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之死与顺治亲政

当南方捷报频传时，多尔衮并不在北京。此时多尔衮的病情每况愈下，但他坚持在严冬之前到边地行猎，结果力不能支，1650年12月31日他于热河附近溘然长逝，终年38岁。多尔衮之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努尔哈赤的16个儿子中，健在的只有阿济格和在征服战争中不显山不露水的巴布泰。而在皇太极时期的旗主中，健在的只有舒尔哈齐的儿子济尔哈朗。在北京负责行政管理事务的“理政三王”是由多尔衮任命的，他们都是努尔哈赤的孙子，分别是46岁的尼堪、36岁的博洛和27岁的满达海。但这些人既不能像其前辈那样成为旗主，也不可能对那些在多尔衮统治时期的派系斗争中幸存下来的大臣和八旗将领产生影响。现在开始由阿济格和济尔哈朗来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如何行事。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是在多尔衮的人所控制的两白旗中展开。1651年1月26日，就在多尔衮死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阿济格因阴谋作乱而被下狱。在指控阿济格的人中，首当其冲的有苏拜的兄弟吴拜，他是多尔衮的另一个亲信，原为两白旗的将领，后被提拔为领侍卫大臣。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吴拜代表两白旗发言，他揭发阿济格企图在多尔衮死后阴谋发动叛乱[28]。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就阿济格一案进行听讯时，吴拜和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把商议结果禀告了年仅12岁的顺治帝，然后带着圣谕返回。事实上，正是多尔衮为自己不在时进行决策而建立的那个小集团阻止了阿济格接替多尔衮的位置，让吴拜、谭泰、何洛会、刚林来维护皇权。

显而易见，在1651年阿济格死后，多尔衮的小集团没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提出替代阿济格的合适人选。多尔衮的养子多尔博年纪还太小，不足以担任摄政王，而多铎的另一个儿子多尼的地位又不足以对其他亲王发号施令。再者，无论是济尔哈朗还是理政三王似乎都不愿意声言摄政。前10年的政治斗争没有给诸王留下什么死党，并使多尔衮集团与皇太极内廷班子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不再干涉顺治帝，让他亲政。此后，以济尔哈朗为会议召集者、谭泰为会议与皇帝间的信息传递者，诸王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继续上演着。一种极不稳定的集体议政制占了上风。

但同年3月，在皇帝的13岁生日之前，形势突然变得对吴拜以及两白旗官员不利。新的议政大臣、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开始反对多尔衮一派。吴拜、苏拜两兄弟被削爵夺官，多尔衮的摄政也逐渐成为不光彩之事。时任镶白旗固山额真的何洛会，因摄政时期共谋抬升多尔衮的地位而被处死。谭泰凭借其为正黄旗固山额真，支持反对何洛会等人。反对派当中有索尼，索尼的叔父、前大学士希福，鳌拜，遏必隆及两黄旗的其他成员，他们被从流放地召回，参加调查多尔衮擅权的议政会议。受多尔衮器重的大学士刚林被解职并处死。希福被重新起用，索尼负责内务府，随着摄政的终结，内三院与内务府的行政体系就成为相对于六部和八旗的皇权代表。旧势力大获全胜，随之建立起来的各项体制标志着帝国统治的第二个阶段[29]的到来。

诸王大臣重新结盟的态势明朗，对多尔衮和阿济格的清算开始扩大了，牵连到其他一些可能干预新政权平衡的人。随着济尔哈朗掌管议政王大臣会议，理政三王便被解除了处理政府日常政务的责任。博洛和尼堪因替阿济格申辩被暂时降职，多尔博被取消了继承多尔衮爵位的资格。1651年9月，谭泰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赖以保身的幼帝的宠信。

谭泰与少年天子之间的麻烦预示着内院政治的根本变化。作为亲政开始的一部分，大臣们建议按汉人惯例实行大赦，但顺治帝此时却决心整饬吏治腐败。当时，一位汉人御史弹劾被多尔衮提拔不久的南方籍大学士陈名夏腐败，谭泰向顺治帝指出，这位御史是可以在宣布大赦之前弹劾陈名夏的，为什么他没有及时上奏，为什么他偏要在此时，即皇帝已对先前的指控既往不咎时进行弹劾？谭泰的解释是，议政大臣会议发现这位御史行为不端，建议皇上驳回弹劾。皇帝接受了谭泰的建议，驳回弹劾，判定陈名夏无罪。但据说皇帝对这个决定很后悔，因为他特别渴望彻底铲除吏治腐败与朋党之争，大概这是受其新师的影响。这件案子使皇帝对这位久经沙场、自始至终为多尔衮效命的老将之意图日益生疑。一直在养精蓄锐的御前侍卫鳌拜，觉察到了这正是弹劾谭泰滥用职权的好时机。谭泰支持多尔衮一事被说成与阴谋篡位有关。1651年10月1日，谭泰因参与谋反被诛，年轻的皇帝彻底掌权了。

