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如何是江南？（代序）
吴俊
若干年前，受到不明缘由的触动，我萌生了离开家乡——假如上海是我的家乡的话——去别处生活的念头。此念一生，即如毒蛇般纠缠了好几年，毕竟，离开父母之家远行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而且，两个孩子尚年幼，都还没上小学。但终于还是执念得逞了。我到了南京。本来的首选目标倒是北京。
住得久了，一晃也已经超过了十二年，就渐渐体会到南京是个有点奇怪的城市。我说南京是个“奇怪”的“城市”，而没说历史名城或现代都市，是有我的个人道理和生活体会的。
一 南京何以非江南？
南京地处中国南北中段，又在长江下游南岸，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江南。我原来也以为南京是江南。也许和北方相比，南京确实算是江南。我以前说南京兼具了南北两种气候特点和生活文化风情，但后来我的生活体会越来越强烈地使我觉悟到南京实在就是江北，更像是江北一些。最明显的就是南京话，或者说南京方言，一般所谓的本地土话。我应该是听不懂南京话的，刚到南京生活的那几年，我出门和一般南京人对话，大多数根本就听不懂。但住久了，慢慢也就习惯了南京的江北话。当然，我之所以会习惯南京话，一个大原因是上海有着大量的江北人，散布在市民社会基层。上海的弄堂里时不时会有高亢而熟悉的江北口音冒出来。有此生活经验，我对南京的江北话还是很有点亲切感的。特别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地域或文化的歧视。比如，生为上海世居之家，到了我孩子这辈上海话已经在家里消失了。女儿回家竟然偶尔露出了她南京本地同学的口音。这使我的妻子大为惶恐。好像听出了伦敦东区的英语。真是呵呵了啊。总之，我到了南京才明白，南京话原来就是江北话啊。我的意思是说，南京话和吴方言好像没有血缘关系，至多是久远的远房亲戚；南京话应该和江北话是直系。南京是如此的江北，而非江南。很长一段时间，南京使我恍惚。我不得不漂浮在南京的表面。这是一个使人对于何谓江南和江南文化产生直觉误会、造成巨大感性落差的城市。但更广义地说，南京是一个至今还流行着本地方言的城市。在文化大格局中，这显示了生态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同时也透出了它自身的某种狭隘性和滞后性。这使我联想上海的情形。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上海话还是上海人的骄傲。当我说普通话时，上海的朋友有时会说，“你上海人开什么国语”？后来从南京返沪，也不说上海话，朋友又说，你到南京去了，连上海话都不会说啦？更有甚者，以前上海人视外地人一概为乡下人，不管哪里都是乡下，有的还极尽贬词蔑称，呼之为乡下瘪三，乡下赤佬之类。对首善之区来人也不买账，只是加上地名叫作北京来的乡下人。上海之令人生厌往往就在这种生活文化层面上的莫名其妙。地域观念的偏狭最明显地就表现在方言的使用方式上。我发现也只是从近年来，上海话才终于不在上海很流行了。以至于上海的小学有尝试要开设教授上海话的课程了。南京的学校应该没有教授南京话的必要吧。
还有一个是饮食口味。民以食为天，食（食物、口味）决定了一个地方的生活风尚特性。南京的食物口味明显偏重，在江南地区算是偏咸偏辣偏冲的口味。我至今还是想不明白，为何江北的扬州饮食口味比较清淡，江南的南京却是如此味重。其辣当然远不如川、湘、鄂、贵、赣，但也是几乎所有菜品中的基本口味，称得上是一种万能配角，俗称的辣子总是跑龙套般地出现在所有可能的食物中。连炒青菜、炒白菜里都要放上几瓣尖椒——常、锡、苏、沪的辣椒多是徒有辣名而完全不辣的灯笼椒，还有股清甜的口感回味。南京之喜辣似乎是怀着一种有意点缀的风尚惯性。这种会被川湘嘲笑的“伪辣”，却是江南之辣的王牌和头牌。南京人食之甚喜。殊不知一有辣味之烈，则其他的江南清爽鲜香之味就全都被压抑或驱赶了。而且，辣味也常掩盖了食材的不新鲜品质，进到口里立感扫兴上当的时候真是很多。所以我一般尽量不吃有辛辣配料的食品，非恐辣，恐其多不保鲜也。有一次我还专门向南京大学的食堂提建议：能否不要每个菜里都放辣椒？尤其是公共餐厅，兼顾到各地人群的口味不同，应该限制大料猛味的无差别使用。比如上海就该限制红烧重油重甜的传统习惯——在我看来也是烹调陋习。抱歉。
