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族与家学的历史属性

所谓家学，或指家族之学校，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所谓“访闻虔、吉等州，专有家学，教习词诉”[3]者是也。《困学纪闻》曰：“古者世臣必有家学，内有师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训。国子之贤者，命之导训诸侯，若鲁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谂之，镇静者修之，若晋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后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国有与立矣。”[4]《癸辛杂识》云：“章文庄参政与其兄宗卿，虽世家五马，而清贫自若。少依乡校，沈丞相该之家学相连，章日过其门。”[5]不过，学界对家学概念的理解，更侧重于家族成员世代传承的某种学问，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治学理念、方法及成就等。宋人家学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从天文历法、制度名物到经学、史学和文学，不一而足。有学者仅仅着眼于家庭教育，谓宋人家学乃是指某一家族的教育学术传统[6]，此说虽有新意，但概括似不够周延。也有人主张将家学的外延适当放宽，经学之外，还应涵盖家传之史学、文学乃至技艺等[7]，愚以为家传技艺固可瞩目，但不宜与富含人文理性精神的“家传学问”相提并论。

两宋士人时有门楣之旌，却绝无“士族”荣宠，其家学则不同于李唐以前高门大姓世代相传之学业。要准确把握宋人家学的内涵与特点，还须通过史料梳理，探求其源流本末。

家学初兴盖与宗族有关，胡士行所谓：“禹之家学见于《甘誓》，周公之家学见于《费誓》。伯禽初就封，骤当徐夷之变，一旦誓师，曲折详尽，若老于行阵者，盖圣贤之学，本末并举而无遗故也。”[8]即其证。上古先民既重宗族血缘亲情，理应有世代相传之学业礼法。不过，真正将家学传承与家族兴衰联系起来，应是两汉以后才有的事，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9]经学之外，史学与文学亦然；前汉“景、武之际，司马谈，谈子迁，以世黎氏之后，为太史令，迁著《史记》，作《天官书》”[10]，即为显证。司马谈临终嘱迁云：“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1]司马迁遵乃父遗嘱，恪守太史本职，撰成《史记》与《天官书》，遂为司马氏家学之大成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陈寅恪先生曾说：“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有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与家族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12]复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士族“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13]当日名族如陈郡谢氏、谯郡桓氏、颍川庾氏等，莫不浸心于玄学，独琅琊王氏，累世以儒学自奋。汉、魏之际，王朗、王肃父子以经学获誉，“肃善贾、马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14]。魏、晋之间，王祥、王览兄弟俱以儒学称，“天子幸太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15]。南北朝时又有王筠、王承、王俭等经学大家。王筠“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16]，其深厚渊博的经学造诣足以令门楣增辉。王承“七岁通《周易》”，梁时“累迁中书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惟承独好之。发言吐论，造次儒者。在学训诸生，述《礼》《易》义。中大通五年，迁长兼侍中，俄转国子祭酒。承祖俭及父暕尝为此职，三世为国师，前代未之有也，当世以为荣”[17]。王俭“幼有神彩，专心笃学，手不释卷”。及入仕，遂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撰《元徽四部书目》，另著《古今丧服集记》[18]。王氏家学，真可谓源远而流长。

在文学领域，像彭城刘氏那样的甲姓高门也值得瞩目。史载“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19]。是知所谓“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者，非虚语也。

不过，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自六朝以来世袭已久的士族特权逐步受到削弱，唐代许多“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的朝廷新贵与那些“门胄高华”的传统贵族并肩而立，同为“缙绅之士”[20]，品级和地位完全一致。不仅如此，《唐六典》规定：“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原注：“谓从流外及视品出身者。”[21]王定保尝曰：“卢汪门族，甲于天下，因官，家于荆南之塔桥。举进士二十余上不第，满朝称屈。尝赋一绝，颇为前达所推，曰：‘惆怅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赋《酒胡子长歌》一篇甚著。”[22]是知高门子弟若屡试不第，亦难免落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选，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已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矣。”[23]

