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人家学的内涵及特点

相对于汉魏六朝及隋唐以来高门世族的家学教育，宋人家学在基本内涵、价值取向、传授方法及受益对象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如同样是追求“贵族”气质，唐人注重“立身”“行事”的人格修养，鄙弃“坏名灾己，辱先丧家”[56]的五种恶劣品行，宋人则强调“宗法”，称：“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57]这种议论或基于现实，或纯属思想家议论，其家国理念无疑为宋人家学基本内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超越与创新，乃是宋人家学的恒久主题。从平民阶层跃升至名流显贵的过程，最容易激发怀疑和创造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最终会转化为切实的行动，个人如此，家族更是如此。唐前士大夫最普遍的人格理想仍为“修齐治平”，至于如何行事，似乎并不明确。宋人则明确提出：“圣贤自一衣食、一居处之微而兴，泽被四海，并育万物之政者，理义而已矣。贪人鄙夫损彼益我，谓肥其家，乃陨其宗，不利之究起于为利。扬休亹亹蹈善，景行前修，以燕云来，夫岂苟然哉。”[58]它体现着超越凡俗的理性思考，更蕴含着脚踏实地的践履意识。

在实践中寻求超越，就需要将怀疑精神放在首位，而超越与创新的所有细节，也要通过具体成果得以呈现；从构建家学传统的角度看，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好在“庐陵欧阳氏”、“眉山苏氏”以及“抚州陆氏”等众多家学的缔造者都已获得超越前贤、创新求真的非凡成就，展示出卓然风姿和过人胆识。

以“庐陵欧阳氏”家学为例。汉唐经学虽有“古文”与“今文”、“师法”与“家法”之别，但用力方向均在注解和音训，义理阐释的发挥空间并不大，甚至还流传着“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59]的古训。然而，这种态势在士大夫家学极度发达的两宋时代却被完全打破。“庐陵欧阳氏”乃名门望族，家学根底源远流长，欧阳修耳濡目染，遂成长为开启有宋经学和史学新路的关键人物。史称“修于六经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又自撰《五代史记》。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与迁、固相上下”[60]。复谓其“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61]。欧阳修“弃传从经”，为“宋学”启蒙导夫先路。在他看来：“后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62]本着质疑与创新并重的学术理念，其所撰《诗本义》和《易童子问》均以意逆志，务求经之“本义”。其史学探索也将自我判断与正乱褒贬放在首位，曰：“吾用《春秋》之法，师其意不袭其文。”复云：“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63]大抵与《易童子问》质疑《文言》《大系》皆非孔子所作一样，其《新唐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64]，《新五代史》“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65]。虽说经史有别，但欧阳修在这两方面所展示的个性追求始终如一。不仅如此，他还将锐意进取的自觉精神与人生实践相结合，强调“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66]。苏轼尝曰：“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67]假使没有家学熏陶，像这样雄姿英发的伟人风采岂可轻易造就。

欧阳修之子发、棐，亦能传承家学，各有建树。欧阳发“笃志好礼，刻苦于学”。胡瑗掌太学，发“师事瑗，恂恂惟谨，又尽能传授古乐钟律之说。既长，益学问，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立论议，自书契以来至今，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无所不学。其学不务为抄掠应目前，必刮剖根本见终始，论次使族分部列，放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然其与人不苟合，论事是是非非，遇权贵不少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肯轻试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苏公子瞻哭之，以为君得文忠之学，汉伯喈、晋茂先之徒也。”“其著书有《古今系谱图》《国朝二府年表》《年号录》，其未成者尚数十篇。”[68]

欧阳修每遇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唯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69]，其重践履的人格特点对儿子欧阳棐影响至深。朱弁《曲洧旧闻》载：“为帅守而踵父祖尝所居，自昔衣冠以为荣事……绍圣中，欧阳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旧治也。其谢宰执启曰：‘惟近辅之名邦，实先人之旧治。高城不改，自疑华表之归；老吏几稀，尚守朱门之旧。追怀今昔，倍剧悲欣。’”[70]棐幼时，“修著《鸣蝉赋》，棐侍，修语之曰：‘儿异日能为吾此赋否？’因书以遗之。修又尝书以教棐曰：‘藏精于晦则明，养神以静则安。晦所以蓄用，静所以应物，善蓄者则不竭，善应者则无穷。虽学则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及长，举进士”，仕至右司郎中，以直秘阁知蔡州，以元祐党籍罢居颍州，卒。“修以道德文章为三朝所知，天下学士大夫皆师尊之。而棐亦能以文学世其家。”[71]从欧阳修到发、棐，其家学传承的生动细节很值得玩味。

