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综述

（一）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容，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正逐步成为工程管理领域研究的新热点（Shen等，2017；Lin等，2017；Li等，2018），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Zhou和Mi，2017）。由于重大工程具有全生命期长、利益相关者多、临时性、一次性等特点，导致其社会责任与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有着显著差异（Zeng等，2015；Flyvbjerg，2017）。

1.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内涵与界定

社会责任，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被Bowen首次提出，并在最近几十年不断演化和发展。现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较为系统和丰富，其核心内容包括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伦理问题和利益相关者问题（周祖城，2011）。1988年，Merrow首次将社会责任思想引入到项目，对其建设成本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项目的规划程序应该平衡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7年以前，关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的研究仍比较有限和零散。2007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提出和建设以及学者关注度的逐渐增加，相关研究不断增加。虽然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责任问题一般遵循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范式（Matten和Moon，2008），但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导致其与企业社会责任有着显著区别，在决策、组织、质量、安全、资源利用、环境与社会影响等方面所遇到的现实问题，远远超过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管理的范畴（Flyvbjerg，2014；Gil、Beckman，2009）。

社会责任指南（ISO26000）包括组织管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消费者权益和社区参与七大主题。结合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特殊性，关于其社会责任的研究议题主要体现在污染控制、生态保护、职业健康与安全、工程反腐败、移民安置、防灾减灾和贫困消除（Zeng等，2015）。项目管理领域对重大工程的环境（Xue等，2015）、社会风险（Shi等，2017）、质量与安全（Fang等，2015；Li等，2017）、绿色建造（Qi等，2010）、碳排放（Xie等，2017）、参建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现象（Lee等，2018）等问题的研究均属于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范畴。基于以往研究，Zeng等（2015）首次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定义为“重大工程利益相关者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为增进人类福祉，通过其决策和活动而承担的责任”，包含经济、法律、伦理、政治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Lin等（2017）提出了重大工程全生命周期社会责任评价的动态权重体系，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测度和评价提供了量化工具。

当前，对于工程社会责任内涵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工程社会责任不包含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强调的是环境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和政治责任等工程责任；另一种观点是工程社会责任等同于工程责任，包含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谢琳琳，2019）。本书采用第二种观点。目前项目管理领域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工程社会环境（贾广社、王意，2014）、质量与安全（Li等，2017）、社会风险（Shi等，2015）、绿色建造（Qi等，2010）、工程腐败（何菁，2013；洪伟民、陈威威，2017）、工程社会责任主体结构（丰景春、刘洪波，2008；沈岐平、杨静，2010）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均属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范畴，但是较少学者将这些研究统一到工程社会责任语境下进行全方面的研究。基于此，参照Zeng等（2015）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的定义，本书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定义为“重大工程利益相关者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为增进人类福祉，通过其决策和活动而承担的责任”。重大工程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不同，企业社会责任指标往往只关注组织或公司微观层面结果，而大型基础设施社会责任需要同时关注微观和宏观层面效应（He等，2019），例如，经济责任、质量责任、法律责任、环境与伦理责任和政治责任（Zeng等，2015；Lin等，2017）。

