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成功，先练内功
有实力才有竞争力，称霸也是如此。为了提升齐国的综合实力，管仲殚精竭虑地为齐国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难题……
成为齐国的二号人物后，管仲开始在齐国大展拳脚。
其实，就齐国的自身条件来说，是非常优越的。首先，它东靠大海，在没有海军的年代，自然在东面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南边的泰山山脉也是拱卫国土的天然屏障。别的国家想从这里攻打齐国，就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决心和毅力。
其次，齐国的经济条件特别好。特殊的地理条件，使齐国拥有一项垄断资源——盐。齐国的制盐业在春秋诸侯中数一数二，齐鲁大地因之自古就富裕，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第三，齐国的政治条件也比较特殊。齐国的创立者是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打姜子牙的年代开始，齐国在东方诸侯中的地位就非同一般（相关内容详见拙著《奠基华夏的上古西周》）。之后的齐国历代国君，又通过和周王室的联姻，建立起与周天子家族特殊的血缘关系。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长期以来，齐国都被看作东方诸侯的翘楚。如今齐国的国力之所以微弱，是因为国内比较混乱。齐襄公、公孙无知、公子纠、公子小白……这么多人争权夺利，耽误了好些年。
乱，是有根源的。
当时齐国的国家权力，表面上归国君，但按照宗法制的基础，国家权力是散落在各地的，掌握在宗室贵族的手中，国君的权力其实很有限。一旦有大事需要决断，并非国君一个人说了算，得先取得贵族们的支持，才能顺利落实。所以，虽然你做了国君，表面看起来很拉风，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内政是很松散的。
还有，齐国当时的经济虽然繁荣，但实际的受益者主要是宗族贵戚，跟普通百姓没什么相关。在齐桓公之前，齐国的贵族们通过制盐、采矿等垄断行业，赚得盆满钵满，但朝廷却穷得几乎揭不开锅，以至于有时要通过削减官员、贵族的俸禄，来补贴国家开支。国库的空虚可见一斑。
军事上的问题就更严重了。齐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可用于作战的部队和可征调的兵源却很匮乏。加上常年太平，部队缺少实战经验，连训练也偷工减料。齐军只要一打仗，低下的战斗力就会暴露无遗，连鲁国都搞不定。
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他非常清楚齐国的毛病出在哪儿。手握大权后，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
在经济上，管仲首先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
古时候，讲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实际上就是实行劳役税制，大家共同出力耕种公田。但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掌握了铁质农具和牛耕技术，生产效率大大提高，集体劳动的必要性日渐减弱，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生产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私田面积逐渐增加，出现了“公田不治”，杂草丛生的现象。齐国的情况尤为严重，贵族侵吞国君的公田，掠夺农民的土地和国家的山川林泽的情况十分严重。有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这些情况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锐减。农业生产凋敝，国家贫穷，人民生活非常困苦。针对这种情形，管仲提出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新税制。
所谓“相地而衰征”，意思是，观察土地的好坏及产量的多少，来制定征收地租的标准，即根据土地的优劣分等级征收不同的赋税。由于这种征税的办法比较合理，使农民的负担相对平均，因而能够起到安定农业人口的作用。
“相地而衰征”的过程大约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是相地，又称“相壤”“正地”。也就是测量，就是说土地无论宽狭、大小，都要测量和分出等级，将土地分成上等田地、中等田地和下等田地三等。山川林泽不能生产粮食的，依据它是否能生产树木，或者是否能捕捞鱼虾，从百亩折合一亩粮地到五亩折合一亩粮地不等。旱地八尺见水的，减征十分之一。地势越高，减征越多。至四十尺见水的，减征一半。涝洼地五尺见水的，减征十分之一。地势越洼，减征越多。一尺见水的洼地与水泽等同。各种土地的分类，都是折合成耕地面积，还依照自然地理状况，划分为渎田、丘陵、山地三类，并按地势、山泉及谷、木、草的出产分为二十五种地，又把上土、中土、下土各分为三十种。
