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江南，是丰富而复杂的；江南，是含混而暧昧的。从先秦时期“江南”一词的出现开始，有关江南的描绘和赞美如恒河沙数。江南自然风景的清丽秀美、世间风情的澄和闲美、佳丽才子的缱绻优美……在历代文人的悲患与风流中，构筑了想象中的“江南”之美。
当然，如果理性地来看，现实中的江南不都是美的，一定有着随处可见的平常、平凡、平庸，甚至不堪，然而在文化想象的观照下，江南更多地是以一种诗意、唯美的面貌出现。上述种种，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有着最为宏大也最为细微的艺术呈现，有着最为残酷也最为温暖的情感表露，亦有着最为直接也最为婉约的个人叙述，并由此产生了诸多风格鲜明的当代江南小说。所谓当代江南小说，笔者认为是指真正体现了江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美学魅力，深刻表达了江南文化的独特意蕴和深邃意味，并已经成为记录、反映、认识江南世界的符码和样本的一类小说。阅读当代江南小说，就是领略江南文化的传统魅力和当代内涵，就是认识江南文化的精神气质和时代表征。本书即围绕“当代江南小说”，从江南文化与小说思潮、江南作家、地方认同、个性表达、诗性审美、语言风格、文体变革等之间的隐秘关系入手，探讨其在江南文化影响下的形成和发展、意义和局限。
一 研究意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小说一直是最为重要的体裁。即以本书所主要探讨的当代江南作家来看，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高晓声等老一辈作家自不必说，范小青、毕飞宇、苏童、叶兆言、格非、余华、艾伟、鲁敏、叶弥等人的小说写作，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的存在。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创作，使得当代江南小说成为可能，并形成气候。
当代江南小说作为中国当代小说的重要部分，其形成、发展与时代相关，与这一文学样式自身的新变相关，当然，最重要的，是与江南文化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相关。当代江南小说是地域文化熏染和自我变异下的产物，其思想质地、艺术追求、美学趣味都和江南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可以说，江南文化的内涵在当代江南小说中有着最为生动、准确的反映和诠释。当代江南小说，以其面貌一新的文学气质，在多种文学潮流的激荡中独领风骚。不管是在写实主义思潮的翻涌下，还是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奔流中，当代江南小说都表现出了其“异质”和“特质”的艺术倾向。当我们谈论先锋小说的形式变革、寻根小说对传统的追问、新写实主义的自然主义品质之时，不能忽视的是现代价值观下古典传统的当代意义，复杂多元文化中精致、平和的诗意氛围，以及隐藏于日常背后个人世界的伤感、浪漫与孤独。
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江南文化在其他各种文化的长期浸染和互融中，有着极为复杂和广博的精神内涵。江南，不只是山水风情的吟诵之地，不仅是历代文人的世外桃源，也是有着“断发文身，好勇轻死”的反抗精神的故土家园；江南文化，不只是花间酬唱的风月情愁，不仅是名士大儒隐逸与漫游的高蹈节操，更是有着极强的悲患意识和孤独情怀的诗意想象。江南文化亦柔亦刚，既感性又理性，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散发出浓烈的古典韵味和诗性色彩。当代江南小说中对于风景、语言、意境的唯美化追求，以及对于伤感情绪、孤独情感、浪漫情调的独特体验，与江南文化中弥漫着的诗性色彩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但这种关联也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深度侵袭中，在艺术品机械复制的雷同中，地域色彩的暗淡和传统文化的溃败带来的是小说品质的趋同和单一，是小说诗性锋芒的沦丧和死亡。在这个作家数量越来越多，文学创作越来越繁荣的时代，对于现实的专注和沉迷已经严重限制了想象力的时空边界，那种曾经为了诗意的营造而不惜过度抒情的努力也在这巨大的现实里迷失，“江南文化”的诗意想象和浪漫表现渐渐沦为一种虚妄的信念。
不管是谈江南文化，还是谈当代江南小说，都是地域文学研究的范畴。地域文学的形成，有着天然的地理原因和文化诱因，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地方自成一个世界、一个体系，并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这方面的关注和讨论由来已久。如近代中国的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对南北方的地域差异所造成的文学风貌的不同给予了详细的阐释，他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另外如法国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和丹纳也十分关注这种地域差别对文学的不同影响。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指出：“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2]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则强调“气候”对艺术家的重要影响，他说：“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3]对此，周作人也谈道：“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4]举凡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都有着各自的思想价值和独特魅力。简单来说，北方偏高昂激越，南方多精致平和，东部偏现代张扬，西部多芜杂新奇。当然，这其中并不全然是对立的，而是相互糅合，各有侧重和突出。