2.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前因与效果

关于前因，已有研究指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会受到来自财务投资者、组织规模、组织文化、政府行为、资源分配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Li和Zhang，2010；She等，2018），以及信息技术发展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Yun，2014）；另外，Matten和Moon（2008）指出，全球化、公众意识、市场条件、社会价值观、行业发展等宏观社会因素亦会影响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履行。关于效果，从正面来看，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可以带来成本节约、信用增加、市场竞争力提高、参建方之间的集成和信任、项目风险缓解等方面的效果（Flyvbjerg，2017；Zhou和Mi，2017）；从反面来看，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缺失则可能会导致工程腐败、韧性降低、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移民安置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返贫等恶性社会后果（Zeng等，2015；Zhou和Mi，2017）。刘哲铭等（2018）立足国际视域，选择社会责任中最具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对社会责任演进历程和演进规律展开研究，认为规制拉动、伦理推动、经济支撑和政治基础是社会责任演进的4个核心影响因素。同时基于不同理论，有学者从多个方面研究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王爱民（2014）认为政府、公众、媒体、工程参建方和监管机构等社会责任缺失极大地削弱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他指出透明、畅通的沟通渠道和信息共享机制是促进利益相关方社会责任履行、应对危机事件发生的关键。基于社会行动理论，谢琳琳等（2018）将重大工程的社会责任行为定义为：行为主体在制度环境、社会压力等综合作用下，出于组织肩负的社会责任意识，试图去应对与组织相关的重大工程社会责任问题，通过构建出“主体—行为—情境—阶段”的四维重大工程社会行为系统，对研究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提供了系统框架。基于制度理论，社会责任行为能够帮助组织获取经济、政治及社会合法性，从而降低经营风险（Wang和Qian，2011）。此外，鉴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理论体系还未成熟，学者倾向用完善的社会冲突（Jia等，2011）、社会治理（Ma等，2017）等社会学理论来解读大型基础社会项目社会责任行为。在建设工程领域，环境保护、工程伦理等社会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研究热点（Oladinrin和Ho，2014；何继善等，2008）。尹建平（2012）从决策、设计、施工、质量检测等各个阶段研究南水北调工程中存在的伦理风险，并提出加强工程伦理的建制、构建工程共同体职业伦理评价机制等措施规避工程伦理风险。Oladinrin等（2014）提出从管理与组织、计划与监管、价值与利益三视角出发的社会责任管理是解决工程伦理的关键。

3.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情境

学者们普遍认为重大工程整体上具有典型的政府—市场二元交互制度环境（乐云、刘嘉怡，2018；李永奎等，2018；Yang等，2018）。在该制度环境中，政府与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交互，参建方背后亦存在复杂多样的制度逻辑（He等，2015；李永奎等，2018；王歌等，2018），政府规制和市场驱动在社会监督作用下共同塑造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复杂的多元治理结构（Lin等，2017；Ma等，2017）。乐云等（2015）和Zhai等（2017）深入分析了我国重大工程特有的组织模式导致的参建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复杂的政治关联，以及高层管理者普遍存在的兼任现象，可能会导致履行社会责任时出现“政府越位、市场不足”或“政府—市场作用边界不清”的情况。张劲文与盛昭瀚（2014）和李永奎等（2018）指出参建方之间存在政府式委托和合同式委托，形成了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社会责任行为主体关系复杂。从社会责任特性来看，Zeng等（2015）凝练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异质性、全生命周期动态性、社会责任交互性等区别于一般社会责任的独特性特征。从社会属性来看，Flyvbjerg（2017）指出，重大工程往往追求实现全球性的变革和挑战，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易于引起争议并被媒体报道放大，受到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的多重约束。

4.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动机与治理策略

肖红军等（2013）和Zeng等（2015）指出，传统观点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动机界定为社会福祉的改善，形成了单一社会价值创造标准的动机解释，导致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备受争议，异化现象大量存在，其治理亦面临巨大挑战。Ma等（2017）和Lin等（2017）指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交互性决定了同一参建方可能有多种并存的动机成分。王利平（2012）认为我国的体制环境决定了重大工程不能脱离社会政治价值为主导的社会环境，因此，Mok等（2017）指出，政治诉求应和社会价值创造一样成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动机的重要内容；而Frynas等（2015）指出市场经济体制则同时决定了允许参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有一定的商业动机。而Zeng等（2015）进一步指出，长生命周期和情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同一参建方的社会责任动机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Christensen等（2014）发现，这种参建方承担社会责任动机的多样性与动态性，使得同样的治理措施可能取得不同的治理效果，是出现社会责任治理难题的关键。针对这一现状，Ma等（2017）突破传统社会价值创造的单一视角，指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治理的基本思想应当是实现多元价值共创、利益均衡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据此提出了基于“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的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治理三元框架，并指出参建方的多元动机和合理利益的均衡是优化社会责任治理策略、破解社会责任治理难题的关键所在。

可见，社会责任是重大工程研究的重要领域，已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当前，已有学者认识到，突破社会价值创造的单一视角，实现社会责任多元价值共创和利益动态均衡是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治理策略选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目前还鲜有文献系统研究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多元动机成分及其动态规律，尤其是缺少对社会责任多元动机及其动态规律的系统研究（Scherer，2017；Zhou和Mi，2017）。已有研究指出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独特性和政府—市场二元交互的典型制度情境导致其动机呈现出多样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可能同时具有社会价值诉求、政治诉求和商业诉求等多种成分，亦会在项目生命周期内发生演化等结论，为本书进行社会责任动机的多元解构、动态演化效应论证、据此提出治理策略的研究思路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动机的相关研究趋势综述

