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叙巴地区
叙巴地区，是历史上的一个地理名称，由小亚的托罗斯山脉以南、阿拉伯沙漠以北、两河流域以西的由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和狭小的地中海东岸沿海平原组成，既是亚洲、非洲与欧洲的交汇之处，亦是里海、黑海与尼罗河的十字路口。晚期青铜时代的叙巴地区，大致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叙巴地区既是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政治、军事的碰撞区域，也是文化、宗教的汇融地带，更是贸易、交通的天然枢纽，自然而然成为埃及、赫梯、米坦尼、巴比伦、亚述等五大强国争夺的焦点。而叙巴地区城邦的兴起与衰落，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变化轨迹。
“当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满足自己而需要很多人互助的时候，就产生了城邦。”[214]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占据优越地理位置的叙巴地区出现了众多操塞姆语以及操印欧语、胡里语等非塞姆语民族的迁徙浪潮，先后出现巴比罗斯、乌加里特、阿姆如、雅姆哈德、卡开迈什、阿什塔塔、阿拉拉、以色列[215]等众多建有完备城防体系的城市国家，也即城邦。其中乌加里特居民以迦南人和胡里人居多，阿什塔塔的居民则多为西塞姆人和胡里人。阿卡德语为官方通用语言，但是各个城邦也使用其他语言，表现出地域和宗藩特征，例如阿什塔塔文献中既有阿卡德语文献，也有赫梯语、苏美尔语、胡里语文献。很多叙巴城邦的王公贵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埃及语，如写于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的著名文学作品《辛努西的故事》就描述说，当埃及大臣辛努西流落到叙巴地区后惊奇地发现，当地城邦国王竟能用地道的埃及语和他交谈。[216]而当时叙巴地区居民的母语大多属于塞姆语系，在文化和宗教上又与两河流域同源同根。可以说，叙巴地区诸邦之间以及叙巴地区诸邦与塞浦路斯、爱琴诸岛、小亚、埃及、两河流域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所以，无论从地缘政治上，还是文化传统上，叙巴地区诸邦都成为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大文明单元汇聚和交融之地。而在众多城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非乌加里特、巴比罗斯、阿姆如莫属。
一 乌加里特
乌加里特位于今叙利亚北部地中海沿岸奥伦河河口之南的拉斯·沙姆拉城址。[217]约公元前6—前5千纪这里已有人居住。公元前4—前3千纪，随着阿摩利人和迦南人的迁入，乌加里特步入文明时代。公元前18世纪，迦南人在此建立城。[218]公元前14世纪中叶—前12世纪，乌加里特进入鼎盛时期，不仅神庙、宫殿、市政建筑、民用住宅、私人图书馆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国土面积更是达到2000平方千米。
乌加里特地处东地中海世界交通要冲，西与塞浦路斯和爱琴诸岛通过海路相连，南与埃及通过海路和陆路相连，北与小亚南部和东南部、东与两河流域南部和北部通过陆路相连。利用从塞浦路斯进口的铜矿石和本地出产的优质木材，乌加里特的冶铜业、木材加工业和工艺品制造业十分兴旺。为了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维护国际中转贸易的正常运行，阿米什塔姆如一世、尼克马都二世、亚尔哈布、尼克梅帕、阿米什塔姆如二世、伊比拉努、尼克马都三世、阿姆拉庇等8位国王凭借国家雄厚的财力，打造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舰船最多时达150艘。[219]
然而，在五大强国主导的阿玛纳时代，乌加里特自然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是成为埃及和赫梯反复争夺的对象。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四世首次将乌加里特纳入埃及版图。[220]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乌加里特国王阿米什塔姆如一世自称为埃及国王的仆人。乌加里特继任国王，也即阿米什塔姆如一世之子尼克马都二世，仍自称为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继承人埃赫那吞的仆人。[221]尼克马都二世的印玺的纹饰就融合了典型的埃及元素，如用象形文字书写自己的王名。[222]
随着赫梯的崛起和赫梯与埃及争霸局面的形成，乌加里特转而成为赫梯属邦。为了打击埃及在叙巴地区的其他属邦，赫梯国王苏皮路里乌马一世曾致信乌加里特国王尼克马都二世，允许他攻打周边反叛赫梯的城邦，并授权他收编反叛城邦的军队，兼并反叛城邦的领土。[223]而乌加里特国王尼克梅帕与赫梯国王穆尔西里二世签订的宗藩条约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保护双方边境安全，乌加里特向赫梯纳贡，赫梯在乌加里特遭到入侵时出兵援助等内容。
除了周旋于埃及与赫梯南北两大强国之间，乌加里特还与其南部邻邦阿姆如关系密切。譬如，乌加里特国王尼克马都二世与阿姆如国王阿兹如曾达成两国互助同盟协议，阿兹如还派兵支援尼克马都二世抵御外敌入侵。[224]再譬如，为了化解乌曼曼达部族对乌加里特国王阿米什塔姆如二世——乌加里特国王尼克梅帕之子——发出的战争威胁，阿姆如国王奔提什那曾居中调停，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225]乌加里特与阿姆如的关系还通过王室联姻得到巩固：先是尼克梅帕迎娶了阿姆如国王图庇·泰苏普之女阿哈特米尔基；后是奔提什那将女儿嫁给了乌加里特国王阿米什塔姆如二世。[226]
但好景不长。公元前12世纪出现的海上民族的入侵浪潮，令整个东地中海世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埃及国王美楞普塔勉强做到了御敌于国门之外；赫梯国王苏皮路里乌马二世更是连大大缩小的本土都无法保全了，尽管他收到了属邦乌加里特末代国王阿姆拉庇十万火急的求救信，但他已经无兵可派。而就在乌加里特陷落的当天，阿姆拉庇还在给塞浦路斯岛上的阿拉西亚国王写求救信：“我的父亲，看啊，敌人的战舰驶过来了，我的城市火光冲天，他们无恶不作。难道我父亲不知道我的军队和战车都在哈梯吗？我的战舰都在卢卡吗？……因此，我的国家只能坐以待毙。但愿我的父亲知道：敌人的7艘战舰令我们损失惨重。”[227]显然，这封信并未来得及发出，因为海上民族已经蜂拥入城，并将乌加里特付之一炬。[228]
尽管作为政治和经济实体的乌加里特城邦灰飞烟灭了，但它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迹，因为如果说叙巴地区是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的中心，那么作为当时东地中海世界商品集散地和国际贸易枢纽的乌加里特，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心的中心。这种特殊的地位不仅体现在前面提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也体现在艺术和语言领域。
早在公元前16世纪，随着来自叙巴地区的希克索斯人入主埃及北部并建立希克索斯王朝，埃及与叙巴地区在艺术上的互相借鉴和融合的情况骤然增多。考古学家在乌加里特遗址发现了大量作为贡品献给希克索斯王朝最后一任国王阿坡斐斯和他的前任赫延的印玺和圣甲虫护身符等艺术品，其中就包括一座堪称完美融合了埃及艺术风格和本土艺术风格的阿坡斐斯的雕像。[229]其中，刻有国王名衔、王室纹饰以及“拉神让他出现”“每块土地上的太阳”“美好的太阳”等字样的圣甲虫护身符揭示了埃及使节曾出现在乌加里特。经学者考证，目前已出土的这些艺术品绝大部分是普通个人所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些艺术品的普及程度。
乌加里特的艺术作品即借鉴了埃及等外来文化元素，又融入了本土文化元素，形成兼容并蓄的艺术风格。[230]本土文化风格主要体现在象牙雕像、浮雕、金属饰品、滚筒印章等艺术作品中。从主题上来看，以塑造人物为主，具体来说有坐在椅子上接受朝拜的人物，有站着或站着挥动武器的人物，有站姿的裸体女性人物等。从体积上来看，大都比较小巧，高度通常不超过8厘米。坐在椅子上接受朝拜的人物是最为常见的主题，从人物所戴冠冕服饰判断，这些人物应该是当时神明或位高权重之人。[231]