“眉山苏氏”家学同样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苏洵撰《苏氏族谱》即为显例。其《谱例序》云：“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昔者，洵尝自先子之言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于赵郡苏氏，以为《苏氏族谱》。它日欧阳公见而叹曰：‘吾尝为之矣。’出而观之，有异法焉。曰：‘是不可使独吾二人为之，将天下举不可无也。’洵于是又为《大宗谱法》，以尽谱之变，而并载欧阳氏之谱以为《谱例》，附以欧阳公《题刘氏碑后》之文，以告当世之君子，盖将有从焉者。”[72]欧阳公及苏洵均以学术文章为天下师，他们私著族谱，创为“谱例”，无疑具有示范价值。宋人私谱虽有“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的不足，[73]但家族文化之重建有赖欧阳、苏创拓之功，总是不争的事实。

以创新自觉闻名于世者还有“金溪陆氏”。该族祖述唐相陆希声。希声之孙德迁、德晟于五代末避地南迁，始定居于江西抚州金溪县延福乡之青田里，至南宋时已成“代有名儒，德在谥典。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爨二百年”[74]的大家族。陆氏家学虽属道学范畴，却与程、朱理学大异其趣。濂洛诸公是将“理”看作自然与社会的最高原则，强调通过“格物致知”，达到“明理”“修身”的目的，其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核心理念是“性即理”[75]。陆九渊等直接传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76]的修养功夫，秉持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思想，[77]称“人孰无心，道不外索”，“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明，人所固有”，只需善加“保养”，避免“戕贼”即可，故曰“心即理”[78]。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四月，吕祖谦在江西信州铅山之鹅湖寺，召集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刘子澄、朱彦道、朱济道以及临川太守赵景明及其兄赵景昭等讨论“学术异同”。经过三天论辩，陆九渊和他的“心学”获得完胜，而朱熹却深感“不怿”[79]。此次雅集之后，陆氏兄弟进一步认定“伊川之言与孔孟不类”[80]，且明确宣称“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81]。对此，朱熹在给张栻的信中表达了深切担忧，称：“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以过人者。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82]所谓“废讲学”即是放弃“格物致知”的学养功夫，在朱熹看来，在践履中“悟得本心”，是从根本上忽略了“心”与“理”的差别，陆氏兄弟越是自信，其学就越容易“流于异学”。毫无疑问，在“程朱”称盛的南宋学坛，陆氏兄弟能以无畏的精神与之抗争，并取得全胜，其超越时流、锐意探索的胆识令人钦佩。

其次，两宋士人家学内涵各异，各具特点，既没有绝对的权威，更没有不变的标准。为了“蝉联珪组”，使“门阀不坠”，基础与条件各不相同的家族都在寻求适合自己的家教内容和方式，家学发展的多元格局遂就此形成。

李唐以前，被称为“家学”者，或为经术，或为诗赋，内容并无显著差异。如西汉夏侯氏专治《尚书》。“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83]其族子夏侯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84]。至东汉光武帝时，又有沛郡龙亢之桓氏以《尚书》家学。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其子郁，亦“敦厚笃学，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郁中子焉，能世传其家学。”焉孙典，“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范晔论曰：汉室中兴之后“桓氏尤盛，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85]。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像夏侯氏、桓氏那样专注于同一种学问的家族比比皆是。

隋唐以后，情形稍有改变。李唐时期，史书修撰多在史馆，普通士人少有涉足，像彭城刘氏那样的史学世家颇为罕见。在经学方面，像张镒、孔颖达那样有功于当世的经学大师，终究也未能缔造家学，使子孙后代有所承袭。当日有些家族本来具有造就家学的良好条件，最终却不了了之，如江都李善，“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因宦途不济，晚年竟“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86]。此公以注解《昭明文选》获誉天下，另撰有《汉书辨惑》三十卷，可谓学有独专，值得传承。但其子李邕却并未传承父学，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碑、颂文章的创作上。史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87]。相对而言，以诗赋文章传家者为数较多，只可惜各家之学也没有形成清晰可辨的个性特点。