传统研究多关注社会责任的前因和后果（Aguinis和Glavas，2012；Govindan等，2014；Christensen等，2014；Malik，2016；Misani，2017），近年来，社会责任动机相关的研究开始得到关注（Dare，2016），出现以下趋势。

1.主流的社会责任动机研究正在逐渐偏离对财务绩效的计算，更关注长远价值动机意图的满足（Misani，2017）

大量实证研究关注社会责任对财务收益改善的解释（Malik，2015；Mzembe等，2016；Misani，2017）。但Fogler和Nutt（1975）等研究已指出，社会责任很难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Malik（2015）结合实证结果指出，社会责任会带来财务收益的恶化，同时却需要企业承担额外的成本，因此，应当考虑其非经济动机，甚至是基于经济利益损失的长远价值诉求。Misani（2017）通过综述发现，当前趋势正在逐渐偏离对财务绩效的计算，更关注长远价值动机意图的满足。如规制收益与合法性，获得积极媒体报道，获得有利政策支持，建立良好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和竞争优势，提升利益相关者价值，企业责任感的满足与获得社会认同等新的研究热点等（Mzembe等，2016；Kim等，2018）。部分学者将社会责任的相关动机归纳为价值驱动、绩效驱动和利益相关者驱动（Maignan和Ralston，2002；Govindan等，2014）。Aguilera等（2007）从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出发提出了社会责任的伦理动机、工具动机和关系动机，是引用较多的观点。Mzembe等（2016）亦指出，这些动机之间高度相关，甚至相互转换，需要关注动机的动态变化，如通过行业协会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可以增加社会责任动机的利他成分。

2.从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角度和方法出发关注社会责任的复杂动机开始成为实现理论创新的突破点（Dare，2016；Scherer，2017）

Christensen等（2014）认为，传统观点将社会责任的多元动机成分归纳为工具性动机和利他动机，仅仅是社会责任的两种极端情况。Scherer（2017）进一步指出，实际上，社会责任的动机很可能是兼具工具性和利他成分，并且是不断变化的。目前这种动机尚缺乏充分的量化实证验证（Christensen等，2014）。一方面，Morgeson等（2013）认为借鉴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关注主观非物质因素，有助于论证多种动机成分并存的情形和实现社会责任动机研究的理论创新。在研究方法上，基于情景耕耘的计算实验方法可以实现情境要素提取的遍历性，适用于解决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有关的复杂动态问题建模（Zhou和Mi，2017）。另一方面，Frynas和Stephens（2015）认为社会责任一直与政治问题密切相关，从社会责任的政治角度出发，提出政治社会责任的概念，认为组织可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在弥补政府失灵带来的国家治理与政府规制不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利他成分），来同时满足自身合理正当的长期战略利益诉求（利己成分）。Scherer（2017）进而指出，这种兼具利己和利他成分的动机反映了行为经济学的内部动机溢出效应。

可见，尽管缺少社会责任动机演化的深入研究，但在财务绩效悖论的情况下，学者们逐渐开始从组织行为学的新视角关注社会责任的主观非物质动机成分及其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最新的政治社会责任概念从内部动机的溢出效应验证并肯定了社会责任利己与利他两种动机成分并存的正当性，但目前上述观点尚缺乏实质性的理论研究和现实验证；基于情景耕耘的计算实验方法被证实适用于量化和验证上述动机复杂性。这些成果为本项目选取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提供参考和指引。

（三）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动机的理论视角

尽管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动机已经超出了传统社会责任理论和项目管理理论的解释范畴，研究相对匮乏，但利他行为动机和制度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为本项目提供充分的借鉴（Li等，2014；Malik，2015；Garriga等，2016；Dare，2016）。

利他行为描述的是对他人或社会福利带来改善的行为（Fehr和Fischbacher，2003），包括组织行为学中组织公民（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企业公民（Corporation Citizenship）、社会责任等概念（Lin等，2010）。本质上，利他行为需要多个参与方相互协同的努力并彼此共同采取利他行动才能完成，多个组织对相互协同的贡献构成了高阶利他行为的重要内容（Li等，2014）。