对于地域文学的关注，主要是源于地方的独特性，但另一方面，特别是在当下，还源于传统式微和文化失语背景下的时代焦虑。全球化时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加剧，地域性的特征已经越发不分明了，有的地方，甚至已经看不到明显的地方性。因此，对于地方性的强调，既是向传统寻求精神的滋养，也是西方思想漫溢下的时代挽歌，是试图在现实和想象中建立一种集体自我意识之上的文学共同体的审美挣扎。地方性依然是存在的，且永不会消失。20世纪90年代，由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相继出版，彰显了新时期地域文学研究新的思想向度和美学意趣。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逄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彭晓丰和舒建华的《“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魏建和贾振勇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刘洪涛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和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等，都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另外如樊星的《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一书，也是这一时期研究地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的重要著作。
当然，这种着眼于一个地域的文学研究，不管其视野范围有多广，终究难免有局限性。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有些流派被冠以地方的名称，如京派和海派。虽然有京派，但京派都不是北京人，表现的文化内涵当然也不是北京文化，而是一种中国文化中最为通行的典型的士大夫文化观念；海派也不是上海派，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也不是上海的土著文化，而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商业消费文化。东北作家群，好像具有地方性，但其实这种以地域命名的文学社群非常特殊，即它是在东北沦陷的背景之下，对一群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的命名。东北作家有乡土意识，但是却没有地方意识，恰恰是民族国家的整体意识将他们推到了当时的中国文坛的前沿。”[5]因此，在研究地域文学时，要极力避免因地方意识的强调而带来的对于文学普遍规律及共同价值的忽视，以防陷入因过于强调区域和地方而失去其论述的逻辑事实的误区。关于当代江南小说的研究也是如此，既要看到地域文化影响下江南小说的示范意义和标本价值，又要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的框架中探讨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美学追求。
二 研究现状
从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关于当代江南小说的研究，主要是作家、作品的单独研究以及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为数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些已经注意到了当代江南小说独特的美学风貌。比如张学昕的《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全书从小说写作的发生、小说的母题、人物谱系、叙事形态、短篇小说、散文创作、唯美写作等多个角度对苏童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详细、深入、透彻的辨析和考察，既有对作者创作欲求的深层探寻，又有对江南文化影响的美学判断，既有理论的融入和归纳，又有对文本庖丁解牛般的细读，不失为一部具有学术眼光和浪漫情怀的研究著作。王德威的《南方的堕落与诱惑》一文则深入探讨了苏童小说的地缘景观——南方——所独有的美学意蕴，在作者看来，“南方纤美耗弱却又如此引人入胜，而南方的南方，是欲望的幽谷，是死亡的深渊。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构架——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6]。在南方（江南）这块充满想象的文学版图上，苏童以其卓越的审美经验和历史感悟呈现了“诗意江南”图景背后的腐烂、颓废、孤独、沮丧、失败以及种种传奇与死亡。而在其他对于江南作家如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叶文玲、范小青、毕飞宇、格非、余华、叶兆言等的研究中，也都有对当代江南小说独特风格的分析。比如何镇邦的《精心营造小说艺术的“苏州园林”——陆文夫近作漫评》（《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3期）、杨剑龙的《论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文化意识》（《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樊星的《“苏味小说”之韵——陆文夫、范小青比较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王德威的《艳歌行——小说“小说”》（《读书》1998年第1期）、吴义勤的《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毕飞宇论》（《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洪治纲的《乌托邦的凭吊——论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等，都从某一个方面看到了江南文化影响下，这些作家创作上的一些“共性”与“差异”。
