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时期文学的复兴
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毕竟是影响深远的，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吃过了历史的苦果之后，走到新时期的人们终于自觉不自觉地重新认识了“五四”文学传统的不朽价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生的文学，无论在话语方式还是精神印痕上，几乎都是从回归“启蒙主义”传统开始的。在刘心武的《班主任》中，好学生谢慧敏和坏孩子宋宝琦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但在“蒙昧”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就是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活动的反映。更有典范意味的是，张老师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始终处于作品的中心位置，为“救救孩子”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这恰好表现了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活动中的特殊重要性。“五四”以来，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在启蒙中扮演过先行者的角色，他们既有殉道者的悲壮与执着，也有教师的循循诱导，更有思想家的深沉、睿智与特立独行。因之，这篇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也是新启蒙文学开始的标志，是它接通了与“五四”传统的血脉联系。紧接着，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韩少功、冯骥才、卢新华等大批作家纷纷涌现，他们几乎都是在借着鲁迅的话语，述说着对人的尊严和健康人性的期待。这是一些久违的声音了：以《灵与肉》为代表，张贤亮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大动荡的时代求生存和追求人格独立的心灵透视，在几近宗教式的谶语里，明显留有魏连殳、子君等鲁迅笔下知识者的精神痛苦。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二十多年畸形生活的梳理，更从社会意识形态的层面来思索那一代人的悲剧，呼唤从政治生活中还原人性的自由。而一些反思“文化大革命”伤痕的作品，则较多从人性中的缺陷和国民心理痼疾方面展开思考。他们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灾难，不仅仅是由政治、政治家的错误酿成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宗法制的统治，人性中产生了浓重的“主奴根性”，即鲁迅所说的“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天然地具有欺侮弱者和整人的文化心理。在这方面，冯骥才的《啊》揭示得最深刻。
《啊》用标本取样的方式，再现了一个单位“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斗争的过程，探讨了隐藏在群众中的搞这种运动的内在动力。小说中的贾大真是某科研单位的政工组长，平素本来是个很不起眼的角色，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却成了单位里左右一切的要人。在吴仲义因丢失一封重要信件而失魂落魄的时候，贾大真用尽欺诈和恐吓的办法，力图将吴仲义置于死地。贾大真无疑就是宗法制传统造就的怪物，他在正常生活中总感到寂寞无聊，而一有运动，立刻就像吸了鸦片一样兴奋起来，不分昼夜地制订计划、发动群众、寻找目标、收集证据，“一连串整垮、整倒、征服别人，构成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以整人为目的，就在被整人的极度痛苦中获得快乐和满足。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赵昌则是一个帮凶的形象。赵昌和吴仲义本来是一对好朋友，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自保，他竟两次下手搞吴仲义，将吴仲义推向深渊。赵昌本是一个弱者，但是面对强权，他不是奋起抗恶，而是将自己可能承受的灾难转嫁给同类，甚至是正在挨整的更弱者，这是国民性中一种十分可怕的阴暗心理。这显然都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在人性中造成的精神创伤。在这样的国民中，即使没有来自上头的启动，也存在着产生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运动的潜能。因而“文化大革命”既是政治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
同时产生的《伤痕》《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达造屋》《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一大批产生轰动效应的佳作，无不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中蕴藉着人文精神的力量。就主导倾向而言，虽然作品大多还只是停留在对“左”倾思想“伤痕”的清算上，不大注意像《啊》那样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揭示生活的原色，但它们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和精神昏聩蒙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愿望，却无疑是鲁迅“五四”文学传统的延续。这是这些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的根本所在。
