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昭寺

大昭寺全名藏语汉译为逻些显幻之神殿。藏语简称为觉康。觉意为尊者，释迦之代称；康谓房所、殿堂。觉康者，供奉释迦之殿堂。寺位拉萨八廓街。旧拉萨的繁荣地段，实际是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因此，藏文文献中往往又以拉萨（逻些）名该寺。大昭寺创建于吐蕃时期，由于它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所以为历代西藏官民僧俗所重视，不断进行补建增修^[3]，因而使现存这座佛寺在平、立面布局和许多建筑装饰方面，都出现了显著的先后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试析这些先后不同的时代特征，无疑对探讨西藏佛寺建筑的编年分期，有着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就目前所能了解到的大昭寺【图1-1】的情况，我们认为现在大昭寺在形制上，至少有四个不同阶段的遗存，这大约意味着大昭寺经历过四次较大的变动。

第一阶段　此阶段的遗存即大昭寺现存最早时期的遗迹：大昭寺中心佛殿的第一、二两层【图1-2】。

这两层都是外侧砌砖、石承重墙，与内侧木构架相接合的内院式建筑。其平面布局略作方形，面阔、进深各44米有余。第一层前壁（西壁）正中建突出之门庭，门庭中间设殿门，门西向，殿门内两侧沿前壁建小室四间（北侧三间，南侧一间）。左、右、后三壁前各建小室一列五间，正中一间略宽阔，后壁中心间尤为突出。此诸小室虽屡经后世重修，但其位置皆与其前原有的廊柱相对应，因可推测它们大体仍保存了原来的形制。原有的廊柱共二十八柱，即四壁小室前每面树八廊柱。小室与廊柱之间为通道，四面通道连结呈形廊道，此廊道也应出于原始设计。形廊道里侧即此内院式佛殿的方形天井。第二层除相当于第一层殿门处亦建小室和四壁各小室后壁皆开小窗外，大抵与第一层同。上述平面布局为西藏佛寺所仅见，亦与内地佛寺不同，与它极为类似的是印度佛寺建筑中的毘诃罗（Vihāra，僧房院）。印度现存地面上的僧房院建筑已极罕见，但可从石窟寺和考古遗址的情况推知之。有名的西印度奥蓝伽巴德（Aurangābād）县西北的阿旃陀（Ajantā）石窟，公元前后就开凿了这种绕建小室的僧房院，5、6世纪开凿的僧房院突出了位于后壁正中的佛堂^[4]；和大昭寺中心佛殿最接近的是位于北印度巴特耶（Patna）县巴罗贡（Baragaon）村的那烂陀寺（Nalāndā）僧房院遗址【图1-3】。那烂陀寺，5至11世纪一直是印度佛教重要的教学和研究中心之一。7世纪中叶，我国内地的两位有名的高僧玄奘、义净都曾在此寺居住多年^[5]。《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记此寺云：

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僧徒主客常有万人。

义净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新罗慧轮法师传》中记有此寺建置：

其寺形（略）方如域（城），四面直檐，长廊遍匝，皆是砖室，重叠三层，层高丈余，横梁板阗，本无椽瓦，用砖平覆。寺背正直，随意旋往，其房后壁即为外面也……其僧房也，面有九焉；一一房中，可方丈许；后面通窗，户向檐矣……寺门西面，飞阁凌虚……如斯等类，乃有八寺，上皆平通，规矩相似。于寺东面西取房，或一或三，用安尊仪……如观一寺，余七同然，背上平直，通人还往。凡观寺样者，须南面看之，欲使西出其门，方得直（真）势。^[6]

此记僧房“面有九焉”，正与那烂陀寺考古发掘编号的第1、4、6、7、8号僧房院遗址相应^[7]；其他记录如“寺形略方”“长廊遍匝”“其房后壁即为外面”“后面通窗，户向檐矣”“面西取房，或一或三，用安尊仪”“西出其门”等项，不仅与那烂陀遗址相应，也与大昭寺中心佛殿建置类似；而那烂陀遗址中约建于5、6世纪的第1A、1B两座僧房院遗址^[8]，就其平面观察，除小室数字略有差异外，确与大昭寺中心佛殿惊人地相似【图1-4】。

大昭寺中心佛殿第一、二两层内部设置，引人注目的是，满施雕饰的木质门框和廊柱。殿门和部分小室室门的立颊、门额多雕云气，门楣有的分段雕佛传、因缘或供养天人，门额下面的券隅部分雕飞天。廊柱多斫成所谓金刚橛状^[9]，即将柱身斫饰成断面形制不同的三段：下段断面方形，各面浮雕莲轮或人物，其上缘雕连珠、束叶。中段断面八角，每面上下缘皆分二格，格内浮雕花饰。上段目下向上斫出方形、八角、圆形、方形依次叠置之块饰；方形块饰各面雕珍宝或花叶，八角块饰各面雕花饰，圆形块饰雕重层仰莲，上层仰莲与其上之方形块饰颇类内地建筑中之栌斗，此颇类栌斗构件之上置扁长皿板，上承若内地替木状之拱形托木^[10]，托木两侧端部浮雕飞天、动物或花草，正中则多雕人物。托木上方设枋、椽。托木枋椽之上置出檐之木质卧狮一匝，以承荷内出之檐椽。卧狮面部间有雕作人头者，各狮皆胸饰铃圈，下垂铜质圆镜一面^[11]【图1-5】。以上遍体雕饰之木质框、柱等之形制与风格，俱为西藏佛寺所罕见，而流行于印度6世纪开凿的石窟，其中与大昭寺雕饰最接近的是阿旃陀第1、27号两僧房窟和第19号塔庙窟^[12]。前引《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新罗慧轮法师传》也记当时那烂陀寺具奇形雕刻，且有人头雕饰：