利他主义认为，由于利他行为涉及的行动都是有成本的，不可能是自发的，需要有一定的动机来驱动（Piliavin和Charng，1990；Li等，2014）。Li等（2014）指出，利他行为动机有两大特征：第一，利他行为的动机不唯一且并不必要完全利他，可以有利己成分；第二，利他行为动机是动态的，会在完全利他动机与包含利己成分的利他动机之间切换。Grant（2013）将包含利己成分的利他动机归纳为基于利己的利他（Self-serving Altruism）动机，是指组织追求能够促进自身发展或带来长期价值的行为动机，是一种互惠性的长期效用动机（Reciprocal Motive），而完全利他动机（Pro-social Altruism）指多组织共有的、努力做出完全利他行为的意愿。如亲社会动机，不追求自利性经济回报的计算，关注行为如何影响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的改善，强调了行为动机的社会属性（Li和Liang，2015）。

关于动机驱动利他行为的发起过程，利他主义认为：①利他行为动机需要人为触发。参与方可能担任不同的角色，且相互影响，要有一个或多个参与方以非正式领导者身份以某种动机发起利他行为，然后带动所有参与方做出响应，共同完成利他行为，启动利他行为的良性循环并促使其出现不断地扩散和演化（Grant，2013）。②利他行为动机演化过程和效应会受到外部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由于较高的相互依存性，组织的利他行为易于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如同行的影响（Stewart等，2012），包括压力和规范，可接受行为、约定俗成的非正式标准等（Ehrhart和Naumann，2004；Grant，2013）。规范在保持利他可持续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一旦规范形成，利他行动就会变得稳定并持续下去（Ehrhart和Naumann，2004）。

同时，根据DiMaggio与Powell（1983）和Campbell（2007）的研究，制度理论将上述影响利他行为的外部社会环境中同行压力、规范、约定俗成的正式与非正式标准等要素定义为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等制度三要素；Greenwood等（2011）、Salomon和Wu（2012）、杨书燕等（2017）制度理论的最新成果则指出了不同参与方（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差异性对组织行为的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满足利他行为属性，利他行为动机的理论观点可以为本项目关于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多元动机构成及其正当性、动机演化方向、合理区间、触发与响应模式等提供较为系统的理论解释；而制度理论关于影响组织行为的制度三要素（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制度差异性等有关观点被广泛用于解释不同制度环境下的社会责任动机演化和重大工程领域的复杂问题（Matten和Moon，2008；Gil和Beckman，2009），与利他主义刻画的利他行为动机演化受到的外部社会性因素的观点形成了呼应和互补，因此，可以较好地为本项目研究社会责任动机演化过程和演化效应提供理论支持。

（四）重大工程社会责任评价的相关研究

1.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工程管理研究

随着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日益增加及其社会影响日益增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工程管理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外引起关注，2000年以后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聚焦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工程前期决策（金帅等，2013）、全流程管理（曾晖、成虎，2014）、组织模式与组织行为（李永奎等，2018）等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复杂性、冲突性和可持续性是极为重要的研究主题（Flyvbjerg，2014）。故本部分将从这三个方面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以便能够深刻理解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管理。

（1）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复杂性研究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利益相关者角色复杂、技术难度指数高和风险不确定性高等特点，对经济增长、生态环保与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刘航，2016）。建设环境日益开放、主题多元化及技术集成要求高等造成重大工程整体复杂性愈来愈突出（曾赛星等，2018）。

国外学者关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复杂性分析主要从复杂性的表现形式、来源、应对等方面展开。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结构要素和动态要素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技术—组织—环境（Technical-Organizational-Environmental，TOE）是分析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复杂性构成要素的重要模型（Bosch-Rekveldt等，2011），大部分重大工程都存在成本超支、进度延误和建设效果与预期不符的问题。关于复杂性来源和应对方法，有学者认为前期决策和设计阶段决定工程后期建造和运营的复杂性，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复杂性管理应尽量从前期阶段出发减少工程不确定性（Giezen，2012）；还有学者认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复杂性来源工程目标和利益的异质性、不断变化和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提出培养组织学习氛围可以降低工程复杂性对工程的影响（Salet等，2013）。