外来文化元素主要体现在两组象牙家具饰板浮雕和三只雪花石膏雕塑等艺术作品中。两组家具饰板浮雕的第一组饰板有六副浮雕，主题为哈托尔女神[232]哺育王室后代，从左至右依次为一个擒着一支活羊的男性、一个手拿一只动物并肩扛一只鹿的男性、一个身着长裙并手握不明物体的女性、一个怀抱婴儿正在哺乳的长有角和翅膀的女性、一对拥抱着的夫妇和一个双手握持武器的侍卫，其中哺乳女性居于正中，表明她是整组浮雕的主角；第二组饰板有四副浮雕，主题为哈托尔女神养育全体乌加里特人，从左至右依次为一个手持无花果树枝的祼体女性、一个正在猎杀狮子的身着褶裙和头戴王冠的男性、一个持斧握弓的男性、一个面前有一名鞠躬侍从的手握权杖并制服一头狮子的男性。[233]勇士击打敌人和猎杀狮子以炫耀胜利的主题在埃及王室和私人浮雕中经常出现，第一组作品中的猎鹿男性雕像和第二组作品中猎狮男性雕像都学习借鉴了这一主题，甚至人物所穿戴的褶裙和王冠都是埃及风格的，但也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如作品中的人物是将武器紧握于腰际，而在埃及同类作品中，人物多是将武器高高举过头顶。三只雪花石膏花瓶也具有多种埃及文化元素。如花瓶的铭文“尼克马都——乌加里特的伟大统治者”是用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在此铭文的下面是并排端坐的尼克马都二世和一位女子。有学者推断，这位女子来自埃及，整个浮雕描写的是尼克马都二世在迎娶埃及女子。[234]无独有偶，考古学家在米格都也出土了以阿什克龙国王迎娶埃及女子为主题的浮雕。然而，埃及向来奉行只娶不嫁的跨国联姻政策，对巴比伦、米坦尼、赫梯等大国都未破例，更不用说乌加里特和阿什克龙这类城邦了。[235]所以这可能只是乌加里特和阿什克龙国王的美好愿望的艺术化呈现而已。[236]
除了艺术作品，乌加里特的国际风格还体现在语言文字方面。在乌加里特，来自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操埃及语、苏美尔语、胡里语、阿卡德语、阿拉西亚·米诺斯语、卢维语、乌加里特语的商人们建立各种自治组织和团体，协调各自的经贸活动。而乌加里特书吏不但通晓楔形文字，而且对埃及的文字系统也运用自如。不仅如此，他们还研习阿卡德语、苏美尔语和胡里安语。公元前15世纪，乌加里特又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乌加里特语——一种以楔形为文字为外在形式的拼音文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拼音文字。[237]
二 巴比罗斯
巴比罗斯，坐落在地中海东岸，位于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北约40千米。巴比罗斯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88—前70世纪，并从公元前5千纪开始持续有人类居住。公元前32世纪，当地居民大规模垒石筑屋。公元前28世纪，迦南人在此建城。[238]该城在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期国王斯尼弗鲁在位期间的象形文字文献中被称为可布内[239]，在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埃赫那吞统治时期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阿玛纳书信中被称为古布拉，原义可能是指“井”或“神之源”[240]。
早在埃及古王国时期，巴比罗斯就可能已经成为埃及的殖民地。[241]而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里，巴比罗斯一直是埃及海上贸易航线的最北端和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242]巴比罗斯所在的黎巴嫩地区盛产雪松、油脂和树脂，是埃及不可或缺的重要进口商品，其中木材主要用于建筑和制作家具，油脂和树脂则被用来制作木乃伊和药物。[243]通过巴比罗斯，埃及还与埃伯拉、马瑞、阿拉西亚等城邦以及爱琴诸岛建立了间接贸易往来关系。[244]如考古学家曾在埃伯拉遗址发掘出一盏刻有埃及第四王朝国王胡夫名字的灯台以及刻有第六王朝国王派比一世名字的瓶盖，“这些物品很可能是通过某一沿海城市间接传播到埃伯拉的，而这个作为中转站的城市应该就是巴比罗斯”[245]。
除了贸易活动，巴比罗斯与埃及一直存在着政治、宗教、军事等方面的密切交往。在巴比罗斯保护神阿斯塔特女神[246]庙的墙壁上，刻有许多埃及国王的名字，如第二王朝的哈塞赫姆维，第四王朝的胡夫、哈弗拉、蒙卡拉，第五王朝的萨胡拉、尼斐利尔卡拉、迪德卡拉、纽塞拉、伊塞西、乌纳斯，第六王朝的特悌、培比一世、麦里拉、培比二世，第十二王朝阿蒙纳姆赫特二世。刻有“巴比罗斯总督”字样的印玺等考古文物显示，在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巴比罗斯承认了埃及的宗主国的地位。埃及第十三王朝时期，巴比罗斯国王亚吞·阿姆仍奉埃及为宗主国，自称埃及国王的“仆人”。公元前21世纪中叶，操塞姆语的阿摩利人焚毁巴比罗斯。公元前19世纪中叶，在埃及的支持下，巴比罗斯重建神庙和城市，经贸活动更是扩展到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的中亚高加索地区和爱琴海之南的地中海克里特岛等地。[247]
从公元前1350年开始，巴比罗斯国王瑞布·阿达及其继承人伊里·拉庇赫先后几十次致信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埃赫那吞，报告其南部邻邦阿姆如对宗主国埃及明目张胆的背叛活动，以及纠集阿皮如人对巴比罗斯等埃及属邦的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248]，其中一封书信以充满藐视的口吻写道：“阿皮如人占据了陛下的土地，他们以为自己是谁！难道他们是米坦尼国王、巴比伦国王或赫梯国王？”[249]但没有出土文献表明埃赫那吞对巴比罗斯国王的报告和请求表明态度或采取行动，瑞布·阿达本人也于公元前1315年前后在阿姆如国王阿瑞·泰述布发动的突袭中死于非命[250]。
巴比罗斯与埃及的交往在埃及新王国第十九王朝时期达到最高水平，在埃及新王国第二十王朝和埃及第三中间期第二十一王朝时期有所下降，在埃及第三中间期第二十二王朝和第二十三王朝时期有所回升。随着埃及新王国时期，也即帝国时期的落幕，巴比罗斯也结束了作为埃及殖民地的历史，并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腓尼基城市。埃及第三中间期结束之后，巴比罗斯作为埃及国际贸易伙伴的地位逐渐被其新兴的邻居西顿和推罗所取代。[251]
三 阿姆如
阿姆如一词，最早见于出土于法拉丘的一份公元前26世纪的苏美尔语楔形文字文献，其表意符号写作“MAR.TU”[252]。该词在阿卡德语中写作“Amurru”，主要有四种含义，即方位名“西方”[253]、地域名“西部”、族群名“西部部族”[254]、神明名“西部部族之神”[255]。而就部族名而言，具体是指两河流域居民对幼发拉底河中游以西叙巴地区奥伦特斯河两岸操西塞姆语的游牧部落的称谓。[256]
公元前20世纪，来自“西方”的一些部落逐渐东迁至叙利亚内陆地区，其中的某些部落或家族开始崛起。苏美尔人创立的乌尔第三王朝结束后，出现了操西塞姆语的阿摩利人主导的伊新—拉尔萨王朝，最终他们重新统一两河流域，建立古巴比伦王朝。在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的马瑞书信及阿拉拉赫文书中，作为地理概念的阿姆如地区，位于霍姆斯平原与地中海之间的叙利亚中南部。[257]而作为政治实体的阿姆如城邦，则从公元前14世纪开始出现，其地理位置大致处于霍姆斯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卡特纳以南、哈苏拉以北并与阿拉拉赫相邻的地区，相当于今天的西部和西北部以及黎巴嫩北部。[258]
阿姆如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国运在阿玛纳时代与周边强国息息相关。以胡里人为主体的米坦尼王国一度成为叙利亚地区的霸主。公元前16世纪，埃及新王国建立伊始，阿赫摩斯一世驱逐了曾经曾统治埃及北部并建立王朝的来自亚洲的操塞姆语的希克索斯人，并乘胜将埃及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叙巴地区。经过百余年的争夺，埃及逐渐占得上风，取代米坦尼成为包括阿姆如在内的叙巴地区城邦的宗主国。[259]
公元前14世纪，北方的赫梯王国国王苏皮路里乌马一世开始向南扩张，不断蚕食位于阿姆如以北、以东的米坦尼属邦。阿姆如虽然名义上是埃及属邦，但由于其地处埃及势力范围的最北端，自然成为埃及实际控制力最为薄弱的地带。米坦尼自顾不及，赫梯的无暇顾及，埃及的鞭长莫及，这就客观上为阿姆如的悄然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和地区环境。