其次是“均地分力”。“均地”是把公田分给各个农户去耕种，具体办法就是把公田和农民的私田一起拿出来平均分配。“分力”是指打破公田、私田的界限后，实行授田制下（一般是每户一百亩）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这是继取消公田、私田划分办法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土地关系。这使得齐国的田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有公田变为无公田。与之相应，公田时代的劳役地租也为非公田时代的实物地租所代替。“相地而衰征”的新税收制度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真正实行。
实行“均地分力”后，农民耕种自己的份地，其劳动的勤勉程度直接影响收获的多寡，因此，生产的积极性被大大激发。于是，“民乃知时曰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生产与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了，当然就激发了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必然提高；生产产量增加，人民生活改善，国家收入也增多起来。可见，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是“与之分货”。就是说，农民应知道自己应得的部分和土地所有者的征收部分，二者共同分配土地上的生产物，即实行地租分成制。实行地租分成制后，分租比例固定，多产多得，耕者就会为增加产量而尽力，就会起早贪黑，不辞劳苦。
由于农户分到的土地有好有坏，其收成也有多有少，因此为了使农民的负担平均一些，不同土地的纳税额也应有所不同，这自然就产生了“相地而衰征”的税收原则。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管仲又提出统治者要无夺民时，取民有度。管仲指出粮食生产有固定的时节，农民劳作也会有疲倦的时候，但是国君的欲望没有限度。正因为生产有限，而贪欲无厌，所以才会出现臣弑君、子弑父的情况。如果做到取民有度，即使是小国也可以安定，反之即使是大国也是很危险的。
管仲这一改革对后世影响极大。《吕氏春秋》一书对这一改革措施作了这样的评价：“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所以，这一改革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解决了农业问题后，齐桓公又向管仲提出了新的问题：“士兵训练好了，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
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管仲的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周王朝是以农业部落起家，因此传统上是重农抑商。但是，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管仲看到了要想使国家强大，不仅要积极改革农业，而且也不能抑制商业的发展。他认为要达到富民以求治的目的，片面单纯发展农业生产是不行的。因此，在经济改革当中，他实行“本末并重”的方针。所谓“本”，是指农业，历来被统治者所重视；“末”是指工商业，从来都被轻视。管仲独具慧眼，看到发展工商业是强国富民的主要途径之一。
对于工商业的发展，齐桓公曾和管仲有过讨论。桓公说：“寡人想征收房产税，你看怎么样？”
管仲说：“那会阻碍百姓建房的积极性。”
桓公说：“那对树木征税呢？”
管仲说：“那会影响树木的生长和木材资源。”
桓公又说：“那就征收六畜税吧？”
管仲说：“将影响六畜的繁殖，不利于农副业发展。”
桓公再问：“那征收人头税总该行了吧？”
管仲回答：“会影响人口生育。”
齐桓公见一个个办法都被否定了，便用开玩笑的语气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们别说使国家富强了，恐怕寡人都要喝西北风了？”
管仲也笑着回应说：“君上不必担忧，办法自然有，那就是‘管山海’。”
所谓“管山海”，“山”指的是开山冶铁，“海”指的是煮海盐，管仲的意思是由国家实行盐铁专营。
管仲的指导思想是要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为了说明“管山海”如何能达到这一目的，管仲给齐桓公举了两个例子。
先说煮海盐，管仲说：“每个人都要吃盐，十口之家就有十个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有一百个人要吃盐。一般情况下，一个月，成年男子吃盐将近五升半，成年女子吃盐将近三升半，小孩吃盐将近二升半。一百升盐就是一釜，如果每升盐加半钱，一釜就是五十钱。每升加一钱，每釜就是一百钱。每升加两钱，一釜就是二百钱。每钟就是二千钱，十钟就是二万钱，百钟就是二十万钱，千钟就是二百万钱。按照这个办法，一个万乘的大国，人数大概有千万，一天卖出一千钟盐，国家就可以收入二百万，十天就收入二千万，一个月就是六千万。如果我们征收人头税的话，一个万乘之国，可以缴纳赋税的不过百万人而已。如果每月每人可以缴纳三十钱，一国也仅是三千万钱。而我没有向国家的人民征税，却拥有两个万乘大国的税收。假如您向国民征税，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反对。但是采用这个盐专营的政策，不仅可以得到比征税多数倍的收入，而且人们又都无法避免，这就是理财之道。”