其次是对某一文学现象、文学体裁、文学群落或文学思潮的研究。这类研究尽管数量上相对较少，但也产生了一些代表性成果，对于全面、深入地探讨当代江南小说提供了较好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其中比较重要的如金永平的《论吴越文化小说》（《浙江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陈晓明的《南方的怀旧情调》（《上海文论》1992年第2期）、木弓的《感伤的秦淮河派小说》（《上海文论》1992年第2期）等，都已敏锐地发现江南文化熏陶下的江南作家的独特艺术风格。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可以说是较早关注江南作家创作的著作。费著以“江南士风”为切入点，仔细分析了江南文化对江苏现当代作家的深远影响。在他看来，“江南文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或者作为一种‘雅’文化，其‘质点’显然就在于它的‘智性’特征。从文化功能性质上看，‘智性’确切地表明了江南文人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作用于‘个体传递’过程的思维品性。这一思维品性，反映在传递者——一代代文人身上，可以说是一种本能的智慧，一种悟力，一种神明感”[7]。作者从江南文化中提炼出“智性”作为其重要特质，并以现当代文学家为例证，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在当时无疑是极富新意的研究思路。《小说评论》2007年第3期发表了汪政、晓华的《多少楼台烟雨中——江苏小说诗性论纲》、张光芒的《文化认同与江苏小说的审美选择》、贺仲明的《传统的出路和去向——对当前江苏小说的思考》和何平的《复调的江苏——当代江苏文学的另一维度》四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当代江南小说研究的新标杆。比如在关于小说诗性的分析中，汪政、晓华即谈到了江南文化的重要影响：“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江南文化是由许多意象与记忆构成的：它们可以是江南三月，莺飞草长；可以是精致的园林，曲径通幽，溪水流觞；可以是烟花扬州，秦淮金陵；可以是‘好一朵茉莉花’，或‘拔根芦柴花’；也可以是昆曲、苏绣、二泉映月……江苏的记忆也就是江南的文化记忆，精致、唯美、忧伤，虽然灯红酒绿、笙歌处处，但总有一种骨子里的颓废。这是文人的江南。”[8]可以说，在江南这块富有诗意的土地上，在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双重印证下，当代江南小说开启了走向感性、孤独、颓废、浪漫的神秘通道。除此之外，吴秀明主编的《江南文化与跨世纪当代文学思潮研究》是一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此书已经注意到江南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江南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一种带有南方水文化所特有的柔婉、灵动、开放而又兼具坚忍、硬朗、富有力度的独特气质”[9]。此书的特点在于通过思潮与事件以及创作与批评的具体事例研究江南文化的影响，其中已经涉及江南文化与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内在关联，也谈到了余华、苏童、毕飞宇、艾伟等作家的江南品格，对于本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探求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或者现象，尽管“胎死腹中”，但它对于认识那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学有着可资借鉴的重要意义。对这一事件的相关研究已经不少，但大多都是围绕事件本身，而从文学创作上对其予以观照的首推黄文倩的《在巨流中摆渡：探求者的文学道路与创作困境》一书。书中虽未直接探讨江南文化对这个群体的影响，但这些内容在一些相关论述中已初露端倪。比如在谈到陆文夫的小说创作时，她分析道：“而若从陆文夫在《小巷深处》和《平原的颂歌》的风格，跟新中国当时的几大文艺思潮联系起来谈，可以看出一个细微的差异正在形成——它们也不完全像‘双百’前的教条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那样奋进、明朗与乐观的模式，而多少是有点感伤性质的。”[10]这种“伤感”的情绪其实恰恰是江南文化中十分重要的诗性元素，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江南美天然地具有伤感的情调”[11]。而新时期以后，在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江南作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自然地也都与江南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尤其是在文化传承上，这种关联更为明显。这一现象也为有些研究者所注意，比如对于江南文化与先锋文学的关系，王洪岳指出：“在一种不同于传统和谐或壮美美学的叙述话语和抒情话语中，身处江南的先锋作家仍然不息地探求着。作为新的‘探求者’，他们承继了半个多世纪前高晓声、陆文夫、叶至诚、方之们的文学理想，不过他们的艺术思维和艺术表达方式已然开阔和自信，也不用再畏首畏尾，裹脚不前。也即是说，以江南文化圈的先锋文学家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新潮文学，骨子里仍然追求着那种神圣而决绝的启蒙理想，这是一种新时期新世纪的新式‘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艺术理想。”[12]正是这种文化的传承，使得先锋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变革中独立潮头并脱颖而出。