早在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在位初期，在一个以“埃及的敌人”[260]阿布迪·阿什尔塔为首的家族领导下，可能是出于“接管繁荣的腓尼基诸邦的商贸”[261]或“控制贸易路线和课税”[262]等动机，阿姆如[263]采取煽动阿皮如人[264]发起“杀死你们的主人”[265]的起义与直接派遣大军兵临城下相结合的策略，首先成功吞并了周边的大马士、什伽塔、阿弥亚、伊尔卡塔、西迈拉、图尼普等埃及属邦。为警告和威慑阿姆如的扩张行为，埃及曾在此间派阿马纳帕率部抵达叙利亚沿海地区。[266]但阿布迪·阿什尔塔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却将矛头指向埃及在叙巴地区的殖民地——富庶的古布拉，也即巴比罗斯。阿布迪·阿什尔塔将军队“集结在宁努尔塔神庙里”，号召周边各邦中的阿皮如人奋起反抗埃及的殖民统治：“像我这样杀死你的主人，然后你将赢得和平！……我们应把殖民者赶出我们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将成为阿皮如人的，一个宣示和平的条约将在这片土地上签订，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将生活在和平的家园里。埃及国王终将被逐，因为所有土地都视他为敌，他能拿我们怎么样！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盟。”[267]为了最后夺取巴比罗斯，阿布迪·阿什尔塔先行攻占了埃及总督直接管辖的乌拉萨和苏穆尔。[268]然后对巴比罗斯形成合围之势，从而引发了巴比罗斯的内部动荡，甚至出现了国王被刺事件。[269]为解巴比罗斯之围，阿蒙霍特普三世曾写信谕令贝鲁特、西顿、推罗派兵驰援，但遭到婉拒，这三个城邦可能已经被迫与阿姆如结盟，因为有文献显示阿布迪·阿什尔塔曾在阿皮如人护卫下专程赴贝鲁特会见其国王亚帕赫·阿达。[270]巴比罗斯国王瑞布·阿达在致信阿蒙霍特普三世求援时也提到来自阿布迪·阿什尔塔的政治压力和外交攻势：“请尽快回信，否则我将不得不像贝鲁特国王亚帕赫·阿达和西顿国王兹穆尔·埃达一样，与阿布迪·阿什尔塔结盟。”[271]
与对周边城邦直接付诸武力的解决方式截然不同，阿布迪·阿什尔塔与埃及和米坦尼两大邻国巧妙周旋，从外交的层面“成功地臣服于两个宗主”[272]。他致信阿蒙霍特普三世称自己为“埃及国王的仆人和埃及宫殿中的一条狗，代表埃及管理阿姆如”[273]，并抵御米坦尼对埃及北部属地的侵扰，保卫埃及国王的疆土。而几乎与此同时，他又亲自前往米坦尼负荆请罪，承诺定期缴纳贡赋，以取得米坦尼国王的谅解。[274]有阿玛纳书信显示，米坦尼国王曾回访过阿姆如，并到达阿姆如占领下的苏穆尔，对阿姆如疆域之辽阔赞叹不已。[275]对于占领埃及总督帕纳哈特驻守的阿穆尔城这一事件，阿布迪·阿什尔塔在致埃及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书信中诡称其目的在于替有其他公务在身的帕纳哈特照看苏穆尔的田地。[276]而在写给帕纳哈特本人的书信中，他又辩称占领苏穆尔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舍赫拉里人的袭扰。[277]
阿布迪·阿什尔塔的军事外交行动令阿蒙霍特普三世一筹莫展，十分被动，但阿蒙霍特普三世很快收到“阿布迪·阿什尔塔病重”[278]的好消息。趁此机会，阿蒙霍特普三世派兵讨伐并击败阿姆如，而阿布迪·阿什尔塔很可能在此期间死于国内动乱，因为一封阿玛纳书信提到“他们已经杀了阿布迪·阿什尔塔，所以战舰不必驶入阿姆如海域”[279]。
然而，尽管阿布迪·阿什尔塔去世了，但其子阿兹如登上王位并继续奉行扩张政策。阿兹如通过承诺放弃对位于乌加里特南面的西亚努的兼并，与北方的乌加里特签订了联盟条约：“乌加里特国王尼克马都与阿姆如国王阿兹如共同发誓：既往阿姆如反对乌加里特的言论，已于今日即行终止。”[280]阿兹如随后又与艾塔卡马结盟，然后南下攻陷巴比罗斯，接着东向征服奥伦特斯河中游的图尼普[281]，最后再转向东南并一举占领了奥伦特斯河上游的阿姆克、乌普，使其领土西邻地中海沿海平原的乌拉萨、苏穆尔，东邻大马士和卡代什，北邻乌加里特、卡特纳、努哈什舍，大致囊括了黎巴嫩以东的哈布尔河两岸地区。[282]如果说阿布迪·阿什尔塔是阿姆如国家的草创者，那么阿兹如则是阿姆如国家当之无愧的奠基者，这一方面体现在阿兹如的印章被后继者奉为阿姆如传国玉玺[283]，另一方面表现为阿兹如成功地将骁勇善战的阿皮如人由其父王时代的互相利用的政治和军事盟友彻底收服为绝对忠诚的得力部属。[284]
对于取代米坦尼的北方新兴大国赫梯以及南方的传统强国和名义上的宗主国埃及，效仿其父王，阿兹如采取了与对付周边小邦完全不同的低姿态和灵活策略。但想要在南北两大敌对强国之间左右逢源，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对于阿兹如而言殊为不易。譬如，面对北方强邻赫梯，阿兹如表现得恭顺有加，殷勤款待和赏赐赫梯使节，但却使未受到同等礼遇的埃及使节感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怠慢甚至侮辱。[285]埃及国王埃赫那吞对阿兹如的此类做法非常不满，同时直言不讳地谴责阿兹如私下交结已臣服赫梯并与埃及为敌的卡代什国王的行径，认为这都是对埃及的赤裸裸的背叛。[286]
而为了消除名存实亡的宗主国埃及的疑虑，阿兹如谦卑有加地致信驻节阿穆如的埃及钦差大臣图图，信誓旦旦地表示“阿姆如是你的土地，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是我的主人、国王陛下的仆人，绝不会违背他的旨意”[287]。阿兹如请求图图拒绝“骗子在埃及国王面前造谣滋事”[288]，声称古布拉等“所有那些城邦的统治者都是骗子”[289]，期待埃及国王明察。与此同时，阿兹如在信中表示将会一如既往地向埃及称臣纳贡，并承诺一定会按埃及的要求重建被其损毁的苏穆尔城。[290]但埃赫那吞不依不饶，执意要求阿兹如亲赴埃及当面解释。担心这必定是一场鸿门宴的阿兹如再三试图推脱，“我正在图尼普城，赫梯国王正要来阿姆如——陛下的土地，我的主人和陛下怎能不允许我留下来保卫你自己的土地呢？现在赫梯国王已进抵努哈什舍，再有两天就到图尼普了，我担心他会攻击图尼普”[291]。阿兹如在书信中反复强调阿姆如是埃及的土地，而赫梯人对埃及利益的威胁迫在眉睫。[292]他甚至建议派两位王子赴埃及为质，以便自己留在阿姆如应对赫梯的军事威胁。[293]但早以恼羞成怒的埃赫那吞不为所动，阿兹如权衡再三，最后不得不决定在埃及官员哈提普的陪同下应召前往埃及，但在临行前，他特地致信埃赫那吞，要求埃赫那吞及其臣属在阿姆如众神和埃及阿蒙神面前发誓绝不伤害他。[294]然而，不出所料，阿兹如甫至埃及，立即被软禁起来。
为了营救阿兹如，阿姆如当局曾致信埃赫那吞，以努哈什舍和赫梯正在对阿姆如之地构成威胁为由，请求他“不要扣留你的仆人阿兹如，让他回来镇守国王、我的主人的土地”[295]，但一直未果。直到数年后，也许是良心发现，更可能的是基于地缘政治的综合考虑，埃赫那吞将阿兹如释放回国。[296]有文献记载，此时的阿兹如尽管已经双目失明，但“秉性一如当初，未曾稍改”[297]。回国的阿兹如继续奉行亲赫梯政策，主动向赫梯靠拢，并在苏皮路里乌马一世征服卡开迈什后，与赫梯签署了宗藩条约，条约开篇即写道：“当埃及国王、米坦尼国王与其他众邦首领都与赫梯国王为敌之际，阿兹如从埃及的大门走过来……跪倒在国王面前。”[298]根据该条约，阿姆如每年需向赫梯纳贡纯黄金300舍克尔[299]，同时不得再寻找第三国的保护。[300]从此，阿姆如与卡代什一样，正式脱离埃及的控制，使埃及在亚洲的势力范围退缩至奥伦特斯河谷以南地区。
苏皮路里乌马一世去世后，阿姆如仍执行向赫梯称臣纳贡的国策，当赫梯属邦卡代什和努哈什舍举兵反叛时，阿姆如也表明了支持赫梯平叛的立场。[301]穆尔西里二世继阿努万达三世登上赫梯王位后，与阿姆如国王图庇·泰述布续签了宗藩条约，规定“你的先祖曾向埃及纳贡，但你不要再行此事”[302]。但此时的埃及仍没有放弃与赫梯争夺阿姆如宗主国的执念，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塞提一世在远征叙巴地区的过程中，曾攻占“卡代什和阿姆如之地”[303]，埃及在叙巴地区的影响力可能有所恢复，而阿姆如与埃及的原有宗藩关系亦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修复。及至塞提一世之子拉美西斯二世发动的卡代什战役爆发前夕，时任阿姆如国王的本特什纳错判战争结局，认为埃及将会赢得胜利，遂以当年臣服赫梯完全是出于先王阿兹如的个人意愿为由，向赫梯国王穆瓦塔里二世宣布“我们不再是你的臣民了”[304]，断然撕毁了与赫梯的宗藩条约，转而向埃及称臣纳贡。穆瓦塔里二世很快平息了阿姆如的反叛并废黜了本特什纳的王位，随后扶植亲赫梯的“沙庇里当了阿姆如之王”[305]。
卡代什战役以后，为了恢复埃及在叙巴地区的势力范围，拉美西斯二世发动了第八次叙巴远征，曾一度占领属于阿姆如的一座城市[306]，但埃及在叙巴地区的攻势已属强弩之末，最终无功而返。哈图什里三世继任赫梯国王后，迅速崛起的亚述国家已经取代埃及成为赫梯的头号劲敌。为了应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哈图什里三世一面恢复了亲埃及的本特什纳的阿姆如王位以向埃及示好，一面主动向拉美西斯二世伸出橄榄枝，最终促成了两国签署了和平条约，亦即《银板条约》。尽管条约文本没有明确表述埃及放弃对阿姆如宗主权的声索，但事实上反映了埃及承认了阿姆如的赫梯属邦地位。绍什伽姆瓦继任阿姆如国王后，赫梯国王图德哈里亚四世与其签署了新的宗藩条约，也即《绍什伽姆瓦条约》，针对来自亚述的日益严峻的共同威胁，条约专门规定“由于亚述国王是赫梯国王之敌，故其亦为你之敌。你的商人不要去亚述，你也不要让亚述商人到你的国家经商”[307]。随着公元前12世纪赫梯亡于海上民族的入侵，作为赫梯属邦的阿姆如也同归于尽，不过在接下来的百年之内，原阿姆如王国属邦大马士兴起，并在以后的漫长历史岁月中逐渐成长为东地中海世界的一座历史名城。
四 其他城邦
