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波斯志》所承袭的波斯史叙述传统

一 古希腊诗体文学、史学中的性别倒置修辞手法与帝王劝诫主题

根据上文的分析来看，正如英国古典学者卢埃林—琼斯（Lloyd Llewellyn-Jones）所言，泰西阿斯对其笔下的东方形象并无刻意贬低之意。[311]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这部融合了古老东方传说、希罗多德等人史料信息与作者亲身见闻的庞杂波斯志作品在体例与叙述手法上确实并不完全符合19世纪以来专业化史学作品的特征，与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年代相近的阿提卡史家的作品相比也存在着鲜明的特色。首先，泰西阿斯对史料的组织方式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后世的节录者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波斯志》中大段摘抄出尼努斯、塞米拉米斯、麦伽布祖斯、居鲁士、帕吕萨提斯等政治家、军事将领的个人传记，并借助阿斯帕米特瑞斯（Aspamitres）、阿托克萨瑞斯（Artoxares）、阿提巴尔扎尼斯（Artibarzanes）、阿特乌斯（Athous）、萨提巴扎尼斯（Satibarzanes）和玛萨巴特斯（Masabates）等一系列宦官的名字去了解波斯宫廷政治的变迁历程，[312]却很难通过这些文字对当时亚述、波斯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规章、经济生产、对外关系等在现当代史学中受到关注的方面形成系统的认识。其次，对宫廷斗争、刑罚执行、军事冲突等事件的修辞性渲染与戏剧性场景描写在《波斯志》中占据了很大比重，性别倒置手法的频繁运用便是这种戏剧化特征的典型反映。再次，泰西阿斯往往会对自己笔下的中心人物——男性或女性的政治家们的功绩与污点进行脸谱化的处理，使之成为一种带有垂训意味的道德范例。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雅各比、德鲁兹等接受过严格客观主义史学训练的学者们对“泰西阿斯史学流派”的贬低与轻视——狭窄的视野、文学化描写与道德论倾向都是20世纪前期追求“如实直书”的欧美历史科学天然的批判对象。然而，以此为依据去指责、否定泰西阿斯著述劳动成果的做法则是反历史的。作为一名来自古老的多利亚（Dorian）殖民城市克尼多斯的医生[313]和亲斯巴达派，[314]泰西阿斯本来就没有理由甚至机会去阅读或效法当时刚刚完成不久、尚未广为人知和得到时间检验的修昔底德、色诺芬等阿提卡史家的著作。在现存的《波斯志》与《印度志》残篇中，泰西阿斯从未提及修昔底德的名字；而在涉及色诺芬《长征记》中详细记载的库纳克萨战役时，泰西阿斯提供的描述体系迥异于色诺芬的版本，[315]可见他并不知晓或不信赖色诺芬的历史著作。笔者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初撰述《波斯志》时，泰西阿斯有条件参考的前人著作主要包括“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和以波斯历史或希波战争为题材的希腊古风、古典早期诗歌文学作品。在很多方面，后者所提供信息的丰富程度与对泰西阿斯《波斯志》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前者。

事实上，最早将泰西阿斯视为东方主义源头的桑奇希—魏登伯格已经提出过文学传统对泰西阿斯作品中的性别倒置手法产生影响的可能，但却认为这种观点在短期内还只能作为人类学家所提出的一种假说。[316]然而，文献证据表明，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同希腊早期诗歌传统的渊源早在罗马帝国前期就已被身处希腊文化环境之内的文学批评家们明确意识到了。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在《论文风》（De elocutione）中评价泰西阿斯的作品风格时写道：

Καὶ ὅλως δὲ ὁ ποιητὴς οὗτος（ποιητὴν γὰρ αὐτὸν καλοίη τις ἂν εἰκότως）ἐναργείας δημιουργόςἐστινἐν τῇγραφῇσυμπάσῃ.

概言之，这位诗人（因为有理由把他称为诗人）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是一位擅长描述生动场景的大师。[317]