（房壁）垒砖峻峭，高三四丈，上作人头，高共人等……飞阁凌虚，雕刻奇形，妙尽工饰。

可惜该寺实物早毁，无可考索。20世纪40年代，藏族爱国学者根敦琼结撰《白史》，曾记一印度古寺云：

余在印度朝礼一已圮倾之古寺……主柱亦皆作橛形，非但这一切装饰结构均（与大昭寺中心佛殿）相同，甚至彼此柱量之大小，与吾人现在觉康之主柱似可互相更换使用。以是巴窝祖陈等人说拉萨大昭寺是以毘礼鸠尸罗之佛殿为蓝本而建筑者，此说似属真实。^[13]

此已圮之古寺亦难复案，至于根敦琼结征引巴窝祖陈等人之说，约皆源于西藏古文献《五部遗教·王者遗教》的记载，该记载有云：

大昭寺是以天竺嘎摩罗寺为模式。嘎摩罗寺是天竺大寺。^[14]

此天竺大寺——嘎摩罗寺或译作毗讫罗摩尸罗寺（Vikramaśilā），据多罗那它《印度佛教史》所载建于8世纪后半，其时那烂陀寺已归属该寺：

（波罗王朝）达摩波罗王（法护王）……兴建了吉祥毗讫罗摩尸罗寺（超岩寺）。该寺建在摩揭陀北部恒河岸边一座小山顶上，中央是与大菩提像相等的佛像的殿堂，周围建有佛教密宗的小佛堂五十三座，一般的佛殿五十四座，总计有一百零八座佛殿，外面墙垣围绕……凡是此寺的寺主都兼管那烂陀寺……与达摩波罗王同时，有印度西部的国王斫迦罗由陀，曾出现在杰德噶琼寺的碑文中，约略计算可知，他与西藏的赞普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同时。^[15]

嘎摩罗寺与那烂陀寺同时毁于12世纪的穆斯林战争。嘎摩罗寺的遗址尚未发掘，情况不明，意者其建置多摹仿那烂陀寺，故大昭寺中心佛殿布局与那烂陀寺的僧房院极为相似。

大昭寺第一阶段所建方形内院或绕置小室的布局和雕饰的木质构件，可以明确它较多地受到印度寺院影响^[16]。大昭寺与印度寺院关系密切，既可与藏文文献所记松赞干布妃泥婆罗墀尊公主创建大昭寺的传说相比较；又可和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父子复兴佛教，遣使去印度迎请高僧和经典、建立僧伽、扩大大昭寺等一系列事迹相印证。

现存有关大昭寺的最早记录，见赤松德赞时所立的《桑耶寺兴佛证盟碑》：

逻些及扎玛之诸神殿建立三宝所依处。^[17]

此事又见敦煌所出晚唐时抄写的《吐蕃历史文书》（页252、S．103）第二部分《吐蕃赞普传记》：

赤松德赞赞普之时……复得无上正觉佛陀之教法，奉行之。自首邑直至边鄙四境并建寺宇伽蓝，树立教法，一切人众入于慈悲。念处生死之间得以解脱，基业永固，寿元无疆。^[18]

逻些神殿和首邑寺宇皆指大昭寺。赤德松赞在位时（798—815年）所立《噶迥寺建寺碑》更明确记载大昭寺为松赞干布（约629—650年在位）所建：

圣神赞普先祖赤松赞（即松赞干布）之世，始行圆觉正法，建逻些大昭寺及诸神殿，立三宝所依处。^[19]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引赤松德赞《第二诏书》亦记此事：

当第四代赞普先祖松赞干布之时，建造了逻些贝哈寺（即大昭寺），此为奉行佛法之始。^[20]

此后，后弘期许多佛教史籍根据各种伏藏与传闻叙述了泥婆罗墀尊公主建寺事迹^[21]，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云：

松赞干布王从印度南方迎请来蛇心旃檀自然现出的十一面观音像，又和尼泊尔王峨色阁恰王的公主泊姆赤准结了婚，由公主迎请来不动金刚像、弥勒像、旃檀救度母像等……王妃赤准很想修建寺庙……驱使山羊驮土填湖，而建成羊土幻现寺（即大昭寺）。仓促间，将房檐屋板等安装后，迎请自然显现的十一面观音像奉安在里面而供养。^[22]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更详述建寺时之各种神异：