对于叙巴地区诸邦，与赫梯采用宗藩条约的形式加以严格约束不同，除了在为数不多的战略要点有少量驻军和派出机构外，埃及的统治方式相对而言更为间接，但也更为温和，因而受到一些事实上取得半独立甚至独立地位的城邦的认同甚至欢迎。譬如，埃及第十八朝的开创者阿赫摩斯一世驱逐希克索斯人的战争结束后，沙如罕就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后历经阿赫摩斯一世之后四代国王，沙如罕的地位最终被加沙取代。加沙的埃及语义为“叙巴之城”，下辖耶路撒冷、塞开姆和周边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埃及化城邦。[308]及至埃及第十九王朝时期，加沙的许多原住民都受雇于埃及派出机构，其中不少人成为往来于加沙和埃及两地的信使。在加沙的埃及驻军中还设有一名书记员，主要职责是向埃及国王汇报当地的军政信息。此外，加沙还在城中建有阿蒙神庙和专门的埃及国王崇拜场所。[309]
而纵观阿玛纳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叙巴地区城邦奋起反抗赫梯殖民统治的事件史不绝书。如努哈什里国王和卡特纳国王都致信埃赫那吞表达回到埃及怀抱的愿望；图尼普国王甚至在信中恳请埃及国王本人直接做他们的国王。[310]经过长时期的酝酿，穆克什、努哈什舍、尼西亚组成反赫联盟，宣布中止与赫梯的宗藩关系，同时试图武力说服乌加里特加盟。令三国始料未及的是乌加里特国王尼克马都尽管曾对埃及十分恭顺，但竟在这一关键时刻站到了赫梯人一边。尼克马都致信苏皮路里乌马一世请求援助并宣誓效忠：“恳请太阳、伟大的国王、我的主人，把我从敌人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我是太阳、伟大的国王、我的主人的仆人：我的主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我的主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311]苏皮路里乌马一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一封答应请求的书信从哈图沙火速送至乌加里特，几乎与此同时，一支赫梯精锐部队亦被派往乌加里特，联军很快溃败。当苏皮路里乌马一世前往阿拉拉赫督战时，尼克马都一方面断然宣布与埃及断绝一切外交关系，一方面谦卑地亲自渡过奥伦特斯河迎驾。[312]
苏皮路里乌马一世的胃口当然不止于此。在进占穆克什、努哈什舍、尼西亚后，他要求周边其他所有城邦都要向他宣誓效忠。然而，卡特纳和乌普断然拒绝了，因为这两邦实际是由埃及任命的总督直接统治的。[313]对于卡特纳，赫梯人毫不手软，下令攻城，城池被夷为平地，居民则沦为奴隶。对于乌普，可能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赫梯人没有立即攻城灭国，但不久之后仍派遣一支部队洗劫了该邦。苏皮路里乌马一世的上述军事行动表明，他已经将矛头直指埃及在叙巴地区的直接领地。苏皮路里乌马一世之后的阿努万达三世、穆尔西里二世、穆瓦塔里二世等赫梯国王继续与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一世、塞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为争夺叙巴地区的势力范围而缠斗不休。这往往令身处夹缝之中叙巴地区诸邦很难左右逢源。譬如，地处地中海沿岸的叙巴城邦米拉国王卡番塔·库伦达曾与赫梯国王穆瓦塔里二世签订了宗藩条约，承诺有义务支持穆瓦塔里二世的子女继承赫梯王位。然而，穆瓦塔里二世去世后的局势却远比条约规定的更为错综复杂：一开始，穆瓦塔里二世之子乌尔西·泰述布顺利继承王位；但不久王位被穆瓦塔里二世之弟哈图什里三世篡夺；最后乌尔西·泰述布辗转逃往埃及政治避难。既要不违背赫梯已故国王所签的宗藩条约，又要不得罪现任赫梯国王，还要不冒犯为乌尔西·泰述布提供政治庇护的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卡番塔·库伦达于是致信拉美西斯二世探听虚实，而拉美西斯二世在回信中表明了埃及与赫梯两国业已建立的友好关系不会因赫梯国王的更替而有所改变的原则立场。[314]
为了扭转与赫梯在叙巴地区争霸中一直以来的被动局面，埃及第十九王朝和第二十王朝都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来强化治理力度，但显然已是强弩之末，因为此时的东地中海世界已处于阿玛纳时代末期：爱琴诸岛进入了“黑暗时代”；叙巴地区诸邦遭遇灭顶之灾；米坦尼早已被赫梯灭国；强盛的赫梯帝国在海上民族的入侵过程中分崩离析；统一的巴比伦国家在埃兰的攻击下重新陷入小邦林立的割据状态；埃及也从历史发展的鼎盛期不可逆转地步入衰落期。[315]
[1] 孙宝国：《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政治生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51页。
[2] 巴比伦城遗址，位于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85千米的巴比伦省希拉市。
[3] 尼普尔，大约地处今伊拉克的努法尔。
[4] 苏美尔人，是阿卡德人等塞姆人对一支操非塞姆语的外来民族的称谓。苏美尔人的来源问题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苏美尔人来自南部波斯湾地区，有学者认为苏美尔人来自北部山区。而两河流域最早的居民是什么人，目前尚不清楚。塞姆人，亦译为“闪米特人”“闪族人”，是古代西亚北非地区操塞姆语的居民。塞姆语系主要包括阿卡德语、阿摩利语、迦南语（腓尼基语）、阿拉米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使用上述语言的民族分别被称为阿卡德人（亚述人、巴比伦人）、阿摩利人、迦南人（腓尼基人）、阿拉米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等。当今生活在西亚北非的居民，大都是阿拉伯化的古代塞姆人的后裔。参见S.N.Kramer，The Sumerians：Their History，Culture，and Character，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5] 〔英〕塞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从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征服》，杨建华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0页。
[6] 在历史上，波斯湾的海岸线多有变化，现今距海岸线150千米左右的城邦当时或地处海边，或临近大海。而幼发拉底河亦曾多次改道，现在地处沙漠之中的古城遗址，当时大多地处幼发拉底河两岸。参见〔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7] 林志纯认为：“最早的国家，就现在所知道的，都是城市公社，城市国家，或简称城邦。”参见《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编《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 页。王敦书认为：“两河流域最初小国林立，又有城或城市，这种状态存在的时间较长，外国学者现已习惯称其为City-state，这未尝不可。”参见王敦书《略论古代世界的早期国家形态——中国古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第124页。
[8] 参见〔比利时〕埃里克·范豪特《世界史导论》，沈贤元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页。
[9] 参见C.Gunbatti，“Kultepe'den Akadli Sargon'a Ait Bir Tablet”，Archivum Anatolicum3 （1998），pp.131-155。
[10] 这里的“上海”（tamtu eliti）指地中海，“下海”（tamtu sapliti）指波斯湾。最早见于卢伽尔扎吉西石钵铭文。参见D.R.Frayne，Presargonic Period：Early Periods （2700-2350 B.C.），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8，pp.433-437。
[11] 因该王朝系以乌尔城为首都建立的第三个王朝，故史称乌尔第三王朝；又因该王朝以复兴苏美尔文化为号召，故又称新苏美尔王朝。乌尔第三王朝留下的文献总量可能超过12万篇，列入统计的文献多达9万篇，这些文献采用苏美尔语，用楔形文字，通常记录在泥板上，一块泥板记录一篇文献，记录内容绝大多数是经济管理活动。参见M.Molina，“The Corpus of Neo-Sumerian Tablets：An Overview”，in S.Garfinkle，J.C.Johnson，eds.，The Growth of an Early State in Mesopotamia：Studies in Ur III Administration，Madr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tiones Cientficas，2008，p.20。
[12] “天下四方之王”，苏美尔语写作“lugal an-ub-da limmu-ba”，乌尔第三王朝因此亦被称为乌尔帝国。
[13] T.Jacobsen，Sumerian King Lis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9，p.125.