值得注意的是，对泰西阿斯的“诗人”评价并非德米特里乌斯的专利。琉善（Lucian）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将泰西阿斯与希罗多德明确称为荷马与抒情诗人们的后继者；[318]斯特拉波（Strabo）在《地理学》（Geographica）中同样把泰西阿斯同荷马（Homer）、赫西俄德（Hesiod）、阿尔克曼（Alcman）、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等诗人放在一起进行评论。[319]尽管琉善和斯特拉波并未将泰西阿斯直呼为诗人，但他们无疑都承认泰西阿斯的散文体《波斯志》同之前诗歌作品的渊源关系，或至少是内在相似性。在雅各比等研究希腊史学的专业学者眼中，将历史学家同诗人混为一谈的做法显然是不能接受的。[320]然而，笔者认为，德米特里乌斯等人的认识如实反映了泰西阿斯《波斯志》的文化渊源：尽管当今国际学术界对于《波斯志》应归入史学作品还是文学著作这一问题尚未达成统一意见，[321]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古希腊文学史上的波斯志集大成之作正是在古风时代与古典早期的诗歌文学传统与希罗多德史著的共同影响下问世的。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古风、古典早期的希腊诗体文学传统的话，我们会发现，性别倒置的手法在大量与“东方”并无直接关联的古希腊戏剧篇章中其实相当常见。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悲剧《阿伽门农》（Agamemnon）结尾部分，作者通过扣人心弦的对话，描述了凶恶的王后克吕泰姆涅斯特拉（Clytemnestra）在浴室中杀害远征归来、手无寸铁的丈夫阿伽门农的戏剧化场景；[322]而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酒神的伴侣》（Bacchae）中，底比斯（Thebes）君主潘特乌斯（Pentheus）则是在男扮女装的情况下，以手无寸铁的“女性”身份被疯狂凶恶的、男性化的酒神女信徒们残忍地杀害的；[323]同属欧里庇得斯作品的《美狄亚》（Medea）同样对满怀复仇欲望的美狄亚进行了男性化的艺术处理。[324]而在留存至今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喜剧作品中，为追求戏谑、讽刺等戏剧化效果而故意采用性别倒置的手法同样常见：《骑士》（Equites）对雅典政客克勒昂（Cleon）进行了女性化的丑化处理；[325]而《吕西斯特拉特》（Lysistrata）、《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公民大会妇女》（Ecclesiazusae）等带有荒诞色彩的喜剧完全是以性别倒置作为剧本情节展开的基础的。可见，性别倒置的修辞手法原本就是古希腊诗体文学中十分常用的写作技巧，可以在高度戏剧化的场景中起到渲染恐怖、悲壮氛围或实现戏谑、讽刺效果的作用；而在上述几个例子中，除来自黑海地区的可怕女性美狄亚（但欧里庇得斯对美狄亚也并非全无同情之心，参见Eur.Med.465-660）外，被性别倒置的克吕泰姆涅斯特拉、潘特乌斯、克勒昂、吕西斯特拉特等角色都无法同东方世界和作者的东方主义写作动机建立起直接联系。这些性别倒置手法的运用当然并不意味着作者对现实生活中雅典、斯巴达等社会中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认可或忧虑；它们所刻意强调的恰恰是与读者、观众日常生活经验相悖的特殊性或戏剧性，从而增强作品的文学可读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泰西阿斯的前辈，“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同样在其史作中运用过性别倒置的写作手法。在希罗多德《历史》卷一的情节叙述中，归顺居鲁士的吕底亚君主克洛伊索斯（Croesus）曾建议前者对吕底亚人进行移风易俗，要求他们不再随身携带武器，并在袍子里面穿上内衣，脚上穿高筒靴，教授儿子们弹里拉琴、唱歌、跳舞和叫卖商品。这样一来，吕底亚人便会“从男子变成女子（γυναῖκαςἀντ'ἀνδρῶν…γεγονότας）”，再也不会发动暴乱了。[326]无独有偶，希罗多德笔下的哈里卡纳索斯（Halicarnassus）女王阿尔特米希娅（Artemisia）也在撒拉米斯（Salamis）海战中扮演了男性英雄的形象，一度令与自己对阵的雅典男性军人恼羞成怒。[327]无论后人看到的这些材料来自希罗多德对自身史源的忠实复述还是史家本人的艺术加工，它们都可以证明，作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同样将这种性别倒置的艺术技巧视为可以增强历史著作趣味性与可读性的“合法”手段。泰西阿斯与希罗多德的区别仅仅在于大大增加了这种性别倒置情节在其作品中的比例与重要程度而已。

