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对象、概况及研究价值

一 研究对象及概况

明清汉语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它不仅是上承唐宋元汉语、下启现代汉语的枢纽，而且是大量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词汇的直接源头。明清汉语的南北差异非常显著，明人张位有言：“大约江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问奇集·各地乡音》）今人吕叔湘（1985：58）亦明确指出，随着金、元两代入据中原，燕京一带的方言（现在北方系官话的前身）才通行到大江南北，至明清时期官话方言已经区分为南、北两系。南北之间“未易通”的不只是语音，词汇亦然。但是迄今为止，明清南北词汇的具体差异并不清楚。

汉语自古就存在方言差别，但明确提出汉语有南北差异并加以重视，是从中古开始的（刘晓南，2003）。颜之推“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的记载，就是其中的代表。直至清代依然有南北官话“音、声、韵仍有互异”的记载（高静亭《正音撮要》）。可惜的是，古人只是指出南北的不同，但具体情形如何，大多语焉不详。

历史语言学家们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要关注汉语史上的方言差异，如徐通锵（2008：152）在讨论《切韵》的性质与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时，明确指出：“汉语有方言分歧，自古而然，不能设想在古时候没有方言分歧，而在《切韵》以后才有方言的差异。因此在语言史的研究中不仅以今证古的‘回顾’的路子要把空间的差异和时间的发展序列结合起来，而且在运用‘历史上的旧材料’的时候也不能忘记汉语有方言的差异，同样需要把时间的因素和空间的因素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在运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文字、文献材料的时候脑子里也要有语言发展的观念，注意文献资料中所隐含的方言差异，不然有可能把语言的发展线索简单化。”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差异两个角度，即关注语言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确乎是汉语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且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具体到汉语词汇史而言，明确提出其时代性和地域性的，是汪维辉《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一文。文章指出：“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时代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时段内使用，地域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地域内通行。揭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是词汇史学科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正确训释词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论证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地域性比时代性更难。我们应该承认，由于文献有限，汉语史上有相当多的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已经无法阐明，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一工作的开展。能够大致确定其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词还是数量众多的。对于这样的词，我们应该力求从使用时段和通行地域两个角度给它一个定位。”

蒋绍愚（2017：388）同样指出了研究历史词汇地域性的挑战和机遇所在：“词汇的地域问题，自古就存在。扬雄《方言》，说的就是词汇的地域性。但在先秦和秦汉，能反映不同地域使用不同词汇的语言资料不太多，魏晋南北朝的语言资料大致可以看出南北的差异，而到近代汉语时期，尤其是明清时期，能反映词汇的地域差异的语料就相当丰富了。所以，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更应该兼顾时代和地域。”

近年来，历史汉语南北差异研究已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代表着汉语史向深化和精细化发展的趋势，具体而言：

（一）语音的南北差异研究起步较早，且研究成果丰富。鲁国尧（1991）通过比较宋词韵与金元词韵，揭示出词韵因时地不同而造成的差异；黎新第（1995c）在明确提出明代南方系官话方言的同时，比较了明清时期南北官话方音的差异；李新魁的《近代汉语南北音之大界》、刘晓南的《中古以来的南北方言试说》分别就近代、中古以来南北的语音差异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鲁国尧（2002/2003）从语音角度指出北朝与南朝通语同源不同流的演变事实；刘冠才（2013）通过《颜氏家训》分析了南北朝时期南北韵母的一些差异。

（二）词汇、语法的南北差异研究起步较晚，但已有相关学者进行了一些可贵的探索。汪维辉（2007）为全面揭示中古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和样本；王东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北朝时期南北词语差异研究”（项目号：07CYY018）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张海媚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宋金对峙时期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研究”（项目号：13YJC740134）对第二个“南北朝”的词汇南北差异给予了关注。语法方面，罗素珍、何亚南（2009）探讨了南北朝时期语气词“耳”“乎”的南北差异；萧红（2010）对南北朝通语的第一、第二人称代词进行了对比；刘海平（2012）较详尽地考察了5—6世纪名量结构和比较句的南北差异。

