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中国人口现代化的主要推进路径

过去70年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人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口数量增长趋于平稳，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人口条件。

一 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是通过人口转变来实现的。但由于中国人口转变不像西方人口转变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产业现代化、教育普及现代化等现代化过程同步发生，因而中国的人口转变超越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了生育转变。

一般来讲，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过程可以划分阶段来表示。为了方便国际比较，联合国于1990年提出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四阶段划分方法。（1）转变前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TFR）在6.5以上，平均预期寿命在45周岁以下，人口增长速度缓慢，属于传统型人口再生产类型。（2）前期转变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后者先于前者，TFR为4.5—6.5，平均预期寿命为45—55周岁，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这一阶段主要以死亡率的转变为标志，人口再生产属于过渡型。（3）后期转变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加速下降，TFR为2.5—4.5，平均预期寿命为55—65周岁，人口增长下降。这一阶段主要以生育率的转变为标志，人口再生产亦属于过渡型。（4）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阶段，TFR在2.5以下，平均预期寿命在65周岁以上，人口低速增长，属于现代型人口再生产。

按照联合国提出的四阶段划分方法，我们对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过程及节点大致划分如下。其中，1960年之前属于转变前阶段。该时期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都在6.5以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低于45周岁。1961—1970年属于前期转变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明显下降，TFR从6.5左右下降到了4.5左右，平均预期寿命从45周岁增长到55周岁左右，人口增长速度加快。1971—1990年大致属于后期转变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进一步加速下降，TFR进一步从4.5左右降到2.5左右，平均预期寿命从55周岁增长到65周岁左右。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有所放缓。1990年以后，我国人口进入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并存的现代型人口再生产阶段，TFR降到2.5以下，平均预期寿命在65周岁以上，人口增长进入低速阶段。

分指标看，近几十年来，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远超预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快速下降到1990年代的更替水平2.3和2000年以后的1—1.5左右。而在其背后，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动力主要来源于：（1）计划生育政策的行政约束；（2）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婴儿死亡率降低，意愿生育子女数量下降；（3）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初婚年龄推迟，生育文化和行为的现代化变化趋势使然。

近几十年来，人口健康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婴幼儿和老年人死亡率显著下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明显延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5岁持续增长到1982年的67.8岁和2015年的76.34岁。

人口的出生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7‰波动变化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8‰，然后持续减少到2015年的12‰。人口的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波动变化到改革开放初期的6.2‰，然后持续减少到2015年的7‰。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6‰波动变化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2‰，然后持续减少到2015年的5‰。总人口规模从建国初期的5.42亿人，持续增长到改革开放初期的9.63亿人和2015年的13.75亿人。

二 人口结构现代化

作为人口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人口结构的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结构现代化、人口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人口结构反映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又称人口构成。它依据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自然的、社会的、地域的特征，将人口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所占的比重。例如，年龄、性别、居住地、民族、阶级、文化、婚姻、职业以及宗教信仰等结构，一般用百分比表示。在诸多人口结构因素中，年龄和性别是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结构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理想的年龄结构应符合“人口低增长”和“长寿命”两大特征；人口低增长是指年出生人口的低增长（人口出生率为14.0‰—16.0‰），年出生人口急速增长（人口出生率高于16.0‰）和负增长（人口出生率低于14.0‰）均会使人口结构恶化。理想的性别结构应符合“同年龄段的男女性别人数相等或相近”。

（一）人口年龄性别结构金字塔

图2—4给出了近几十年来我国人口年龄性别结构金字塔，能够较直观生动地反映我国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及变化趋势。从性别结构看，我国总人口中同年龄段的男女性别人数比较相近，总人口的性别结构未出现明显失衡的现象。从年龄结构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低增长和长寿命”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人口出生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7‰下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8‰、2000年的14.0‰和2015年的12‰。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左右增长到改革开放初期的68岁、2000年的71岁和2015年的77岁左右。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10年期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逐渐趋于理想型结构；而在2010年以后，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4‰及以下，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偏离理想型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的趋势愈加明显。

（二）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机会窗口

人口的年龄结构对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机遇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通常在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过程中，死亡率先于出生率的下降会形成一个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即“人口机会窗口”。“人口机会窗口”最先出现在200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当中，称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人口机会窗口”即人口转变带来的历史性机会和机遇，加快发展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利用“人口机会窗口”促进经济发展，也就是利用黄金年龄结构发展经济。其基本原理是，在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过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这一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并且这个时期在人口进入老龄社会之前，会持续很长时间，形成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由于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过程中这一年龄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促进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人口学家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或“黄金年龄结构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要主动利用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推动经济的起飞和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抚养系数来表现。当抚养系数较低时，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积累，相对于其他人口年龄结构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少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发展就得益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推进或人口机会窗口的打开。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抚养系数过高，则可能延缓经济增长。