与此相似，《波斯志》中对东方君主功业的赞颂和对其恶行的道德批判同样是古风时代与古典早期希腊诗歌的基本功能之一。在《神谱》（Theogonia）的开篇处，赫西俄德诠释了宙斯、缪斯（Muses）、帝王与诗人四者间的平行对应关系：缪斯是宙斯与其他天神功业的讴歌者；缪斯将创作诗歌的神圣天赋赋予诗人，命令他去歌唱帝王统治下的凡俗世界中正在发生的和业已发生的事迹；这种诗才既可以被用来编造谎言，也可以道出世俗历史中的各种真相。[328]可见，诗人既是侍奉、赞美帝王的奴仆，又拥有直接得自上天的神圣天赋，并借此取得了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赞美、告诫甚至贬损帝王功业的自由权利。在古典时期的哲学、历史作品中，诗人面见君主并大胆地对后者进行道德劝诫已成为十分常见的定式与套路，希罗多德笔下梭伦（Solon）与吕底亚（Lydia）君主克洛伊索斯的相遇[329]和色诺芬《希耶罗》（Hiero）中诗人西蒙尼德斯（Σιμωνίδηςὁποιητής）与僭主希耶罗（Ἱέρωνὁτύραννος）的会面[330]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而诗人与统治者间这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在现实诗歌创作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诗人品达（Pindar）便在《皮提亚颂歌》中分别对僣主希耶罗和阿尔克西拉斯（Alcesilas）的道德操守与政策制定提出了劝诫；[331]另一位抒情诗人巴库利德斯（Bacchylides）也在现存残篇中歌颂过僭主希耶罗慷慨大方的优秀品质。[332]根据晚出史料的记载，为了争取得到僭主希耶罗的重视与赏识，品达与巴库利德斯两人长期不和，彼此冷嘲热讽。[333]埃斯库罗斯则在悲剧《波斯人》（Persae）中对功业卓著的历位波斯先王和薛西斯的庸碌无能进行了对比式的评述。[334]而在希罗多德的史著中，对克洛伊索斯、[335]居鲁士、[336]冈比西斯（Cambyses）、[337]薛西斯[338]等东方君主功业与政治统治成就的道德论评价同样大量存在。要之，从道德论角度出发，对帝王的举止与政策进行褒贬原本就是古希腊诗歌文学与希罗多德史学所承担的一项基本职能，同样不是到了泰西阿斯动笔讴歌居鲁士的宽仁、贬抑帕吕萨提斯的残暴的公元前4世纪初才出现的新现象。

在当代的泰西阿斯研究者中，荷兰学者斯特龙克（Jan P.Stronk）较为清晰地认识到了《波斯志》中所包含的古希腊诗歌传统元素，[339]指出不能简单地将现代历史学的标准套用于对泰西阿斯作品的评价。[340]然而，笔者认为，斯特龙克提供的解释模式同样存在着不尽完善之处：一方面，他似乎未能意识到这种诗歌传统与多位当代古典学者在《波斯志》中予以严厉批判的“东方主义”元素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他对希罗多德史学传统与诗歌传统关系的判断是错误的。根据斯特龙克的解读，泰西阿斯运用了古风、古典时代诗歌文学中的修辞学元素对希罗多德所创立的、不含杂质的“正统”史学体裁进行了改造。[341]这种观点将古希腊的诗歌文学同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史学简单对立了起来。按照这种说法，泰西阿斯仍是希罗多德以降的古希腊史学传统的背叛者，而他对原本正在走向成熟的史学体裁的诗歌化改造也不过是在做一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无用功。在笔者看来，斯特龙克的解释模式忽略了古希腊波斯史叙述模式中文学与史学元素原本不可割裂的密切联系：古希腊波斯志体裁的发展历程可以证明，泰西阿斯并不是希罗多德的背叛者；这两位作家都是从古风时代直至亚历山大东征前夕古希腊波斯史叙述传统的重要继承者与发扬者。

二 古希腊人波斯记忆的文学渊源

问世于公元前430—前425年间的希罗多德《历史》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以波斯帝国为主要描述对象的史著，但这部作品远远不是古希腊人波斯记忆的最初源泉。[342]早在希波战争爆发之前，亚述帝国的个别人物、城市名称已在希腊诗歌残篇中出现。[343]于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创作于米利都（Miletus）的六音步体诗《弗库利德斯》（Phocylides）即提到了传说中的亚述开国君主尼努斯。[344]希波战争对希腊社会的深刻影响激发了希腊诗人们对波斯帝国的强烈兴趣，[345]一系列与波斯或希波战争相关的诗体作品在战后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现存古典文本中保存了多篇为希波战争所作的纪念性短诗；[346]诗人西蒙尼德斯用多利亚方言创作过一部业已失传的、题名为《冈比西斯与大流士王》的叙事诗和描写撒拉米斯、阿尔特米修姆（Artemisium）两场海战的哀歌体诗歌；[347]西蒙尼德斯另一部以普拉提亚战役为题材的诗作似乎采用了与埃斯库罗斯《波斯人》如出一辙的叙事模式。[348]品达在《皮提亚颂歌》中提到过撒拉米斯海战和与波斯作战过的吕底亚君主克洛伊索斯。[349]萨摩斯人侯埃里鲁斯（Choerilus）在5世纪末创作过以波斯史为主题的史诗。[350]生活年代略早于埃斯库罗斯的雅典悲剧诗人弗吕尼库斯（Phrynichus）以波斯帝国入侵小亚细亚希腊殖民地的历史事件为主题，创作了悲剧《米利都的陷落》;[351]他的另一部悲剧《腓尼基妇女》的现存残篇中同样提及了波斯与薛西斯的使节；[352]他还同抗击波斯的英雄、雅典政治家铁米斯托克里（Themistocles）合作导演过悲剧。[353]在第一部几乎完整地保存至今的阿提卡悲剧《波斯人》[354]中，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性别对立、[355]以女性身份秉持朝纲的太后阿托萨（Atossa）[356]等泰西阿斯《波斯志》中的所谓“东方主义”元素业已出现。大量证据表明，对于在公元前392年之后完成《波斯志》创作的克尼多斯医生、亲斯巴达派泰西阿斯而言，他所能读到或听说过的、用希腊语撰写的波斯史资料必然是以诗歌作品为主的。

