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可持续生计

在研究反贫困问题时，不得不提到“生计”这一概念，“生计”最初的含义是指“谋生的方法”或“生活的状况”，最早可以追溯到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9]在长期的工业革命进程中，大批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一部分转化为作坊工人，一部分成为贫困的无业者。政府为维持这些贫困人口的生计提供兜底保障，并将其纳入西方国家福利化进展和改革的重要内容。到了20世纪中后期，“生计”原本的含义被“就业”所逐渐替代。1992年，参与式发展之父Chamers认为生计就是谋生的方式，这种谋生方式是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的基础之上的。并提出了生计可持续的内涵，即当人们在面对胁迫和冲击时，不仅可以恢复、维持和增加资产，提高能力，而且还可以为下一代提供生存机会，也就是既为他人的生计带来净收益，也不会损坏自然基础，便可实现生计可持续。[10]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会议提出消除贫困的主要方法就是要实现稳定的生计，可持续生计方法成为解决贫困的发展路径。

根据西方学者在非洲喀麦隆的可鲁普生态公园，刚果诺娃贝尔多基国家公园等针对生态移民开展的研究表明，搬迁移民后续生计难以保障，容易出现失业、生活水平降低、患病率增加等社会问题，移民区变成了贫民窟，只能依靠政府救助维持生计，最终成为弱势边缘群体。[11]1998年，Ellis认为资产、行动和权利决定的个人和农户获得收入的活动就是生计。1998年，Scoonas第一个直接给出可持续生计概念，他将生计的内涵和可持续性相结合，把可持续生计分为创造工作时间，减少贫困，幸福感和能力，适应性脆弱性和恢复力，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可持续性两个方面。

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用途十分广泛，可以用于研究反贫困、人口迁移、创业培训、妇女发展等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可持续生计方法方法成为解决贫困的发展路径，实现稳定生计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方法。[12]此外，为了系统深入开展可持续生计研究，国外学者和国际组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可持续生计理论，提出了多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有Scoones（1998）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13]、Bebbington（1999）的资本和能力分析框架、Ellis（2000）的生计多样性分析框架[14]等，但是应用最为广泛、影响力最大的分析框架却是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