从2000年开始，由于我国建设突飞猛进，关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管理研究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大型复杂性的研究主要关注决策复杂性、项目复杂性测度、复杂性降解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复杂系统使得重大工程决策具有高度复杂性，梁茹和盛昭瀚（2015）基于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理论思想，构建了重大工程复杂问题的决策流程，为工程复杂决策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参考。此后，麦强（2019）在决策复杂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性探索、复杂性吸收、复杂性分节和复杂性承担四个基本逻辑策略的决策“复杂性降解”原理。Luo等（2015）运用模糊网络分析法，从技术、组织、目标、环境、文化和信息复杂性构建重大工程复杂性测度体系，并以上海世博会项目为例验证了该评估体系的实用性。乐云等（2018）认为现有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组织模式、组织行为及组织效能日益受到工程整体复杂性的挑战，提出了如何在我国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和“政府—市场”的二元制度环境下创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组织模式，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复杂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治理。特别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组织、环境、技术复杂性导致其社会责任的复杂性，社会责任研究需要从更高的战略视角出发解决工程可持续发展与管理难题。

（2）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冲突性研究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冲突性最早是由Flyvbjerg等学者在2003年提出，他认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规模和需求如此庞大，但是项目管理却非常糟糕，除了存在预算约束、工期限制和质量要求等常见的经济类目标冲突，还存在社会与环境类目标冲突的问题，整个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决策过程、计划过程以及建设管理过程是伴随着冲突的交互过程。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过程可以用“破坏—修复模型”来形容问题的发现与解决，然而这会使项目遭受巨大的损失，如果项目前期决策阶段能够正确预防，做好前端管理，可大大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Flyvbjerg，2014）。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目标通常是为社会生产、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提供基础性服务，保证和改善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活动（王歌等，2018）。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的缺乏激化了目标之间的冲突，包括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环境影响与项目绩效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差异等（曾赛星等，2018）。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决策、计划、建设和管理等需要多主体之间相互配合来完成，由于各个参与方利益不同，会导致政府部门资源配置矛盾、权利分配与责任承担等矛盾客观存在，例如政府作为合同签约主体与公众利益代表主体带来的冲突，作为活动参与主体与活动规则制定主体带来的冲突，作为工程建设监督主体与工程最终责任承担主体带来的冲突等（邱聿旻、程书萍，2018），因此不同主体的冲突和低效合作是导致工程社会责任缺失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重大工程复杂性、冲突性和内在不确定性使得其工程管理需要一种严格控制和弹性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在开放灵活的管理机制下增强相关方的沟通与合作，是改变由社会责任缺失引发危机事件的重要手段（王爱民，2014）。

（3）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持续性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都关注的热点问题。可持续发展是指组织追求责任担当的总体社会性目标，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管理目标也是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即追求和实现全人类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ISO，2006）。现有国内外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经济方面的可持续性，包括项目经济融合及其对行业促进的影响（邵秋池，2014；吴绍艳、刘晓峰，2011）。然而在全球化视角下，必须考虑新技术融合和全生命周期等对项目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影响（Korytárová和Hromádka，2014；Zeng等，2015）。Liu等（2013）通过分析三峡大坝的案例，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可持续性分为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并提出了多项实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如从项目初期考虑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持续性问题、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投入、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等。Liu等（2016）指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持续性管理需要降低工程可能引发的难以预测的社会风险，并提出了社会风险管理模型以解决重大工程社会风险问题。甘晓龙（2014）认为目前项目可持续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全生命周期、以人为核心以及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并从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四个维度总结出项目可持续建设的表现内容，构建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项目可持续建设方案的决策模型，为推动可持续建设在项目中的实施提供了参考。面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持续发展困境，承担社会责任和创新技术应用正在逐渐成为重要的改善途径（He等，2019）。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有益于可持续发展，Ma等（2019）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结论，致力于承担经济与质量维度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增强行业的经济可持续性、资源分配和技术创新，致力于政治和公共维度的社会责任有助于帮助企业获得政治和社会支持。

2.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研究

（1）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的建立。基于环境影响角度，构建海上运输系统指标体系，开发了一套复杂环境中的决策工具，帮助决策者提高决策分析能力，实现了改善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Pérez Lespier等，2019）。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推动了更多学者从社会责任角度研究项目评价体系。刘航（2016）围绕重大工程项目不同层面利益相关者展开，建立了包含经济、法律、理论与道德多方面的指标体系，具有概括性、系统性和动态性。Zeng等（2017）基于项目全生命周期角度，首次提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三维模型，从全生命周期的演化、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及多层次社会责任的三维交互的视角，提供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复杂性的降解及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解析。