“五四”传统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延续，最明显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化热”而兴起的“寻根文学”。“寻根文学”主要来自拉美作家关于印第安文化阐扬的启示，但当人们开始从长长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中国人生存的深层文化问题时，却又自觉不自觉地把鲁迅当作灵魂的先导。韩少功《爸爸爸》中以大写意的方式塑造的丙崽，许多人一眼就看出了他与阿Q的历史联系，丙崽混世处世的两句格言“爸爸爸，爸爸爸”和“×妈妈，×妈妈”，正是集中地反映了像阿Q一样的具有奴性和专制性的精神实质。丙崽赶不尽也杀不绝，即使拿他的脑袋祭了神，其幽灵仍然会在山林间徘徊。丙崽生活的鸡头寨，也像一块活化石一样凝聚着民族文化中“惰性”的沉积：时间似乎在这山林的深处滞止了，从古到今，尽管无尽的天灾人祸曾逼迫着人们不断地迁徙，然而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观念情感、民风俚俗，包括极其低下的耕作方式、鬼神崇拜、禁忌法规以及寨子与寨子之间无休无止的打冤家等，好像毫无变化。丙崽和鸡头寨是“纯种”的民族文化遗迹，它超越了时间的风化，在“文化隔离”中悄无声息地存留了下来，它早已失掉了生机和活力，只能是可供鉴赏的“活古董”。王安忆《小鲍庄》中的小鲍庄人，仍然受着封建意识的严重制约，主人公捞渣是个“仁义”的化身，他长相仁义，举止仁义，为仁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他的仁义之心与仁义之举，竟被新时代的人们视为“共产主义思想”而广泛宣扬，他并在身后受到了迁坟立碑的礼遇。封建意识夹杂着愚昧无知，说不清是一种怎样的浑浑噩噩。尤其发人深省的是，在小鲍庄内温情脉脉的血亲宗族关系背后，隐藏着许多令人胆寒的劣行，像鲍秉德的妻子因为一再生死胎，就不见融入家庭和宗亲，被折磨得疯癫而致死；鲍彦山的妻子对童养媳十分尖酸刻毒；小鲍庄的许多人都欺辱倒插门的拾来，以及对“文疯子”鲍仁文的鄙夷与排斥，等等，都显示了这种“仁”文化的阴暗和残忍。《小鲍庄》的内涵尽管十分丰富，但其主旨无疑是要在中国正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阐释民族的根性与特质，即考察儒学的核心命题“仁”在国民无意识心理中内化的程度，以及它的正面和负面，特别是负面的影响。写于“寻根文学”呼声最高时期的王蒙《活动变人形》，把审美批判精神贯穿到了那酱缸般的封建文化的最深层：对生命力的压抑和生命的扼杀。主人公倪吾诚虽然是西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但由于已经开始瓦解的封建文化仍然紧紧地束缚和吞噬着他——犹如还在少年时母亲对他所进行的吸鸦片和手淫的教唆，他的生命力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都受到扼杀，变得不能选择、不能应变、不能发展、缺乏自信心和自决能力。在现代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他自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成为孔乙己式的悲剧人物。
当然，“寻根文学”的美学意蕴绝非这样单一，有的作品不乏爱国主义的礼赞，不乏儒、道文化强大生命力的阐扬，不乏底层民风的讴歌，不乏对敦厚、善良、吃苦、耐劳等民族文化精神的诗一般的肯定与传达；也有的注重以现代人的感受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诸如考察原始大自然，考释民族文化资料等。然而对当代生活、特别是民族心理中所存在的旧文化因素的挖掘与批判，无疑是其创作的主体。“寻根文学”的最初动因，是想以“寻根”的文本来弘扬民族的地域文化，弥合由“五四”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文化断裂带”[14]。写作者曾经相信，他们对祖先历史文化的发掘和寻找可以直接服务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启蒙与文化重建。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当他们把审美的目光投向某些积存了古老民俗与风情的“文化板块”和生活在这里的那些“先祖遗民”时，却无法不感到心虚和困惑。韩少功在《归去来》中面对传统文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就再恰当不过地揭示了“寻根”作家的难堪而又矛盾的心境，无论是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与李杭育的“最后一个”系列流露出的失落感，还是阿城《孩子王》关于渴望文明的叙述和作为“寻根小说”殿军的莫言“种的退化”的悲哀，均是其内在矛盾的形象化表现。这次由作家发动的理论运动，主旨就恰恰在其文本的悖反中悄然冰释。可见，不少作家对鲁迅的重复是不十分情愿和自觉的，但又是无可奈何无法绕过的。这又一次反映出“五四”传统的可贵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伤痕文学”与“寻根文学”（本质上都是以人文精神为支点的启蒙活动）的发展都是不很彻底的，尤其是后者，它像阵雨一样刚刚渗润进大地的表层之后，就迅速烟消云散了。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生活中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外，商品经济对它发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商品经济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也确实给文化、时尚等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过分膨胀的物质欲已经导致了不同程度的人性的异化和社会道德的沦丧。反映在文学领域，俗化、商品化和人文精神的淡化，便成为一种潮流，至少在表面上不少作家已失去了对生存价值的关注，表现出一种“躲避崇高”、放弃责任、存在迷失的精神状态。这就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文学创作的不景气。