辣或咸总还能忍受到一定的程度，但有一样却是实在不堪憋屈——南京人里不管男女老少，很多都喜欢或不忌讳吃蒜。哇，大蒜一吃满屋空气也足以使人窒息。有时会场里你会闻到袅袅而顽强的蒜味，可见领导和群众都好这一口。坐出租车要被一车的蒜味熏倒更是家常便饭。疫情期间的口罩当然也是挡不住蒜味的。其实大蒜是个好东西，有益健康，但是一般社交和人际礼仪上，公然“蒜”计到了别人总是一种失礼或不敬。毕竟文化文明的一些约定俗成还是社会生活中应该讲究一点的。可是我在南京常陷入敬蒜而不能远之的尴尬。有时忍不住会以询问的语气说，您是不是吃过大蒜了？也许在极端程度上，我可以蒜味来区分出南京人和江南其他城市的人。南京人真是有胆识，百吃不忌。尤其是，南京是个不忌蒜而且非常喜蒜的城市。一路蒜气在南京，这令人有点欢欣鼓舞了。乖乖隆地咚！哪里是江南，很像是北方的口味气息了。蒜香在北方，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都很流行，不意外。但如果我说公然喜吃大蒜放气的城市就不会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城市，你恐怕立即就会严词批判我的这种偏颇和极端。好在我并没有也不敢这么说。南京人爽快直白，这是我喜欢甚至不能不表示由衷敬重的性格。大白萝卜腌着同样好吃美味——也少不了蒜。我在南京生活了十几年，入乡随俗，终于放肆到也时不时耐不住吃几颗糖醋蒜头。很过瘾。那天我不见人就是了。只有一样东西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尝试食用的，那就是南京名物“活珠子”。用鸡蛋孵化小鸡而成的胚胎，小鸡已经成形，却被南京人世代食作大补之物。真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地方特性在地方戏曲上表现得最夸张。这里，夸张既是一种事实相比较上的程度，也是一种审美形式上的艺术修辞技巧，属于美感的一种倾向性表现特征形式。南京特色的地方戏曲，以流行最久且广、也是艺术水平最高、足以和其他地区戏曲一争高低的剧种而论，显然就是淮剧。我小时候在上海的收音机里常听到的淮剧名角就是筱文艳，据说她是堪称大师级别的戏曲名家了。淮剧不限于南京，但我只在南京的生活中听到过实况演出的淮剧。淮剧唱腔爽脆而高亢，宽广而有力，像极了胸腔共鸣的大脚主妇。甜酥软糯的沪剧简直就是个小家碧玉，听着捂心腰痛。可惜现在几乎都已经沦落而没人包养了。淮剧的粗放型美学恐怕不是江南的风格，但淮剧的一度大行其道却有着明显直接的上海因素。历史上，淮剧是在上海中兴而流行起来的。据说淮剧起源于苏北的淮安、盐城和扬州一带，安徽部分地区也有渊源和流行。迄今淮剧历史应该超过了两百年。进入21世纪后，沪苏申报的淮剧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我记事的时候看，淮剧在上海已经经历过较为长期的发展，繁荣鼎盛时期的势力影响很大，虽然上海人总带着些许歧视的含义称之为“江北戏”。上海成立国家体制的淮剧团还要早于江苏南京。如今唯一的国家级淮剧团也就是上海淮剧团。其余地方小剧团都在江苏。20世纪初，淮剧前身已经进入了上海地区；民国期间有所发展；1953年正式定名为淮剧。一般看，共和国最初的十七年，上海的淮剧引领了包括江苏在内的淮剧发展。可以说淮剧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在江苏，淮剧的发展前沿和艺术领袖，特别是政治关注却聚焦在上海。这是一种有点奇葩的现象：一个苏北剧种居然是在江南和上海成名壮大而流行一时。这或许是江南特别是上海文化的包容，同时政治上明显应该是政府政策保护和资源激励的结果。但我也以为改革开放后，在文化市场的主流环境中，这一剧种的审美风格、特别是其欣赏人口的社会基础，毕竟不在上海，脱离了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条件及资源投入，除了被“遗产保护”外，淮剧恐怕是没啥出路和生路的了。我说了这一大堆文字，要点就想说明从地方戏曲艺术上可以判断，南京文化更近于江北，而非江南。排除了政治的权力之手，文化性格上的江南和上海对于南京和苏北还是有所排斥的。后者有自身的独创艺术文化，但和江南文化更不要说上海文化的距离仍判然有别，并且在审美趣味上难以两相融汇。浙江越剧在上海的扎根生枝散叶，其审美文化和上海的精神亲缘关系，在此可以作为一种对比和参照来观察。淮剧只能属于江苏、苏北和南京；江苏首府南京的美学极致也就体现在源起苏北的淮剧艺术中。
