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说我太胖了。虽然没错，但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秩序，秩序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哲学家倾向于秩序而非自由。托马斯·霍布斯对人性的态度非常悲观，因此他认为国家应当是全能的，应当拥有掌控一切、无孔不入的权力。对于霍布斯来说，维持社会秩序有着无上的重要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对个人做再多的干涉都在所不惜。无独有偶，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为了维系权威，鼓吹各种形式的压迫和阴险手段。他的《君主论》是一部专为未来统治者而写的教科书，尽管他在其中承认君主“最牢固的城堡就是不被人民憎恨”，但是他认为统治者不能指望自己永远为群众所支持。在面临抉择时，他认为“为人所惧怕要比为人所爱戴更安全”。即使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9—前347）所设想的理想国，也容不下个人自由，它实则是一个结构精密的等级制体系，只有最“理性”的人才能够统治，而其他人则应当根据出身和教育禀赋分配到相应的位置。
古典自由主义——个体至高无上
一直到了19世纪，随着古典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政治哲学才开始强调个人的权利。古典自由主义的一大关键进展在于，它突出了公民自由，即那些只属于个人而不应被国家干涉的自由。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论自由》中对这种观点做出了最为著名的阐述。密尔尤其担心他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它的意思是在民主国家内，多数人的权力会压制社会中少数人的利益和观点。为了解释密尔的观点，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民主国家的绝大多数公民都是天主教徒，那么它的法律和习俗（比如关于婚姻和离婚的法律，关于避孕和科学研究的法律）就会明显地体现出天主教的影响。在这样的民主国家里，绝大多数由选举产生的政务官和政治家将受到多数人观点的塑造，舆论和压力集团[1]会试图影响政府，令其采纳符合多数人偏好的法律，少数人以及总体而言的个体权利因此就难以得到保护。密尔提出，确保个人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限制国家的权力，只有这样，不论个人抱有什么样的信仰，所有人才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地行动、发言和思考，但前提是他们的行为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基本哲学问题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作密尔的伤害原则，它是对个人自由的绝对辩护。对密尔而言，政府只有为了保护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才能强制人们做某事或不做某事。“只有当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影响到他人时，他才应当服从社会规范。而如果他的行为只影响他自己，那么他的自由权利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对于他的身体和心灵，个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因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伤害”只有在作用于他人时才成问题；如果一个行为如密尔所述，只“作用于自身”，那么不论这个人的行为对自己是多么有害，国家也不能干预他。想要整天宅在家里，狂吃奶油蛋糕，最后死于冠心病？没问题！想要每晚喝到烂醉如泥？只管去吧！当然了，你的朋友可以表示不赞同——她显然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吃喝至死，所以她会试图说服你停止无度的行为或者让你求助于专业人士。但是国家不能干涉你，国家只有在你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伤害时，才可以合法地干预。酒鬼想要保住公交司机的工作自然很难，他还会变得暴躁、健忘，诸如此类。但只有在酗酒导致他玩忽职守，以至于酒驾造成车祸时，社会才可以规范他的行为。
密尔的伤害原则
个人自由的限制
但是，如果不是“吃奶油蛋糕慢慢吃死”，如果你计划要自杀，该怎么办？密尔从来没有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提出过一个相关的论点。如果你签了一份可怕的合同，令你沦为雇主的奴隶，那么尽管你是在自由的情况下同意合同条款的，但是国家依然可以干涉合同，把你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正如密尔所说：“自由的原则不能规定［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不自由。”我们之所以不能干涉他人自我伤害的行为，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但到了自杀这个问题上，如果你死了，就没有自由可以保护了！那么，为了保护一个人的自由，国家就可以阻止你自杀，而这恰恰是为了确保你的自由（尽管也许听起来有点奇怪）！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亚里士多德
但是，即使我们接受以这种方式应用密尔的原则，我们该如何区分习惯性自我伤害（可以理解为慢性自杀）和自杀（快速自杀）呢？以及你的朋友到底是以怎样的立场，可以干涉后者，却不能干涉前者？人们现在仍然在争论这个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安乐死等“协助自杀”的时候。但是底线在于（也许这是密尔没有呼吁干涉自杀的一个原因）：这样的干涉可能会陷入滑坡谬误：自杀是一项确凿的行为，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伤害”的定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性。你的朋友最开始只会阻止你自杀，接着就要阻止你“吃奶油蛋糕慢慢吃死”，到最后，可能会发展为完全禁止你吃奶油蛋糕——那样的世界得有多么糟糕啊！
抉择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