两宋时期，不仅“汉魏家学，多人一面”的情形得到了极大改观，像唐人那样子孙不传父祖之学的悲哀也大为缓解。建国之初，由五代入宋的士人仍然保持着一家几代专治一经的情况，如怀州李允及，其祖先“三世传春秋学”，至其父“始以明经取科第”，李允及“亦世其学，端拱二年及第”[88]。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宋人家学的新面貌便逐步显露出来，其可瞩目者约有以下数端。

有博览群书，谙熟制度文献、古今沿革典故者，如“成都范氏”。该族成员中，范镇、范百禄、范祖禹和范冲等人均为翰林学士，同时也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苏轼《范景仁墓志铭》云：“公姓范氏，讳镇，字景仁。其先自长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华阳。曾祖讳昌祐，妣索氏。祖讳璲，妣张氏。累世皆不仕。考讳度，赠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以文艺节行，为蜀守张咏所知。有子三人，长曰镃，终陇城令。次曰锴，终卫尉寺丞。公其季也。”镇“四岁而孤，从二兄为学”，先后受到薛奎、宋庠、宋祁延誉，“由是名动场屋，举进士，为礼部第一”。“其学本于六经仁义，口不道佛老申韩异端之说。其文清丽简远，学者以为师法。”“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议论，未尝不与。契丹、高丽皆知诵公文赋。少时尝赋‘长啸却胡骑’，及奉使契丹，虏相目曰：‘此长啸公也。’其后兄子百禄亦使虏，虏首问公安否。”[89]范镇著述颇丰，只可惜子孙乏人，未有如兄子百禄、仲兄之孙祖禹一样显著的人物。范百禄“字子功。曾祖讳璲，赠太保。祖讳度，赠太师。考讳锴，以卫尉寺丞致仕，赠太尉”。公“好学，终身不释卷。经术尤长于《诗》。文章精醇典丽，有古人气格。所著《诗传》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内制集》五卷、《外制集》三卷、《奏议》十卷”[90]。范祖禹字淳甫，嘉祐八年（1063）进士，历官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寻谪宾化而卒。建炎二年（1128）追复龙图阁学士。事迹详《宋史》卷本传。治平中，司马光奉诏修《通鉴》，祖禹为编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唐鉴》一书，颇为时所重。蔡絛《铁围山丛谈》载：“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坐党锢事。久之，其幼子温，字符实，与吾善。政和初，得为其尽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温，实奇士也。一日，游大相国寺，而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见温，辄指目，方自相谓曰：‘此《唐鉴》儿也。’又，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邪？’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抺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91]张端义《贵耳集》复云：“德寿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虽学士大夫，未尝说到这里。”[92]按：德寿，谓宋高宗。范祖禹不仅继承了前两代善文章、重经世、精于史学的家学传统，就连为官也颇具父祖风采。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上载：“范太史言旧年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则难立朝矣。元祐中，承议郎游冠卿知咸平县回，一日谒范太史，曰：‘畿邑任满，例除监司，欲乞一言于凤池。’时范子功在中书也。公答曰：‘公望实审当为监司，朝廷必须除授，家叔虽在政府，某未尝与人告差遣。’冠卿惭沮而退。子冲闻此语，因白公曰：‘说与不说皆可也，何必面折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也，吾故以诚告之。’”[93]所谓耳濡目染，范氏家学的传承还真是有声有色。