此外，有关明清文献的专书、断代、专题词典和词语诠释的专著数量众多，如王利器（1988）、胡竹安（1989）、白维国（1991）、张季皋（1992）、李申（1992）、曾上炎（1994）、许少峰（1997/2008）、王学奇和王静竹（2002）、石汝杰和宫田一郎（2005）、香坂顺一（1992）等中日学者的成果，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明清词汇的南北差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前贤时彦的研究对我们沾溉良多，但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词汇语法的研究相对薄弱，研究力量的分布不均衡。目前南北差异研究集中在语音方面，词汇、语法刚刚起步。词汇方面只是对南北朝、宋金对峙时期给予了专门的关注，明清时期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与该时期在汉语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符的。随着近代汉语和汉语方言史研究的逐步深入，综合考察、全面比较明清南北词汇的具体差异，已势在必行。

第二，理论解释比较欠缺，语言学价值的挖掘滞后。重视语言事实的描写，是汉语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不过，现在的研究已经不能停留于此。目前历史汉语南北差异研究偏重于语言现象的描写，对造成差异的原因探究较少，理论阐释还很薄弱，隐藏于差异背后的机制和规律亦被忽略；研究仅停留在汉语本体层面，未能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背景中进行观察，未能发挥对语言学的应有贡献。

鉴于以上方面，本书拟立足于明清南北文献的详尽考察，对南北词汇进行全面整理和系统比较，揭示南北词汇的具体差别；充分利用汉语史语料和古今方言资料，着力考察明清南北词语的历史源流，对造成词汇南北差异的原因和差异本身所蕴含的语言学价值进行探究和开掘，对明清官话基础方言及文献的方言成分等问题做出考证。

二 研究价值

词汇的地域差异一直是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一）能全面、直观地再现明清时期南北词语的差异。目前尚未见到对明清词汇南北差异进行全面考察的专门研究成果，因此本研究能够使人们对这个近六百年来一直模糊的重要语言现象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为构建科学的汉语词汇史提供近代汉语时期的资料，并加深对现代方言差异的理解。

（二）能为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和理论依据。现代吴语和北方一些方言中保留了很多明清词语，本研究能为不少方言词找到历史源头和例证，廓清以往历史方言词认识上的误区；能够更大程度地避免以今（方言）律古（方言）的弊病，为历史方言词研究提供深刻的理论思考。

（三）察古可以明今，有助于推动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现代汉语中大量的常用词能够通过明清南北文献追溯其方言来源和地域变迁。如陆容《菽园杂记》：“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记录了现代常用词“筷子”的产生情况；《老乞大》诸版本显示“筷子”突破吴语并于18世纪中叶在北方官话中取代了“箸”，元代《原本老乞大》、明代《老乞大谚解》中的“红漆箸”“铜箸”“着箸子搅动”到清代《老乞大新释》《重刊老乞大》一律改为“红漆快子”“铜快子”“把快子搅动”。由此可窥知本研究于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性。

（四）能为辞书编纂、文献阅读服务。通过挖掘一大批始见于明清南北文献的新词新义，能增补、修订大型辞书。如“流水”：赶紧、迅速。《型世言》第21回：“蓝氏见了，流水跑下楼来。”《汉语大词典》未收此义项；“巴数”：数落、责骂。《聊斋俚曲集·姑妇曲》第1回：“大成巴数了一阵。”《大词典》未收此词；“巴斗”：一种用竹、藤或柳条编制而成的底为半球形的容器，《大词典》举《老残游记》例，其实明代已有用例，《醒世恒言》卷十八：“车轴滚在壁边，有巴斗粗大。”

（五）有助于加强历史汉语地域差异的理论阐释和语言学价值的发掘。本书对造成南北词汇差异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与解释，能促进学界对历史汉语地域差异理论阐释的重视；同时，汉语的南北对立正是“亚洲大陆语言的南北对立和推移”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桥本万太郎，2008），因此，本书从汉语史角度关注这一对立和推移的形成过程，对语言地理类型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本书还能为明清官话基础方言和文献方言成分的考证提供不少有价值的词汇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