[14] 埃兰，亚洲西南部的古老国家，在今天伊朗的西南部，波斯湾北部，底格里斯河东部，现称胡齐斯坦。埃兰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古埃兰时期（公元前27—前16世纪）、中埃兰时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新埃兰时期（公元前8—前6世纪）。埃兰丰富的森林和矿藏，是两河流域各城邦掠夺的对象。富饶的两河流域平原，也是埃兰各邦掠夺的对象，因此，埃兰在历史上很早就受到两河流域国家的入侵和征服，但也多次入侵和征服过这些国家。
[15] 西马基什，为公元前22—前19世纪出现在埃兰地区以安山为首都的一个王朝。参见G.Leick，Who's Who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72。
[16] 阿摩利人曾以放羊和养驴为主业，一则铭文写道：“阿摩利人不识五谷……更不知房舍、城镇为何物。”参见E.Chiera，Sumerian Epic and Myth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p.58。
[17] ANET，p.628.
[18] 马瑞（公元前30世纪—前1759年）是两河流域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城邦。马瑞城遗址地处今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南岸的哈瑞瑞丘，距今伊拉克边境不远。1933年，法国考古队在该遗址发现并出土了20000余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大部分是王室行政管理档案和书信，亦有少量文学作品。这批文献的时间跨度约30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元前18世纪东地中海世界国际交往的状况，学术界因此将相关文献所反映的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历史时期称为“马瑞时代”。
[19] 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末期，在苏美尔南部地区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海国王朝，史称巴比伦第二王朝。
[20] 加喜特人称呼自己为“Galzu”（伽勒祖），英语“Kassites”一词源于希腊语“Kossaioi”。参见T.Bryce，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Peoples and Places of Ancient Western Asia：The Near East from the Early Bronze Age to the Fall of the Persian Empi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375。
[21] K.Balkan，Studies in Babylonian Feudalism of the Kassite Period，Malibu：Undena Publications，1986，p.8.
[22] L.Sassmannshausen，“The Adaptation of the Kassites to the Babylonian Civilization”，in K.Van Lerberghe，G.Voet，eds.，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Contact at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Syro-Mesopotamian Realm，Leuven：Uitgeverij Peeters en Departement Oosterse Studies，1999，p.441.
[23] A.F.Rainey，A.Kempinski，M.Sigrist，eds.，Kinattutu Sadarati：Raphael Kutscher Memorial Volume，Tel Aviv：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Tel Aviv University，1993，p.224.
[24] 海国王朝，即以伊新为首都的伊新第二王朝，公元前1460年被中巴比伦国王伯纳伯拉阿什一世所灭。
[25] A.T.Olmstead，“Kashshites，Assyrians，and the Balance of Power”，AJSLL 36 （1920），p.121.
[26] King List A，BM 33332；ANET，p.272.
[27] ARE，§ 484.
[28] ARE，§§ 484，446，449.
[29] EA 10.本书所引用的阿玛纳书信的内容，均按照国际惯例采用缩略的方式予以标识。其中，“EA”为“Tell EL-Amarna”的缩写，指代阿玛纳书信；“10”指代编号为10的阿玛纳书信。参见W.L.Moran，ed.，The Amarna Letters，revised edition，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下同。
[30] EA 1，EA 2.
[31] J.A.Brinkman，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Kassite History，Chicago：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6，p.321.
[32] 1901年，法国考古学家在埃兰境内的苏萨发现了汉穆拉比法典石碑。该石碑实际上是一个黑色玄武岩石柱。石柱高2.25米，上部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石柱上端是高0.65米，宽0.6米的浮雕，展现了汉穆拉比站在太阳和正义之神沙马什面前，接受象征王权的权标的场景，以象征君权神授，王权不可侵犯；下端是用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刻写的法典铭文，共282条3500行。该石柱现存于巴黎罗浮宫亚洲馆。
[33] 纳拉姆辛凯旋碑现存于巴黎罗浮宫亚洲馆。该石碑实际上是一块浮雕板，表现了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也即萨尔贡之孙击败一些山地部落的功绩。在构图上，手持弓箭的国王站在苏萨山上，形象高大，位置突出，几个战败的敌人跪在他的脚下，叩头求饶，有的已中箭身亡，而高空的一轮太阳则预示着至高无上的王权。
[34] 阿舒尔即是亚述城邦之名，亦是亚述城邦主神之名，还是对亚述这个城邦和民众的称呼。学术界习惯上将亚述最初的都城和国家的主神称为阿舒尔，而将其国家和人民分别称为亚述和亚述人。亚述学之名亦源“阿舒尔”一词，亚述学是一门通过发掘和释读楔形文字文献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人文学科。原始文献中的亚述人还有其他称呼，如“阿舒尔土地上的子民”和“恩利尔的臣民”等。参见G.Frame，“My Neighbour's God：Assur in Babylonia and Marduk in Assyria”，BCSMS34 （1999），p.7。而“阿舒尔”一词的来源和属性并不清楚。有学者认为，阿舒尔城坐落在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杰布马胡尔山支脉上，河水的冲刷使它变得十分陡峭，大概从史前时期就成为一个圣地，因此阿舒尔神可能源于山的神化。参见W.G.Lambert，“The God Assur”，Iraq45/1 （1983），p.82。
[35] E.A.Speiser，“Hurrians and Subarians”，JAOS68/1 （1948），pp.1-13；G.Wilhelm，The Hurrians，Warminster：Aris and Philips，1989，pp.7-47；K.Moore，D.Lewis，“The First Multinationals：Assyria Cieca 2000 B.C.”，MIR 38/2 （1998），pp.95-107；J.N.Postgate，“Ancient Assyria：A Multi-Racial State”，Aram1 （1989），pp.1-10.
[36] G.Roux，，Ancient Iraq，3rd edition，London：Penguin Books，1993，p.187.
[37] RIMA I A.0.1002.2001.
[38] RIMA I A.0.1003.2001；T.M.Sharlash，Provincial Taxation and the Ur III State，Leiden：E.J.Brill，2004，pp.6-7.
[39] W.Sallaberger，A.Westenholz，Mesopotamien：Akkade-Zeit und Ur III-Zeit，Gottingen：Vandenhoeck and Ruprecht，1999，p.161，note 136.