说到了省会首府城市，南京足以骄傲。自媒体上流传着一种戏谑的说法，安徽首府是南京。南京就是两省省会都市了。这说明了南京乃至江苏（其实主要是苏北）与安徽的紧密关系，也说明了安徽整体存在感的薄弱。更别提合肥在哪里，谁又知道合肥是干什么的呢？安徽和江苏，都是南京的。苏州、无锡大概是上海的吧。我要说的是南京。南京的苏北化、安徽化，怎么还能说是江南呢？只是地理上的广义江南罢了。文化上南京和江南本更就该是两家人。从近代历史看，南京的外省人口以安徽迁移而来的为最多，故而南京还有“徽京”之称。太平天国战事后，“天京”人口骤减，曾国藩和清廷陆续实施了南京人口的填充恢复政策，主要就是提供优惠的移民待遇，也有强制性措施。省内移民主要来自苏北，外省移民还是安徽人口。另外还得注意一个现象，逃难来南京的异地灾民，历来也以苏北和安徽人为最多。于是，不光是人口数量，还有的是人口的综合质量问题，如移民的文化层次、经济水平、劳动能力等，都影响甚至决定了南京的人口素质及其发展。据最近统计，南京人祖籍本地的仅占总人口约10%，省内移民苏北人最多占到40%，外省移民以安徽人最多占到16%，其次是河南人12%、浙江人6%。从历史人口的这种构成特点可以判断，南京的苏北化、安徽化实是由南京人自身的生成结构所决定的。南京和江南在气质性格精神上的貌合神离，也是由南京人的先天因素所决定的。当然，您不必提醒我，这不涉及地域人口的价值判断，而只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分析视角。粗略地使用一些文献数据，在我是意为说明南京何以有别于江南而近于苏北和安徽。说法不一定很准确，但也是凭有来历的依据，还有我的南京生活体验和经验。
现实的状况是历史仍未根本改变，而是在靠惯性延续。几年前，有同事发表了一个个人观察经验，驾车在高速公路上会发现，南京往安徽方向去的休息站，商店多是苏果超市，而往上海方向则多见沪浙店铺，由此一斑可见江苏界内以南京南北两分的地域倾向关系。足以明白南京之近于苏北安徽，而疏离于沪浙。地处江南的省会城市南京，有着自身的独特性格和情感取向。当然，彼此关系都是双向的。自从我到南京后，迄今未曾听闻还有别的大学老师携家带口离开上海而移民南京生活。南京大学可是比上海大多数高校都要“高”的一所大学。是中国的南京大学，世界知名；而非南京的南京大学。原来南京的部属高校多过上海，后来211、985、华5、C9、双一流之类，样样在列。（插入一句：请恕我不再对这些有关于中国大学等级划分的数字概念做进一步说明了，请查百度会有解答。）上海的同行为啥都表现出一种选择性无视呢？我想他们是不愿也不敢来的吧。复旦的老朋友说，侬到南京去一家门都要做江北人了。他是用沪方言即上海话对我说的，但我传达不出他说这话的神韵。这似乎再次让我明白了自己当初到南京，确实有点儿文学的行为艺术冲动了。冒险，除了爱，只有文学或艺术才能解释这种行为吧。
二 本书作者的文化视野和江南小说研究
这就要说到韩松刚的江南文学、江南小说研究了。其实我前面的所有文字都是被韩松刚的书稿邀请写序而一下子说出来的。有些感受和体验虽然日积月累，但也没有特别想要表达的意愿或机会。这次无意就给了我一个方便。隐隐约约，我预料在这篇文字发表之时，我大概已经离开我的南京生活了。意念一生，事实不远。那就算是向南京做个告别和致敬吧。——我也愿意视南京为我的故乡。
韩松刚是南京大学毕业的文学博士，现在是在省作协工作的干部，也可以说近是我的同事兼领导，虽然前几年我曾受命于黄发有教授挂名指导过韩同学的学位论文。这场缘分首先得感谢黄发有教授和松刚本人的信任。松刚的论文本来就已经写得很精彩，后来陆续获得了南京大学和江苏省的优秀博士论文。毕业后的职业发展也非常顺利，各方面都十分出色。去年根据博士论文修订的这部书稿决定正式出版，嘱我写序。我答应后却是拖延了大半年没能动笔。真是抱歉之至。今年春节过了，松刚说出版社流程进行到了必须要我交代序言的事了。终于我才下了决心完成这篇序言。
书稿的主题是江南小说研究，松刚和我都在南京生活，南京和江南成为我们共同的实际生活环境和文学想象对象。这时，我忽然觉得对于南京和江南都不容易、没把握捉摸和理解了。以前在上海时，我总觉得很多人谈论的上海，和我的经验上海不是一个上海。我对上海的判断是基于也出于长期生活的经验和文化的直觉直感，无须思考。我不会信任一个对上海没有充分感性和历史经验的人所谈论的上海。就像很多研究上海的学者所说的，那只是纸上自以为是的上海。那么现在，我在实际生活的南京面对江南文学的这种想象性存在，从切近的实况感受就会发现，我其实无从谈论真实的江南，因为我所身处的南京已然模糊不清，游离在了江南之外。何况我还是带着上海的经验记忆来做这一番对于南京和江南的想象。所以，我要先期说出我对于一种真实——我的南京的体验和认知。南京已经跃出了我的掌控，江南和上海又如何？我的南京经验说明了江南在我的视野里的莫衷一是。我说南京不是江南，换句话说，江南也足以包容南京。在文学领域，这一切尤其都变得格外的复杂，或者说暧昧。在我还拘泥于真实性问题的无底洞里不能自拔时，松刚做得比我高明，他觉得有信心可以把江南小说这种虚幻缥缈的故事用同样的方式说清楚。他谓之江南小说的文化研究。他做的是学术，而我还被经验和记忆所纠缠羁绊不得自由。