（2）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评价方法的选择。刘航（2016）在评价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时，建立了以支持向量机（SVM）为技术手段的重大工程社会责任评价模型，搭载Matlab R2016a平台嵌入libsvm工具箱进行数据处理、指标评价和评价结果输出，并对地铁项目进行社会责任评价操作，完整地展示了模型的实用性和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但是数据收集与模型操作方面还存在不足。此外，层次分析法（AHP）是此类研究中最为常用也最为简便的一种方法，可以将较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系统化，评价过程简单且无须过多定量数据支持，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不适用处理指标较多的项目。曾赛星等（2018）运用层次分析法测度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指标，合理分配各指标权重，反映了当前社会对重大工程各参与方履行社会责任的诉求，对合理引导或驱动重大工程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众多利益相关者积极协同地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五）相关研究述评

通过对现有文献中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主要研究评述如下：

第一，社会责任多元动机研究是破解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困局”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工序”。社会责任已经成为重大工程研究的重要领域，当前，在社会责任内涵界定、特征提取、评价体系、治理结构、影响因素、前因与效果等方面取得了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动机的研究及其对社会责任治理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实践界和学者们的重视，但仅个别学者探讨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动机及其重要性，尚鲜有专门关于社会责任动机成分、演化方向、合理演化区间及其动态演化规律的深入研究。针对上述研究现状，Zhou和Mi（2017）建议采用计算实验以及基于社会网络的多主体仿真模拟重大工程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社会责任的关键问题，推进相关研究成果的量化与实证检验。这为本项目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方法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动机具有动态复杂性特征，需要从全新视角进行研究。当前，社会责任动机研究取得了有意义的探索结果，正在从多元动机成分、动机的组织行为学与心理学基础等多个角度寻求理论创新和突破，为本项目借鉴组织行为学关于利他动机等理论观点提供了基础和指引。但在不同情景下，社会责任的动机是不同的（Matten、Moon，2008）。重大工程具有突出的政府—市场二元制度情境特征，其社会责任具有交互性、利益相关者异质性和生命周期动态性的独特性特征，导致其动机呈现出动态性和复杂性。因此，本项目还需要结合重大工程情境特征，从全新视角对其社会责任动机展开探索性研究。

第三，利他行为动机与制度理论研究成果可以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动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根据利他行为动机和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定义，重大工程参建方承担社会责任满足利他行为的属性。利他行为的动机成分（基于利己的利他与完全利他成分并存）、演化方向、动态演化效应、外部环境对动机演化方向和合理演化区间的重要影响等观点是本项目的核心理论出发点，为本项目进行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多元动机成分辨识、演化方向、演化区间、演化效应研究模型构建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制度理论与利他行为动机的交叉成果则为本项目提取政府—市场二元制度情境要素，开展动机演化过程和演化效应研究提供重要补充。

第四，现有文献偏重于对单一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研究，如单独研究建筑企业，或偏重于对某一类社会责任的研究，如环境责任、绿色建造、工程腐败等。这些研究在现有丰富和系统化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进行展开，初步形成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理论基础。然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多个主体在工程全生命周期内共同协作完成，需要同时考虑社会责任的方方面面，任何一方的社会责任缺失都可能给项目带来负面效果，严重时甚至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的研究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才能保证项目发挥最大效益。

第五，现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的研究仍停留在概念阶段，缺乏相关案例的分析与实证。虽然已有少数学者从项目层面出发，构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但是相关指标的针对性不强，只是初步给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各个指标的权重，缺少案例实证分析方法。因此，应该单独建立一套针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并通过案例运用证实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

第六，现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评价体系对社会责任的关注比较模糊。工程管理研究已经从关注工程建设能力转向其综合效应，研究问题也从传统的工期、成本、质量控制拓展转向关注其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项目评价阶段，有关社会责任的评价都过于简单，往往是一概而过，从社会角度出发的社会责任评价往往只关注宏观层面的结果，而忽略了微观层面的东西，过度强调国家愿景和战略目标，但是却很难在微观层面将其转化为各参与方的实际行动，碎片化的社会责任指标缺少以某种方法整合，缺少评价系统性的深入研究，较少考虑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项目决策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