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一般不敢为他人的论著写序或者写评论。因为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是他个人的理论旅行。作为一个旁观者，没有一起经历漫长的理论旅行中的风风雨雨，自然感受不到历经彩虹的喜悦，也感受不到攀山越岭的辛楚。所以，旁观者的言说虽然往往以所谓的客观态度来超然面对，仿佛因为客观、因为与他人的文本的隔离可以有一份洞察的可能性。我对这样的观点是表示怀疑的。
周逢年博士请我为他的专著《朱舜水思想在日传播研究》作序，我是他的博士生导师，也是该专著的指导老师，我似乎没有很好的理由推脱了。
虽然在指导他写这部专著时已经讨论多次，我还是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再细读了几遍。但仍然觉得自己只能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因为我对这部专著选题的主要研究对象并不熟悉，更谈不上任何研究了。我对朱舜水当时在日本的活动，基本上来自于这部专著以及作者的陈述。
公元7、8世纪，日本曾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那时，日本主要向中国学习。1543年（天文12年）一艘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为日本带来了铁炮，史称“铁炮传来”。1549年8月15日，耶稣会士圣·弗朗西斯·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 等东渡传教开始，以“南蛮学”为发端，“西学”东渐日本。而19世纪中叶，随着日本封闭的国门被美国人用炮舰打开，日本人也首次接触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因为除了坚船利炮，美国人带来的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等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
日本崛起的真正起点是“脱亚入欧”明治维新改革。明治维新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措施。日本很快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大帝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成为称霸亚洲的世界强国。从此，中国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的首批留学生13人中，就有4人因忍受不了日本人的蔑视，仅逗留了三个星期就打道回府。[1]1909年，被称为“东洋史学大御所”的白鸟库吉在《支那古传说之研究》一文中，对儒学经典，特别是孔子极赞赏的尧舜禹三代的真实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他的“尧舜禹抹杀论”是对儒学“法先王”基本观念的极大冲击，动摇了日本汉学家的信仰。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指出：“黑格尔历史哲学所构筑的作为专制和停滞王国的东洋像，促成了日本对东亚的中国中心文明论的政治构图的重构。日本一味把‘东洋的专制’、‘东洋的停之名滞’之名披在中国身上，并将中国从东亚的文明中心东亚的文明中心位置上赶下来，正在于自认为欧洲文明嫡系弟子的日本，要登上东亚新文明构图的中心。”[2]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
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了。对于本文的研究历史时刻来说，日本还深受中国的影响，虽兰学[3]已经开始进入，但来自中国的思想仍然在日本社会的主流观念。
朱之瑜，字鲁屿，号舜水，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名门望族。但他出生的时候，明朝已是多事之秋。万历皇帝不问朝政而致使政治腐败，“北虏南倭”问题不断升级，宦官当政，朋党之争，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各种矛盾如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民族矛盾不断激化。而此时的日本，自1600年的关原之战后，德川家族取代丰臣秀吉获取日本的统治霸权，建立德川幕府。周逢年博士认为，在德川家纲时期，社会的政治环境由武治向文治的方向转变，学术思想如朱子学派、古学派等学术团体思想活跃，自由思考问题的意愿逐渐加强。这时，人们由学术思想的形而上的空虚境况逐渐趋向对形而下生活化的中国社会万象有进一步了解意愿。德川家族也深知中国历史典故“可以马背上取天下，不可骑在马背上治天下”的深刻道理。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的缘由迫使日本思想意识要有所转向来适应新社会的发展，具有实践性的儒学思想进入到德川幕府时期统治阶级的视野。这时，符合日本当时现实所需的能够指导国民思想的大儒——朱舜水来到日本，加速了实践性的儒学思想在日本的发展。朱舜水的实理实学思想在日本备受推崇，被称为日本孔夫子。
永历十四年春，六十一岁的朱之瑜，已知抗清复明无望，又不愿服务满清政府，于是再度东渡日本。此番朱之瑜抵达日本还破了日本的老规矩：德川幕府严禁外国人在日本定居。在先前已拜朱之瑜为师的安东守约的奔走下，朱之瑜获准在长崎租屋定居。据说日本锁国令以来，朱之瑜是唯一获得破例的外国人。朱之瑜客居日本初期，深居简出。后受日本统治者德川家纲的叔父、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之多次邀请之下开始在日本讲学。各色诸侯，政界要人，都纷纷登门拜访。可以成了日本当时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永历三十七年四月，八十三岁的朱之瑜，溘然长逝于日本大阪。留遗嘱要求墓碑写上“故明人朱之瑜墓”。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从东京到仙台途中的驿站，他只记住了两个，除了一个日暮里之外，“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朱之瑜死后，其门下弟子们整理朱之瑜文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舜水先生文集》，凡28卷巨著。他的思想对日本倒幕和维新时代的精英人物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弟子安东守约曾感慨说，对于朱之瑜这位杰出的哲人，几百年间，日本人一直求教不息。
周逢年的著作是一篇跨学科的研究著作，作者运用拉斯韦尔的“5W”传播结构模式建立了一个简洁的研究框架。文章从朱舜水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的传播者、思想的建构、思想传播的媒介以及受众诸方面详细讨论朱舜水思想的影响力，以及影响力的原因和对当下如何发展中日关系的思考。文章脉络清晰，也有不少创见。
作者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他历经数载，精读朱舜水的著作，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朱舜水的研究论著，对跨文化传播、日本史、国际传播和教育传播方面的文献都有涉猎，先后多次调整研究框架，遂成此文，虽然说还可以做得更好，但已经相当努力了。
在日本的发展史上，不停接受大量的外国技术和文化，每次系统性的引进和创造性的吸收都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可“它们每次都适应了本地的条件并渗透到许多世纪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之中，即日本化了”[4]。叶渭渠指出：日本避免了“认同”和“拒斥”的极端模式，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5]。如小约瑟夫·奈所言：“日本是19世纪向全球化开放自身的第一个亚洲社会，成功地借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6]。日本放弃了闭关锁国政策，成功地从西方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改革日本的封建社会制度，先于亚非拉其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奠定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对当下的中国来讲，日本自然也有其可以学习之处。从这一角度看，周逢年的研究为当前中国热门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这是他的论著的另一个价值了。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言总难尽意，就此打住。
吴飞
于浙江大学紫金文苑
[1] 解本亮：《凝视中国：外国人眼里的中匡雪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2] [日]子安宣邦：《东亚论——现代日本思想批判》，赵京华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3] 兰学（Rangaku，らんがく）指的是在江户时代时，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学术、文化、技术的总称，字面意思为荷兰学术（Dutch learning），引申可解释为西洋学术（简称洋学，Western learning）。在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闭关锁国的政策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幕府特许，获准与日本进行贸易，并于长崎等地设立荷兰商馆。透过荷兰作为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洋学术（兰学）影响日深，为日本的后继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准备。
[4] [苏]格拉德钦科夫：现代日本文化中传统与革新的结合，《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第44—45页。
[5]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页。
[6] Joseph S.Nye Jr.，“Asia's First Globalizer，”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3，No.4，Autumn 2000，pp.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