本书的文化研究方法大致是首先呈现地理江南和历史文化江南的宏观背景，也就是把江南文化作为宏观路径指向研究对象的方向，在呈现江南文化的当代表征的同时，推出江南小说在其中的结构性和特征性存在。在此松刚表现出了对于大格局的历史面貌的把握和概括能力，而且还能把研究对象标注出能够被识别的文化生态特点。这为论题研究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基础。
在具体研究上，他是从文学现象（江南小说）的创作主体特征开始考察。江南小说的创作主体即江南作家群的整体性建构。松刚着力彰显的是其中的江南文化特性——地域视野中的文化特性在作家群建构中的精神性价值及作用，且如何深广地影响了当代江南小说的整体性面貌。这必然涉及对江南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的考察与评估。换言之，这个论题研究的特色需要落实在从文化大视野回看当代文学思潮和潮流变迁中的江南小说的整体性作用，以此凸显江南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和文化的生态意义和动力价值。这也就是在大局上评估了当代江南小说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贡献。本书大处着眼的研究站位也在此有所体现。
地域视阈的文学研究几乎必然地会将文学表现与地域表征、地理景观等相联系。本书也是就此立足，延伸论述、阐释了江南小说的文学空间美学。作者论证了江南小说在其自身的空间环境和语境里获得了独特的生长。空间美学是倾向于经验性的特定理论研究，其中的审美内涵构成了文化核心，这种审美—文化核心说到底也是人文精神核心。将这种审美—人文核心揭示出来，正是韩松刚江南小说文化研究的要旨。空间美学只是承担了一个具体论域的功能，而在学术逻辑上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从具体审美表现上看，松刚认为江南小说中的诸多个性化特征体现出的是对江南文化、江南文学的性格张扬。这是一种文化、文学和作家创作个性的融汇体现，是一种文学的内在精神旨趣的体现，绝非抽象笼统的蹈空观念想象。小说和其他文学体裁本是想象的精神存在的文字表达方式，在这种想象的精神世界里，个性化的呈现形态却是实实在在的，必须经由文字构成的媒介予以成形。文学的由虚入实、因虚出实、以虚证实，往往就在个性和性格的审美表现方式上——有人称此为文字的炼金术。于是，我们从审美风格上就能体会到松刚指出的，诗性是江南小说的叙述美学追求，且与江南文化生活、日常生活的格调相和谐，也是江南社会潜在的底蕴。诗性的审美与生活的意趣相贯通，江南小说得到了特定社会文化的滋润和支持。松刚的眼光不仅看到了高处——江南文化的审美精神，也连接了地气——江南及其文化的生活实处。
再从语言和文体上着手，松刚说江南小说体现的是江南人间故事的讲述方式。我们一般说语言是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和交际纽带，在江南小说叙事中则成为一种文学的思维方式。说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要点不仅在于提示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更在强调语言表现的其实是文学的内化意识。我们看到的是江南小说的语言表象并体认其语言美感，但深入其肌理才能琢磨透或者说读得懂江南小说的语言内核含义。松刚的看法有着一个重要的关于地域文化问题研究的警示：如果没有语言的认知，包括方言的文化体验和经验，极端地说，文学语言也就消失了；研究者也许是无法进行相关研究的。我以为这个提醒非常重要。纸上的理论还需要实际的文化经验来托底。