南宋时期，“成都范氏”依然颇有闻人。范百禄的曾孙范仲黼，尝赴湖南从张栻学，遂使南轩学术大行蜀中。《宋元学案》卷七二《二江诸儒学案》云：“范仲黼，字文叔，成都人。正献公祖禹之后也。仕至通直郎，为国子博士，兼皇侄许国公府教授。初南轩（按：指张栻）虽蜀产，而居湖、湘，其学未甚通于蜀。先生始从南轩学，杜门十年，不汲汲于进取。鹤山（按：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谓其‘剖析精微，罗络隐遁，直接五峰（按：胡宏，字仁仲，号五峰）之传’。晦翁、东莱皆推敬之。后以著作郎知彭州，学者称月舟先生。晚年讲学二江之上，南轩之教遂大行于蜀中。”复云：“乾、淳以后，南轩之学盛于蜀中，范文叔为之魁，而范少才（按：字子长）、少约（按：字子该）与先生（按：指范荪）并称嫡传，时人谓之‘四范’。”[94]此说客观公允，绝无半点夸饰。事实上，从北宋到南宋，范氏成员在文献及儒学研究方面前后相继，其家学成就广受赞誉。楼钥撰《干办审计司范荪太府寺主簿制》云：“蜀之范氏，如晋王、谢，人物辈出，文献相望。尔在今日，又其翘楚也。……勾稽外府，姑以序进，勉绍家学，以称所蒙。”[95]虽公文辞藻，亦为“成都范氏”之真实写照。

有隐而不出，潜心探索术数之学，超越凡俗之外者，如“河南邵氏”。邵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从邵雍到邵伯温，再到邵溥、邵博、邵傅，三世皆为名儒。雍终身未仕，幽居百原之深山，“其学自天地运化、阴阳消长，皆以数推之，逆知其变，世无能晓之者”[96]，故能“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穷天地万物之理；述皇王帝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97]。尝自咏曰：“意亦心所至，言须耳所闻。谁能天地外，别有好乾坤。”[98]言语之间所透露的生命主体意识及超逸情态令人景仰。邵氏《易》学受到当代及后世学人的普遍赞誉，如程颢谓其“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学，力慕高远，谓先王之事为可必致。及其学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观于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然后颓然其顺，浩然其归”[99]。朱熹虽然将康节公排斥在道学谱系之外，但对他渊博深奥的学术造诣亦敬佩有加，曰：“邵康节，看这人须极会处置事，被他神闲气定，不动声气，须处置得精明。他气质本来清明，又养得来纯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时，都在紧要上用。被他静极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尝于百原深山中辟书斋，独处其中。王胜之常乘月访之，必见其灯下正襟危坐，虽夜深亦如之。若不是养得至静之极，如何见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来，须差异。”[100]从“玩心高明”的《易》学探索到“神闲气定”的人格修养，不仅有日积月累的修炼功夫，更体现着清澈通透的超逸胸怀。晚朱子三十八岁的魏了翁亦盛赞邵雍，称：“邵子平生之书，其心术之精微在《皇极经世》，其宣寄情意在《击壤集》。凡立乎皇王帝霸之兴替，春秋冬夏之代谢，阴阳五行之运化，风云月露之霁曀，山川草木之荣悴，惟意所驱，周流贯彻，融液摆落，盖左右逢源，略无毫发凝滞倚着之意。”[101]至清人全祖望，则直谓“康节之学，别为一家”[102]。康节子伯温颇能传承家学，所著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易学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等，可谓博雅之士。因邵雍临终有“世行乱，蜀安，可避居”的嘱咐，伯温宣和末“载家使蜀”[103]，遂别河南。伯温子邵溥、邵博皆第进士。博撰《邵氏闻见后录》，以续乃父《闻见录》，凡时政、经义、史论、诗话等多有涉及，可谓善继家学者。清人称“伯温书盛推二程，博乃排程氏而宗苏轼。观所记游酢、谢良佐之事，知康节没后，程氏之徒欲尊其师而抑邵，故博有激以报之”[104]。程氏后学之褊狭固不待言，而邵氏家学之幽眇精微，绝非游、谢之徒所能轻易掩蔽者。

