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是按大区域划分为三个部分组织的。第一部分是西藏地区寺院遗迹，第二部分是甘青内蒙古地区寺院遗迹，第三部分是内地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寺院遗迹。三个部分撰写的时间不同，写法也多有差异。

第一部分西藏寺院调查，包括三个地区（拉萨地区、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的调查记和《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等文章，共九个题目。前三个地区调查记主要资料是根据1959年下半年我参加中央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时的调查日记。调查日记原为当时撰写工作汇报而作，汇报讫，即搁置箱底。匆匆三十年过去，1988年8月再访西藏之后，关心西藏文物的同志以部分寺院遭受损失，督我整理日记，备追查文物、重修建置时参考。恰好此时，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的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可资补缀；许多重要藏文史籍也刊布了汉文译本，更可据以考订。因此，不揣简陋，自1988年底开始描图、编写，1989年6月大体撰竣。其中拉萨地区的布达拉宫以及日喀则地区的白居寺、那塘寺和萨迦北寺的汉文经卷，皆因故单独整理，所以，俱另立标题。此次汇集，为了尽量保存整理时原貌，虽体例参差亦未改动。《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原是1988年出版的《古格王国建筑遗址》、1991年出版的《古格故城》两书的读后记，是1994年写成的；该文据上述两书记录的寺院殿堂试作了初步的编年探索。《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主要是前三个地区调查记中有关建筑年代问题的小结，草稿完成于1989年10月，1992年重写了一遍，《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写就，《试论》又需作改动，一直到1994年底才写成了目前的文稿。该稿依据平面布局和一件常用的建筑构件——柱头托木的变化，试将约从7世纪起、迄于19世纪的西藏寺庙殿堂大致分了五期，第五期又分了前、后段。以上第一部分从1988年底到1994年底，断断续续写了六个年头。写的时间，实际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临时抱佛脚，差错难免，只盼能有益于以后的工作，也就不顾及其他了。

第二部分甘青内蒙古寺院调查偏重于明末以前的兴建。藏传佛教向北传播，首及青海，自青海再行扩展，其主要通道有五路：出当金口抵敦煌；沿疏勒河上游，出龚岔口至安西；经祁连，出扁都口抵张掖；经乐都，渡大通河，出河桥驿，北上永登、武威；经化隆，走临夏、永靖，东抵兰州。以上五路又都可北去内蒙古、东进中原，后两路还可经由宁夏。因此，当此五路要冲的敦煌、安西、张掖、武威、乐都、永登等地，都存有较早的藏传佛教寺院或其遗迹。《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虽撰稿于1989年，但调查记录却出于五六十年代。自张掖以东的资料，则是1988—1994年间两次去宁夏、内蒙古和河西公务之余所搜求的。早年记录自多遗误，近年聚辑更属仓促。藏传佛教于甘青渊源久远，宁夏、内蒙古元明遗迹分布亦多，这部分急就成篇挂一漏万的文字，如果能够补充一点在西藏本地与中原遗迹之间应有的必然联系，已是奢望，至于较有系统的论述，则非绵力之所及了。

第三部分内地的藏传佛教遗迹，现只辑录蒙元时期在当时大都即今北京修建的两处佛塔史料和对南宋旧都临安即杭州的一些元代遗迹的初步考察。前者即《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和《居庸关过街塔考稿》，两文俱撰于“文革”前。当时，从西藏归来不久，颇有以藏地的新知，整理京畿之旧闻的设想，所以，那两篇以注释碑文为主的文章，实际应是接触一个新的领域后的习作文字。后者即《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完稿于1990年初。该稿系1989年6月参观栖霞、剡溪南朝佛迹后，杭州同志邀我游览西湖，无意中于吴山宝成寺旧址发现麻曷葛剌像与三世佛残像及一空龛成组的遗迹的考述，并辅以其他与元代杭州有关的藏传佛教事物而杂缀成篇者。按蒙元一代，内地兴建藏传佛教寺塔成风，大都、杭州两地尤甚；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蒙元贵族间，故元明易代之际，其建置多遭摧毁，但参考文献对照遗址，规模较大的寺塔踪迹尚有可访求者，如近年对北京居庸关永明寺、白石桥附近的大护国仁王寺和杭州西湖南山南宋故内五寺等遗迹的勘察，俱获有可喜线索即是例证，唯此类工作之进一步扩充、落实则需建设工程机构与考古文物单位的合作，个人力量是很难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