（松赞干布）王知修建寺宇无复障碍，遂偕臣民悉来所填湖上，加持地基，并作弹线……尔时王以酒食赏赐藏民，恣其满足，然后委以劳役，如令引砖，或令筑土，或为上泥，遂将殿堂下层修造完竣（陈庆英等译《王统世系明鉴》此句作“墙壁砌成”）……又伐柏木甚多，王乃变化一百零八化身，守护庙门，于内变化木土一百零八人，亦执斧斤而作匠事……或为斫柱，或为上梁，或架四方椽，或立柱木，或安横梁，或截檐桷，或铺木板，或盖金顶（陈译此句作“有的盖顶”），使此殿堂成为无比庄严。王复变化化身筑墙四昼夜，木工六昼夜，盖顶两昼夜，共七昼夜（陈译此句作“共计一十二天”），即将绕萨下殿全部修造完毕……又此四喜神变殿堂之门，皆令向于西方尼婆罗地。所余上殿，赤尊更自尼地召请来精巧工匠续为修造之。^[23]

记录赤松德赞事迹较为简要的是廓诺·迅鲁伯《青史》：

赤松德赞在位时，（舅氏）玛香大臣有权势，他不喜佛法，以此将出家众都逐出藏境，拉萨市中的释迦牟尼像运送到吉绒地方，将诸寺庙作为屠宰场。藏王对佛法虽有信仰而无权……藏王的信奉佛法的助手……坝·色朗等人……到尼泊尔和（曾任那烂陀寺主讲的）阿阇黎寂护相会，阿阇黎训示说，我们来于此世时，对佛教应有所表现……色朗复到印度金刚座菩提道场，作了盛大供养……继后返藏，在前藏来到藏王座前，陈述阿阇黎寂护所说的话……于是迎接阿阇黎到桑耶，在翁布宫中与藏王相见……阿阇黎说，我到尼泊尔去……乍扎岭寺有一名叫白玛桑坝哇（即莲花生）的大密师，我当派人前去请他，藏王你也遣使去迎请他来藏。于是阿阇黎去到尼泊尔，莲花生大师也应请前来……复迎诸阿阇黎寂护来藏，从芒裕地方迎释迦牟尼佛像奉安在拉萨幻化寺（即大昭寺）中……藏王修马头金刚法而得成就……西藏最初有应试七人出家，继后有不少的具诚信和有智慧的人出家为僧。^[24]

《贤者喜宴》根据《拔协》^[25]等记载，对上述事迹作了重要补充：

（舅臣玛香专权时）将逻些毕哈尔神殿（即大昭寺）处当作作坊，屠宰牲畜之后，即将牲畜之皮盖于泥塑神像之上，神像手中托着牲畜内脏及羊的腔体……此后……（赞普）以塞囊（色朗）为芒域之卡伦……他冲破了由舅氏所制订的小法的条令，直接到达印度，他朝拜了大菩提寺及那烂陀寺，并献了供物……塞囊向泥婆罗王请求援助，于是便将具有精通（经教）、明悉（事理）等多种功德之显达热格希达，即吐蕃所称之菩提萨达（寂护）迎到芒域……（赤松德赞）于是立派内属臣工朗卓囊热等三人往芒域迎请（寂护）……堪布（寂护）及朗卓居住于逻些毕哈尔神殿处。^[26]

（莲花生来藏）决定推行佛法，建造神殿……在逻些（大昭寺）……所献之第一批木材建造了大门、牌楼以为装饰。^[27]

菩提萨埵（寂护）任亲教师，首先是大信仰者拔墀斯出家为僧……此即所有吐蕃人出家者之初始，这些事亦即所谓在吐蕃建立了僧伽……赞普（赤松德赞）说道：如果实行佛教，则当需要僧侣，因之，未成年之后妃及尚论之子凡有信仰者，均令彼等出家……其时有三百人出家……至于经藏及陀罗尼咒凡印度所存者均译之。此后，赞普说道：印度和汉地之佛经已大部译就，俟后全部佛经凡存于那烂陀寺者遭到火焚，该寺中尚有部分未焚者及未译者，这些已铭记我之心中。^[28]

赤松德赞子赤德松赞的事迹，亦见于《拔协》：

（赤德松赞）继承先辈的意愿，修整了大昭寺，扩建庭院，留下功绩。^[29]

记录此事较为具体的是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该书还记录了赤德松赞子热巴巾在位时（815—838年）的兴佛事迹：

赤德松赞还修建了拉萨大昭寺的围廊（《贤者喜宴摘译（十二）》注37译此句作“他造了逻些大昭寺的华丽走廊”^[30]）。并给所有的出家人提供生活供应。在大昭寺和桑耶寺等处建立了十二座讲经院……使得佛法大为弘扬。……（赤德松赞卒后）第三子热巴巾……即位为王……由勃阑伽·贝允……等三人担任大臣。热巴巾在位时期，迎请印度堪布止那米札……等，由班第意希德等人担任译师，对翻译佛经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并翻译了以前没有译出的经典……对祖先所建的各个寺院，按照盟誓的规定对残损的进行了修理……勃阑伽·贝允修建了其蔡寺和梅域麦垅塘寺。^[31]

