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朝丝绸之路沿线商镇的兴起和发展

交通体系的逐渐完善和贸易的发展，是丝绸之路城镇发展的重要因素。元朝的丝绸之路贸易相较前代有许多新的发展，通过三次西征，欧亚大陆的商路复兴，丝绸之路上的各国行人络绎不绝，中亚、西亚、欧洲商人集聚上都，沿着丝绸之路一大批商镇兴起，成为东西交流的纽带和主要节点。元朝的都城汗八里、上都、哈拉和林、太原府、哈拉善、喀什等均是当时兴起的商镇。这些商镇的类型众多，并且各具特色的商品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贸易的商品结构。

一 欧亚大陆的商路复兴

丝绸之路既是欧亚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欧亚各国和中国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的通道，往西经中亚、西亚、小亚细亚一直延伸到西北欧和北非，往南则经中亚到达印度，往北经蒙古、西伯利亚越过伏尔加河到达黑海之滨。

交通是各国和各地区之间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前提。第一次西征，蒙古军队就消灭了花剌子模国，打通了波斯道；之后蒙古军队经撒莱、里海和咸海北，打通了钦察道，并把这两条道路连接起来。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建立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建立了完备的驿站制度，并派遣军队保护道路安全。蒙古西征，重新打通了沟通欧亚大陆的大商道。欧亚大陆上的交通线被打通，人员、物资、商贸交流更为频繁。

除蒙古高原的四大汗国外，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属于中书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辽阳行省和岭北行省管辖。在这些辖区内，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开拓了上都路、兴和路、应昌路、全宁路、大同路、德宁路、净州路、集宁路、兀刺海路、亦集乃路、大宁路、宁昌路等多条道路，仅草原丝绸之路腹地中书省内就含有路29个。这些路段将中原内陆与各封地汗国连通起来，与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构成了蒙古草原地区甚至形成了欧亚大陆繁盛的商路网络。

元朝驿路不仅一度横贯欧亚，且覆盖中亚、西亚的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形成了庞大而严密的欧亚商路体系，欧亚广大地域内的国际长途商队贩运活动再度复兴。当时的名著《马可·波罗游记》《通商指南》《大可汗国记》等记载了复兴的欧亚大陆商路贸易盛况。根据这些史料记载，此商道上从事贸易的不仅有君士坦丁堡、波斯、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捷克等的商人，还有蒙古诸汗国统治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及中国色目商人。欧亚陆路商道大致以察哈台汗国首府阿力麻里为枢纽，东西两端各分为两大干线。

总之，元廷在继承历代游牧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范围较广的经济文化互动传播，拓展了包括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内的多元丝绸之路，使欧亚大陆的商路得到复兴，并将其推向了一个鼎盛期。元朝的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沟通北方草原与欧亚大陆之间商贸往来，保障军政和文化交流通达的交通要道。欧亚大陆的商贸复兴、文化和技术交流及商贸往来共同推动了沿路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并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二 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人络绎不绝

纵横交错的商路作为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重要路径，几千年间，一队队骆驼商队、各国行人在漫长的商贸大道上行进。蒙古建立跨亚、欧两洲的四大汗国后，欧亚大陆的商路复兴，古丝绸之路重新被连接，驿站四通八达，中西方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空前发达，东来西去的商队、使者、教士、僧人、军旅络绎不绝。蒙古至中亚，翻越阿尔泰山后，西行的几条路上，曾经走过的往来使者有乌古孙仲端、丘处机、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的使者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威廉·鲁不鲁乞、常德西使波斯、耶律楚材等。中国的列班扫马和马忽思西行，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东来走的丝绸之路是经河西走廊通往中亚的道路，耶律楚材和耶律希亮先后东返时，也曾行此路。河西走廊在元朝极为繁荣活跃，驿道也皆行此路。

元朝大量的中亚、西亚及欧洲居民，以将领、工匠、商人、教士、官吏等身份进入上都，渗透到元廷的各个阶层，对元廷的经济、文化、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上都的交通四通八达，南有四条驿道通往大都、和林、辽阳行省，经丰州、宁夏、河西走廊通向中亚。元十八年（1281年）开辟了察合台晋北分地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的新驿道，全程驿站三十座，成为元廷与中亚、察合台汗国之间，以及通过察合台汗国与伊利汗国、钦察汗国以及东欧、西方交通的桥梁。蒙古族征服中原后，以和林为中心，拓宽了中原—蒙古—中亚的道路。中亚地区不但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政治联系交流的地理枢纽，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且持续至今的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欧洲文化体系）汇流的要冲。中亚、欧洲、中国的丝绸之路贸易是四大文化体系交流的重点。蒙古第三次西征后，西亚处于伊利汗国的统治下，成了元朝对外交往的重要区域。中亚、西亚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其他条件，具备与上都进行陆路交通的便利；而罗马等欧洲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因落后的海上贸易条件和国家、民族的阻隔，长期很难与上都进行直接贸易，因此，大量的多环节转口贸易成为东、西交流的主流。

蒙古西征之前，中亚腹地范围内的商队贸易就有一定规模。蒙古西征后，人员双向迁徙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开放政策，使中亚、西亚、欧洲商人、工匠集聚上都，使各国文化交流、经济交流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上都成为当时仅次于大都的政治中心，也是蒙古地区最大的城市。元朝政府采取的优待去往岭北和漠南经商的政策，促使中亚、西亚、欧洲商人集聚上都，并成为东西贸易转运者，往返贩运珠宝、香料、丝绸等商品。《蒙古族通史》记载：“往来的商旅车载驼运，不绝于道，每至夜晚，逼近上都的人们住宿河边，野火连片，黑夜不寂。”[12]