[40] K.R.Veenhof，“Kanesh：An Assyrian Colony in Anatolia”，CANE，pp.859-871；G.Barjamovic，“The Size of Kanesh and Demography of Early Middle Bronze Age Anatolia”，in L.Atici，F.Kulakoglu，G.Barjamovic，A.Fairbairn，eds.，Current Research at Kultepe /Kanesh：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Trade Networks，Internationalism，and Identity，Atlanta：Lockwood Press，2014，p.56.
[41] 国外学者往往将卡鲁姆（Karum）视为亚述人的殖民地。参见M.T.Larsen，Assyrian City State and Its Colonies，Copenhagen：Akademisk Forlag，1976，p.236；L.L.Orlin，Assyrian Colonies in Cappadocia，Mouton：The Hague，1970，p.25。而有国内学者认为卡鲁姆实际上只是亚洲商人为了开展贸易活动而在商路沿线城邦内所取得的具有有限自治权的区域，所以应译为“商业据点”或“商栈”。参见国洪更《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本书赞同国内学者的观点，因为考古证据显示，生活在最大聚居地的卡尼什的亚述人也不过两三千人左右。参见T.Hertel，“The Lower Town at Kultepe/Kanesh：The Urban Layout and the Population”，in L.Atici，F.Kulakolu，G.Barjamovic，A.Fairbairn，eds.，Current Research at Kultepe/Kanesh：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Trade Networks，Internationalism，and Identity，Atlanta：Lockwood Press，2014，p.37。
[42] K.R.Veenhof，“Archives of Old Assyrian Traders”，in M.Brosius，ed.，Ancient Archives and Archival Traditions：Concepts of Record-keeping in the Ancient World，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78；K.R.Veenhof，J.Eidem，M.Wafler，Mesopotamia：The Old Assyrian Period，Gottingen：Vandenhoeck and Ruprecht，2008，pp.154-155.
[43] C.Walker，“Some Assyrians at Sippar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AnSt30 （1990），pp.15-22；W.F.Leemans，“Old Babylonian Letters and Economic History”，JESHO11/1 （1968），pp.179-180，199.
[44] G.Wilhelm，The Hurrians，Warminster：Aris and Philips，1989，p.46.
[45] 尼尼薇，位于今伊拉克摩苏尔市郊附近。公元前25世纪，尼尼薇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城邦，当时的主要居民可能是胡里人。公元前8世纪，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将都城由萨尔贡城正式迁至尼尼薇城。
[46] 可能是乌尔西·泰述布，也即穆尔西里三世。
[47] A.Hagenbuchner，Die Korrespondenz der Hethiter，Heidelberg：Universitatsverlag Winter，1989，pp.191-192.
[48] T.R.Bryce，“The ‘Eternal Treaty’ from the Hittite Perspective”，BMSAES 6 （2006），p.6.
[49] T.R.Bryce，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76.
[50] H.Klengel，Geschichte des Hethitischen Reiches，Leiden and Boston：E.J.Brill，1998，p.217.
[51] ARAB I，p.145.
[52] J.J.Szuchman，Prelude to Empire：Middle Assyrian Hanigalbat and the Rise of the Aramaeans，PhD Dissertation，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7，p.17.
[53] I.Singer，“The Battle of Nihriya and the End of the Hittite Empire”，ZA 75/1 （1985），pp.120-123.
[54] C.M.Monroe，Scales of Fate：Trade，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a.1350-1175 B.C.E.，PhD Disserta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0，p.234.
[55] S.Dalley，“Ancient Mesopotam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CANE，p.413.
[56] 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London：Sidgwick and Jackson，1984，p.69.
[57] A.Lawler，“Who Were the Hurrians？”，Archaeology61/4 （2008），p.52.
[58] K.Radner，“Assyrians and Urartians”，in S.R.Steadman，G.McMaho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Anatol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745.
[59] 库米亚城址至今尚未发现。参见H.G.Guterbock，“The Song of Ullikummi Revised Text of the Hittite Version of a Hurrian Myth”，JCS5/4 （1951），pp.135-161；H.G.Guterbock，“The Song of Ullikummi Revised Text of the Hittite Version of a Hurrian Myth （Continued）”，JCS65/1 （1952），pp.8-42。
[60] 乌尔凯什位于两河流域平原地带与北部的山麓地带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之间，通往小亚东北部铜矿产地的商路和通往叙利亚东北部的商路在该城交汇，铜、银、锌经由这两条商路被运至乌尔凯什，再由乌尔凯什沿幼发拉底河运至两河流域平原地区，或穿过哈布尔河流域运至底格里斯河流域。公元前3千纪末期，乌尔凯什城进入全盛期，居民近2万人，随后逐渐衰落，并于公元前13世纪亚述人占领哈布尔河流域后被废弃。参见A.Lawler，“Who Were the Hurrians？”，Archaeology61/4 （2008），p.51；G.Buccellati，M.Kelly-Buccellati，“Urkesh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Hurrian Homeland”，Bulletin of The Georgi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75/ 2 （2007），p.141。
[61] 在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驯马手册中，一位名叫基库里的米坦尼驯马师讲述了包括马的颜色等术语在内的许多驯马技术细节。参见〔美〕大卫·安东尼《马、车轮和语言：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骑马者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张礼艳、胡保华、洪猛、艾露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62] CAD II/2，p.475.
[63] D.O'Conner，E.H.Cline，eds.，Amenhotep III：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251.
[64]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73-74.
[65] J.D.S.Pendlebury，Tell el-Amarna，London：Lovat Dickson and Thompson，1935，p.2.
[66] 帕萨塔塔国王的事迹见载于努孜楔形文字泥板文献以及阿拉拉赫国王伊德里米的一篇铭文。参见http：//www.geocities.com/farfarer2001/alalakh/idrimi_inscription.htm。
[67] G.Wilhelm，“The Kingdom of Mitanni in Second-Millennium”，CANE，p.1249.米坦尼首都可能是瓦苏卡尼，但其城址至今尚未找到。参见G.Wilhelm，The Hurrians，Warminster：Aris and Philips，1989，p.27；P.M.M.G.Akkermans，G.M.Schwartz，The Archaeology of Syria：From Complex Hunter-Gatherers to Early Urban Societies （c.16000-300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327。
[68]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73-74.
[69] ARE II，§ 480.
[70] CAD II/2，p.475.
[71] ARE II，§ 19；M.S.Drower，“Syria ca.1550-1400 B.C.”，CAD II/1，pp.457.
[72] 塔赫希应是一片广阔地域的总称，图特摩斯三世曾在其统治的第三十三年到过此地，并宣称征服了这里的30余个城邦。
[73] 一块被置放在阿玛达一座小型神庙祭室中的纪功石碑，描述了这次战役的过程和结果。
[74] P.Der Manuelian，Studies in the Reign of Amenophis II，Hildesheim：Gerstenberg Verlag，1987，p.224.
[75] EHRLED，I，p.39.
[76] EA 53，EA55，EA 59.
[77]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76.
[78] 相较于亚洲人、努比亚人和利比亚人，埃及人对赫梯人的认知更晚一些。在古代埃及语文献中，赫梯一词被表述为“Ht3”。直到新王国时期，赫梯人才真正进入埃及人的视野。善伽尔，拼作“Sangar”，即巴比伦。
[79]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77.
[80] OEAE III，pp.340-341.
[81] D.O'Conner，E.H.Cline，eds.，Amenhotep III：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251.
[82] ARE，§ 817.
[83] P.Der Manuelian，Study in the Reign of Amenophis II，Hildesheim：Gerstenbeg Verlag，1987，pp.63-64；B.Bryan，The Reign of Thutmose IV，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p.346；M.Astour，“Ugarit and the Great Powers”，in G.D.Young，ed.，Ugarit in Retrospect，Winona Lake：Eisenbrauns，1981，pp.10-15.
[84] A.W.Shorter，“Historical Scarabs of Tuthmosis IV and Amenophis Ⅲ”，JEA17 （1931），p.23.圣甲虫雕饰是古代埃及最流行的护身符，从公元前2千纪一直延续至托勒密王朝时期。圣甲虫护身符上显示其功能和主人身份的文字和纹饰是历史断代的重要依据。
[85] 并没有可靠文献证明阿塔什马拉曾在图什拉塔之前为王，图什拉塔很可能是一个篡位者。参见I.J.Gelb，Hurrians and Subaria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p.77。
[86] EA 17.
[87] EA 30.
[88]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207.
[89] EA 24.
[90] EA § 27，EA § 26.
[91] EA 30.
[92] EA 20.
[93] EA 24.
[94] EA 19.
[95] EA 17，EA 19.