所记勃阑伽·贝允即主持唐长庆二年（822年）唐蕃在拉萨会盟的钵阐布，他在长庆三年（823年）《唐蕃会盟碑》上的署名是“同平章事兼理内外国政大沙门钵阐布允丹”^[32]。该碑立于大昭寺门前右侧，位置迄今未变。综上文献与实物资料可知：1．大昭寺创建于吐蕃松赞干布时期^[33]。2．松赞干布时期，大昭寺即与泥婆罗、印度关系密切。3．8世纪中期，玛香专政时，佛教寺院横遭破坏。4．从8世纪后期赤松德赞亲政时起，吐蕃迎来的印度高僧如寂护、莲花生以及曾与汉地大乘和尚诤辩并取得胜利的莲花戒^[34]等皆出身于自6、7世纪以来已成为北印度佛教中心之一的那烂陀寺。5．藏译佛经梵本多来自那烂陀寺，吐蕃佛教信徒亦去该寺朝佛。6．寂护来吐蕃后，吐蕃始有出家僧人，并建立了僧伽制度，此事应与赤松德赞重整大昭寺和大昭寺现存最早建筑（中心佛殿的布局与那烂陀寺僧房院最为接近）有一定的联系；《王者遗教》所记大昭寺系以嘎摩罗寺为模式的说法，值得重视。7．现存大昭寺中心佛殿满施雕饰的殿门框饰，疑即出于赤松德赞之修整；第一、二两层南北两列小室中，有门饰精致的若干间，这些较特殊的小室，或是赤松德赞为“未成年之后妃及尚论之子”出家所特备，其中第二层南侧正中小室，寺僧相传为赤松德赞修行所或有所据^[35]。8．大昭寺中心佛殿第一、二两层的金刚橛式的廊柱和其上方一匝出檐的大型木质卧狮，应都包括在赤德松赞修建的“围廊——华丽走廊”工程之内。9．上述工程，赤德松赞时如未竣工，热巴巾当为修理完成。10．《唐蕃会盟碑》吐蕃与盟的第一人，是总揽政事、位诸论之上的大沙门——钵阐布；在拉萨立碑的地点又选择在大昭寺门前，因可推测热巴巾时特敬佛教的情况和大昭寺在当时所处地位之重要。根据上述史实和推断，我们怀疑松赞干布时创建的大昭寺，已基本毁于玛香专政之时，现存大昭寺第一阶段的建置，可能都是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热巴巾祖孙三代扩建、修整后的遗存。所以，今天大昭寺中心佛殿已不是松赞干布时强调供奉佛像的神殿结构，而是一处以绕置小室——僧房为特征的，并树立有华丽廊柱等雕饰的典型印度内院式的方形伽蓝僧舍。

大昭寺第一阶段的遗迹，除前述之建筑结构和寺门外的《唐蕃会盟碑》外，似已不存年代确凿的其他遗物。唯第二层西侧正中供奉松赞干布的小室——松赞干布殿内东侧有银壶一件颇值注目【图1-6】。寺僧相传是松赞干布生前遗物。又传自土中掘出。五世达赖昂旺·罗桑嘉措《大昭寺寺内六佛像目录智者传言》记：

是印、汉、藏、尼圣地的土石、各种珍宝等物做成的。^[36]

该壶自外部观察，遍体银质，纹饰部分有鎏金痕迹。壶高约70厘米，上端开圆口，口缘饰八曲。口外壁饰山岳状花瓣一匝，其下饰一空心立体羊首，首后侧竖两耳，首前端上下唇间衔圆管形小流，羊首下接上敛下侈的喇叭状细颈，颈上端饰弦纹、四瓣球纹各一匝，颈下部接球形壶身，壶身最大径约为40厘米，颈身相接处饰连珠、叶纹、四瓣球纹和弦纹组成的纹带一匝，纹带之下为三组大型垂饰，垂饰外绕卷云，中心似作宝珠，垂饰下接由束叶、连珠、垂叶组成的纹带一匝，其下为该壶主要图像所在：单人弹琵琶和成组人像各二组，相间布置。弹琵琶者，其一琵琶置于背上，弹者较明确地作出背手反弹姿态；可见的一组人像内容为一系有鞶囊的壮胡持革带似拦护一长须醉胡，另一着高靿靴的幼胡屈蹲于上述壮胡胯下，并抱持其右足。主要图像下方，间饰花簇一列。以上各种形象、纹饰皆以锤鍱技法作出，原并鎏饰金色。壶身下部有焊接之流管一，系后世所加。多曲圆形口缘和其下作立体禽兽首状的细颈壶，为7至10世纪波斯和粟特地区流行的器物^[37]，颈上饰羊首的带柄细颈壶曾见于新疆吐鲁番回鹘时期的壁画中^[38]。西亚传统纹饰中的四瓣球纹尤为萨珊金银器所喜用^[39]。人物形象、服饰更具中亚、西亚一带之特色。因可估计此银壶约是7—9世纪阿姆河流域南迄呼罗珊以西地区所制作^[40]。其传入拉萨，或经今新疆、青海区域，或由克什米尔、阿里一线。如是后者，颇疑来自古格的亚泽王室；传来大昭的时间或不早于14世纪，因为14—15世纪正是亚泽王自日乌梅至布涅梅皆向大昭寺佛像作重要布施时期^[41]。

