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

国外最早对生态移民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最初大多都是集中于生态移民的动因、过程、分类及产生的效益研究，较少涉及对生态移民主体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直到70年代后期，逐渐受到各个学科领域的重视，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一些学者开始注重研究生态移民主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国外关于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移民后续生计问题，且相关研究大多数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关于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总体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移民搬迁后的后续生计是不可持续的，实践表明，背井离乡后的生态移民、生活困难、失业严重、患病率高，产生大量社会问题，面临诸多风险。因此，非自愿搬迁移民更有可能导致家庭生计状况恶化，移民工程未必能改善真正贫困人口的生计能力。[15][16][17][18][19][20]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生态移民搬迁后的后续生计是可持续的，因为移民能改善搬迁对象的生计资本，并增强其可持续生计能力，移民搬迁后的生计水平不低于搬迁前的水平，合理补偿更能增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21][22][23]

国内可持续发展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但是用于讨论生态移民问题开始于2003年，经过多年的演变，其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宽泛。概括起来国内有关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理论上探讨生态移民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明确生态移民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意义，弄清实现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点明实现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思考的方向。生态移民是调节生态环境容量与人口规模的重要杠杆[24][25]，是西部地区摆脱贫困、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有效途径[26]，对于稳定农民收入、提高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27]，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8]，后续产业发展缓慢、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滞后、生态环境建设难度大、人口增长过快、教育落后、人力资本匮乏、地方政府行为能力建设滞后是制约迁入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素[29]，应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兼顾经济实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四个方面[30]，扫除制约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实现生态移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二，构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评价生态移民。在相关研究中，有学者从生态、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构建适合于迁入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31]有学者运用生态移民安置区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不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指标；[32]有学者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的理论框架，分析生态移民搬迁前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33]还有学者构建生态移民可持续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生境破碎化、生态移民工程和生态福利绩效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反馈机制，对移民前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仿真模拟。[34]

第三，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探讨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策略。[35][36][37][38][39]一是应从教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及后续产业发展体系的建构入手，提升后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40]二是通过完善移民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训、将产业开发作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41]三是推进产业化经营、强化政策引导、加强科技服务、拓宽移民增收渠道等促进生态移民工程可持续发展；[42]四是从生态移民规划编制、移民资金筹措、配套设施建设、移民就业创业、移民教育培训、社区环境营造、社保体系建设7个方面，促进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43]五是以制度创新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深化[44]，通过构建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来解决生态移民工程现实困境及可持续发展问题；[45]六是应增强生态移民生计资本积累和培育、提高生态移民生计转型能力、建立和完善生态移民社会安全保护体系、倾听生态移民的声音、合理构建旨在促进生态移民实现顺利转型的产业体系；[46]七是重点建设现代农业生态园区，将生态移民和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47]八是结合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情况，从民族文化、水土资源规划、移民人力资本、非农产业发展、城镇化战略等角度探讨流域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思路。[48]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关于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一部分重点探讨促进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和政策措施，另一部分主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评价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但总体来看，已有研究的层次、角度、内容和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且以宏观层面为主，较少从微观层面关注移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