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80年代“男子汉”文学及其话语与现代化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刚刚过去的‘文革’，在当时被广泛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肆虐’。因此，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18]。“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思潮的历史语境中拉开帷幕，告别“文革”“最黑暗的一页”。而人道主义话语是对“新时期”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新启蒙”话语。哲学界和文学界对“主体性”范畴的讨论，“一方面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则试图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它被理解为个人的自由）”；“它的对立面是专制国家及其意识形态”[19]。当“主体性”“个人主义”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念时，才有性别意识的觉醒，才有男性主体意识的产生[20]。

有人深入辨析了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的“个人”观念，人道主义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以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关于人的普遍价值的面貌出现，但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通过对个人观念的重塑，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形态，因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主流意识形态。“主体论”在其隐蔽的“个人”/“社会”的对立结构中，对应于“现代”/“传统”的论述模式，将个人主体性的倡导落实于关于“现代国民”的塑造之中。“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对现代性意识形态进行重申和肯定。在对旧有国家形象进行批判的同时，人道主义思潮以“个人”观念为根基和中介，重塑了“新时期”的国家、国民形象，并实际上建构了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新主流的中产阶级主体[21]。

正是在当时人道主义思潮、“个人”观念的影响下，产生了以《人啊，人》为代表的“人的文学”，产生了“性别化”的文学，爱情不再是禁区，文学尽可以表现个人的私密情感。但是，人们将“文革”指认为封建专制主义，以此与这一段“污秽”的历史彻底划清界限、断裂、告别，面向未来，是一种现代性焦虑的意识表征。而历史是无法轻易告别、断裂的，特别是在思想、文艺、意识形态领域，“新时期”文学在立意、思维模式、人物塑造、道德诉求等方面仍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历史的“惯性”在左右着作家的创作。

“新时期”文学初期，老干部形象就与革命者、革命英雄形象血脉相通。或者说，他们就是战争年代的革命者，“文革”时期的蒙冤者。

张洁在1979年底发表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被看作“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有人发出这样的质询：“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女主人公终其一生爱一个‘老干部’对这部小说的轰动和影响究竟意味着什么。”其间似乎蕴含了政治权力和性权力的去蔽和失而复得，体现了一种社会评价伦理道德体系的重建标尺。“最集中地体现出这种性权力的转换的还是‘五七作家群’笔下的‘反思小说’。那些灾难叙事反复叙说的是那个‘九死不悔’的‘高大的男人’的光彩，反复渲染的是这个男人高洁的理想、人性的尊严和道德操守的坚定，然后就是政治权力和性权力失而复得之后的苦尽甘来。”[22] “高大的男人”“老干部”成为由苦难的过去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新时期”过渡、转换的“浮桥”。这种由20世纪50年代理想主义价值体系支撑的充满着英雄主义和悲剧色彩的政治化、道德化的向后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转换到向前看的“改革文学”时，依然是由“老干部”担当起负重前行的重任，这一类“高大的男人”成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获得合法性身份的唯一文化符号。“改革文学”中的主人公都是叱咤风云、大刀阔斧的改革家，有浓郁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而改革者往往都是有较高级别的老干部，他们是从战争年代走到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如蒋子龙的《开拓者》、柯云路的《三千万》、张贤亮的《龙种》、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柯云路的《新星》塑造了年青一辈的改革家李向南，耐人寻味的是，李向南的父亲是中央高干，他的改革有他父亲的老部下省委书记的支持。这样设计人物身份意味着，改革者必须有纯正的革命血统才能取得被认可的合法性改革身份。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渡过潜在的社会危机之后，“高大的男人”“老干部”完成了他们重建社会政治威望、信誉的历史使命，平民男子汉取而代之，一时蔚然大观。