在希腊散文作家中，希罗多德同样不是描述波斯事务的第一人。早在公元前470年之前，卡吕安达的斯库拉克斯（Scylax of Caryanda）很可能已在一篇集中叙述米拉萨僣主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 of Mylasa）的散文中记载过后者参加反抗波斯统治的爱奥尼亚暴动的事件。[357]出生于公元前520年前后的米利都人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Miletus）写过一部散文体的《波斯志》;[358]此后，可能出生于公元前490年左右的列斯波斯岛人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 of Lesbos）[359]和另一位公元前5世纪作家、兰普萨库斯人查戎（Charon of Lampsacus）[360]同样写过散文体的《波斯志》作品。从现存残篇的性质看，这些早期的波斯志作品大多文字简约、篇幅不大、侧重于对东方神话传说的收集，[361]并且与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同样遵循着将亚述、米底帝国纳入波斯志范畴的材料处理方式。[362]雅各比曾断言上述三人的波斯志作品均成书于希罗多德《历史》之后；[363]但日后对这些早期《波斯志》逐一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德鲁兹与塔普林（Tuplin）则认为不能排除它们成书于《历史》之前的可能。[364]无论如何，这些文学色彩浓厚的早期散文体波斯志作品无疑同之前的、以波斯帝国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和之后的泰西阿斯《波斯志》存在着密切的传承关系，构成了衔接泰西阿斯《波斯志》与题材近似的早期诗歌文学作品之间的桥梁。

希罗多德《历史》的问世标志着古希腊波斯史叙述模式乃至古希腊史学萌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希罗多德的叙史模式改变了赫卡泰奥斯（Hecataeus）和早期波斯志作者采用的、零散解释各地风土掌故与知名人物的民族志编撰方法，在《历史》的后半部分确立了以叙述事件为中心，追溯历史进程的来龙去脉与因果联系的史学撰述模式，并在史料的去伪存真、考辨源流等方面达到了远远超越前代史话家的水平。从这两层意义上讲，希罗多德是当之无愧的“史学之父”。然而，中外学者们早已认识到，即便希罗多德所代表的史学体裁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来自史诗的许多文学、修辞学元素。[365]事实上，希罗多德同样是希腊古风、古典早期诗体文学与散文体波斯志中波斯史叙述模式的继承者与发扬者。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一书对性别倒置的修辞手法与褒贬人物的道德论等希腊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狄奥尼修斯等波斯志作家材料的使用。除此之外，《历史》前四卷中对波斯帝国境内各地区风土人情连篇累牍的报道表明，他并未完全推翻传统民族志的体例模式；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技巧广泛借鉴了古希腊史诗、悲剧、喜剧、民间寓言、哲学与修辞学传统中的各种元素；[366]而他关于东方历史的许多史料也直接取材于安奇洛库斯（Archilochus of Paros）、[367]西蒙尼德斯[368]等抒情诗人的作品。因此，泰西阿斯富于文学修辞色彩的波斯史叙述模式是对同时包括了诗体文学传统与希罗多德本人著作在内的、原本就具有高度统一性的古希腊文学传统的自然承袭，斯特龙克等人将泰西阿斯描述为希罗多德史学传统背叛者的做法其实是对简单史实的复杂化和一种错误认识。

事实上，在古希腊文学传统中。史诗、抒情诗与悲剧等体裁的诞生与高度成熟要远远早于包括历史、哲学在内的各类散文作品。因此，诗歌体裁的影响在萌芽于公元前5—前4世纪的各类古希腊散文体裁的早期发展阶段均有所体现。古典传记的雏形——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埃瓦戈拉斯》（Evagoras）与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均来自对赞美诗体裁（ἐγκώμιον）的改编；[369]而柏拉图在《理想国》（Respublica）中对诗人的严厉控诉[370]同样反映了早期学园派哲学同古风、古典早期诗歌道德教谕传统之间既相互竞争、又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事实。而古希腊波斯志体裁发展的特殊性则在于，由于希波战争对希腊社会与希腊诗歌文学的强烈影响，以波斯帝国为主题的诗作在战后大量涌现，成为紧随其后兴起的散文体波斯志的直接模板。完成于公元前4世纪初的泰西阿斯《波斯志》正是在结合以波斯为主题的丰富希腊文学传统和作者亲身游历过波斯宫廷的有利条件基础上完成的希腊古典时代波斯志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