对于开山冶铁，管仲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一个女子必须有一根针和一把剪刀，这样才能缝制衣服。耕种的农民必然要有一个犁和一个锄头，这样才能种地。木匠必然要有一把锯、一个锥子和一个凿子才能干活。天下的人想要做成事情，就必须使用这些工具。如果在每根针上加一钱，那么三十根针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赋税。一把刀加六钱，五把刀就是一个人的赋税。每个犁头加十钱，三个犁头就等同于一个人的赋税。其余的都可按着这个标准类推。只要人们劳动，无形中就缴纳了这种费用。”
管仲的一席话，有事实，有数据，有分析，有类比，说得齐桓公除了点头还是点头。“管山海”的政策得以在齐国顺利实施。
在齐桓公即位的最初近二十年里，齐国很少征收关市之税，就算收，一般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五十分之一。用粮食来缴纳赋税，两年才收一次。遇到收成好的年份收取十分之三的税，中等收成的年份税率为十分之二，收成不好的年份只收十分之一，万一遇上荒年就不向农民征收赋税。
上述薄赋政策，就算是在今天看来，在某些方面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此外，管仲还通过其他措施，大力发展工商业。
一是鼓励经商。这在以农为本的传统中是很难得的。管仲认为，“无市则民乏”，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使人民富裕。所以他鼓励经商，放手让百姓将各种农副产品“鬻之四方”，还实行渔盐出口不征税的政策，来刺激商业的发展。为了使商业繁荣而又不乱，管仲实行了国家统一管理的办法，规定货币由国家铸造发行，物价由国家统一制定，使物价随货币的多少而上下，保持市场稳定和繁荣。
二是给予各诸侯国商人优惠政策。这话今天听起来有些耳熟，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已经在实践了。当时，齐国虽然盐和铁极为丰富，但其他商品如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皮革等都很匮乏。一次，齐桓公询问管仲，有什么办法能够得到这些商品？
管仲回答道：“齐国没有这些东西，那就只有通过交易，多方收购，别无他法。”
“收购？”齐桓公有些不解，“如何收购？商人不来，总不能将他们拉到齐国来吧？”
管仲信心十足地说：“君上放心，臣自有办法！”
齐桓公惊喜地问：“爱卿有何办法？说来听听！”
“制定优惠政策，招徕外商。”管胸有成竹地说，“商人走南闯北，贩买贩卖，买贱鬻贵，为的是赚钱。只要我们制定优惠政策，公之于天下，让各地商人都知道，齐国的经济环境好，到齐国来经商能赚钱，赚大钱。他们一定会趋之若鹜，不请自来。”
齐桓公非常赞同管仲的意见，鼓励他放手去干。只要对齐国有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一定支持。
于是，管仲制定了一揽子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将之张榜公布。其大致内容为：其一，加强边关的管理，为了防止官吏滥征关税，管仲严肃郑重地通告各处关卡：空车往来的不要索取关税，徒步背负商品到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小商贩不要征税，以此吸引远方的商旅来齐国做生意；其二，对盐和铁这两种商品实行稽查制度，不征税，其他一般商品还是要收税的，但为了鼓励出口，税很低；其三，为了进一步吸引各地的商人到齐国经商，除了采取低关税政策外，还在生活给养上给以优惠。
据《管子》一书记载，齐桓公曾问管仲怎样才能招揽商人，管仲建议说：“请您下令为各诸侯国来的商人修建客舍。对来一乘车（古代四马一车为一乘）的商人免费供给伙食；对来三乘车的商人再加供给马的饲料；对来五乘车的商人除了享有上述优待外，还派给服侍人员。”当时齐国每三十里设置一个驿站，驿站中储有食物，以招待各诸侯国来的使节和商人。
正是由于齐国采取了种种优惠政策招徕商人，所以各地商人纷至沓来。《管子》称当时“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三是提高农产品价格，解决农工商收益不平衡的矛盾。当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无论如何辛勤劳作，收入也是无法与工商业相比的。这就出现了收益不平衡的矛盾，影响农业的稳定发展。
齐桓公和管仲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决定解决它。齐桓公的办法，是压低、限制富商大贾的收益而让利于农民。然而管仲不赞同，他的办法，是“请重粟之价，釜三百”。也就是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到每釜三百钱。管仲认为，粮食每釜提高价格至三百钱，则荒地可以广为开垦，农民也努力耕种了。这就是通过提高粮食价格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