科举考试对天下士人的普遍约束力，面对“贴经”“墨义”等考试，试子只能撇开“家世相传之学业”，转而精读《五经正义》。相对而言，进士科所试诗赋倒有自觉精进的空间，故而以此名家者层出不穷，其如胡应麟所云：“唐诗赋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学并称者甚众，而不能如汉、魏之烜赫。至祖孙相望，则襄阳之杜，亦古今所无也。世所公知二贾、二苏、三王、五窦外，他或以爵位勋名掩之。”[24]胡氏列举的文学家族多至数十家，名公巨擘，历历在焉。其中既有段文昌、段成式那样的庶族人家，也不乏博陵崔氏那样的世袭显族。崔氏一族诗人接踵，初唐有崔信民、崔融等十二位，盛唐有崔颢、崔巨等九位，中唐有崔峒、崔琮等二十二位，晚唐有崔鲁、崔涂等十一位，还有崔莺等三位女性诗人。“初唐之融，盛唐之颢，中唐之峒，晚唐之鲁，皆矫矫足当旗鼓。以唐诗人总之，占籍几十之一，可谓盛矣。”[25]唐人对诗歌的兴趣远远超过了经学和史学，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6]，缘由盖在于此。当然，经史之学并未彻底告衰，像彭城刘氏那样的史学世家也盛极一时。胡应麟称：“刘知几兄弟八人俱有文学，而父藏器，从父廷祐，并显名。唐史知几父子咸富著述，二孙滋、浃，又能世其家。一门之盛，终唐世未有也。”[27]只不过与那么多的文学家族相比，类似的经史世家显然要少很多。

唐末五代近一个世纪的战乱分裂，致使门阀世族走向最终衰亡，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汉魏至隋唐以来社会精英文化的发展模式。而这两方面的深层变革，则关乎“宋型文化”及宋人家学的建立，是故不能不详加瞩目。

从僖宗朝“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28]的黄巢之乱，到五代十国武夫称雄的血腥岁月，门阀士族始终承受着灭顶之灾。《资治通鉴》载：“自唐末丧乱，缙绅之家或以告赤鬻于族姻，遂乱昭穆，至有舅、叔拜甥、侄者，选人伪滥者众。郭崇韬欲革其弊，请令铨司精加考核。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才数十人，涂毁告身者十之九。选人或号哭道路，或馁死逆旅。”[29]顾炎武进一步检讨说：“氏族之乱，莫甚于五代之时。当日承唐余风，犹重门荫，故史言唐梁之际，仕宦遭乱奔亡，而吏部铨文书不完，因缘以为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乱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原注：《豆卢革传》）《册府元龟》：长兴初，鸿胪卿柳膺将斋郎文书两件卖与同姓人柳居则，大理寺断罪当大辟，以遇恩赦减死，夺见任官，罚铜，终身不齿。敕曰：‘一人告身，三代名讳，传于同姓，利以私财。上则欺罔人君，下则货鬻先祖，罪莫大焉。自今以后，如有此弊，传者受者，并当极法。’”[30]其《裴村记》复云：“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然而裴枢辈六七人犹为全忠所忌，必待杀之白马驿而后篡唐，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也如此。至于五代之季，天位几如奕（弈）棋，而大族高门降为皂隶。”[31]至此，自汉魏以来主导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士族门阀势力不复存在，而与之相关联的贵族家学也宣告终结。

赵宋建国之初，各地官学尚未建立，教育之事还得依靠隐逸人群。汪藻尝云：“五季干戈纷扰之时，衣冠散处诸邑之大川长谷间，率皆即深而潜，依险而居。迨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各长雄其地，以力田课僮仆，以诗书训子弟，以孝谨保坟墓，以信义服乡闾，室庐相望，为闻家。子孙取高科、登显仕者，无世无之。”[32]所谓“豪杰”，首推河南种放，他“与母俱隐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结草为庐，仅庇风雨。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得束脩以养母”[33]。另据《玉壶清话》载：“戚同文，宋都之真儒，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不善沽矫，乡里之饥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赈之。好为诗，有《孟诸集》。杨侍读徽之守南都，召至郡斋，礼遇益厚，唱和不绝。杨谓君曰：‘陶隐居昔号坚白先生，以足下纯白可侔，仆辄不揆，已表于朝，奏乞坚素之号，未知报否。’后果从请。及设旧学百余楹，遇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废，奏乞赐额为本府书院。”[34]按：戚同文自后晋时已高隐不仕，以聚徒讲学为事。《宋史》本传载同文少时“闻邑人杨悫教授生徒，日过其学舍，因授《礼记》，随即成诵，日讽一卷，悫异而留之。不终岁毕诵《五经》，悫即妻以女弟。自是弥益勤励读书，累年不解带。时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遂以‘同文’为名字”。后“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35]。戚同文讲学之所，后经修葺，遂为应天府书院。

