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朝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形式

蒙古四大汗国均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在中西交通连通、贸易畅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把“日出之地至日落之地”归于一统，开创了世界历史上民族融合和东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元朝以中原和蒙古高原为中心，再由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围绕，从地中海东岸、黑海南北至太平洋，从近东、西亚、中亚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均尊奉元朝皇帝为大汗或皇帝，接受他君临天下的宗主权，对其称臣纳贡。自成吉思汗开始，经过三次西征，建立了东至太平洋、南达波斯湾、西至波兰的帝国，曾被阻断、分割的古丝绸之路重新连接起来，形成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它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以商队贸易、四大汗国内部贸易和贡赐贸易为主要形式。

一 商队贸易的发展

商队贸易一直是东西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蒙古西征之前，中亚腹地范围内的国际商队贸易就有一定的规模。成吉思汗为了征服亚欧大陆，除了以武力掠夺邻近外族财富外，还大力借助回族商队的长途贩运来筹措军饷。他曾多次派遣一些商队前往中亚各国进行贸易。1218年，一支由蒙古帝国出资组织的有450人的商队，装运大批毛皮、丝绸、金银制品前往中亚花剌子模贸易。但花剌子模却劫夺了这批货物，这次事件成为蒙古大军第一次西征的导火线。三次西征及南征后，蒙元帝国版图大大扩展。加之驿路的设立、欧亚交通网络的恢复，使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起来。

元朝中外关系史的一些名著，如《马可·波罗游记》《通商指南》《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卢布鲁克东行记》《大可汗国记》《马黎诺里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都大量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队贸易的情况。

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既有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捷克、俄国，以及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和早期北欧汉撒同盟等地商人，又有西域蒙古诸汗国及其后裔统治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等。欧洲、中亚、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中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由于从欧洲到中国路程十分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也非常复杂险恶，盗劫之虞又难免发生，“然若结队至六十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亦与居家无异”[18]。所以商人的长途贩运，一般必须集成数十人以上的商队结伴而行，且需随地雇用翻译，随带必要的食品、什物、料草等。元朝，往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商队为数之众，在外国史料中多有印证。《马可·波罗游记》中几处写道：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大量商人”来往止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19]既为不同人种，无疑为外国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

外国来华商队具体的贸易活动，见诸史籍者极少，仅裴哥罗梯（Pegolotti）的《通商指南》一书记载较为详细。裴哥罗梯系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商人，其书《通商指南》大约于1340年写成。该书在总结元朝欧洲商人来华经商的丰富经历的基础上，介绍提供了对华贸易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是一本常识性的工具书。书中涉及的对华贸易商品价格及贸易额，属于那种经验性的数据，反映了一般情况下的正常水平。

据裴书所载，外商进入元朝境内后，须将所带金银兑换为中国通行的纸钞。每四张纸钞（面额无考）换银一索摩（Sommo），每一索摩银价值欧洲佛罗林金币（Florins，相当于英币9.6先令）5枚。而每索摩之银在中国可购买华丝19—20磅（意大利热那亚磅，实际重量无考），花绫缎子三匹半，或纳失梯（前文纳失失之复数，金锦）三匹半至五匹。来华商人一般平均每人载运之货值25000余佛罗林（约12000英镑），即相当于5000索摩银。即使扣除往返长途贩运较大的成本和消耗，粗略估算仍可购买中国锦缎1万匹左右。倘以数十人的商队总计，贸易额至少在20万索摩银，可见贸易数额是相当惊人的。不过这里必须指出，考虑到裴书在记载、转录、翻译等环节上的准确性程度，以及当时各国货币、计量单位之间，古今货币、计量单位之间复杂的换算关系，上述商品价格及贸易额还有待进一步精确考订。但是这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外商队贸易的盛况，堪称丝绸之路贸易研究中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东西方商队掌控丝绸之路贸易，而这些商队的共同特点是规模庞大，往往由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组成，商队贸易的组成复杂。参与者的民族成分是复杂的，粟特人、波斯人、突厥人等都在其中。可见，商队不是由某一个单一民族组成，而大多为混合型商队。这是因为，丝绸之路途经很多不同民族集团的势力范围，有农耕民族，也有游牧民族，必须有熟悉不同民族风俗的本土人的参与，才能顺利通行。

元朝，穆斯林商人将东西方的商品大量贩运至萨莱城、不里阿尔、诺夫哥罗德等西方的各商业城市和汗八里、大都、上都等元廷的重要城镇。穆斯林商队组成庞大的商业行会，垄断东西之间的商队批发贸易。关于穆斯林商人在中西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的记载比比皆是，如“穆斯林商人在中西贸易中，实际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以元朝各地诸王的贸易都有十分良好的政治基础，把持了蒙古诸汗国的财政大权。所以说他们能够得到大大超过正常商业利润之外的利润”[20]。可见，往返于东西的商队主要以穆斯林商人为主，但不限于穆斯林，还有波斯商队和阿拉伯商队。伊利汗国的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善于经商，他们在丝绸之路上久负盛名，他们沿丝绸之路贩运商品，在东西贸易中充当中介。

