连连说：“你放心，我们一定把它带给你的中国朋友！”

这位汉语文学的女编辑，不仅用自己的手，把中国文学介绍给广大的罗马尼亚读者，而且用自己的心，爱恋着对她来说是何等遥远，却又是何等亲近的中国！

这一天，秋阳高照，天气真好。

我们离开苏恰尔瓦城，奔向一个乡村，去参观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埃米列斯库的故乡。

陪同我们的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剧院的院长，是个十分幽默的人。他四十多岁，秃顶。女儿已高中毕业了，准备报考杨玲博士执教的罗马尼亚最著名的大学——布加勒斯特大学。他女儿决心学汉语专业，将来到中国去。他支持女儿的选择。

我心里想，我们中国人民，又将多一个外国女儿。

他万万没有想到，陪同我们下来的这位杨玲博士，正是布加勒斯特大学汉语教研室的教授。他的女儿，如果考试合格的话，将成为她的学生。当他知道杨玲博士的身份后，豪放地笑了：

“我女儿可就交给你了。”

杨玲博士也笑了。

汽车飞快地行驶着。眼下正是十月小阳春。地理气候和我国北京相近的罗马尼亚，山头上的松柏树绿得发蓝，这发蓝发蓝的绿色中，间或冒出一树树红叶，亮灿灿刺目。这位人民委员正在讲一个笑话。说是一个人到朋友家里去做客。朋友家的狗叫得很凶，那人不敢进门。这时朋友对他说：“爱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爱叫。这个道理你难道不知道？”那人说：“这道理我倒是知道，就不知道这狗知不知道？”

众人哈哈大笑。

我在笑声中沉思：每个国家的民间故事，为什么这么惊人的相似？

人心是相通的呵！

公路边，出现了一排农舍。我们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能不能到这些农民家里去看一看？当团长张锲把我们这个想法提出来以后，这位幽默、风趣的人民委员，连忙回答：“行！兄弟之间，怎么看都可以。”

汽车在路边停下了。

我们走下车来，随便朝一栋农舍走去。这是一栋平房，外观十分漂亮。不大的窗台上，摆满了花花草草。我们穿过一个堆满木材的小坪，朝屋里走去。屋里没有人，而窗没闭，门没闩。房里铺了地毯，墙上挂了壁毯。席梦思床上，被子没有叠，毯子也没有叠，枕头还丢了一个在地上。这也许是主人因急事匆忙出门了，或者是顽皮的孩子作的孽。房里显得十分的零乱。但却显示了主人的富有。那个大衣柜上，足足垒了十多床全毛的毯子。这是个盛产毛织品的国家。从这户农家的摆设上，就可见一斑了。

这时来了一个老太太，她告诉我们，主人下地去了。两个孩子在外面玩。她是这家的邻居。

我们在屋里站了站，就走出来了。

水井旁边，站着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女的大约十二、三岁，男的是她的弟弟吧。这水井类似我国北方农家的吊井。井很深，摇动木轮子提水。今天是星期天。孩子的父母都干活去了。此刻，这姐弟俩正在摇水呢。

我们走过去，和这对孩子交谈起来。

“你们是哪里的？”

小女孩闪动她那蓝蓝的眼睛，很有兴趣地询问起我们来。

“中国。北京。”

团长张锲回答她。

“北京？中国？”

小女孩的眼睛睁大了。

“对！”

徐俊西朝她肯定地点点头。

小女孩旋转身子进屋去了。不一会，她抱来了一叠画报，送到我们面前，神气地说：

“你们看，我有中国的书！”

我们惊异地愣住了。

这是一叠我国出版的《人民画报》。我们翻了翻，八本。1988年1月至8月号，一本不少。小姑娘骄傲地告诉我们：“全村只有我订了。大家都到我这里借着看。”

“你今年开始订的吗？”

“不，我订了三年了。”

“喜欢中国吗？”

“喜欢！”

徐俊西掏出钢笔，动情地在小姑娘的画报上写了一句话，表达了我们大伙的心情：中国叔叔祝福你！愿你热爱书本，热爱知识！

蔡海滨赠给小姑娘一个小礼物。

随后，我们走进了另一栋农舍。这是那位老太太的家。我们正在屋里参观的时候，小姑娘的小脑袋从门口探进来了。接着，她径直走到蔡海滨面前，送他一张自己的照片。这是一个多么热爱中国的小姑娘呵！