征服的一代显然走完了他们的历程，这些人戎马半生，英年早逝。1651年年底前，阿济格在狱中被逼自尽；这时，由努尔哈赤的孙子组成的理政三王也解散了，不到一年，三人和前大将军勒克德浑也相继去世。鳌拜、索尼、苏克萨哈以及支持豪格的遏必隆处于新的权力核心，这四人后来成为1661年康熙朝的辅政大臣。但在此时，年轻的顺治帝已经是大权在握，由几个他所信任的满汉官员辅佐他，而平定南方的任务则交给老一辈的明朝降臣孔有德、尚可喜、洪承畴和吴三桂。

在顺治亲政的前三年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政治进程中的改革。这种变化反映了多尔衮死后新的权力平衡。多尔衮的罪名是违背了合法皇室继承所需要的礼仪秩序，他自称叔父摄政王，开始在太庙中重新安排灵位，将其母的灵位放在皇太极之母的旁边，与其并称太后。1649年其福晋死后，他违背宫廷礼节，纳豪格妻为妃[30]。他篡改《太宗实录》，以表现太祖对其母的宠爱，希望传位给多尔衮。刚林等大学士的主要罪行就在于他们共谋篡改实录，而何洛会与谭泰则是因为怂恿多尔衮侵公以肥己。

很快，顺治帝的新智囊们按照古代儒家仪典，以严格的礼仪秩序对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提出了异议。在1651年斗争的历史记载中夹杂着一些详细的规定，涉及合乎礼法的班序、上下马形式、特权类别和不同级别官员的服饰规定等。1652年，礼部建议把朝会的人数固定下来，它应该是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不同的正式集会，每月举行三次。此外还设立了宗人府，管理宗室的礼仪事务和宗谱。这一新机构代替了努尔哈赤时代的八旗王公的位置，进一步证实了旗主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统治的巩固。

曾由多尔衮控制的两白旗和正蓝旗的将领、大臣的相继故去，使顺治帝及其臣僚最终实现了军事上的中央集权。满洲八旗被重新改组：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由皇室直接控制。尽管在1661年鳌拜辅政之前，内务府还没有正式建立起来，但从顺治朝初年就有一些内大臣负责管理皇室事务。同时，最早由努尔哈赤及其子弟组成、但后来扩充到包括同盟部落成员的精英部队——侍卫亲军，被改编成一支特殊的军队，其首领是领侍卫内大臣，他们是上三旗或宗室的成员。多尔衮死后，出于管理的需要，上三旗合并。尽管上三旗之间的关系以及依然模糊的皇室管理机制尚未明晰，但对八旗的控制权已经掌握在内大臣手中了，而日常的管理事务则由皇室包衣负责。[31]

皇帝亲政也改变了统治者与文官体制间的关系。多尔衮死后不久，圣谕有了新的主题。清朝不再把自己的威望建立在明朝复仇者形象的基础上。年轻的皇帝似乎认为，征服已经结束了，只是明朝官僚体制臃肿的弊端还没有被革除。多尔衮早已因为防范汉人官僚体制中的腐败和党争而疲于奔命，1649年，在大同战役期间，多尔衮就曾下令手下官员不许接受请托，政务应由推举的、由若干人组成的小组来负责。随着多尔衮的威望扫地，都察院和六部开始对人事任免和政务的决策产生影响。

在临终前一年，多尔衮完全改变了其先前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因他免除了明末加派树立起来的，而现在他又在九省恢复加派249万两白银，为自己修建在热河的夏宫。他早期试图停止八旗在华北圈地而投充的努力也因其个人圈占而似乎无效。通过允许将其养子的土地和奴仆附着在自己的土地上，多尔衮实际上使他自己的合法土地限额扩大了一倍。户部的奏报称，旗地奴仆日益大量地占有了本应归属国家的赋税。旗地的占有使清朝有重新出现财政危机和民众不满的危险，而这也是近几十年给明朝带来的灾难。顺治帝及其臣僚们将此归罪于多尔衮及其党羽，决定由六部来阻遏这一侵蚀中央财政控制的趋势[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