第二阶段　大昭寺第一阶段的建置，朗达玛（836—842年在位）废佛和其后的人民起义时期，似仅遭荒凉，并未摧毁。《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综合各种记录，记述其事。《西藏王统记》云：

（朗达玛）大肆摧毁佛教，令出家沙门或作屠夫，或改服还俗，或强使狩猎，苟不从者，则受诛戮。其毁坏寺宇，始自拉萨（陈译本作“大昭寺”），命将二觉阿像投于水中……寺内泥像悉投于水……封闭拉萨（陈译本作“大昭寺”）与桑耶寺院之门。^[42]

《贤者喜宴》云：

在奴隶属民起义之际，拉萨等两地^[43]已经没有侍奉寺院的人，那里的寺院变成了乞丐窝，他们在神殿内建造了炉灶，致使神殿被搞得暗然失色。^[44]

以上情况，大约从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到11世纪；此后，迄14世纪中期，大昭寺经过阿里地区和蔡巴、萨迦等方面的多次维修，是为大昭寺的第二阶段。此阶段前半即所谓吐蕃分裂时期，后半即1231年以后归蒙元统治下的所谓萨迦时期。

属于第二阶段的现存较清楚的遗存有：

一、中心佛殿后壁正中小室前面两组高起的构架【图1-7】：前面一组于小室前两侧原来廊柱间架横枋，上置大叉手、蜀柱承托一斗三升，再上施曲线简洁的托木以荷枋椽；后面一组位于进入小室之甬道间，两侧各设斜撑，上置托木以承横枋。此两组高起的构架，显然是为了增设后面小室专用的甬道，并升高其顶部，使此小室成为中心佛殿中主要佛堂的形制更为突出。托木形制与雕饰俱与第一阶段廊柱托木有别。前面一组的斗拱结构，是西藏所见内地斗拱中之最早例。参考内地遗迹，其年代应在11世纪前期以后^[45]。

二、为了升高中心佛殿四周廊道的高度和加强四周廊道外侧横枋的荷重，因而增补了多根廊柱（第一层增补6根，第二层增补2根）。此增补的廊柱，虽摹拟旧制，但所在位置和雕饰内容与技法俱与原柱有异，甚易辨识。

三、同样为了提升四周廊道的高度，在廊道后方原有小室门额之上，添置了八角矮柱和其上面的托木。托木的形制和前述两组高起的构架中的托木极为相似【图1-8】。

四、中心佛殿第一层殿门内两侧增设了龙王堂，故使原来雕饰的木柱半隐于墙内；大约同时，又在殿门前庭两侧兴建了护法堂和护法堂西侧的外重殿门；还改建第二层西侧中间小室（即龙王堂和殿门上方的小室）为松赞干布殿。

五、中心佛殿第二层四周廊道壁面上发现的早期壁画【图1-9】，既有一定的印度风格^[46]，又和传世的12—13世纪所绘唐卡有相似处^[47]。

以上遗存约可与下列藏文文献相比较。《贤者喜宴》记大昭寺已成乞丐窝后，古格王额达则德时桑噶尔帕巴喜饶等人进行了修葺：

桑噶译师帕巴喜饶和堆琼巡视官为此（居住在大昭寺内的乞丐）另外建造了乞丐房，……从而清除了乞丐窝。此后，又见神殿主殿的诸佛像过于矮小，且不美观，遂将这些佛像迎请到上殿……此后，又建造了大雪能仁、海王菩萨及男女菩萨及门神等等。大力修葺并广为供养。^[48]

五世达赖昂旺·罗桑嘉措《拉萨神变佛殿目录明鉴》亦记此事：

桑嘎尔大译师在东面进行了扩建，并在殿内塑造许多佛像。^[49]

桑噶译师扩建大昭的时间，约在第一绕迥丙辰年（宋熙宁九年·1076年）译就《因明学庄严论》之后^[50]。《贤者喜宴》又记第三绕迥庚辰年（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四个下律部集团为了争夺大昭寺，在拉萨一带相互攻击后，促陈宁波的修复、蔡巴的经营和亚泽王等人的赞助：

所有佛寺毁于战事。当娘麦巴之时，依法王之预言，玛衮及宗赞请来杰贡巴促陈宁波（1116—1169年）平息战乱（后）……在（大昭寺）花廊环行道等地方建造了高顶建筑物，绘制了画面等等……又觉卧佛像原放在净宝殿南面，后迎至中间（佛殿），从而改变了原来面貌……正当杰贡促在此五年之际，杰冈波巴前来作为（此工程之）侍者。

