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口现代化研究进展

人口现代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人口现代化的概念与内涵、指标体系与测量方法、发展进程与推进路径等。目前，国内外有关人口现代化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的。其中，既有侧重于学理的理论探讨研究，也有侧重于测量、评价和解决问题的实证研究。

人口现代化的概念与内涵是中国人口学家的创新性尝试。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著名人口学家刘铮教授曾经率先提出了“人口现代化”这一崭新的概念，试图对人口与发展问题做出更全面、更科学的诠释的创新尝试。“人口现代化”概念的主体是对一国或一个地区人口发展状况的综合描述。[13] 它不仅包括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向现代、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年老型、人口素质由低到高的转变，也包括人口产业结构由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人口城乡结构由以农村人口为主向以城市人口为主、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低到高的转变。[14] 20 世纪后半叶，作为一个占据世界人口1/5的泱泱大国，中国人口从“高出生、高死亡”向“低出生、低死亡”转变。随后中国的人口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人口总量从长期持续增长向“零”增长过渡，人口规模由增变减，人口健康素质不断提升和人口老龄化不断攀高，人口迁移流动突破制度障碍迅速加大加快，人口教育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等等。

就人口现代化的进程研究而言，测量指标体系的建构是基础问题之一。刘铮认为人口现代化的测量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二是人口素质的现代化。[15] 查瑞传认为人口现代化的测量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人口出生死亡变动；二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三是人口文化素质水平；四是人口行业职业分布变动；五是人口地域迁移变动。[16] 张开敏认为人口现代化的测量指标体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口的生育模式；二是人口构成；三是人口素质。[17] 陈友华认为人口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生育现代化；二是人口素质现代化；三是人口结构现代化；四是经济现代化。[18] 王学义认为人口现代化的测度指标体系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二是人口素质现代化；三是人口结构现代化；四是人口城市化；五是生育现代化。[19]

此外，人口现代化的进程与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协调程度也是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人口现代化”作为整个现代化体系的一个方面，是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相互推动的。在时间发展进程上，人口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之间可以是同步发展，也可能是某一方面滞后。人口现代化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也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即人口现代化并不一定都是从积极的方面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相联系。反之亦然。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状况均有发生。近年来有关我国人口现代化进程的实证型和应用型研究也在逐渐增多。其中，多位学者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现代化发展现状进行实证测算分析。[20] 例如，贺满林、陈俐、王大奔就中国人口现代化水平的区域分布差异进行了主成分聚类分析，[21] 周炎炎就中国人口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模型进行构建及实证分析，[22] 等等。

就人口现代化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而言，则包括对推动人口现代化过程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动因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23] 穆光宗、苗景锐就“人口现代化”和“生育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24] 王学义引入人口控制力概念来阐释人口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或经济社会发展力）。[25] 人口控制力主要由生育文化力、政府控制力构成：生育文化力是生育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和作用力量，它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效应通常表现在四个方面；政府控制力是政府为实现其人口战略目标和人口经济规划去干预人口运行、调控人口变动的能力，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为生育率快速下降所带来的收益。王学义基于人口转变论对人口现代化的生成背景和推进模式进行了阐释。[26] 在特定背景下，世界人口现代化过程表现为三种基本的推进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人口现代化的自发型内生模式。主要是针对欧洲尤其是西欧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的一种经济动因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人口现代化的外推型外生模式。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的一种控制动因模式。第三种模式是人口现代化的混合型模式（内生模式与外生模式相结合）。主要是针对后起现代化国家或地区而言的一种经济动因、控制动因合力而为的模式。此外，部分学者还关注了人口现代化对人口群体的一些影响。例如，陈友华、吴凯分析了人口现代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