[96]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83.
[97] ARE，§ 858.
[98] CAD II/1，pp.417-525，4.
[99] T.R.Bryce，“The ‘Eternal Treaty’ from the Hittite Perspective”，BMSAES6 （2006），p.3.
[100] G.Steiner，“The Immigration of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to Anatolia Reconsidered”，JIES 18/1-2 （1990），pp.185-214.
[101] 有学者认为，至少从公元前3千纪开始，哈梯人就生活在该地区。参见E.Akurg，The Hattian and Hittite Civilizations，Public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Ministry of Culture，2001，p.6。
[102] J.Seeher，Hattusha Guide：A Day in the Hittite Capital，3rd edition，Istanbul：Ege Yayinlari，2006，p.172.
[103] J.G.Macqueen，The Hittites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Asia Minor，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6，pp.26-31；T.P.J.Van den Hout：“The Written Legacy of the Hittites”，in H.Genz，D.P.Mielke，eds.，Insights into Hittit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Leuven：Peeters，2011，p.62.
[104] B.Hrozn，Ancient History of Western Asia，India，and Greece，translated by J.Prochazka，Prague：Artia，1953，p.125.
[105] 哈图沙，位于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东约25千米的村庄博卡茨科依（Boghazkoi），该村后来撤村建市，称博卡茨卡勒。
[106] “哈图什里”意为“哈图沙之人”。参见W.W.Hallo，W.K.Simpson，The Ancient Near East：A History，NewYork，Chicago，San Francisco and Atlanta：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1，p.105。
[107] 延哈德王国于公元前18世纪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崛起，都城为哈拉波（今叙利亚的阿勒颇）。延哈德王国有很多城市，其中最有名的为阿拉拉赫。延哈德王国被赫梯国王穆尔西里一世所灭。赫梯衰落之后，延哈德复国，并将都城由哈拉波迁至阿拉拉赫，重建后的国家不再称延哈德王国，而是称哈拉波王国，国王的头衔为“哈拉波之王”。从国王伊得瑞米统治时期开始，哈拉波王国沦为米坦尼属邦，国王头衔亦由“哈拉波之王”降格为“穆基什之主”或“阿拉拉赫城主”。在赫梯国王苏皮路里乌马一世的扩张战争中，哈拉波王国最终被并入赫梯版图。
[108] 参见李政《〈哈吐什里一世的政治遗诏〉译注》，《古代文明》2018年第4期，第10—14、123页。
[109] M.W.Chavalas，The Ancient Near East：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Malden，Oxford and Carlton：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230；O.R.Gurney，The Hittites，Baltimore：Penguin Books，1966，p.23.
[110] H.Otten，Keilschriftexte aus Boghazkoi，Vol.XIX，Berlin：Akademie Verlag，1970，No.37.铁列平之后，兹丹塔二世、胡兹亚二世、塔胡尔瓦伊里、图德哈里亚二世、图德哈里亚三世等赫梯国王先后与库祖瓦特纳国王庇利亚、帕达提苏、埃赫亚、苏纳苏拉签订平等条约。然而，库祖瓦特纳的国运并不长久，很可能在赫梯中王国中后期或新王国苏皮路里乌马一世统治初年被赫梯所灭。
[111] 图特摩斯三世年代纪并没有记载这位赫梯国王的名字。参见L.Bell，“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The Clash of Egyptian and Hittite Chariots in Syria，and the World's First Peace Treaty between ‘Superpowers’”，in K.A.Raaflaub，ed.，War and Peace in the Ancient World，Malden an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101。
[112] W.Helck，Die Beziehungen Agyptens zu Vorderasien im 3.und 2.Jahrt ausend v.Chr.，Wiesbaden：Harrassowitz，1971，pp.166-167.
[113] G.Beckman，“Mesopotamians and Mesopotamian Learning at Hattusa”，JCS 35/1-2 （1983），p.102.
[114]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
[115] EA 41.
[116] EA 35；D.Surenhagen，Paritatische Staatsvertrage aus Hethitischer Sicht，Pavia：Gianni Iuculano，1985，pp.26-27.
[117] D.O'Conner，E.H.Cline，eds.，Amenhotep III：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249.
[118] ANET，p.318.
[119] A.Gotze，Keilschrifturkunden aus Boghazkoi，Vol.XIV，2nd edtion，Berlin：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1926，Text Nr.8，Prayer，obv.Line 17-20.
[120] J.Garstang，The Land of the Hittites：An Account of Recent Explorations and Discoveries in Asia Minor，with Descriptions of the Hittite Monuments，New York：E.P.Dutton，1910，pp.330-331；W.J.Murnae，The Road to Kadesh：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ttle Reliefs of King Sety I at Karnak，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0，p.1.
[121] EA 191，EA 195.
[122] EA 53；I.Singer，“The Immigraton of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to Anatolia Reconsidered”，JIES 18 （1990），pp.181-182.
[123] D.B.Redford，Akhenaten：The Heretic K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217-221；W.L.Murnane，The Road to Kadesh：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ttle Reliefs of King Sety I at Karnak，2nd edition，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0，pp.225-226.
[124] 穆尔西里二世驾崩后，其王后普图赫帕与继任国王穆瓦塔里二世爆发激烈权力斗争，最后普图赫帕被褫夺一切头衔并被逐出王宫，其众子女和追随者亦受到株连。参见I.Singer，Hittite Prayers，Alt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2，pp.98-99；P.H.J.H.Ten Cate，“Urhi-Teshub Revisted”，BiOr51 （1994），p.243。
[125] W.J.Murnane，The Road to Kadesh：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ttle Reliefs of King Sety I at Karnak，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0，pp.40-42.
[126] HDT，pp.2-4.
[127] A.Spalinger，“Considerations of the Hittite Treaty between Egypt and Hatti”，SAK9 （1981），p.357.
[128] H.Genz，“Foreign Contacts of the Hittites”，in H.Genz，D.P.Mielke，eds.，Insight into Hittit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Leuven：Peeters，2011，p.318.
[129] K.A.Kitchen，Pharaoh Triumphant：The Life and Times of Ramesses II，Warminster：Aris and Phillips，1982，p.75.
[130] 在赫梯一方所存《银板条约》版本分别盖有国王哈图什里三世和王后普图赫帕的印玺。参见J.Garstang，The Land of the Hittites：An Account of Recent Explorations and Discoveries in Asia Minor，with Descriptions of the Hittite Monuments，New York：E.P.Dutto，1910，pp.348-349；B.J.Collins，The Hittites and Their World，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7，p.216。
[131] 这两份《银板条约》原件已经佚失。1906年10月19日，德国考古学者胡戈·维克勒带领德国探险队在赫梯首都哈图沙遗址中开始发掘工作，他在一个赫梯首都哈图沙考古遗址中挖掘出了上千块泥板，其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3块用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刻写了《银板条约》的泥板，应该是从埃及送到赫梯的银板上抄录的，尽管这3块如今珍藏于哈图沙考古遗址博物馆博格哈兹库伊档案中的泥板已经残破不全，但上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参见L.Bell，“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The Clash of Egyptian and Hittite Chariots in Syria，and the World's First Peace Treaty between ‘Superpowers’”，in K.A.Raaflaub，ed.，War and Peace in the Ancient World，Malden an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109。而该条约的埃及象形文字版本则以碑铭的形式存放在埃及卡尔纳克神庙中，应是哈图什里三世送给拉美西斯二世的阿卡德语《银板条约》的埃及象形文字译本。经考证，研究者发现《银板条约》埃及象形文字译本与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副本发现之地虽相隔千里，但所记内容大体一致，且能相互印证和补遗。两个版本差异之处亦很明显：譬如，在埃及象形文字译本中，拉美西斯二世被称为“国王”，哈图什里三世被称为“诸侯”，而在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副本中，拉美西斯二世和哈图什里三世都毫无区别地被称为“国王”；再如，赫梯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副本中声称是拉美西斯二世主动寻求和解。关于条约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副本的翻译，参见HDT，pp.90-95。关于条约的埃及象形文字译本和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副本的对比研究，参见KRI Ⅱ，pp.227-232；KRIT Ⅱ，pp.81-85；ARE，§§ 367-391；ANET，pp.199-203；S.Langdon，A.H.Gardiner，“The 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Hattusili，King of the Hittites and the Pharaoh Ramesses Ⅱ of Egypt”，JEA6 （1920），pp.179-205。由于《银板条约》是目前已知的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建立在彼此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国际和平条约，所以人们将发现于赫梯首都哈图沙的条约泥板文本的部分内容复制成青铜牌匾，悬挂于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入口上方，以象征人类对平等与和平的永恒追求。
[132] 参见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189-190。
[133] 参见B.J.Collins，The Hittites and Their World，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7，p.61。拉美西斯二世在致哈图什里三世的一封信中承认哈图什里三世“是埃及太阳神和赫梯风暴神赐予王权的赫梯名正言顺的国王”，参见T.R.Bryce，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The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Bronze 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p.89-90。
[134] E.Edel，“Der Agyptische-Hethitische Friedensvertrag zwischen Ramses II und Hattusilis III”，in R.Borger，et al.，eds.，Texts aus der Umwelt des Alten Testaments，band I，Gutersloh：Gerd Mohn，1983，pp.135-153；G.D.Mumford，“Mediterranean Area”，OEAEII，p.365.