贝卡厥旺波曾说，此后，（杰贡促将）拉萨二寺院^[51]交予高徒祥仁波切（1122—1193年）护持^[52]。此后，又依次交予其弟子蔡本达玛旬努等人。继之是大臣格尔（禄东赞）的家族蔡本桑杰约珠^[53]等人，他们建造了（松赞干布）法王夫妇像、门房^[54]、外部依怙门神像及紫檀门扇等^[55]……（作为蔡巴噶举的供养者古格）亚泽王日乌梅……于阳铁狗年（元至大三年·1310年）在觉卧佛像头上造了金顶……又为十一面观音造了小金顶^[56]。此后，亚泽王布涅梅又建造了大金顶。此后，卓衮东措日巴、楚托衮弃、涅巴云却等等多人，他们也做了许多修葺一新的工程。^[57]

其间，祥仁波切的弟子拉杰哥瓦崩也进行过大修整，《拉萨神变佛殿目录明鉴》记：

拉杰哥瓦崩新修神殿外的围墙，加固河堤，完成楼上的四周屋檐。^[58]

蔡巴经管修缮大昭寺，一直继续到蔡巴的末期桑杰约珠四世孙《红史》作者贡噶多吉（1324—1351年在位）时期。其时，不仅贡噶多吉对大昭多所建树^[59]，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前后，萨迦本钦旺久旺尊也曾赍资兴建，事见《拉萨神变佛殿目录明鉴》：

在佛主殿的楼上，由萨迦本钦旺尊塑造了五种性佛……紫檀大门楼阁上……（建）尊者堂。^[60]

上述记录除了可以和现存遗迹比较外，还表明了这阶段：兴建了中心佛殿外的围墙，因而使中心佛殿出现了绕置的礼拜道；中心佛殿上层安装了多座金顶和四周屋檐。不过这些遗迹有的目前已看不到明确的迹象如前者；有的在下一阶段已被拆换如后者。

第三阶段　帕木竹巴万户长绛曲坚赞（1302—1371年）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击败蔡巴，至正十四年（1354年）又袭破萨迦，建立起帕竹地方政权。大昭寺即进入了第三阶段。大昭寺第三阶段的时间约与帕竹地方政权相始终，帕竹地方政权覆灭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即清天命三年（1618年）。

此阶段大昭寺仍受到各方面的维修施助，如出身于山南雅隆王室的释迦仁钦德明洪武九年（1376年）所撰《教法史》后记中记：

（释迦仁钦德）为济利众生，大事培修总供施处拉萨大昭寺……^[61]

又如明永乐五年（1407年）内邬宗宗本修缮大昭寺寺宇。是年秋，大昭寺面貌一新^[62]；又如永乐六年（1408年）噶玛噶举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于大昭寺奉供物，放布施^[63]；又如16世纪萨迦座主贡噶仁钦为大昭寺释迦像妆銮面容并为众生祈愿^[64]。至于这个阶段大昭寺变动最大的，亦即现存属于此时期遗迹的主要内容是中心佛殿内天井部分的变革：

一、在原有四周廊柱前方建四方抹角柱一匝，柱顶设栌斗，其上置托木，上承外延之廊檐。托木下缘仅具简单曲线，面部无雕饰【图1-10】。

二、在原来平面略呈方形的天井的中后部分树高柱，其上建天窗。高柱与其上托木的形制略同上述新设的四方抹角柱和托木。由于以上两项建置，使原有天井面积大大缩小，只剩下原天井中部偏前部分。此缩小后的天井，即是现在中心佛殿殿门后的天井。

天井部分的变革，出于洪武七年至十四年（1374—1381年）扎巴绛曲任帕竹地方政权第三任第悉时，应宗喀巴之请求。事见《拉萨神变佛殿目录明鉴》：

乃东王（扎巴绛曲）责成柳乌朗喀桑布（吉雪宗本）和查噶瓦（潘达亏宗本）按照法王宗喀巴的要求去完成……从娘色曼的山上运来石头，把庭院和转经廊的地面换成石板；在天井里新安了十二根柱子，并接上了十根柱子，还树了廊柱十根，是柳乌宗受命完成的。^[65]

永乐七年（1409年），受明册封阐化王的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绛称（1385—1432年在位）又支持宗喀巴于大昭寺举行法会，《西藏王臣记》记此事云：

藏王扎巴绛称对于藏中各宗派均一视同仁，承事恭敬……三界法王宗喀巴大师也就是在这位藏王执政时和作出广大善业的期间，在那无尽胜慧所生方便多门开启而显出的一切智净饭王太子显现神变的殊胜时节——四月里，于西藏的金刚座——拉萨神变寺中，举起殊胜的大愿盛会。由那些不断进入永久和暂时两种福善事业的广大藏土众生的力量，成办了一切顺缘资具（即财物用费等）。^[66]

此新建天井后部现存两件有关大昭寺史事的铭刻。一为明廷遣中官杨瑛宣慰乌思藏时所立碑^[67]。碑正面为其前清乾隆元年（1736年）颇罗鼐所建弥勒倚像^[68]所掩，碑文已不便摩读，碑阴镌题名十行，最前一名为“太监杨瑛”，末行最后镌“石匠朱顺、颜文桢”^[69]，无纪年。杨瑛约即《明实录》（据梁鸿志本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卷数与其他版本不同）所记之杨三保。杨于永乐十一年迄十七年（1413—1419年）曾三次入藏，《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记其事云：