类似的遁世隐君还有不少。嵩阳田诰“好著述，聚学徒数百人，举进士至显达者接踵，以故闻名于朝，宋惟翰、许衮皆其弟子也”[36]；周启明“四举进士皆第一。景德中举贤良方正科，既召，会东封泰山，言者谓此科本因灾异访直言，非太平事，遂报罢。于是归，教弟子百余人，不复有仕进意，里人称为处士”[37]。导江代渊，年四十“举进士甲科，得清水主簿，叹曰：‘禄不及亲，何所为耶！’还家教授，坐席常满”；“著《周易旨要》、《老佛杂说》数十篇”[38]。孙复“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39]，以著书讲学为务。王辟之尝云：“孙明复先生退居太山之阳，枯槁憔悴，鬓发皓白，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五篇，为《春秋》学者，未有过之者也。”[40]程颢曾回忆孙复聚徒讲学的盛况说：“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41]此外，像王昭素、李觏等亦莫不如此。仁宗庆历以后，即便州县学及太学得以重建，那种由隐君讲学蜕变而来的家学教育依然延续，此后两百年间更是愈演愈烈。

宋人家学的兴盛还与族产的积累方式有关。随着士、庶差别的消失，所有士人都有了相同的起点，所谓“显人魁士，皆出寒畯”[42]或许稍嫌夸张，但“略观贵途，良鲜旧族”[43]已是不争的事实。宋室“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44]，故在常人看来，“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45]。有了足够的钱财，要想获得土地即非难事，所谓“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46]，即谓此也。当日有许多世家大姓聚族而居，几世不异爨，土地与物产的保障首当其冲。宋朝政府明确保护“永业田”，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十一月五日诏曰：“诸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每员许占永业田十五顷，余官及民庶，愿以田宅充祖宗飨祀之费者，亦听。官给公据，改正税籍，不许子孙分割典卖，止供祭祀，有余，均赡本族。”[47]这种规定，既是对已有财富的重新认定，同时也鼓励富贵之家以合法名义广占田产。范仲淹“方贵显时，于其里中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48]，即为显例。南宋潭州衡山县赵葵在创办“义庄”时声称：“文正家在颍昌，族在吴，吴田为赡族设，家不预也。吾家与族皆居于潭，皆食于庄，非五千亩不可。”[49]江阴葛氏自真宗朝以来代有闻人，“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胜仲至邲，三世掌词命”，宋理宗宝庆二年三月建昭勋崇德阁，葛邲与赵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载等二十四人“皆图形其上”[50]。《江阴葛氏宗谱》序称：“方其鼎盛之时，户籍凡占九乡”，“南北岁收租米五万余石”。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文烦不赘。随着土地买卖的合法化和常态化，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51]是也。世家望族因子孙不肖而致田产荡析者亦非个案。

有宋三百年间，“锦衣白日还家乐，鹤发高堂献寿荣”[52]的美好场景始终令广大士人梦绕魂牵，为此他们普遍致力于“诗书传家”。吴兴人沈立登天圣进士第，累官至右谏议大夫，“生平乐经史，手不释卷，自奉甚约，其稍廪之余皆供纸札之费，故藏书埒于内府”，“尝曰‘吾起家寒素，仕宦至两省，藏书三万卷以遗子孙，年余七十而支体康宁，是无一不如意也”，“治家有法度，教子有义方，故内外雍肃，诸子笃学，所至有能声，皆其善教之致也”。[53]宋神宗曾问宰相苏颂学问何以能渊博，苏颂回答说：“吾收书已数万卷，自小官时得之甚艰。又皆亲校手题，使门阀不坠。则此文当益广，不然，耗散可待，可不戒哉！”[54]此可谓两宋士人之楷模。当日那些起家寒微的望族缔造者，都能严训子孙，使之亲诗书、谋科举，以光耀门庭。余靖撰《故萧府君墓志铭》，称墓主萧陟终身不第，然“博通古今，好读书”，“临终之夕，呼二子，嘱之曰：‘吾昔为狱官，有阴德于人，吾闻有阴德者，其后必大，汝等当力学图富贵，以大吾门。’二子果皆擢进士第”。[55]萧陟的临终嘱托所体现的乃是一种寻常心态。事实上，显贵之家要想“长保富贵”，也须勤奋向学，唯有确保世代有人进士及第，不断出现能吏显宦，才能“使门阀不坠”。而在向学过程中，不仅家族成员的知识结构能得到丰富和提高，有关“修、齐、治、平”的价值理念也将深入人心，而雍容大方的贵族气质也会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成熟起来。

有宋一代，确有无数饱受诗书熏陶的高门贵胄步入朝堂，走向社会，承担起政治、文化及文学建设的使命。他们一方面创造出崇尚学识、追求雅逸的时代风气，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诗文创作的整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