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泰西阿斯《波斯志》的“东方主义”及其历史渊源[206]

第一节 泰西阿斯与《波斯志》的“东方主义”源头说

泰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完成于公元前392年之后[207]的《波斯志》（Persica）是希腊古典时期除希罗多德《历史》（Historiae）与色诺芬《远征记》（Anabasis）、《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外仅存的一部以波斯帝国[208]为描述对象、今人仍可大致窥见原书全貌的大部头散文体著作。《波斯志》原书已佚，现今仅存两段纸草残篇和大量辑自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Sicily）、福提乌斯（Photius）等后世作家的转引文字。[209]迟至19世纪末，古典学界对《波斯志》一书的作品性质、撰述动机与史料价值长期褒贬不一。但从20世纪初起，学者们对泰西阿斯《波斯志》的评价逐渐趋于否定，形成了一部从质疑泰西阿斯治史能力、史学视野到批判其史料来源、撰史方法，再到全面否定其历史观的学术批评史。

《希腊历史学家残篇》（Die Fragmente der grieschen Historiker）的编订者斐利克斯·雅各比（Felix Jacob）是这场学术批判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为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的负面评价奠定了基调。[210]他发展了德国史家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对《波斯志》在题材上过于侧重宫廷斗争与血腥场面描写的观点，[211]在为权威的《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wissenschaft）撰写的、洋洋洒洒长达42栏的泰西阿斯词条中将之作为一名不称职的古代史学家予以严厉批判。[212]认为他笔下的波斯历史缺乏真正的史学价值，[213]是对希罗多德波斯史的拙劣抄袭。[214]同时代的学者卡斯帕里（M.Caspari）也认为泰西阿斯的记载荒诞不经，题材过于狭窄；[215]年代稍晚的意大利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A. Momigliano）则直接声称泰西阿斯是名毫无诚信可言的骗子。[216]

到了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德鲁兹（Robert Drews）的名著《古希腊的东方史叙述》（The Greek Accounts of Eastern History）引发了英美学术界对泰西阿斯史料来源与“治史传统”的系统批判。[217]德鲁兹认为，泰西阿斯《波斯志》质量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所掌握的有效信息过于匮乏，[218]为了避免重复希罗多德等“前辈史家”的劳动而被迫转向对宫廷野史的搜集与记载。[219]《波斯志》中充斥着宦官的名字，对“真正重要的大事件（the Great Events，即希波战争）”反而一笔带过；[220]泰西阿斯对薛西斯（Xerxes）之后波斯史的记载聚焦于种种宫廷阴谋与情色丑闻；[221]他笔下的亚述帝国史仅仅是由尼努斯（Ninus）、塞米拉米斯（Semiramis）两位虚构人物的个人英雄事迹和1300年无事可记的空白期构成的；[222]而《波斯志》现存残篇中少有的几处对政治军事史的正面细节描述也被德鲁兹斥为凭空捏造的产物。[223]德鲁兹进一步指出，《波斯志》创作失败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希罗多德所奠定的波斯史叙述传统在泰西阿斯的时代已难以为继，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并被窜入其中的文学因素所污染；[224]二是泰西阿斯本人所采用的史料存在严重缺陷，他声称自己所使用的王室记录其实并不存在，[225]《波斯志》真正的信息来源不过是宫廷厨房中伙夫仆役们的谈资而已，[226]只能代表底层民众对远古历史和宫廷秘闻的主观想象和若干重大波斯史事件的民间叙述版本。[227]同时代的另一位泰西阿斯的主要研究者比格伍德（J.Bigwood）也认为，《波斯志》的史源缺陷导致了书中充斥着数据统计错误、人物张冠李戴、历史情节简单化、年代顺序错乱等弱点，[228]严重削弱了这部著作的史学价值；[229]利用泰西阿斯的记载去检验色诺芬、希罗多德等史家作品可靠性的方法基本是不可取的。[230]埃文斯（J.Evans）甚至指出，“泰西阿斯史学流派”这种将修辞学引入“史学创作”的撰史传统的出现摧残了希罗多德所代表的“正统史学”在公元前4世纪的健康发展。[231]而《波斯志》中偶尔出现的、将尼尼微（Nineveh）置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畔[232]和将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置于撒拉米斯（Salamis）海战之前[233]的常识性错误更是遭到了当代古典学家们的尖刻嘲讽。