至于说江南小说的文体创新突出体现了江南文学在审美形式创新上的自觉，松刚认为这不单是对历史的一种文化承传，更重要的是实践了传统在现代的创造性转换。由此可以非常具体地从自传体小说、诗化—散文体小说、新笔记小说等文体中看到江南小说新文体的创新性表现。我们可以说每个杰出作家、每种地域文化和文学，都会有文体创新的贡献，但松刚讨论的是江南小说在文体创新上的独特性——要义是论证了江南小说（文体）的不可取代性。这既是一种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也将论题观点带入了文学史视野中。
如松刚在书的最后所说，江南是多元的、丰富的、包容的，这是江南文学富有生命力的源泉。其中包括了“另类”在江南，无限的可能也在江南。共识想象的江南与无边的江南成为江南未来的一种发展张力，也为文学审美提供了文化拓展和精神生长的强大支持。他说的真是非常好。学术性的想象也预示了他对未来江南文学研究的引导方向。这对我的地域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思考深有启发。
三 地域文化内部的歧义、冲突或异质性
我们一般强调和重视所谓的多维度研究。多维度地研究江南或地域文学文化本也是一种应有的学术思考方式。这种学术思考的基本目标和诉求是在呈现、阐释研究对象和论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进而在内涵及价值层面提升、扩展具体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达到价值综合实现的最大化。这也是我们的学术理想功能。
不过，也许我们在此应该特别注意到一个问题，多维度研究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未必一定构成和谐共处的统一性。歧义、矛盾、对立的紧张关系，未必都能获得消弭、融合、统一。如果我们最后获得的答案或追求的完美目标，是在呈现一个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和谐统一性结局，很有可能已经削弱、低估甚至取消了原本主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重要性。皆大欢喜是大众文化产品通俗剧的套路，未必是世间的真相。真相往往是残酷而不能直视的。视而不见或者掩盖真相，大概率会酿成更加残酷恶性的后果。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学术研究的技术性目标是在揭示对象关系中的歧义、矛盾、对立的紧张状态，以此证明其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含义。但最重要的是，这种紧张关系状态并不可能获得完全理想的消弭、融合，进而达成统一。歧义的交叉纠缠，矛盾的动态移动，对立的冲突相持，往往是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真实体现方式和形态，也是人间世界的真实生态表现。江南、江南小说和江南文学文化，其整体构成的统一性固然成立且重要，与此同时，其构成中的歧义、矛盾、对立因素，更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对象——它们是活着的、正在和未来演变中的江南整体性中的主要动力装置和机制性系统要素。这也可以说是松刚书稿给我的方法论启示，以及我对包括江南小说研究在内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期待之一。在我个人的实践中，比如，鲁迅身上未能和谐统一而更多体现为矛盾冲突甚至对立的各种表现，是我最为关注的，同时也是我认为鲁迅伟大为巨人的根本所在。矛盾和对立的冲突中才能更加见出伟人的品质，才能凸显学术研究对于我们的思想和生活的启示性与重要性。当然，这还需要在研究实践中进一步具体实现。
要言之，对江南小说中的差异性、对立性乃至异质性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江南文学的整体特殊性的深入认知和把握，江南也就此会在文学、小说上获得文化地域独特性的展现和阐释。这也就是我文章开头要从“南京何以非江南”来谈论江南之南京的一点点用心——不仅在南京内部和南京与江南之间，历史动态中的文化向心和离心作用，总会形成两股抗衡的力量。地域文化的相对成形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固化，并不能终结这种抗衡，否则就会是文化趋向的衰微和衰亡了。江南小说的生命和未来，就取决于这内外关系中的种种抗衡变化。