有以博学雄文，彰显儒道实践精神者，如“新喻刘氏”。该族以刘敞、刘攽及敞子奉世为代表。《宋史》曰：“刘敞博学雄文，邻于邃古。其为考功，仁宗赐夏竦谥，上疏争之，以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诏定乐，中贵预列，又谏曰：‘臣惧为袁盎所笑。’此岂事君为容悦者哉。攽虽疏隽，文埒于敞。奉世克肖，世称‘三刘’。……宋之中叶，文学法理，咸精其能。若刘氏、曾氏之家学，盖有两汉之风焉。”[105]他们所读之书“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经、地志、阴阳、卜筮、医药、天文，略皆究知大略，求其意义合于圣人者”[106]。叶梦得云：“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刘原甫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甫，及《书梁》入阁事之类，原甫即为剖析，辞辩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经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复忤韩魏公，终不得为翰林学士。将死，戒其子弟无得遽出其集，曰：‘后百余年，世好，定当有知我者。’故贡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谥曰‘公是先生’。贡父平生亦好谐谑，慢侮公卿。与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谥曰‘公非先生’。”[107]敞、攽偏重文章，奉世最贵践履，史称“奉世优于吏治，尚安静，文词雅赡。最精《汉书》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论而已。得丧，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虽善摄生者不能无病，正须安以处之。’”[108]如此感悟，唯有博学通经且敏于实践者可得。

有沉潜道学，感激时事，将人性人情与圣贤言语融会说解者，如“建宁胡氏”。胡氏家学创自胡安国，其子寅、宏以及宏子季随均为大家。安国有《春秋传》三十卷“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109]。朱熹尝云：“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110]张栻乃胡宏门人，尝为乃师《知言》撰序，谓先生“卒传文定公之学，优游南山之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析太极精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物于一源，贯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使学者验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无极，体用该备，可举而行”[111]。胡氏之学大抵追从濂洛，只因主张“性无善恶，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指名其体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112]，便遭朱熹指责，谓：“季随主其家学，说性不可以善言。……此文定之说，故其子孙皆主其说，而致堂、五峰以来，其说益差，遂成有两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恶相对者又是一性。他只说本然者是性，善恶相对者不是性，岂有此理！”[113]按：胡寅号致堂，胡宏号五峰。其实，在略无学术禁忌的时代，像这样尖锐的见解纷争并不稀见。

宋人家学的个性化特点所以显著，是因为家传之学的价值在于自由探索之精神及对个人灵智之培养，其旨归乃是推己及人，宽厚而博雅。因此，家学的个性越是鲜明多元，学术文化的发展就越会深邃广博，充满活力。两宋士人所以具有自我创造与批判的人格自觉，能彰显“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情怀，盖与其深受家学熏陶密不可分。

再次，宋人家学在内涵上往往较前人更为丰富博大，所涉领域颇为广泛，且少有禁忌。事实上，庆历以后，像两汉“博士”那样世代独专一经的家族已消失殆尽，而贯通经史、兼善诗文的家学巨子正与日俱增。

宋代重要的文化望族，如“东莱吕氏”、“夏县司马氏”及“常州葛氏”等，家学内涵普遍渊厚，涉猎极为广博。如“夏县司马氏”自司马炫、司马池以来就始终保持着文、史并重的家学传统。司马炫“举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114]；司马池“以文学行义事真宗、仁宗”，“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115]。池子旦、光。司马旦与文彦博同庚，官至朝议大夫。沈括《梦溪笔谈》载：“文潞公归洛日，年七十八。同时有中散大夫程煦、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116]司马光受家学教育最为成功，其所撰《资治通鉴》《稽古录》被史学奉为“史法”，《集韵》《切韵指掌图》及《类篇》则为训诂学家所推重，目为语言研究之珍宝；而《温公易说》《潜虚》《书仪》及《法言集注》等又成为儒学家讨论纷争的焦点之作。至于《传家集》《温公续诗话》以及与文学生态密切相关之《涑水记闻》等，则是文学史家不敢忽略的重要著作。从现代学科划分的标准看，这些著作分属不同学科，但作为司马温公本人，其经、史研究与诗文创作互为表里，三者密不可分。

名门望族家学内涵的逐步扩大，无疑有利于“复合型”知识人才的培养，两宋士人兼具学者、能吏和文学之长者比比皆是，原因即在于此。或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17]，此说之周延与否固待商榷，然此种盛况得益于内涵广博的家学熏陶，似无可争。