永乐十一年二月己未……中官杨三保等使乌思藏等处还。乌思藏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遣侄札结等与三保偕来朝贡，命礼部复遣中官赍敕赐之锦币，并赐其下头目剌麻有差。（卷八七）

永乐十二年春正月己卯，遣中官杨三保赍往谕乌思藏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必力工瓦阐教王领真巴儿吉监藏、管觉灌顶国师护教王宗巴干即南哥巴藏卜、灵藏灌顶国师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巴藏卜及川卜川藏陇答朵甘答笼匝常剌恰广迭上下邛部陇卜诸处大小头目，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卷九一）

永乐十七年冬十月癸未……遣中官杨三保赍敕往赐乌思藏正觉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必力工瓦阐教王领真巴儿吉监藏、思达藏辅教王喃渴烈思巴、灵藏灌顶国师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释迦也失等佛像、法器、袈裟、禅衣及绒锦彩币表里有差，盖答其遣使朝贡之诚也。（卷一一四）

杨碑立于天井后排中间左侧高柱之后，其位置似可表明：立碑时，天井即已缩小，不然该碑即孤立于原来的大天井之中，殊不合规则。另一件铭刻是高悬于天井后排中间右侧高柱正面的万历己酉（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银牌。此银牌镌文不见著录，因录其全文如下：

大明万历己酉年冬十二月初七日大智法王敬礼供养┘金银宝殿一殿、金翅鸟宝顶金□一架、金字匾四面┘金对字二排、金法王童子二尊、仙女二个、金吊柱二□┘金柱带杵六个、金八吉祥一付、金斜角花六片、金□┘六十八个、生花三十朵┘银二层、银柱底八付、银照壁槅子二扇、银宝座┘一座、银斗一百十个、银升花匾十三朵、银□……┘个、银吊柱杵二个、银经箱一个┘

末有两行上部残缺的文字：

……木孝奉金波罗花二树┘……法臣和战牙奉金轮宝石一付。^[70]

万历三十七年系帕竹末任第悉卓瓦贡布在位时。木孝疑与当时云南丽江土官知府木增为一家^[71]。中心佛殿第三层上师堂藏一百零八函朱印本《大藏经》即为木增所献，因疑此银牌或是木增奉献于中心佛殿的供养物品的铭记。按丽江木家世奉噶举，自万历初木旺时代起，又重格鲁^[72]，故于帕竹噶举尊奉格鲁之时，木氏家族一再向大昭寺奉献重要供养。

第四阶段　帕竹地方政权以后的藏巴汗彭错南杰、噶玛丹迥旺波父子侵据拉萨时期（1618—1642年），西藏重心在日喀则^[73]。明崇祯十五年即清崇德七年（1642年），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入藏，五世达赖被尊为西藏宗教领袖，驻锡哲蚌寺甘丹颇章以来，开始对大昭寺进行大规模整修扩建，是为大昭寺建置第四阶段之始。第四阶段可分前后两期。前期即五世达赖（1617—1682年）时期和桑结嘉措任第巴时期（1679—1703年在位）。现存建置中，较为明确属于前期者，有以下四项：

一、大昭寺外大门、千佛廊院、中心佛殿外围的礼拜廊道^[74]和中心佛殿第三、四两层。这些建置，显然与以前各阶段的遗存不同。外大门断面作复式十字形即十二棱的木柱为以前所罕见，其柱头托木的形制与千佛廊院、中心佛殿外围礼拜廊道和第三层的托木极为接近，约是建于同一时期的标志【图1-11】。

二、中心佛殿第三层佛堂所用九踩四翘、七踩三翘、五踩重翘等斗拱和重檐歇山、歇山金顶等屋顶形制与等级差别，俱与内地明清间流行的作法相似【图1-12】。

三、中心佛殿第四层四座角殿和部分屋顶各种金饰的形制与风格俱极相似，应是出于同一时期。

四、外大门南北两侧的仓库和第二层原噶厦办公室^[75]等处柱头托木雕饰虽繁简有别，但其下层曲线却与千佛廊院、中心佛殿第三层者相似和接近，因知其建年约亦属于同一时期【图1-13】。