蒋子龙在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塑造了一个充满阳刚气质的、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家乔光朴。主人公乔光朴因其人格魅力博得了大众好评，成了工业改革家的代名词[23]。文学评论界最集中的意见认为，“小说塑造了一个为时代所需要的、献身四化的闯将的英雄形象”。评论家冯牧认为：“这样的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国家的脊梁骨”，“在为四化而奋斗的进军中，他是开辟道路、打破坚冰的先锋”。评论家陈荒煤认为乔光朴“不愧为献身四化的当代英雄和闯将”[24]（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乔光朴作为一个肩负起民族、时代重任的急先锋、英雄形象被确立下来。这样的命名与当时呼之欲出的改革开放、实现四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接轨。

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引起更大的社会轰动效应，人们也往往从社会层面上评价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主人公李向南的形象，他作为改革英雄的形象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25]。

改革文学表现改革的艰难和必然、国家现代化的迫切、历史的惰性、民族的重负、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改革文学塑造了“开拓者家族”：乔光朴、车篷宽（蒋子龙《开拓者》）、李向南（柯云路《新星》）、刘钊（李国文《花园街五号》）、陈抱帖（张贤亮《男人的风格》）、龙种（张贤亮《龙种》）。这些“改革英雄”在政治舞台上挥斥方遒，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改革英雄”和革命英雄在人物塑造手法、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怀、政治化、道德化诉求和二元对立的故事模式、矛盾冲突等方面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和延续性。他们都被赋予为国家民族前行开辟道路的急先锋、领路人、英雄，如果说革命英雄为共产党政权提供历史的合法性，那么，改革英雄为渡过风雨飘摇期的新政权提供经济改革的合法性，二者一线贯通，后者正是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在当代文坛，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质疑改革的小说，有意思的是这一类小说也往往着力塑造硬汉形象，代表作家是张炜。他在随笔《男人的歌》中写道：“生活中有许多困苦和幸福，都是为男子汉准备的。他要用结实的肩头去扛东西，用两臂去抵挡或迎接什么。去打仗、去拼杀——男人的脊梁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在最恶劣的境况下，真正的男子不会呻吟。”[26]在张炜看来，硬汉的力量不仅表现为外在的阳刚，还表现为内在的意志力。他们在内在自我完善欲念的主宰下，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去战胜生命旅途中的一切障碍，这才是最值得钦佩的硬汉子性格。《拉拉谷》（1982）中的“骨头别子”、《秋天的思索》（1983）中的李芒、《秋天的愤怒》（1984）中的老得、《黑鲨洋》（1984）中的老船长等就属于这样的硬汉。这类人物身上体现了一种性格、意志、情感复合的持久的内在张力和魅力。当一些小说家在为改革唱赞歌、为改革家唱凯歌时，张炜却将质疑改革合理性的李芒、老得塑造成硬汉，将打着改革旗号的肖万昌、王三江塑造成道德沦丧、恶欲膨胀的败类，对社会公平、公正，道德操守不断地追问、质询，李芒、老得身上有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格魅力，成为制衡社会发展的精神天秤。张炜的这类小说在意蕴、审美的相反维度上令改革文学不至于是单色调的明快，令改革/不改革/反改革的硬汉们都有了历史合理性，他们的精神气质和血脉是相通的。

张辛欣发表于1981年的小说《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小说。女主人公是一个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她也是一个大龄的返城知青，同时还是一个业余话剧编剧，她认为生活中值得去爱的男人实在太少，她想：“我倒常常感到遗憾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男孩子缺乏本来应有的男子汉的性格！”她在公共汽车上邂逅了理想中的情人，他有石雕般敦实的身躯，他自信、热情、敏捷、坚毅、刚强，喜欢古典音乐，是业余导演，他有着“文革”中被迫害入狱的苦难经历，大学学的是航海，“梦想着去和大海搏斗”，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这篇小说有着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精神气质。这是两个剥离了社会意识凸显性别意识的男女个体，他们有着高雅的艺术品位和艺术创造能力，而这种审美能力是20世纪80年代构建“个人”主体意识不可或缺的因素，对美的发现和创造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重要范畴，能将他们从社会政治领域解救出来，让他们作为独立、自足的男人和女人互相审视对方。就在这种审视中，“他”的男性气质越发魅力十足，而她的女性气质却少得可怜，“男性气质过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雄化问题，性别倒错问题，而是恶劣的社会政治现实环境塑造了她，使她成为一个男性化的女人，在看似自足的两性爱情领域，社会政治力量仍然隐隐矗立在她身后，破坏她的个人幸福。小说较早地涉入两性冲突问题，“她”身为女性而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性所产生的深深负罪感和忏悔，显示了男性霸权的统治性力量和女性低下卑微的处境及最终遭到抛弃的悲苦命运。这篇小说在朦胧的爱情中所塑造的面目相对模糊的男子汉形象此后在一批男性作家笔下逐渐清晰起来。