最后，涵养“正气”，渴慕“圣贤”，乃是宋代衣冠之家力求超越寒微出身、效法前代“士族”风采的自觉表现。光宗朝名相赵汝愚之父赵善应尝云：“欲学圣贤，当消客气，洒扫应对，是其入处也。”[118]黄宗羲更举例说：“胡文定公云：世事当如行云流水，随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气伤元气。”《明儒学案》卷九复称：“与人论事，辞气欠平，乃客气也。所论之事虽当于理，即此客气之动，便已流于恶矣，可不戒哉。”[119]宋代甲族大多由贫贱寒微处走来，其文化根基不深，故早期家族成员的声望地位与“正气”修养多不相称，“每以正气流为客气，又每以其客气流为健讼”[120]的现象屡见不鲜。也如此，当代士人欲兴其家者，必先致力于树立从容优美之家风，所谓言传身教，远较得之于书本文字者为多。

宋代士人没有与生俱来的贵族特权，但从寒微起步并取得成功的士大夫群体却对李唐时代高门大族的优美家风向往不已。如南宋马永卿就曾以柳公绰家侍婢为例，说明柳家家法之清高。《懒真子》云：“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为冠，公绰唱之，仲郢和之，其余名士，亦各修整。旧传柳氏出一婢，婢至宿卫韩金吾家未成券，闻主翁于厅事上买绫，自以手取视之，且与驵侩议价，婢于窗隙偶见，因作中风状仆地。其家怪问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问曰：‘汝有此疾几何时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岂忍伏事卖绢牙郎也。’其标韵如此。想见柳家家法清高，不为尘垢卑贱，故婢化之，乃至如此。虽今士大夫妻，有此见识者少矣。哀哉！”[121]这段文字拿唐人之“婢”与宋人之“妻”相比较，字里行间充满对唐人“家法”的钦羡与崇拜。不过，优美家风的培养绝非朝夕间所能济事，其如杨慎所云：“《诗》‘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贵女也，美质之佳丽也。都，饰之闲雅也。‘颜如舜华’可以言美矣，‘佩玉琼琚’可以言都矣。盖冶容艳态，多出于膏腴甲族熏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妇，虽美而不都。纵有舜华之颜，加以琼琚之佩，所谓‘婢作夫人，鼠披荷叶’。故曰‘三代仕宦，方会穿衣吃饭’。苟非习惯，则举止羞涩，乌有闲雅乎？”[122]换言之，优美家风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修养，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虽说造就优美家风并非易事，但宋人对此孜孜不倦。如“深州李氏”自李昉、李宗谔到李昭述已富贵三代，至昭述为翰林侍读学士、勾当三班院，其“门内之治有规，治尚仁恩，休澣宴集，昆弟侄在焉，必以孝弟学行从容劝导，未尝言及资产。清素孝谨，为旧族之冠。尝言：‘我家三世学士，论者以为美谈。吾殁后，汝等勉之，无坠素业。’……自守家法，不为时变”[123]。司马光《家范》云：“国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孙数世二百余口，犹同居共爨，田园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禄，皆聚之一库，计口日给饼饭，婚姻丧葬所费皆有常数。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规模大抵出于翰林学士宗谔所制也。”[124]另据《青箱杂记》载：李昉“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严。凡子孙在京守官者，俸钱皆不得私用，与饶阳庄课并输宅库，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获沾济，世所难及也。有子宗谔，仕至翰林学士，篇什笔札，两皆精妙。太宗朝，尝以京官带馆职赴内宴，阁门拒之，宗谔献诗曰：‘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睹赭黄衣。无聊独出金门去，恰似当年下第归。’盖宗谔尝举进士，御试下第，故诗因及之。太宗实时宣召赴坐，后遂为例，虽选人带职，亦预内宴，自宗谔始也”。[125]是知在家学及家法教育方面，李氏确为典范。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家族中亦非稀见。朱熹尝描述“东莱吕氏”之家风，曰：“正献公居家，简重寡默，不以事物经心。而申国夫人，性严，有法度，虽甚爱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规矩。甫十岁，祁寒暑雨，侍立终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带以见长者，平居虽天甚热，在父母长者之侧，不得去巾袜，缚袴衣服惟谨。行步出入，无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语，郑卫之音，未尝一经于耳。不正之书，非礼之色，未尝一接于目。正献公通判颍州，欧阳文忠公适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强，客文忠公所，严毅方正。正献公招延之，使教诸子。诸生少有过差，先生端坐，召与相对终日，竟夕不与之语；诸生恐惧畏服，先生方略降辞色。时公方十余岁，内则正献公与申国夫人教训如此之严，外则焦先生化导如此之笃，故公德器成就，大异众人。公尝言：‘人生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少矣。’”[126]按：“东莱吕氏”自吕龟祥、吕蒙亨、吕夷简到吕公弼、吕公著，皆为显宦。吕公著乃哲宗朝名相，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载：“公著自少讲学，以治心养性为本，识虑深敏，量闳而学粹。”[127]这种涵养，也许正是其母申国夫人及焦伯强先生严加训育的结果。吕公著之子吕希哲“少从焦千之、孙复、石介、胡瑗学，复从程颢、程颐、张载游，闻见由是益广”[128]，其学问既出入于数家之中，又最早以师礼尊事程颐，熔铸锻炼的功夫有目共睹。不过，作为吕氏子孙，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家学传统的束缚，朱熹谓其“意欲直造圣人，尽其平生之力，乃反见得佛与圣人合”[129]，盖由此也。吕希哲之后，“东莱吕氏”便走上了以吕希哲、吕好问、吕本中以及好问曾孙吕祖谦为代表的家学兴盛之路，而吕本中以撰《江西诗社宗派图》，影响更大。