管仲又告诉齐桓公说，应命令上卿、大夫和商人们都按不同的比例存米存粮，既可以作为国家粮食贮备，也可以帮助农民生产。因为储藏粮食要先收购粮食，而以合适的价格将农民耕种的粮食收购起来，就会使得农民有种粮食的积极性。要求这些人必须藏粮，粮食的需求就扩大了，粮食价格自然也就上涨了。
管仲认为，这样一来，粮食值钱了，农民积极性就大了起来，耕地面积就会扩大。这一政策使农民的收入增加，解决了务农与经营工商业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在保证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不致对农业造成不良影响。
四是强调社会分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使农工商各业都能稳定发展，管仲把社会成员按职业划分成士、农、工、商四类，并规定住在各自的居住区，“勿使杂处”，要求给不同的职业创造方便条件。同时，规定“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从小就在专业化环境里进行专业学习，既有利于收到显著的学习效果，早出人才，又可以避免见异思迁，保持专业思想的稳定。当时这对于各项事业的进步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总之，管仲通过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经济改革，收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齐国一跃成为经济大国。
应当说，在管仲的改革措施中，有很多都触及了齐国传统贵族的利益。按理说，肯定会有人反对，但管仲的改革却异常顺利。虽然有人骂，但却没有人敢公开跳出来跟他叫板。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为了对付反对者们，管仲在全面进行经济改革前，先实施了军事上的改革。如果不掌握军队，想要建立对经济的绝对控制，简直是不可能的。贵族们手里既有钱又有兵，闹起来就不好收场了。
管仲采取的办法是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规定每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两千人，两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齐国共有三军，这就是三万多人。按照当时的人口条件，三万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了。周天子也只拥有三万五千人的直属武装。这三军由齐桓公直接领导，他就掌握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如此一来，贵族们就很难再对国君构成威胁了。
而且，兵农合一还有一个好处是，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要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是友；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作战做好了准备。
管仲的改革从来不是跛脚走路。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他深知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等重要，也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政治改革的推进，经济改革就失去了保障，也不可能取得长久的成功。
因此，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管仲还进行了政治改革。正是政治改革的成功，对齐国后来的称霸产生了关键的作用。
在旧制度中，齐国最大的弊端是政令无法从国君贯彻到平民，“政令不出王宫”，致使国家行政效率低下。为了消除这一弊端，管仲对国家的行政体系进行了重新整合。他将全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氏和高氏各管五个乡。
管仲还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定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年初，由五属大夫向齐桓公直接汇报属内情况，由齐桓公督察其功过。也就是说，他们直接对齐桓公负责。这样一来，中央集权的制度就在齐国建立起来了。
就这样，管仲通过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时期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霸业已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