元朝往返于东西方的商队，不仅成分复杂，规模也很大，牲畜头数多达千头，商人规模也不小。每支商队的骆驼数目多寡不等，有50头、100头，甚至多达1000头。商人总喜欢结队而行，这是因为在遇到劫贼的情况下能增强抵抗力量。随使团经商的商队人数少则数百人，多则5000人，其中伴随有大量的学者、传教士、工匠、艺术家或官方的使者搭载商人的驮队。

有元一代，丝绸之路上，商队贸易占据主要地位，究其原因主要为政局不稳、政权屡屡更迭、气候环境恶劣等。往返于东西的商人不仅需要克服沙漠、戈壁等险恶环境，还要与丝绸之路沿途出没的强盗周旋，因此，需结伴而行。东西商队贸易的主要货物，东方以丝绸、瓷器、大黄、茶叶、粮食等商品为主，西方主要以金银、珠宝、药物等货物为主。商队贩运的商品不是一次性从西方贩运到东方，或从东方贩运到西方，而是商队几经倒手才能到达目的地，于是商队在丝绸之路上设置了颇多的商品转运站，以这些转运站为起点，逐渐形成东西方商贸集散地。

二 四大汗国间的商业贸易

在蒙古西征征服的广阔领土上，以窝阔台为首的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被分封，建立了“四大汗国”。虽然到元朝诸汗国事实上已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但名义上仍奉元帝为大汗——“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有这样一种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可见它们与元朝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往来还是相当密切的。

四大汗国均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在中西交通联通和贸易畅通等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四大汗国的贸易以商业贸易和与元朝的贡赐贸易为主。

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的封地。领地范围包括天山南北路及阿姆河、忽章河等地。为方便商旅，汗国境内每个城镇及村落设有驿站，仅就不花剌城内就有近1000个，河中地区共有1万之多。察合台汗国大汗答儿麻失里在位时，提倡外商前来经商，从四面八方涌进察合台汗国的商人和旅行者享受政策优惠，进行商品贸易。驿站交通的畅通和贸易的繁荣，促使大量的商业城镇随之兴起，安集延城、不花剌、撒马尔罕等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城镇。安集延城是中东部最重要的商业城镇，它是汗国境内河中地区与天山南路地区商业贸易的一个枢纽。不花剌、撒马尔罕是两座繁华的工商业城市。

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是在术赤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术赤长子拔都西征所征服的钦察草原、克里木、高加索、保加尔、伏尔加河、奥卡河地区第聂伯河流域的俄罗斯各封建公国等广大地区，遂成为拔都的兀鲁思。1243年，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建萨莱城，称为“金帐汗国”，它地处欧、亚北路交通要冲，起着沟通欧亚交通的重要作用。13—14世纪，钦察汗国成为中国与欧洲贸易的桥梁，内部的商贸城镇得以迅速发展。如重建后的玉龙杰赤，超过了原来的规模，成为东方最大的城市之一。此外，花剌子模、克里木城、保加尔城等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集散地或中转站，中国、中亚、欧洲的商品都经上述集散地或中转站进行交易或转运。花剌子模具有高度发展的农业技术。克里木及其沿海城市商业发达，通往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一直通向叙利亚和埃及，它是联络东西方的枢纽，从克里木出发到兀龙格赤，再转向河中方向，可到达不花剌和撒马尔罕；从兀龙格赤出发，通过草原，经讹答剌与阿力麻里，即可到达大都及哈拉和林。保加尔善于农业生产，是钦察汗国的粮食产地。城内有埃及和叙利亚的玻璃器皿、中国的棉织品和纺织品等商品。商道上的主要城市不限于上述几个，还有克里木半岛的速答黑，亚速海边的塔纳、拔都萨莱、别儿歌萨莱和花剌子模的兀龙格赤等，它们分别承载着钦察汗国内外贸易发展的使命，其中钦察汗国都城别儿歌萨莱，更是沟通中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国际都市。14世纪上半叶，塔纳城的商业中最活跃的属热内亚和威尼斯商人，许多欧洲商人从此城出发，经过钦察汗国境，来到中国进行贸易。别儿哥汗在位时，钦察汗国的大量城市建成，东南欧贸易活动扩大与深入，中亚的工匠、商人、画家、学者纷纷来到汗国，伊斯兰教在汗王的保护政策下，获得长足发展。月祖伯（1313—1341年）在位时，极力促进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引进中国的丝绸、瓷器，并把中国的文明传到欧洲，进一步加强东西文化的交流。