我们又回到布加勒斯特了。

这是乘火车从黑海之滨的康斯坦察回来。

车到布加勒斯特，夜已深了。当我们一走下车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太朝我们走来。

“这么晚了，你还来接我们？”

一股热潮，涌上我的心胸。

我们到罗马尼亚，先后访问了五座城市。每次，不论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从外地回到布加勒斯特，这位年逾六旬的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普通工作人员，总是到车站或机场来接我们。风雨无阻，昼夜不论。从杨玲那里，我们得知，老太太离婚多年，唯一的儿子在部队服役，她独身一人，把作家协会当成自己的家。对每一批来罗访问的中国作家，都十分的热情。

“这是你们到罗访问的最后一个城市，我也是最后一次来接你们。以后，我就不可能再接你们了。”

老太太的眼睛湿润了。

这话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撩拨动了。张锲同志激动地迎上去，与老太太拥抱了。

徐俊西、蔡海滨也与老太太拥抱了。

我知道，这是他们入罗以来，第一次与外国女性拥抱。我立在一旁，心里平添一种庄严和尊敬。

轮到我了。和他们比，我是一个土包子，一时不愿接受这种西方礼节。犹豫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握住老太太的手，在嘴边吻了吻。

“谭谈同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天了，你还没有吻过我的手呢！”

杨玲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身前。

逃不过了，我只好在杨玲的手上，也吻了吻。心胸里，陡地涌起了对这两位外国女性一种类似对母亲般的敬爱之情……

花之国

入罗的第三天，我们离开布加勒斯特，到罗马尼亚的东北部城市——雅西参观访问。

从布加勒斯特去雅西，是乘坐飞机。飞机不大，百来个座位。飞机上的设备也不怎么的，好象还不如我国国内的某些飞机。

他们的国家不大，火车上没有卧铺车厢，因此它最长的铁路，去最远的地方，也不需要在火车上过夜。坐飞机就更快了。从布加勒斯特到雅西，只要一个多小时。且是这种航速很慢的小飞机。

乘坐飞机去雅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空中鸟瞰这个国度的机会。

我的座位，正靠着一个窗口。

飞机升天不久，我就伏在窗口，看下面这块国土。山是绿的，水是绿的。麦子刚刚收割，田野呈现一片淡黄色。突然，一片片绿色的云彩，涌动在我的眼底。那真是云吗？世界上真有绿色的云吗？

那不是云。

那是成片成片的森林。我们的森林，长在山上。他们的森林，不光长在山上，平原上也有大片大片的森林。田野里，也种植着成行的树木。我没有去查询有关资料，他们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达百分之多少。而凭我的直观，这是一个森林之国，这是一块绿色的国土。

我们常常议论他们的短处。而我又忘不了他们的长处。比如，他们国家，人平住房面积达17平方米。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它，是房子等人，而不是人等房子。又比如，他们国家，平均五个人有一辆小汽车。这不奇。奇的是：他们从总统到黎民百姓，坐的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同一种小汽车……

我们到了雅西。

雅西，是罗马尼亚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与苏联接壤。汽车一离开机场，就钻进了大片大片的树林之中。我们好象进入了一个森林王国。

穿过大片大片的树林之后，进城了。街道两旁，绿树繁花。我们感叹不已，这是一座花之城，绿之城啊！

我们在一座广场前面的旅馆下榻了。

推开客房的门，我惊住了。

整面的玻璃墙壁，把外面的绿树红花、把那个多彩的世界接进屋来。这似乎还嫌不够，又在房的一角，摆放一个大瓷缸，缸中立起一株一人多高的芋头般叶状的“树”来。房内，满墙都爬着绿藤。墙上架着构图别致的铁架，上面摆着一盆盆花。各样的花，散发出沁人的芳香。