从人口统计数据看，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变把中国带入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9] 在1980 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的15岁到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迅速，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长，同期小于15岁和大于60岁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或者说依赖型人口）是稳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2%。两个不同的增长趋势所形成的“剪刀差”，意味着抚养比的下降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

我国人口的总抚养比从1978年的77.4%逐渐下降到2010年的34.2%，然后缓慢上升到2016年的37.91%。人口总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有统计数据显示， 2010年我国有1/4以上的人均GDP是靠传统人口红利获得的。

（三）人口城镇化与城乡结构

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城乡结构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概念。人口城市化是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的核心表现，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城市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向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所谓人口城市化一般是指人口在一定时期内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其实质含义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质转化。在人口的城乡分布上，城市化表现为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的上升。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增强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提高群众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因此，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不少学者尝试用一些综合指标来反映人口城市化的水平。通常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非农业人口比例、非农业劳动人口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测量人口城市化的水平。图2—6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及其变化趋势，能够反映近几十年来我国人口城乡结构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1%增长到1978年的18%、2000年的36%、2010年的50%和2018年的60%。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程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公共服务等资源供给的可及性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 人口身体素质现代化

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过程中的长期低生育率也会在家庭微观人口再生产中形成家庭由追求孩子的数量型转向追求孩子的质量型，这也为人口素质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一些学者对人口素质有过深刻的论述。例如，G.S.Becker从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视角提出了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认为增加对孩子的投入将会提高孩子质量，夫妇便可以从孩子身上获得最大效用，从而用孩子质量取代通过增加孩子数量所取得的效应。[10]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先后几次颁布的《婚姻法》《母婴保健法》等法规的某些内容，都具有直接的优生学意义，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新农合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施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等妇幼重大专项，我国妇女儿童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为了便于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身体素质进行比较分析，常用一些相同的可比指标进行测定和衡量。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是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国民健康水平的三大指标，这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的指标。目前，我国的这三大指标均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达到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抗日战争以前我国婴儿死亡率为163.8‰。国民政府实业部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记载为156‰。新中国成立后，据1954年覆盖14省5万余人口的地区调查，婴儿死亡率为138.5‰。另据卫生部部分地区生命统计资料，1958年我国城市地区婴儿死亡率为50.8‰；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为89.1‰。1975年我国城市地区婴儿死亡率为13.1‰；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为32.4‰。改革开放后，1978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41.02‰。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婴儿死亡率为39.9‰。2017年下降到6.8‰，其中城市4.1‰，农村7.9‰。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得到了一定控制，1991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1.0‰，到2017年下降为9.1‰，其中城市4.8‰，农村10.9‰。这得益于我国建立的妊娠风险筛查评估制度、高危专案管理制度以及危急重症救治制度等，实现了关口前移，坚守住了安全底线。

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控制孕产妇死亡率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数据显示，1990年孕产妇死亡率为88.8/10万，到2017年下降为19.6/10万，其中城市16.6/10万，农村21.1/10万。孕产妇死亡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和住院分娩率的提高，尤其是农村地区。

四 人口文化素质现代化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或者说是人口素质的现代化。[11] 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过程中的长期低生育率一般会形成趋于稳定型的年龄结构，这为制定教育事业的长期规划、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提供了可行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教育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开始进入和平建设和发展的轨道，并呈现出新的气象。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的方针：“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于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12]1958年，毛泽东根据中国教育的现状，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且在《工作方法（草案）》中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具体意见。1958年，毛泽东根据中国教育的现状，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且在《工作方法（草案）》中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具体意见。但这种新气象不久就被20世纪50年代末的冒进式做法和一些“左”倾的做法所取代，使教育受到伤害，而60 年代到70 年代的教育又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低谷。直到1976年以后，教育界开始拨乱反正，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确定了教育在国家发展和国家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教育现代化才重新步入正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面对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党中央提出了切实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坚定不移地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央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其目的就是要培养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邓小平同志要求各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面向现代化，就是要求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相适应，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足够数量的、各种类型的高素质人才。

1985年5月，邓小平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运的高度，强调了要把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尽快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力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厂长、经理、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和其他经济、技术工作人员。还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新闻和编辑出版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各方面党政工作者。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识，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党的十四大报告再次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从而进一步把人的素质同中国现代化、人才资源密切联系起来。