从学位论文的选题看，关于当代江南小说的整体研究暂时还没有，目前的成果大多是围绕某一个思潮或者群体进行阐述。如赵园的《苏州女作家群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朱莹莹的《暧昧的“寻根”——论江南文化视野中的寻根文学》（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李小杰的《九十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高居清的《暴力审美与温情叙事——论江南文化视野下的余华创作》（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戴丹的《江南文化与江苏当代女作家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袁陶陶的《南京女作家群落研究（1990年代至今）》（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等，虽侧重不同，但在相关论述中基本都涉及了当代江南小说的不同面向，对于本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
三 研究思路
本书拟以“当代江南小说”为题，从江南文化与小说写作两个向度出发，探讨与当代江南小说有关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它自身所携带的价值和不请自来的问题。
不管是江南，还是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学中，都是一种诗意存在，其最典型的特征或者本质即其诗性精神，用目前学界较为认同的说法即是“江南诗性文化”。对此，最早在美学领域提出这一概念的刘士林指出：“一方面是富庶的自然经济条件为满足群体需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在江南轴心期觉醒的诗性人文精神又充分满足了个体的心理与情感需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积淀于内成为一种高度重视个体审美需要的诗性智慧，发之于外则成为一种不离人间烟火的诗意日常生活方式。如果说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发展已属不易，那么江南诗性文化的本质尤在于，即使在主体内部的精神生产中，它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实用型的伦理人文机能与非功利的审美人文机能的和谐。”[13]可以说，诗性精神是江南文化在历代文人的文学世界中最为明显、最为深层的本质内涵，正是依托于这种审美精神，江南文化才具备了其他文化所不及的美学视域和诗意特征，而由此也形成了当代江南小说独一无二的诗性情怀和抒情气质。
当然，从学理层面来说，对江南的诗性精神应该保持一种更为客观和理性的思考。即便是在“诗意江南”的抒情写意和浪漫想象中，这种诗意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则是消极的。它的积极意味着对人生、人性、理想、理念的内在憧憬，它的消极则预示着避世隐逸和对失败的沮丧情感的深痛沉湎。古代如此，当代亦然。诗人于坚说：“普通话难以统一的中国南方，是传统中国日常生活的最后的堡垒，但其坚固性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并没有一种具体化的对传统中国社会加以保护的意识形态，在1966年之后，弘扬传统文化常常成为一句空洞的说辞。”[14]在现代意识日益凸显的当下，在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的当代，这种担忧已经变成了现实。江南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也难以避免被各种文化侵蚀、融合的可能，以及自我沉沦的悲伤命运。甚至于说，今日对于诗意江南的认知，或许不过是为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所富含的诗性精神而感动、感染罢了。诗意江南，在一个诗性荡然无存的时代，不折不扣地成为当代文化失落中的精神故乡，并承载起当代文人的审美想象和孤独依傍。但诗意无疑是江南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因此，对于当代江南小说的阐释离不开对其诗性精神的强调和突出。
但是，对于江南文化内涵的界定，如果仅仅停留在“诗性”两个字上，是远远不够的。诗性依然是一个无比阔大的概念，可以容得下山川湖海。在目前江南文化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江南文化的具体内涵尚未定论，因此，本书中对江南文化内涵的认知和确定，以当下学术界的基本认同为准，并在这些共识基础上形成一种基于时代和自我的美学判断和学理概括。本书着力之所在，一是分析江南文化如何影响、塑造同时也制约了当代江南作家的小说创作，江南文化为当代江南小说提供了怎样的文化价值、美学气质，江南文化究竟如何进入当代江南作家的内心世界、艺术思维中，并转化为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创作动机与美学追求，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天然的转换机制。二是探讨当代江南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它与当代小说思潮的关联，它自身所具备的思想属性、审美气质、文体形态、艺术风格，以及它所面临的时代困境和写作局限，等等。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江南小说，其创作主体主要是和江南及江南文化有着明显地域关联的作家。这些作家大都生于、长于江南，如陆文夫、李杭育、范小青、毕飞宇、苏童、余华、艾伟等，也有一些作家虽然生于江南，但长时间不在江南居住，不过其小说有着浓郁的江南色彩，如汪曾祺、林斤澜、格非等。这些作家风格有异，但始终在“江南记忆”的符码中纵横驰骋，他们是“江南文化”熏陶下最具审美意义和典型特征的写作代表。这种影响不单单是精神上的，即便是具体到文学创作的技术层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痕迹。比如文体、语言、修辞、人物等，都可以看到江南文化疏朗的影子。可以说，不管是形式上的美学修复，还是内容上的诗情融合，当代江南小说的发展与江南文化始终有着紧密联系。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相比，它以自我的文化交融和美学变异，完成了小说叙事的时代革新，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小说体系和审美景观。江南——作为一个地理标志——在当代江南小说的现实世界和浪漫想象中，已经完成了自我的塑形。汪曾祺笔下的高邮、陆文夫笔下的苏州、叶兆言笔下的秦淮、苏童笔下的枫杨树村，等等，都是有着独特的“江南”风貌的小说地标。江南气候影响下的风景叙写与景观叙事，成为当代江南小说坚硬的地理特质和美学品格。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一代代当代江南作家，以其个性的张扬与自我的确认，为时代和现实立传，为生命和思想招魂。他们高扬着诗性和理想的体操，通过语言的力量和文学的自觉，建构起一个有限却也无边的江南世界。