《大昭寺史事述略》据《五世达赖自传》和《拉萨神变佛殿目录明鉴》较详细地考述了此期建置，其中不仅包括了上述四项，还记录了不少其他内容，现按年代顺序摘录如下：

大规模修建围廊和厅庑不到三年，于藏历第十一绕迥乙酉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竣工。《拉萨神变佛殿目录明鉴》就是在当年编写流传的。关于修建围廊，在《五世达赖自传》中有记载：“为修建逻娑神殿围廊，他来滚其阶茂敬献了后藏大寺院的木料等，其中有一百根柱子，八根门楼大柱子……”所谓后藏大寺院，是藏巴丹迥旺布在日喀则新建的噶举教派大寺院（扎西色弄寺），被蒙古兵毁掉后，由国始汗之妻他来滚其阶茂运到拉萨献给五世达赖作为修建之用。在大门门楼的上下两层，还补建了五世达赖拉（喇）让和第斯的寝室、两个库房等。自从“拉萨拉让”出名后，大昭寺就成为地方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重要寺院。此后按照达赖的旨意，由（第一任）第斯（第巴）索朗热登（1642—1659年在位）亲自主持，从各地招来大量工匠和乌拉，在大昭寺三楼进行大规模的修整扩建。楼顶东面的旧金顶被更换一新；西面的琉璃瓦顶及殿堂四周的瓦屋檐全部换成了金铜的；在南面新修了一个金顶，至此四方都对称地修了金顶。在三（四）楼还修了四个角楼神殿，都插有一面金铜的新法幢。四周的柽柳墙被金铜精美地镶嵌着。神殿的外表起了明显的变化，到处都可见到金光闪闪的壮丽景象。这项工程是在藏历第十一绕迥丁亥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完成的。关于金顶的资金来源，在《五世达赖自传》中是这样记载的：“额尔德尼拖云资助了佛祖顶楼的金顶和四个角楼的四面幢。第斯承办，有所不足，增添了一些……我主张把西面的顶和有瓦的柽柳墙换成金铜的，第斯自己主动又把弥勒佛殿顶上的旧顶换成了新的。新金顶是从庸和桑当运来，正好可以换上。”在僧团内讧中，后藏绒庸和桑当曲廓林等地的许多噶举教派寺庙被毁，那里的顶便运来拉萨，这是毫无疑义的。

（《五世达赖自传》又记）戊子年（顺治五年·1648年）在大庭院的墙壁上画上了千佛像。藏历庚子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大昭寺主殿底层曾一度被香客占用的佛堂已全部腾出来，仍分别改建为兜率堂、观音堂、无量寿佛堂和法王殿，并塑造了各种佛像摆在佛堂内。藏历癸卯年（清康熙二年·1663年），（第二任）第斯赤勒嘉措（1660—1669年在位）把主殿的转经廊修复一新。藏历甲辰年（康熙三年·1664年），五世达赖在转经廊内侧重新画上了壁画……同时在神殿正门内两侧塑造了四大天王。大昭寺三楼北侧的金顶，虽曾由四世班禅洛桑曲坚（1567—1662年）整修过一次，但光泽减弱，与其他金顶不相称，于是五世达赖在藏历庚戌年（康熙九年·1670年）新建了一个与其他一模一样的金顶。藏历壬子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在拉萨举行传召法会的时候，坛场集会非常拥挤，（第三任）第斯（桑日瓦洛桑土多，1669—1675年在位）在拉让内为朗杰札仓新修一大殿……后来谓之伊昂的大经堂，当时就属于拉让的。现在存有的佛主的座背、座榻及其顶，都是五世达赖于藏历癸丑年（康熙十二年·1673年）新修的。

此后，《大昭寺史事述略》又作了一些补充：

大昭寺二楼在蔡巴时期只有一两个佛堂，到五世达赖时由于塑了各种佛像，便把一部分房子改成了佛堂。在（第五任）第斯桑结嘉措后期，不仅逐步地把二、三楼的空房子基本上改成了佛堂，而且在五世达赖去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后，还把转经廊外侧东、南、北三面的房子全部变成了佛堂。总之，在这段时期里，大昭寺的建筑面积及其面貌等方面的变化都是最大的，已具有现在的规模了。

从现存遗存看，《大昭寺史事述略》对此期建置所作的结语是符合实际的。

第四阶段后期即指七世达赖罗桑格桑嘉措（1708—1757年）以来的建置。据《大昭寺史事述略》所记：

藏历第十三绕迥癸酉年（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帝敕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统管西藏的政教事务，任命了四个噶伦，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权机构噶厦便设在大昭寺的南面……大昭寺主殿转经廊外侧东、南、北三面的壁画，以及整个庭院的壁画，最初是在藏历第十三绕迥癸卯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八世达赖强白加措（1758—1804年）新画的，据《八世达赖传》载：“癸卯，转经廊扩建后，因无壁画，便在度母殿外侧墙上画上七世达赖施主及随员，并顺着画了释迦百行传……在后门画上了极乐世界，门内两侧画有护法马头王、金刚手以及护贝龙王等，门外两侧画有天王。在南门里面左右边，顺序画了法王松赞、王臣吐巴岗简措和圣地班旦哲蚌、西藏三大圣地、布达拉宫、三大寺等印藏的很多圣地，还有五欲乐。在楼顶天母的外廊上画有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加措、施主、随员、六臂护法神等，还有妙果福田，真是连绵不断……”这些壁画至今犹在……大昭寺楼上达赖的住处及其周围曾进行多次修整，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藏历第十六绕迥庚寅年（1950年）。北面的住宅区基本上是拆掉重建的，同时还新修了观会的康松司弄（威镇三界阁）。

18世纪中期以后以迄20世纪四五十年代修整的达赖拉让和新建的威镇三界阁，都大体上沿袭了五世达赖时的形制，但规模、用材皆已窄小，柱头托木日趋单薄、程式化【图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