因为蒋子龙、张承志、张炜、张贤亮、梁晓声、柯云路等一批男性作家创作了一批“硬汉”小说，王安忆曾风趣地说：“近来，颇时兴男子汉文学。北方的一些男性作家，真正写出了几条铮铮响的硬汉。令人肃然起敬。令人跃跃欲试。”[27]这番话道出了当时的一个客观文学事实。

硬汉气质主要有两种表现手法：第一，躯体和精神相统一的硬汉。邓刚《迷人的海》中的老海碰子“身体魁梧”“像棵苍劲的松树那样挺拔”，他有“岩石般坚硬的骨架，牛筋般扭紧的肌肉，黑胶板一样富有弹性的皮肤”。张承志《阿勒克足球》中的老师，是一个“铁塔般”立在人面前的“黑衣大个子”。张承志《大坂》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有着“坚实的臂肌”的“高大健壮的男子汉”。第二，躯体和精神构成反差的硬汉。如：蒋子龙《开拓者》中的省委书记车篷宽，张承志《老桥》中的老人等。

除了在改革舞台上大刀阔斧的硬汉之外，还有一种硬汉，是在雄浑、苍凉的大自然中凸显他们的硬汉气质。《大坂》中的“他”战胜了耸立的寒光闪闪的冰大坂，胸中油然“升起男子汉的气概”。这是强劲生命力的确证，“一次男性的证明”。主人公在挑战自我、自然中升腾出浓烈的英雄主义激情，将恒定和雄浑的大自然作为一个借以确定自我的寓体，凭借它找到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在《北方的河》里，主人公面对黄河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你的世界里我一定将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战士。”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一种健康刚劲、充满活力的主体自我和理想主义激情。

在男子汉形象塑造中，异性的眼光是必不可少的。一位评论者敏锐地发现这一点：“姑娘的眼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在小说中绝非可有可无，不仅仅帮助主体净化了自身，也使主体获得了男子汉的身份。小说中主体一与姑娘结识，那些男子汉气息十足的动词、形容词就不断地用在主体身上，主体立刻成了一种自尊、自强、刚勇的形象。”在小说中，“主体确认黄河为父亲，把主体作为一代人的杰出代表放置到整个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中去了”。“如此，主体不仅是一代人优秀品质的集中代表，也体现出中华历史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了。”[28]作为“前红卫兵”身份的他，通过精神的施洗仪式和自我蜕变，渡过了政治认同的危机、幻灭，将它转化为对历史文化的认同，由此重新确立自我的主体身份。这差不多也是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另外，这类小说还有《大林莽》（孔捷生）、《大冰河》（乔良）、《野狼出没的山谷》（王凤麟）等。

硬汉们具有如下特征和标志：第一，冷漠的外表下储藏着深沉的情感；第二，不可摧毁的意志和超出常规的韧性；第三，他们永远是打不败的[29]。

有人这样追问：“‘硬汉’（‘男子汉’）这一字眼出现得如此频繁，中国小说家对这一字眼倾注了如此深沉、热烈的感情，这在近70年的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出于何种动机？”“阳刚之美成为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美学倾向”，一些作品“活生生地透露出一股使人灵魂振颤的阳刚之气”。“80年代，中国社会也将阳刚之气奉为上品。硬汉、男子汉，这些带着精神的名词，进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男性公民以自己豁达的、坚韧的、强劲的男子气质为荣耀”，“——令人不可思议，整个社会都在崇尚这种性格。”[30]