“共性”是江南文化影响下当代江南小说存在的理由，但“差异”才是当代江南小说生动、迷人的根本。同样是江南文化影响下的江南作家，汪曾祺和林斤澜不同，陆文夫和高晓声不同，余华和苏童不同，叶兆言和毕飞宇不同，麦家和艾伟不同。这种种不同，是最让人欢欣，也最让人着迷的艺术品质。而这其中的奥妙，需要一种感性与理性共存的思辨，需要一种细致与粗糙同在的体验，更需要一种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阐释，才能体会得明了与深切。在一个处处求大、求同的时代，对于小、异的追认格外让人心悸。在江南文化的浸染中，当代江南小说的细小、细微就附着在当代江南作家毛茸茸的灵感和血脉中。这细小的精魂，是最真切的，也是最动人的，离开了这些细小，任何的宏大都显得宽泛而浮夸。花团锦簇的江南文化下，充盈的是生命紧致的内核。
江南是诗意的，不管是具象的诗意、想象的诗意，还是视觉的诗意、感觉的诗意，它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审美期待中。这诗意不仅仅包含着美，也藏匿着丑，不仅仅追求着善，也时时表现着恶。这诗意隐藏在日常的叙写和苦难的忧思中，交织在美丑互生、善恶互融的博弈中，从而以一种坚硬的艺术品质避免自己流于浅薄而廉价的审美快感。在文化互动频仍、作家流动频繁、风格变动频发的当代社会，当代江南作家对于江南文化的想象混杂着一种苦厄的叙述和艰难的抒情。如果说热爱自然、耽于想象是“江南文化”中最为诗性的灵魂，那么崇尚浪漫、享受孤独则是“江南文化”中最为感伤的情绪，而不惧压迫、敢于反抗更是“江南文化”中最不能为人所遮蔽的“革命”精神。正如叶兆言所言：“思想的绚丽火花，只有用最坚实的文字固定下来才有意义。我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除了写，说什么都是废话，嘴上的吹嘘永远都是扯淡。往事不堪回首，我希望自己的写作青春常在，像当年那些活跃在民间的地下诗人一样，我手写我心，我笔写我想，睥睨文坛目空一切，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永远写作在文学圈之外。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就是要继续革命。要继续，要不间断地写，要不停地改变，这其实更应该是个永恒的话题。‘文化大革命’是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它只是很残酷地要了文化的命，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文学革命。文学要革命，文学如果不革命就不能成为文学，真正的好作家永远都应该是革命者。”[15]从这个意义出发，作家不能仅仅局限于诗意化的日常和日常的诗意化的表现上，沉浸于其对腐烂与堕落的“恶之花”的悲伤陈述中，而是要在“诗意江南”的地理版图上，表达其炽热、浓烈、激情的反抗精神和悲悯情怀。
笔者深知，在这片壮丽的江南大地上，欢乐和愉悦是远离尘嚣的奢侈，反抗的失败情绪和无奈的孤独情感才是一种精神的常态，它流血、流泪，密布着生的传奇和死的气息，它是奢靡的、腐烂的，是颓废的、悲悯的，有着狂躁不安的焦虑，也不乏病态和扭曲的价值失范，但所有的这一切赋予了江南格外鲜亮的生动内涵和思想个性。白居易《忆江南》诗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在流连于江南风景的美好并为之沉醉的同时，也期望着能在关于江南的想象中、关于江南文化的品读中，描绘出当代江南小说那或宏大，或细小，或共生，或不同的文学景观和精神世界。
[1]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载《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2] [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
[3]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4]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载《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5] 方维保：《逻辑荒谬的省籍区域文学史》，《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4期。
[6] 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读书》1998年第4期。
[7] 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8] 汪政、晓华：《多少楼台烟雨中——江苏小说诗性论纲》，《小说评论》2007年第3期。
[9] 吴秀明主编：《江南文化与跨世纪当代文学思潮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0] 黄文倩：《在巨流中摆渡：“探求者”的文学道路与创作困境》，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11] 陈望衡：《江南文化的审美品格》，《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12] 王洪岳：《当代先锋文学中的江南文化因素》，《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3] 刘士林：《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14] 于坚：《南方与新世界》，《天涯》1997年第2期。
[15] 叶兆言：《革命性的灰烬》，《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