丝绸之路上值得一提的最活跃的商人属回族商贾。回族商贾的活动，对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和商路的通达、商镇的兴起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元朝，在其统辖的范围之内，回族商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回族商贾充分利用所享的优势，遍及上都，发展其贸易，传播宗教。在回族商人中，斡脱商人的地位很特别。他们经营的资金来源于蒙古贵族，因此两者的关系很亲密，可以说是蒙古王公的商业帮手。早在南宋末年时，斡脱商人已经开始经营长途贩运贸易和高利贷。中亚和西亚的斡脱商人通过丝绸之路，集聚上都，进行商队贸易，主要经营金银珠宝、名贵皮毛等供皇室享受的奢侈品。元初，斡脱商人开始经营高利贷，高利贷对小农经济的危害较大，官方随即采取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实行鼓励斡脱下海贸易的政策，因此，斡脱商人转向海外贸易。

三 丝绸之路沿途商业城镇的兴起

贸易的增加促进了丝绸之路沿途城镇的出现，至元朝丝绸之路畅通、贸易繁荣兴旺之际，丝绸之路沿途交通和贸易枢纽的商业城镇兴起。

元朝疆域以外兴起的商镇包括讨来思、萨莱城、诺夫哥罗德、玉龙杰赤、撒马尔罕等。

讨来思（今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它向东连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西段南道，北邻丝绸之路西段北道重要商镇塔那、萨莱。“元朝，全世界几乎都跟该城有贸易往来，被称为中世纪欧亚贸易的接触点。”[13]讨来思贸易繁荣的史料颇多，鄂多立克在他的游行记中所述：“这是一个比现今世上任何其他城市更著名的城市，更易于贸易的地方，因为地面上要没有何种粮食，或何类货物，你在讨来思却找得到它的大量储存……全世界几乎都跟该城有贸易往来。”[14]

萨莱城，由蒙古人在伏尔加河畔修建，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这座城市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处于欧亚分界线，同时也可以说它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交接的地方），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东西方贸易，东西方商路依托该城镇连成一体。此处交易的丝织品多为中国运来的，从匈牙利、俄罗斯、意大利等地来的商人需要中国丝织品，可以来到此地购买。该城镇规模很大，市场颇多。

诺夫哥罗德，该商业城镇是亚洲与西、北欧经济交流的枢纽。元朝后期成为北方和中亚与欧洲各城水运商人的互换商品的集散地。

玉龙杰赤，曾为花剌子模古都，此商镇是中亚地区回族商队与欧洲、西亚商队商品交换、货物中转的枢纽。来中国的欧洲商人，携带货物抵达玉龙杰赤，进行销售。此处，货物畅销，贸易繁荣。这里纺织业极为发达。居民生产各种丝绸，尤其是各种金线织物，价格昂贵。

撒马尔罕，活跃于中亚北部的民族粟特在中亚建立的商业城市。此城地处东亚与中亚的交界处，承载着中西方货物的中转和流通任务。该城“利用靠近西域的地理位置优势，将中国的生丝、丝绸等货物转运到中亚、西亚地区，将中亚的宝石、织毯、良马等运到东方，在转运中获得大量的财富”[15]。

此外，还有很多沿丝绸之路兴起的疆域外城镇，不逐一排列。元朝，除上述疆域以外的商业城镇兴起外，疆域以内的城镇也悄然崛起。

汗八里（北京），元朝的都城，是一个重要的商镇，据有关记载：“庞大的骆驼商队，运载着刚才提到的各种物品（指西方商队运来的珍珠、宝石、金银。）连同金丝织物，来到这里，并送到大汗面前。”[16]汗八里不仅是元朝的首都，还是重要的商镇，西方商人可以用汗八里获得的纸币到中原采购其他商品。根据马可·波罗等人的记载：“外国巨价异物及百货输入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货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织做不少金锦稠绢及其他数种物品……”“汗八里大城之周围，约有城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乃商业繁荣之城也。”黄仲文在其所著《大都赋》中也提到：“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迭九州之劳。”其商品货物“东至于海，西逾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至，货宝必来”。

除了汗八里，丝绸贸易中兴起的重要蒙古城镇还有上都和哈拉和林。两个商业重镇集聚了来自各国的工匠和商人，汇集了各国不同商品，成为岭北草原路必经之路，空前繁荣。

漠南路是西方商队与元朝贸易最为频繁的丝绸之路之一。漠南地区逐渐形成以上都为中心的草原城镇网络。兴起的重要商镇有太原府、哈拉善、肃州等。马可·波罗对上述几个商镇做了详细的描述：“哈拉善：有驼毛布，是世界上最好的商品……商人大量地购买这种布，行销许多国家。肃州：肃州境内山上多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来这采购，然后行销全世界。”[17]

总之，元朝随着商队的频繁往来，移民群体也在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官茶贸易、私茶贸易兴盛，加之皮毛、丝绸等其他货物的贸易，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越加频繁、丰富，而沿线许多城市的功能也从单一的军事防御、行政治所或商业驿站向复合型城镇转变。商业贸易城镇有很强的集聚性和辐射性，商业城镇人口密集，手工业高度集中，货源丰富、服务设施完善、商品吞吐能力强等优势，不仅能提高国内外商品生产力，也能通过向外的辐射能力，影响并控制当地经济和国内外市场。元朝兴起的商业城镇，凭借上述优势，不仅成为国内商业经济的中心，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和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