的确，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似乎整个社会都在议论、呼唤、崇尚阳刚的男性气质，而这并非“不可思议”，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在《中国青年》这本杂志中，有一个专门为青年排忧解惑的栏目，在解答一封题为《兄弟，愿你具有男子气》的来信中，这样写道：“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要抛开抽烟、喝酒的世俗气，“追求更高的、内在的‘男性美’”；“强化的男性气质，就被人们称为‘男子汉气概’。富于男子气概的人，大都更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沉得住气”；“男子汉心胸应该更开阔”；“男子往往更坚韧、能吃苦”；“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31]。

还有人对男子汉这样下定义：刚强、力量、责任、事业[32]。

其他对男子汉内涵的概括还有：“那些渴求知识，有真才实学，目标宏大，内心坚毅，勇于开拓的男性，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强者’，这是今天的男子汉。”[33]

还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中国影坛上，有两位被观众誉为雄狮的硬汉，一位是杨在葆，还有一位，就是许还山。他，身躯魁梧，内心深沉，目光坚毅，称得上是堂堂男子汉。”“男性美的体现，重要的在于人的内在气质。”“只有勇敢地生活，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34]

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阵地，在20世纪80年代有广泛影响的《中国青年》杂志，其倡导的青年榜样已不再是革命英雄，正所谓“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一页风云散啊，变幻了时空”（《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空》）。共和国新政权在经过20余年的运动、斗争之后不再有初创时期被颠覆的恐惧。在新的历史情境中，战争年代的革命英雄以及与之相关的舍生忘死、神圣、崇高的革命话语已失去了阐释现实的有效性，“文革”后国人追求的是一种非崇高、非政治化、非英雄主义的世俗生活以及扬眉吐气“走向未来”的现代性文化，也可以说，从“神”的文化降为“人”的文化，人人不可能都成为革命英雄，但人人都可以成为上述气质、属性的平民化男子汉，这些男子汉属性体现了新的社会文化对男性气质的新规范。更深层的原因是，新的历史时空需要替换革命意识形态的新意识形态来发动、引导民众以及进行新的制度设计，这就是改革话语和民族话语，而“寻找男子汉”是其在性别认同、情感认同以及人性化方面的突破口。

1985年，一篇作者署名为水竹的文章《到哪儿去寻找高仓健》，在社会上引起热烈讨论，文章对高仓健表演的评价是：“刚毅，勇敢，百折不挠，把感情埋得很深，又爱得那么热烈”，“沉静，坚忍，从不诉苦。他就像一座山那样有力量”。这是作者心目中的男子汉。作者在现实中寻找理想中的人生伴侣几经挫折后，发出这样的呼告：“到哪里去找高仓健？我真不明白，中国真的缺少男子汉吗？我们的古代史上、近代史上、为新中国而奋斗的革命史上，出了多少铮铮铁骨的硬汉呀！”“可为什么在今天就不容易碰到这种气质的人呢？”她引述其女友的话说：“中国的男子退化了！”[35]

编辑在编发该文后也颇有感触地写了一篇《编者沉思》：

她的失望，并不仅仅是对某些男人的失望，同样也包含了更深刻的内容——对我们民族素质的忧虑。

应该说，支撑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力量或占主导地位的仍是男性，正因为这一点，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便不容忽视了。

在大规模的不正常的政治运动中，“刚”是最容不得的气质。刚则断，不刚则屈……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环境更容易造就出的是软骨头的懦夫，阿谀奉承的“马屁精”，平庸的小市民——这种磨平棱角、打消刚勇的不正常的政治运动，给整个民族素质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灾难。

过去的经济体制，使得整个社会的人们在一个无忧无虑、有依靠的摇篮中度日，在这种摇篮中能成长出男子汉吗？……缺乏竞争的“大锅饭”经济体制，不仅降低了社会的生存能力，也同样降低了民族的、个人的生存能力。一个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跨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一个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创造生活？

