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学与人类幸福：一个导论性叙述

【本章导读】 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而且原本就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自亚当·斯密开始，把国民财富与国民幸福相混同，认为只要财富增长，幸福自然纷至。这一《国富论》思想导致马歇尔以后的经济学家逐渐忘却了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国民幸福这一终极真谛与根本逻辑。直至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心论思想在经济理论与实践中近乎压倒一切。

事实上，财富增长是导致幸福感提升的工具价值或手段之一，人类幸福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或终极目的。经济发展、资源配置与利用等所有关键经济问题的解决，最终都要看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目标的实现。假如“经济有增长，幸福无提高”，这种增长不是无意义也起码是极其缺乏意义的。假如不明白经济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幸福问题，经济增长只是实现幸福的众多工具手段之一，就会迷失经济增长、发展转型、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根本价值方向，并在遇到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环境损害等矛盾时，缺乏根本性的科学取舍原则。近年来，体验经济学提出的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对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的终极目的意义，不仅指明了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方向，同时也有助于经济学更好发挥为人类谋福祉、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功能。如果经济学脱离幸福的终极价值命题，可能最终会导致它不知所终！

为此，本章将就建立幸福经济学学科及其经济学与人类幸福的相关关系问题进行导论性叙述，就其中的相关核心问题进行释疑，以便读者能够对本书的理论思维、框架结构及经济学观点有个基础性了解。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幸福并以幸福为终极目的？经济与幸福的关系以及经济在幸福中具有怎样的位置？作为主观的快乐与幸福感“因何可以”与“如何能够”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幸福的可测量性与测不准问题？以及幸福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幸福经济学与快乐产业发展的关系等。

依据边沁乃至古希腊以来形成的惯例，本书将幸福与快乐概念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并根据快乐与幸福在心理测量与汉语使用中显示的某些习惯性偏好与差异，在不同地方并行或互换使用幸福与快乐概念。

最近20年，经济与快乐、幸福与经济学、经济与幸福、幸福经济学等为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出现得越来越频繁。[1][2]这里，笔者还不敢把幸福经济学称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这正是本书力图解决的问题之一。一方面，幸福理论在国内外确乎日益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其他社会科学的“母学”、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3]另一方面，幸福对于中国经济学而言仍然是个近乎陌生的话题，国内经济学界对幸福（重新）进入经济学的态度褒贬不一，尤其是对是否需要有幸福（快乐）经济学的质疑与争议更大。[4]这些质疑对当下的中国乃至国际经济学的发展显然是必要的。真理，只有在理论质疑与反复的实践中才能辨明。

幸福之于国内经济学研究一直不被重视。直到2002年10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因研究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等经济行为心理问题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人类经济行为的终极价值问题，并随着收入—幸福悖论研究的实证分析数据陆续出世，而逐渐重视起来。

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得不告诉的人类行为的永恒真理与终极目的——幸福——除非有一天人类的基因变异得没有苦乐情感；这是经济学研究人类行为的一个永恒主题——幸福——否则，经济学研究的财富增长最终将不知所终！

在本书开始时，有必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性释疑与说明，以厘清幸福与经济学研究关系的理论问题。本章着重讨论与解答幸福经济学（亦作快乐经济学）“因何可以”与“如何能够”成立的几个核心理论问题。辨析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经济学与人类幸福的关系，经济学的理论本源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幸福经济学学科体系构建，乃至形成幸福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与政府善治目标，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把经济发展与人类幸福结合起来并将其置入经济学的问题视域，这是一件重要事情。因为，它把当下与未来世界发展面临的两大核心问题“经济发展与人类幸福”维系了起来。快乐与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问题，而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却偏离了这个目标。南辕北辙的非理性发展、盲目的GDP崇拜、极端放纵的金融机会主义已经造成了极其巨大而高昂的民生福祉牺牲代价！由于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幸福经济学理论体系并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国内外经济学者中对此仍然存在诸多疑虑。这种疑虑有些是来自对经济问题的人类行为本源不够透解，有些则是来自对经济集团利益的狭义辩护。因此，本书有必要对涉及幸福经济学的相关问题进行导论性叙述与解答，介绍相关的幸福经济学背景知识，减少读者对此的疑虑，增加人们阅读本书的幸福感与对相关理论需求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