在此状况下，鲁迅和人文精神的话题又不断地被人们提及。1993年6月，由《上海文学》，在全国展开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历时两三年之久的讨论尽管议锋驳杂、争异颇多，但意欲重振鲁迅精神、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和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想，却是一致的。孙郁说：鲁迅精神“这份遗产的最大价值在于，他对人类僵硬的文化惰性核心，是一个异端，它的意义就是消解惰性的核心，把人从物化和非人道的文化程序中拯救出来”[15]。这就把鲁迅精神的当代性的话题明确化和深入化了。如果说，前两次的“文学启蒙”活动是在反“左”和声讨“文化大革命”罪行结成的“契约情势”基础上的“集体无意识”行为，那么，这一次的大讨论则十分理性化并逐渐化解为文人个体对当前文学位置及其作用的独立思考和重新审定，进而清醒地意识到了20世纪人文启蒙所应关注生存危机和生存价值的最基本命题。从张炜的《家族》、格非的《欲望的旗帜》、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张欣的《岁月无敌》、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陈建功的《放生》等优秀小说中，可以看出它所导致的创作精神面貌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文学由流俗和消解、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这当然不是对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而是以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为坐标，对现实与现世的种种生活状态，展开纵横捭阖地评说和历史地、哲学地批判；第二，在这种评判中，他们已不再过于苛求人的生存环境、现实变迁以及政治话语所辐射的权威意识形态，而是侧重关注支撑人的存在的精神支点，其中既有对颓废的、无望的、带着世纪末悲观情调的绝望的呐喊与战栗，更拥有浓郁的人文关怀，闪耀着人类引以为自豪的生命向力；第三，追求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表达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忧虑。统而观之，虽然很难说明这些作品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具体联系（其中新时期关于环境意识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则是“五四”文学所不具备的），但作家在内在精神上的对启蒙主义的执着追求和张扬文学的人文本质，却无疑受到“五四”传统的“照彻”。正如张炜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所说：“‘五四’是有光芒的，光芒照彻了愚昧。当时的中国文化界需要这种光芒。如果今天有人说在这光芒下还应作点什么，寻找点什么，这是正常的。如果要从根本上遮去这光芒，就未免有点意气用事和昏聩。”这就清楚地揭示了它们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既受“五四”润泽，又有新的、服务于现阶段时代要求的独特贡献。中国新文学的未来前途，也即在这里。
（1999年5月）
[1] 《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2] 《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3] 《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
[4]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5] 《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
[6] 《忽然想到（5至6）》，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7]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2页。
[8] 《大众文艺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885页。
[9] 分别见《文学革命之回顾》，载《文艺讲座》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30年版；《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
[10] 《蒋光慈文集》第4卷，第124页。
[11] 《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12] 《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2页。
[13] 《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14] 郑义：《跨越文化的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
[15] 《当代文学与鲁迅传统》，《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作家有关这方面的言论还很多，例如，张承志说，当下文坛最需要的是树起鲁迅精神的旗帜，“使耻者有所忌惮”（《新华文摘》1994年第11期）。童庆炳说，“鲁迅二三十年代所说的话并没有过时”，通过文艺来“改良这人生”“仍然是鲁迅对当代文艺家的恳切呼唤”（《文艺研究》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