我怀疑自己走进了一个森林的宫殿。

而这实实在在是这个国家一个中等水平旅馆的客房。

这一夜，我枕着绿叶、吸着花香，带着深深的感慨入梦。

次日，我醒得挺早。团长张锲等伙伴还没有醒来。我耐不住外面那个多彩的天地的诱惑，独自一人走出旅馆，信步到街头走走。

外面是一个挺气派的广场。一尊巨大的雕像，耸立在广场中心。据说，那是罗马尼亚著名的民族英雄斯特凡大公。他头戴王冠，跨着骏马，威武英俊。而更令我注目的，仍然是花。一排排规划得颇具匠心的花坛，分布广场四周。整个广场，是用鲜花组成的花的图案。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这时，街头上熙攘声一片。为家庭生计操劳的主妇们，已经买菜归来了。她们手里提着新鲜蔬菜，鲜活的鱼、鸭。使我惊异的是，许多买菜归去的女人手里，都拿着一束花。花瓣上还沾着露珠，生气盈盈，煞是惹人喜爱。

买菜又买花。天天如此吗？

好奇心驱使着我。我循着女人们买菜的方向走去了。

在一个更宽阔的广场一侧，有一个菜市场。那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片用化学材料搭盖的棚子。

“呵——！”

在这个菜市场前，我长长地感叹一声，站立住了。偌大的一个菜市场，足足能驻下一个团的部队。而首先映进我眼帘的，不是菜，是一个灿烂的世界。那是花，那是各种各样刚刚采摘来的花。天天、天天……这里的主妇们，买菜先买花。花和菜，一起走进他们的生活。这是何等的美妙呵！

在罗马尼亚半个月，我们处处与鲜花做伴。我们也发现，鲜花，进入了罗马尼亚人民日常的生活。恋人相见，朋友会面，为老人祝寿，替晚辈贺生，都是献上一束鲜美的花。这里的人们，送其它礼品的风气不浓，而赠花的风气却很盛。

我很有感慨。这是多好的民族风气，多好的文化传统！鲜花，美化着人们的生活，也沟通着人们的心灵，净化着人们的心灵！

文明之邦

两个星期，我们访问了五座城市。

所见所闻，留给我们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文明之邦，这是一个崇尚文化的民族。

每一座城市，都有博物馆、文化宫、大剧院。他们把认为应该保留的东西，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他们把认为应该尊敬的人物，都起竖了他们的雕像。

布加勒斯特城赫雷斯特留公园附近，有一个乡村博物馆。那一天，杨玲建议我们到那里去看看。开初我们并不情愿。这么远跑了来，看乡村，太不值了。杨玲说：“到那里看看，就等于到我国各地乡村参观了。你既能看到我国南方、北方不同的村庄，也能看到我们民族的过去和今天，能看到我们国家的历史。”

我们终于去了。

一个一个构图不同的村落，一栋一栋风格不同的建筑，是一幅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使我们兴奋不已，使我们赞叹不已。

穿过一扇造型别致的院门，我们走进了一个村落，不远处，耸立着一个木架，木架下是一个用石头垒的圆筒筒，木架上挂了一个水桶。那是农家的水井。房屋的建造，也很研究。抱围粗的大木头，横在地下。房屋则建造在这横满的粗木头上面。这样，住在里头，就不会潮湿了。

我们登上一个小木梯，走进屋里去。屋里的工作人员，立即起身迎接。这栋房子共三间。进门是正厅，很宽敞，这是房屋的主人主要活动的地方。两侧各一间住房。右边这间，大概是夫妻俩的卧室，一个大床铺，上面铺着做工粗糙的毛毯。房中放了几条木凳。墙上挂了一条粗糙的壁毯。另有一个长长的木架，上面摆满各种图案的瓷碗和小陶缸。这既是他们的生活用具，又是他们的装饰品。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国家北部乡村十七世纪时的一个中等农家的住舍。从中可见，罗马尼亚这个民族，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很爱美，很爱装饰自己的生活。

这个乡村博物馆，占地面积10公顷，在全国有特色的乡村建筑，都搬来了，在这片土地上建有五十座小庭院，有房屋200多间，包括风车、石磨、水井在内的家用物品16000件。这些小庭院是1936年开始从全国各地拆迁来的，代表着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这里有罗解放以前西北部农奴的房屋，全用树枝和泥巴盖的，低矮阴暗，房子中央设一泥制的烤面炉。由于那时留烟囱需缴烟囱税，所以连烟囱都没有留。