然而，泰西阿斯《波斯志》在学术批评界遭遇的厄运还远远没有结束；1978年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引发了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撰史立场的广泛批判。荷兰学者海伦·桑奇希—魏登伯格（Heleen Sancisi-Weerdenburg）成为借用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批判泰西阿斯历史观的第一人。[234]她提出，泰西阿斯是站在希腊人的文化立场上去观察波斯帝国的，他所叙述的内容正是希腊读者或听众们希望从他口中听到的东西；[235]《波斯志》对波斯帝国宫廷斗争进行渲染的用意在于塑造东方世界家国一体、公私不分的“道德错误”，从而替希腊世界论证东方专制统治模式的不合理性。[236]在泰西阿斯笔下，波斯王后与太后们不但时常被卷入种种宫廷阴谋与政治斗争，还往往主动侵夺国王权力去铲除异己、实行恐怖统治。[237]他所描述的东方是由后宫、阉奴、放荡与阴谋等元素构成的，是一个性别倒置的病态世界。泰西阿斯主观建构出来的东方世界构成了在政治上与希腊对立、在文化上劣于希腊的“他者”，成为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东方主义（Orientalism）传统的源头。[238]法国著名波斯史学者布里昂（P.Briant）也支持这种看法，认为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并无波斯官方史料支撑，[239]而他对波斯历史的主观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符合现代“东方主义”的基本特征。[240]布里昂还在于2006年5月在萨尔茨奥堡（Salzau）召开的“泰西阿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倡对泰西阿斯的东方主义历史观展开深入研究。[241]德国学者比希勒（R. Bichler）同样认为泰西阿斯在《波斯志》中建构了文化意义上的“东方（Orient）”形象；[242]他的同胞维瑟霍费尔（J.Wiesehöfer）则指出，泰西阿斯所描述的阴森波斯宫廷正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ischen Despotie）”的缩影。[243]伊琳娜·玛德雷特（Irene Madreiter）在其研究古希腊波斯志体裁的专著中认为，泰西阿斯确实在其《波斯志》中塑造了一个宦官横行、后宫政治占据中心地位的“东方”世界；[244]嗜血成性、恶贯满盈的波斯太后帕吕萨提斯（Parysatis）正是这种邪恶疯癫、变态扭曲的东方专制统治模式的化身。[245]泰西阿斯残篇权威辑本的校订者朗方同样相信，《波斯志》中对波斯宫廷色情、暴力、奢靡场景的渲染缔造了女性化的东方形象，代表着古代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主观想象。[246]

笔者认为，近百年来西方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波斯志》文本的批判既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绩，也在某些方面陷入了误区。不可否认的是，欧美学者们对《波斯志》残篇的整理、考订与研究揭示了这部作品的许多不足之处，纠正了以本书为史料基础所形成的若干错误认识；而针对泰西阿斯的“东方主义渊源论”更是引起了学界对《波斯志》学术史地位和思想特色的高度重视与浓厚兴趣。然而，西方学界在批判泰西阿斯《波斯志》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错误在于：学者们往往会简单套用现当代历史科学标准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去苛责泰西阿斯，并忽视了《波斯志》这部古典著作继承古风、古典早期希腊文学传统的历史必然性。而当前学界几乎众口一词的、对《波斯志》中东方主义思想的指认与批评同样是值得重新反思的。作为方兴未艾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中涌现出的一个主要应用于近现代西方殖民史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新生术语，“东方主义（Orientalism）”尚不具备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精确定义；[247]但当今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波斯志》东方主义特色的具体所指则是明确而一致的。《波斯志》的所谓东方主义特色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波斯志》将一部波澜壮阔、内涵丰富的波斯帝国史简化和丑化成了一部以宦官阉奴、太后王后为中心的宫廷斗争史，贬低了男性波斯君主的主导地位和波斯帝国军事外交、经济社会史本应获得的重要性，将波斯史主观建构成为一部性别角色倒置、家事国事不分的病态历史。

第二，与希罗多德不同，泰西阿斯将波斯树立为一个在政治上与希腊世界敌对、在文化劣于希腊的“他者”，以此来树立希腊人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否定东方专制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波斯志》刻意渲染了波斯帝国宫廷生活的荒淫、残暴、疯癫与奢靡，带有贬低、仇恨东方古老文明的强烈主观感情色彩。

可见，桑奇希—魏登伯格等学者所抛出的“东方主义渊源论”是希腊史学史乃至西方思想文化史范围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值得国内史学界重视与认真思考的。[248]笔者不揣浅陋，仅在此以相关史料文本为基础，提出自己对泰西阿斯所谓“东方主义”思想特色实质与《波斯志》在古希腊文化史上地位的看法，以期得到各方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