再具体回到江南小说的研究路径上讨论，多维度研究中的比较性方法仍值得借鉴和运用。如一般多见的南北对照、城乡对照、沿海内地对照等，具体到都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对照阐释，由此可供探讨的内涵及其问题呈现，都是一种文化和方法视阈的特定产物，都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性。这不是二元对立论之讥所能完全否定或否认的。事实上，当我们讨论乡土文学或都市文学时，失去了对于都市或乡土的对照，所谓乡土或都市的文学研究都很难有充分的说服力。我看到的很多乡土研究其实只是一种闭环自证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就存在着非学术的先天残疾。而在江南文学、小说研究中，单一或孤立的所谓地域特征，其实无法体现或代表地域特征的真实呈现——其他地域文学并非没有。只有呈现出了特征间的关系、关系中的特征，包括它们何以统一、又何以对立，地域特征才真正成为具备独特内涵和文化资格的区别性特征。在此意义上，江南文学、小说的研究还需要开拓多面向的文化文学“考古”，比较视野和方法也只能建立在这种考古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江南小说的内部关系——包括其丰富性、复杂性、统一性等，都建立在它的历史逻辑之中。历史逻辑弥散、辐射在文学的广阔田野中。作为学术研究，我们用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纵深和横断的透视，只求最大可能接近于江南实况和江南文化。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地域文化文学的历史存在已经终结，或不可避免地趋于终结了。这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经常会遇到的状况。别不甘心，也不必意外，连种族都会灭绝。
我以海派文化、海派文学的观察作结吧。也借此说明，江南文学内部显而易见的问题还很多。我的看法最简单的表达是，历史脉络中的海派文化，迄今犹存；海派文学则一直在消亡途中，已接近于无法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和研究，个案的遗存不能代表其整体性的趋势状态。扼要的理由陈述是，文化的要素构成和体现方式远比文学广泛，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消失了，只要社会生活及文化人群还存在并活跃着、发展着，地域文化就获得了生命保障，何况其还有着同化异质的作用，除非社会和人口基础被全面、颠覆性地改造了。文学是生活实践、思维、情感尤其是语言的审美体现，如果丧失了语言特征，地域文化意义上的文学特征（海派文学）就会在事实上落空，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体现。和语言直接相关的莫过于人群人口和戏曲戏剧艺术，上海的人口构成、外来和本土人群构成能够成为支撑海派文学持续发展的资源吗？一般意义上的作家构成能够承担海派文学的复兴责任或可能吗？海派戏曲包括沪剧的生存状态如何？戏剧艺术相对发达，但其中的海派内涵又如何？——在这种观察中，切勿将海派文学、文化与现代文化、都市文化相对等。后者是通约规则和共性，前者才是地域特性和个性。由此，海派文学何在？个案上，王安忆本人就不认自己是海派，金宇澄倒是难逃海派文学传人大家的地位，还有网络新媒体文学种种，举例总是有限，但都显然不能证明海派文学当今的真实生态。不是找不到，找不全，而是几近于没有。上海文学倒是仍然有的，那主要是在行政区划和建制意义上的文学现象，并由此行政地域所涉回溯到历史上去，给人一种历史文化视野上的误会、假象。其实上海这一概念的文化内涵范畴在这过程中已经被抽空或置换了。在我看来，狭义的当代文学进程就是海派文学的衰亡与终结的过程。我觉得在政治、地域特征、都市文学、社会生活、商业和经济、文学形态各方面，对此都可以做到相对充分的论证。但这篇序言已经写得太长，还是就此打住了。
谢谢松刚给了我一个可以自由联想、自说自话的机会，而且行文方式不必顾虑一般论文的规矩。但自由必有代价，不自觉开罪于人或轻率立论之类，想必会不少。那有得罪的或不周全，就先请求原谅了。并非有意冒犯妄言，且愿诚心请教承教，以待来日改进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