中国不乏男子汉！

是的。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就在奴役与反奴役的斗争中浴血奋战，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前赴后继，塑造了一个刚强不屈的民族形象，记载了无数个可歌可泣的英雄男子汉。从气吞山河的民族英雄，到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民族精神不死，民族气节不丢。

今天，在涤荡平庸、锐意进取的今天，我们的民族还会缺乏男子汉吗？[36]

这位编辑无疑对那封读者来信做了点石成金、画龙点睛式的升华，他（她）总结了男子汉缺位现象的两个原因：第一，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对人的压抑。1949年以来，频繁的不正常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阻碍了“人”的正常发展[37]。第二，整个社会缺乏竞争机制，特别是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人的平庸、浑浑噩噩、不思进取。

不久，《中国青年》在“读者·作者·编者”栏目编发了三篇关于之前关于呼唤男子汉专栏的读者讨论文章，《编者的话》指出：“我们中华民族要振兴、要腾飞，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优化我们的民族素质，不断发展我们优秀的民族精神，要更好地造就80年代的铮铮儿男。”在题为《抹杀个性的教育是对民族素质的腐蚀》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一扫混沌平庸，扬我阳刚之气！这是世界对我们民族素质的挑战，也是时代对我们年轻一代的挑战。”在题为《奶油脂粉气影响下的男性素质》的文章中，作者写道：“我们这个民族以往过多地宣扬了同高仓健形象相反的角色”；“奶油脂粉气影响我们民族的男性素质久矣！”“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我们若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重新锻造和倡导我们民族优秀的素质——首先是男性素质！”[38]

由此可见，编辑将一位女读者的私人情感诉求转换、“升华”为“对我们民族素质的忧虑”，将个人问题转化成民族、国家问题。在《编者沉思》以及随后的讨论文章中频频出现“民族素质”“民族精神”“民族的男性素质”等词语，以及“挑战”“崛起”“振兴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类词语，表现了国民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表现出他们现代性的焦虑，这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共同诉求，20世纪80年代的男性气质表征了当时国民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强烈的国族意识。

1986年，沙叶新的话剧《寻找男子汉》在上海舞台演出，引起较大轰动。余秋雨为其作《序》说：“在《寻找男子汉》中，他所触及的是深潜层次。阳刚之气的缺乏，萎靡气质的充塞，是一种散落处处、又沉埋处处的微妙的社会心理现象。”“这里碰撞到了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的命题”，“呼唤民族雄魂的用意”，作者“怀着赤子之心苦苦寻找民族灵魂和社会精神的症结”[39]。这部剧可谓杰姆逊式的典型“民族寓言”，甚至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剧”。从这部话剧的写作时间（1986年1月）看，可以推断作者受到了《中国青年》等媒体讨论的影响。由此也看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和社会思潮互动良好。

无论是当时的文学文本还是讨论文章，都暗含着一个潜在的公式：“男性素质”=“民族素质”，这无疑流露出了男性霸权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当时是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包括女性。饶有趣味的是，“男子汉气质”话语是被女性呼唤、“寻找”、发现出来的，无论是那封引起广大讨论的女读者来信还是其他的，如《北方的河》《我在哪儿失去了你？》《寻找男子汉》这类的文章都是如此，遵循着“缺位—寻找—找到”的叙事逻辑。在男性主体建构中，女性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用结构主义的观点说，男性气质就是非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内在相关的概念，作为一种社会界限和文化对立/对位结构，二者只有在与对方的联系中才有意义。甚至可以说，离开女性，男性主体建构无从谈起。女性的取舍标准源自社会话语对她们意识的塑造，而她们的态度、立场又会反过来推动男性气质的加快形成。