伊利汗国是沟通亚、欧经济、文化的重要枢纽，旭烈兀第三次西征后，在波斯建立了伊利汗国。它的领土覆盖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外高加索和小亚细亚东部等地。南路贸易通道主要从长安出发，西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抵达西域地区，再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的陆路交通大道。该汗国的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善于经商，他们沿丝绸之路进行贩运、开店营业、从事制作，进行买卖，不恋乡土，随处定居落户，在中西丝绸之路贸易中充当中介，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伊利汗国与元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较其他三大汗国频繁密切。伊利汗国盛产桑蚕和羊毛，盛产珍贵纺织品，如提花面缎、绫织品、天鹅绒、地毯均远近闻名。贴必力思是汗国的政治中心，世界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进行交流和贸易。伊利汗国最强盛时期为合赞汗统治时期，他继位后，征服埃及、叙利亚，同英、法和罗马教廷建立贸易关系，使节和商旅往来如织。合赞汗在位时，汗国内各个城市均出现蒙古工匠，制作弓箭、箭筒、马刀等军用武器。

窝阔台汗国是在窝阔台封地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它的领地在额尓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该汗国的都城建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窝阔台即位后，下令在全境遍建驿站。以当时的“快递”为例，急递文书规定每昼夜行四百里，它的传递速度比宋、金两国都要快。1252年，蒙哥汗将窝阔台兀鲁思划成许多小块，在其后王中重新分配，严重削弱了该汗国的实力。后窝阔台之孙海都为首的窝阔台汗国一度兴起强大，内部贸易也有所发展。

三 贡赐贸易

元朝与诸汗国之间的经济交流，除了上文论及的商队贸易外，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通过进贡与赏赐方式来进行。他们不仅以驿站的形式与和林、大都相通，而且各汗国之间也都有驿站连接。正因为当时交通的空前便利，四大汗国与元朝的贸易活动空前繁荣，尤以贡赐贸易格外频繁。

贡赐贸易是丝绸之路贸易历史上长期延续的，以一种政治需要和外交需要为前提，地位极为重要的贸易方式。元朝，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高潮，而贡赐贸易成为元朝与诸汗国之间重要的经济往来。随着朝贡贸易发展起来的是“随贡贸易”。“朝贡而引起的随贡贸易，许多外国或周边民族使者在前来朝贡时，往往携带重金，以便广购中原地区各种特产，使得某些使团变成商队。”[21]可见，随贡贸易指朝贡贸易时，往来使臣从本国或元朝携带的各种特产贸易，即贡使往往受命携来重金，广购元朝各种特产，使者本人也乘机贩运货物。

贡赐贸易的主要品种是“珍奇”商品以及四大汗国的土特产，诸汗国的贡品一般为珠宝、玉器、水晶、驼马、狮虎、特产的佩刀、珍奇异兽、药物等土特产和奢侈品，而元朝的回赐物一般为缎帛、钞币、绣彩、金银等。“阿力麻里城之皇帝（察合台系），包赛（一作不塞音，为伊儿汗旭烈兀系）皇帝，月祖伯（钦察汗国，一作月即别）皇帝，亦皆臣属于大可汗。三帝每年贡献大可汗生虎、豹、骆驼、鹰、鹫及大宗的珠宝。盖三帝皆承认大可汗为其君长也。”[22]“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伊尔汗国的合赞汗遣使来元朝，献大珠、宝石、文豹等珍物。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和儿班答遣使来元朝进贡方物。……伊尔汗不赛因时期（公元1317—1335年），大汗不断地派使臣到元朝来朝贡，有时一年之中达五次，进献的有珠、玉、药物、马、文豹、狮子等珍物。元朝则回赐大量物品。”[23]可见，四大汗国向元廷朝贡的使者不绝于途，贡品种类繁多，回赐物品量大。“仅泰定二年（1325年）一次就得到回赐钞千万锭。”[24]1327年，“诸王槊思班不赛因等以文豹、西马、佩刀、珠宝等物来献。赐金钞万计”[25]。元朝与四大汗国的贡赐关系，加强了中国与阿拉伯、伊朗等各地的经济与文化联系。除了贡赐物品外，各汗国授命使者携带重金购元朝各种特产，而使者本人也乘机贩运货物。可见，往来使者形成一支庞大的商队，为商业贸易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西域诸汗国与元朝的进贡和赏赐关系，具有两个特点：第一，这种贡赐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官方的易货贸易方式。所谓“贡献”和“赏赐”，不过反映了双方商品的交换。有一条史料，准确地点明了这种关系的实质。1330年，“诸王不赛因使者还西域，诏酬其所贡药物价值”[26]。显然，“赏赐”使者，正是为补偿他们所献贡品的“价值”。但这里应指出，这种易货贸易主要根据双方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进行，而并不在于其内在的劳动价值量；况且受到政治、外交因素的强烈影响，故一般是不等价的。中外贸易史上的大量事实表明，在这类朝贡贸易中，中方“赏赐”的实际价值量往往大于对方的“贡献”。正因如此，朝贡贸易更具有吸引力，呈现了许多朝代外国商使不绝于途的情景。当然，这种不等价贸易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元朝朝贡贸易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继承了汉唐以来中国外贸必须服从外交、经济必须服从政治的传统。“贡献”与“赏赐”固然显示了中央帝国极力追求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和体面，实际上也是中央帝国对名义上臣属的汗国的安抚和间接控制；而边远汗国也以所谓贡献，或表明归附，避免与中央帝国的矛盾及冲突；或寻求支持和保护，以提升与第三国关系中的政治、外交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