吕本中字居仁，公著曾孙，好问之子，绍兴六年（1136）赐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累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东莱先生”。在经学方面，他师从杨时、游酢、尹焞等，有《春秋集解》传世。朱彝尊尝考述云：“按赵氏《读书附志》以《春秋集解》为东莱先生所著，而不书其名。盖吕氏自右丞好问徙金华，成公述家传，称为‘东莱公’，而居仁为右丞子，学山谷为诗，作《西江宗派图》，学者亦称为‘东莱先生’。然则吕氏三世皆以‘东莱’为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陈氏《书录解题》撮居仁《集解》大旨，谓‘自三传而下，集诸儒之说，不过陆氏、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许氏、胡氏数家’，合之今书，良然。而《宋史艺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书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谱，凡有著述必书，独《春秋集解》不书，疑世所传三十卷即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未合，而陈和父之序无存，此学者之疑犹未能释也。”[130]在文学方面，吕本中取法东坡、山谷而自成一家。《庚溪诗话》云：“吕居仁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山谷为祖，宜其规行矩步，必踵其迹。今观东莱诗多浑厚平夷，时出雄伟，不见斧凿痕。社中如谢无逸之徒亦然，正如鲁国男子善学柳下惠者。”[131]陆游《吕居仁集序》称：“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迨建炎、绍兴间，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如故紫微舍人东莱吕公者，又其杰出者也。公自少时，既承家学，心体而身履之，几三十年。仕愈踬，学愈进，因以其暇尽交天下名士，其讲习探讨，磨砻浸灌，不极其源不止。故其诗文汪洋闳肆，兼备众体，间出新意，愈奇而愈浑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时学士宗焉。晩节稍用于时。在西掖，尝兼直内庭，草赵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议，忤秦丞相桧。秦公自草日历，载公制辞以为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某自童子时，读公诗文，愿学焉。稍长，未能远游，而公捐馆舍。晩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132]据此，则陆游诗学吕本中似可无疑。

简而言之，“深州李氏”与“东莱吕氏”代有闻人，其家学家风表里相关，堪称楷模。所谓正气涵养、圣贤品格，既要勤学体会，更需严训成习。

宋人家学的内涵非常丰富，其区别于汉、唐家学的时代特点也极其鲜明。究其根本，一方面是因为士大夫整体的知识结构较前人更加宏博，价值观及家训理念更趋多元化，另一方面则与自由开放、无所禁忌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应该说，宋人家学所蕴含的批判意识、创新精神以及复杂个性，与唐人不同。大抵由唐五代历史动荡及文化变革所导致的传统解构，既为宋代各家学之间多元价值的培育成熟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促成了士大夫家学的复合性、兼容性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个性”与“共性”相交织的繁荣景象，也是“唐宋转型”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