这里有为避免侵略者烧、杀、抢、掠而建的半地下的房屋，屋顶上铺土长花草，使敌人不易发现；这里也有沿海地区比较宽敞的厅堂、居室、厨房等多达十多间的房屋；这里还有北方为防雪采用人字形高屋顶的建筑。有一座麦秸杆作人字形顶的高房子，已有300多年历史。有一栋从北方运来的18世纪的木结构教堂，屋高四层，顶上塔高46米，上下楼用的是木梯。

每参观一处建筑，我们的心里都引起一阵深深的激动。这里集中地反映出了，罗马尼亚人民的聪明才智，反映出了他们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

我们参观访问了五个城市，也参观访问了好几个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博物馆。在苏恰尔瓦的民间技术博物馆，站在那木织布机房，使我想起了我国黄道婆那台木织布机。它们之间，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还有那手摇的石磨，多象我们村子里的石磨呵。我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用手美美地摇了几圈。黑海之滨的考古博物馆，更使我窥见到了罗马尼亚灿烂的历史……

每一个民族，都有引以为自豪的人物。每一块土地，都有自己值得骄傲的过去。

罗马尼亚人民，特别崇尚为自己的历史做出过贡献的英雄，特别爱戴为他们的文化做出过贡献的文豪墨客。

雕塑，是罗马尼亚城市最突出的、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而一座座雕像中，除了著名的民族英雄斯特凡大公以外，更多的是文化名人。在雅西一座公园里，有十六座雕像。戏剧家、文学家、诗人等文化名人，占了十二座。令人不能忘怀的是，这里，不仅雕了著名诗人埃米列斯库的铜像，就连诗人的情人，也在这十六座雕像中占了一席之地。诗人的情人，嫁给一个很老的地主，在她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了诗人，从此与诗人热恋着。然而，封建婚姻的绳索捆绑着她，她无法与诗人真正地结合。一直偷偷地约会，偷偷地……诗人和她的爱情，被罗马尼亚人民崇尚为最美好的爱情。

在黑海边的康斯坦察考古博物馆前的广场，有一个高高的雕像，终日面对着滔滔的黑海。那也是一位被统治者流放到这里的诗人，他也有一个同样美丽的故事……

珍爱文化的民族，是珍爱书的。

罗马尼亚人民爱读书，爱藏书。

按照日程的安排，这天我们去访问世界文学出版社，它又可称做宇宙出版社。

早早地，我们就在我国驻罗大使馆文化处一等秘书崔念强同志和杨玲博士的陪同下，来到了这家为介绍世界各国文学为罗马尼亚做出过自己贡献的出版社。

出版社设在一栋构造独特的楼房里。

社长是布加勒斯特大学的一位声誉颇高的老教授。他满头银发，一派学者风度。这气质，很切合他的身份。他拄着一根拐杖，走进会见我们的小客厅。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早已把他们近年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清出一大摞，摆在我们面前的条桌上。多是我国的古典作品，《中国古代笑话选》、《中国古代寓言选》之类。有精装本，也有平装本。十分幸运得很，杨玲博士翻译的《红楼梦》，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语言文学，有其独特的内涵，其意义是许多外国语言文学难以表达出来的。而杨玲，竟把难度这么高的《红楼梦》译成罗文了。甚至连书中众多的诗词都用罗文翻译出来了。这足见她汉语修养之深、造诣之高！

“听说中国目前通货膨胀得厉害？”

在正式向我介绍出版社的情况之前，老教授却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张锲是很机灵的。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坦率地向这个老教授介绍了我们改革的成就，也实事求是地说了我们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分配不公，就很严重。我们的汽车司机的实际收入，恐怕比一些部长还高。再有一些大宾馆的服务员，收入也可观。”

“这些问题，我们也存在。大宾馆的服务员，除了正常的工资，还有无法计算的收入——小费。”老教授很有同感。“不过，我们这里的汽车司机不行。因为汽车几乎普及到家庭了。”