进入21世纪，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归根结底有赖于各方面创新型人才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活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更加重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要始终把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作为根本大计，努力建设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把人才看成是事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多次强调提升人口素质的战略重要性，并将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多项经济社会建设工作的中心：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部分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在“加强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部分指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文化水平”部分提出，“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造就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里专门提出要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将人口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教育的加强，作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发展的重要抓手。

不难看出，从党的十一大到党的十九大，人口素质问题在党的议事日程中已日益占有重要位置，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人口素质得到了明显提升。分阶段看，1980—1985年，我国首先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截至1984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均超过95%。1986—2000年，基本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2000年总体实现了“普九”的目标，“普九”人口覆盖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超过85%。2000年以来，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制教育，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水平。21世纪，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基本普及转向全面普及和巩固提高。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颁布了《义务教育法》。2007年底，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99.3%，实现“普九”县数已占全国总县数的98.5%，义务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截止到2017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38万所，各级各类学历在校生2.70亿人，专任教师1626.89万人。

其中，学前教育阶段有幼儿园25.50万所，学前教育入园儿童1937.95万人，在园儿童4600.14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79.6%。

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89万所，招生3313.78万人，在校生1.45亿人，九年制义务教育巩固率93.8%。其中，全国共有小学16.70万所，在校生10093.70万人，小学教职工564.53万人，专职教师594.49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0%。全国共有初中学校5.19万所（含职业初中15所），在校生4442.06万人。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3.5%。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406.63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42.18万人，在初中就读364.45万人。

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2.46万所，招生1382.49万人，在校学生3970.99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3%。其中，高中阶段在校生规模中，普通高中在校生占比为59.8%，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比为40.1%，成人高中在校生占比为0.1%。全国普通高中1.36万所，招生800.05万人，在校生2374.55万人，毕业生775.73万人。全国成人高中392万人，在校生3.94万人，毕业生3.90万人。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迅速发展。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形成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初等职业教育三级职业教育体系。从经济社会发展上来看，发展高职教育对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发展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就业再就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应有贡献。职业教育学科门类齐全，进一步贴近市场。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使得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灵活多样，职业特点更加突出，充满发展活力，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7年底，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共有学校1.07万所。其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3346所，技工学校2490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1218所。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82.43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2.13%。其中，普通中专招生246.25万人，职业高中招生148.40万人，技工学校招生130.91万人，成人中专招生56.88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592.5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0.10%。其中，普通中专在校生712.99万人，职业高中在校生414.06万人，技工学校在校生338.21万人，成人中专在校生127.24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496.88万人。其中，普通中专毕业生216.99万人，职业高中毕业生128.99万人，技工学校毕业生90.48万人，成人中专毕业生60.41万人。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7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含独立学院265所），其中本科院校1243所，高职（专科）院校1388所。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达到10430人，其中，本科学校14639人，高职（专科）学校6662人。研究生招生80.61万人，其中，全日制69.19万人，在学博士生36.2万人，在学硕士生263.96万人。毕业研究生57.8万人，其中，毕业博士生5.8万人，毕业硕士生52.0万人。

此外，各类民办教育蓬勃发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76万所，占全国比重为34.57%。招生1721.86万人，各类教育在校生达5120.47万人。其中，民办幼儿园16.04万所；入园儿童999.32万人，在园儿童2572.34万人。民办普通小学6107所，招生137.70万人，在校生814.17万人。民办初中5277所，招生209.09万人，在校生577.68万人。民办普通高中3002所，招生111.41万人，在校生306.26万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2069所，招生78.68万人，在校生197.33万人。民办高校747所（含独立学院265所，成人高校1所），普通本专科招生175.37万人，在校生628.46万人。硕士研究生招生747人，在学1223人。另有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800所，各类注册学生74.47万人。

对人口群体来讲，衡量其文化科学素质现代化的主要指标，一般可采用人口文化水平（教育程度）构成、文盲率（或识字率）、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者占总人口（或有文化的人口）比重、在校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受过中等教育者占总人口比重、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者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技术人员构成、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构成等。其中，最为常用的是6岁及6岁以上人口文化程度构成。

表2—4给出了我国主要年份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文化程度构成。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断升级，低学历人口比例逐步下降，高学历人口比例逐步上升。其中，未上学人口比例从1949年的80%下降到1982年的31.87%和2015年的5.69%；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从1964年的48.78%下降到1982年的39.94%和2015年的26.22%；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从1964年的7.93%提高到1982年的20.03%和2015年的38.22%；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从1964年的2.27%提高到1982年的7.48%和2015年的16.44%；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从1964年的0.72%下降到1982年的0.68%后，提高到1990年的1.59%和2015年的1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