如同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一样，在男子汉形象和民族性格这一问题上，也同样存在这种比较的劣势感，这种比较的隐含逻辑是，我们国家的落后是因为民族素质、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不如人家强悍、果敢、勇猛，将一切怪罪于国民劣根性是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思维方式，意欲借思想意识解决实际问题。在一篇题为《牛仔韦恩和美国西部片》的文章中，作者指出：“西部片中的‘牛仔’形象所表现出的道德风尚和临危不惧的强悍力量，在整个美国的民族意识中，体现了一种目标明确，行动果敢，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40]也就是说，美国男人是强悍的男人，也因此美国是强大的国家，其潜台词是，中国男人、中国则相反。

但是，这种本质主义的观点没有认识到主流美国男人和国家意识有虚弱、虚张声势的一面及借影视形象自我狂想、强化的一面，同时也有不同历史情境中的委顿、低迷以及重振的愿望。比如越战失败之后和里根执政的右翼时期，再比如“兰博”系列电影。

“兰博”系列电影“文本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使白人男性在越南以及受到女性主义运动、人权运动对男权的抨击而败北之后重新变得雄赳赳起来，并再次确立自身的地位”；“兰博这一人物代表了一系列特定的男权、美国的清白与强大以及尚武的英雄主义等的形象，而这些形象充当了在里根时代意义非凡的男性主义（masculist）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载体”。《第一滴血2》中兰博在越南的英雄神话演绎使美国产生重振雄性和帝国主义权力的白日梦想象的愿望达成的感觉，“人们不断地将影片作为时代的症候来谈论：‘兰博触动了美国人的原始神经，用罗纳德·里根的话来说，是一种我们应当再次屹立起来的感受’”[41]。

而上述美国社会文化现象和中国“文革”后时期有极大相似之处，中国的“文革”梦魇相当于美国的越战噩梦，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口号类似于美国同期右翼党派重振帝国的图谋。在相似的语境中，男性雄风话语甚嚣尘上。

我们通过文学文本和其他文本的“互证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个人主义、主体性、性别意识深入人心，人们在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彻底走出了“非人”的国家专制主义历史阴霾。但是，与其说用化约的方式谈论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不如说是“人”的一半“男性主义”的“雄起”，而女性意识刚刚觉醒，尚无“主义”可言。[42]一位女性主义学者深有洞见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结构是建构在阶级论基础上的、否认性别差异的，在国家体制的性别平等背后潜存着一种性别压抑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女性主义框架内的中国妇女议题与民族主义话语再度呈现了落差与张力”；“在女性或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望去，起始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变革，或可视为包容男权秩序于其中的秩序重建的过程。其中历史清算的进程，迅速由社会抗议、批判转而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男权秩序对父权逻辑的内在更迭或替代”。[43] 无论是文学话语、社会话语中的告别历史还是走向未来，都要靠大男人、男子汉担当重任和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这样，无论是老干部、改革英雄还是平民男子汉，都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体的男性身份、角色，而是凝聚着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国民心理的显要符号，是各方力量、话语交织、汇合、形塑的显要符号，这一符号建构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的运作，通过它对接私人与大众、民族的通道，发动各方社会力量汇入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一种建构迥异于“十七年”“文革”的，20世纪8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的策略[44]。从“男子汉”话语、“男性素质”话语到“民族素质”话语的转换，在“文革”后的特定历史时期完成了社会认同危机的摆渡和社会再出发的动员。“男子汉”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国民”“国民形象”，更是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男性主体就是民族—国家主体。由上文观之，民族—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很大程度上专属于男性，是男性的特权，而且这种归属与认同赋予了男性“民族—国家”主体意识并重振他们的“男子汉”之气，由此获取新的自我定义、命名，发现新的生命意义：振兴国家、振兴中华。呼唤男子汉、塑造男子汉的风潮其实是在隐喻的意义上呼唤百病缠身的中国、中华民族尽快康复起来、再次屹立起来，内里隐含了“男体＝国体”的隐秘公式，就在男体和国体又一次隐晦的叠合中，中华民族的腾飞梦想产生了。

阳刚的男子汉气质就这样直接地、有机地、隐晦地参与到振兴民族国家话语中来，参与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意识形态构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