他说：“我们编辑的工资，一般是3800列伊（6列伊为1元人民币），最高的4200列伊。教授的工资，一般为6300—6400列伊。工资最高的是大工厂的厂长，大报的总编辑，科学家，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月薪1万列伊，《火花报》、《自由报》总编8000列伊。最低的工资是2000列伊，差距为1:5。我的邻居是一个工段长，每月5500列伊，和我差不多。”

满头银发的老社长、老教授闲话一番工资以后，把话题转到出版书的上面来了。他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我们国家很受欢迎。象这样的寓言选之类，印行二十多万。就说这部《红楼梦》吧，第一版印了9万，很快销售一空。第二版，又印了好几万。我们自己国家作者的书，一般也都在5万册以上。”

这使我们吃惊，也使我们羡慕。罗马尼亚只有2千万人口，只相当于我们一个小省。而一本书，竟有这么大的印数。可见罗马尼亚人对书的喜爱了。我们常常在公共场所、在街头看到，人们在候车、候船，或者排队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手里都捧着书或刊物在看。每一个家庭，也都以藏书藏得多为荣。

忍不住想说说我们的同行——罗马尼亚的作家们了。

罗马尼亚作家协会，设在布加勒斯特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这是一个高雅、别致的院落。庭院后面是一个高坡。走进院落，迎面看见十数米高的一面墙，全被披挂繁叶的藤蔓所覆盖，俨似一挂气势磅礴的绿色瀑布，从高空倾泻而下，美极了，新鲜极了。

庭院前的小坪里，停满了小车。看来，今天与我们聚会的罗马尼亚的著名作家已经到了。

果然，我们一走进客厅，十几位作家就走进客厅来了。大家坐成一个半月形。主持这次会见的是罗马尼亚作协副主席亚里克山德鲁·巴那奇院士。他说话非常风趣。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是杨玲的老师。他曾翻译过李白的诗，是从俄文翻译过去的。他首先告诉大家，罗共中央委员、他们作协主席出国了。明天回来。他回国后将会见并宴请大家。接着，双方介绍了与会人员。然后，大家就各自关心的问题交谈开了。

作家们最关心的，自然是作家们自己。

罗马尼亚没有专业作家。这天到会的这批著名作家，多是大学教授、报刊编辑、新闻记者。作协领导机构也很精干。作协总会只有七十多名工作人员，其中四十多名是文学基金会的。下设六个分会。每个分会只有秘书长一人是在作协领工资。主席、副主席均系兼职。全国1千1百多名作协会员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

国家不给作家协会拨经费。作家协会的一切开支，都由文学基金会提供。齐奥塞斯库总统签署一项法令，全国所有出版社（二十多家出版社）出版的书，稿费付给基金会，由基金会再付给作者。另外，出版社要付稿费的百分之十给基金会。家庭有电视机、收音机，要交费。其款项的百分之一交基金会。电台、电视台用了作家的作品，要交稿费的百分之十给基金会。罗出版外国的作品，外国出版罗的作品，稿费的百分之六交基金会。作家所得稿费的百分之七交基金会。出版社和作家不再给国家纳税。这样，文学基金会每年都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基金会用这些钱，组织作家休假、出国考察、深入生活，请创作假，以及为年老退休的作家提供退休金（退休作家可领两份退休金，原工作单位一份，作家协会一份）。

“你们的稿费呢？怎么开？一千字多少列伊”？我们自然关心罗马尼亚作家们的稿费。

“我们不按字数算稿费，而是按的书页码算。二十五个页码为一个单元。诗歌、小说、剧本等不同体裁的作品，付酬标准也不一样。大体可以这样说，一部相当于中国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稿费，可以购买一部小汽车。”杨玲博士把副主席的话翻译给我们。

真令我们惊讶！这也许是他们的稿费高得可以，也许是他们的汽车便宜得可以。

这时，院士指着坐在他对面的罗马尼亚著名小说家、作协副主席康士坦丁·左伊说：“他不用写小说，也得到了小汽车。前几天他在街上买了一张彩票，中了彩，得了一部小汽车。”

“是吗？”

左伊连点点头。

“好运气！好运气！难怪，你们作协机关没有一部公车，而你们的作家人人都有自己的小汽车。”

我们的团长张锲幽默地说。

大家开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