[135] J.Garstang，The Land of the Hittites：An Account of Recent Explorations and Discoveries in Asia Minor，with Descriptions of the Hittite Monuments，New York：E.P.Dutton，1910，p.349.
[136] E.Edel，DieAgyptische-Hethitische Korrespondenz aus Boghaz koi，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94，pp.22-23.
[137] K.A.Kitchen，Pharaoh Triumphant：The Life and Times of Ramesses II，Warminster：Aris and Phillips，1982，p.90.
[138] O.R.Gurney，The Hittites，Baltimore：Penguin Books，1966，p.36.
[139] KRIT II，p.66；李晓东译注：《埃及历史铭文举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1页。需要说明的是，赫梯国王哈图什里三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如果他确实为巩固和平，做出了不远万里亲自出访埃及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行动，应当会在赫梯文献中被当作重大事件详细记载。但在拉美西斯二世铭文中所见的这位赫梯国王一路跋山涉水亲至埃及的盛况，却并不见于任何现存赫梯文献。所以这很可能是埃及人美化埃及国王、矮化赫梯国王的一厢情愿的自我宣传而已。此外，在赫梯人的观念中，哈图什里三世将女儿嫁给拉美西斯二世，并不能表明赫梯国王的地位低于埃及国王，不过是一种常用的外交手段之一，与双方地位高低无直接关系，如苏皮路里乌马一世就曾将女儿嫁给当时已沦为赫梯属邦的米坦尼国王沙提瓦扎。
[140] T.R.Bryce，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67.该条约的正式文本尚未被发现。
[141] HDT，pp.138-143；W.Wouters，“Urhi-Tesuband Ramses-Letters from Boghazkoy”，JCS 41/2 （1989），p.230.
[142] S.W.Manning，A Test of Time and a Test of Time Revisited，Oxford：Oxbow Books，1999，p.380.
[143] T.R.Bryce，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65.
[144] T.R.Bryce，“The ‘Eternal Treaty’ from the Hittite Perspective”，BMSAES6 （2006），p.8.
[145] H.Genz，“Foreign Contacts of the Hittites”，in H.Genz，D.P.Mielke，eds.，Insights into Hittite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Leuven：Peeters，2011，p.318.
[146] E.H.Cline，“Hittites”，OEAEII，p.113.
[147] 论及埃及人心中的异邦，首先要勘定埃及的边界。埃及人通常用两个单词来指代边界：一个是“djeru”，指一个永恒的宇宙界限；另一个是“tash”，指实际的地理边界，由人或神来设立，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本书所讨论的是“tash”，也即埃及的实际地理边界。参见R.O.Faulkner，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Oxford：Ashmolean Museum，1981，pp.323，294。
[148] 古代埃及文明的历史始于公元前31世纪，结束于公元前332年。生活在公元前4—前3世纪的埃及祭司曼尼托将埃及历史分31个王朝，学术界沿用了这一分法，并根据古代埃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线索将31个王朝再分为若干历史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时期被称为“王国”，国家分裂、经济凋敝、文化倒退的时期被称为“中间期”。
[149] 参见〔美〕林恩·桑戴克《世界文化史》，陈廷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9页。
[150] 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100.
[151] C.Aldred，The Egyptians，3rd edition，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98，p.139.
[152] 〔美〕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页。
[153] 为了防御来自亚洲的“外国人”通过西奈半岛涌出埃及本土，早在第十王朝时期，埃及就已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修筑了堡垒、屏障、壕沟等防御工事。埃及第十二王朝首任国王阿蒙纳姆赫特一世统治时期，更进一步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地区修建了被称为“统治者之墙”的配置有了望塔的军事防御工事。参见AEL I，pp.222 ff。
[154] 据学者考证，所谓第十四王朝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埃及王朝，因为曾被曼尼托当作第十四王朝王名的一串名字，实际上只是希克索斯人祖先的名字。作为操塞姆语的阿摩利人、希克索斯人有祖先崇拜的传统，所以将列祖列宗之名书写在了其所建立的第十五王朝王名表的前面。参见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106-107。
[155] 阿瓦利斯城址从1966年开始发掘，是希克索斯人在埃及期间唯一一个在考古上有连续意义的遗存。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在同一地点建立了新都培·拉美西斯，以抵御日益严重的努比亚人和海上民族的武装移民入侵。
[156] 学者们研究推定希克索斯人为叙巴地区的阿拉米人的一支，崇拜山神，其故乡最北部不会超过今黎巴嫩边界，最南部不会超过约旦高地。参见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100。
[157] 驱逐希克索斯人出埃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较详细地记录在艾巴纳之子雅赫摩斯的自传体铭文中。雅赫摩斯原为一名来自艾尔·卡布的士兵，后来成为埃及第十八王朝早期重臣，从该王朝首任国王开始，先后辅佐过阿赫摩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一世、图特摩斯一世、图特摩斯二世、图特摩斯三世、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参见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128。雅赫摩斯去世后，被安葬于艾尔·卡布的凿岩墓中，其自传体篇铭文即刻写于墓壁上。参见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98。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界一般将阿赫摩斯一世重新完成统一大业作为埃及第十八王朝建立的标志，实际上第十七王朝与第十八王朝是连续的。
[158] ARE，p.32.
[159] 沙苏人，是古代埃及人对被其称作“沙苏之地”的巴勒斯坦南部和外约旦地区的操塞姆语的类似于后来的贝都因人的古代游牧部族或一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社会阶层。参见A.Rowe，The Topograph and Histroy of Beth Shan，Phialdelphia：Th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m，1930，pp.23-30；K.A.Kitchen，ed.，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Notes Translations，Vol.I，Oxford：Blackwell Pulishings，1995，pp.12-13。有关沙苏人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埃及古王国第五王朝的文献中。在埃及浮雕或壁画中，沙苏人无论是在生理特征上，还是在衣着打扮上，与埃及人眼中的北方塞姆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一般通过头巾、带有流苏的短裙、挂着图章的项链作为判别沙苏人的特征，其实这也是北方塞姆人的特征。参见W.S.Smith，Interconnec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rts of Egypt，the Aegean，and Western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fig.13。在与沙苏人有关的埃及文献中，沙苏人或与埃及人在叙巴地区开战，或以雇佣兵或抢劫者的身份出现在叙巴地区的城镇或商队中。参见R.A.Caminos，Late Egyptian Miscellanie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pp.99-115。
[160] 在古代埃及王室，兄妹通婚现象司空见惯。图特摩斯二世与哈特舍普苏特是同父异母兄妹，哈特舍普苏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嫡女，而图特摩斯二世是图特摩斯一世的王妃所生。
[161] 所谓联合执政，是古代埃及解决王位继承问题的一种安排，具体来说就是现任国王在位时就将王储扶上王位，共同理政，通常分别主持国内政务和对外征伐。参见J.Baines，Visual and Written Culture in Ancient Egypt，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3。哈特舍普苏特与图特摩斯三世显然有过王位之争，这间接反映在作为最后胜利者的图特摩斯三世所主持修纂的有关固定宣传模式和严格礼仪规制的埃及官方史记之中。参见J.Baines，Visual and Writing Culture in Ancient Egypt，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3。
[162] 哈特舍普苏特统治执政时期并未如学术界早前认为的那样将对外军事行动中止了20余年之久，只是其在军事方面的政绩与前后任国王相比有所逊色而已，如哈特舍普苏特就通过其在戴尔埃尔巴赫瑞所建神庙的壁画，生动描绘了自己御驾亲征蓬特的场景。参见K.Kitchen，“The Land of Punt”，in T.Shaw，et al.，eds.，The Archaeology of Africa：Food，Metals，and Tow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p.587-608。
[163] A.J.Spalinger，“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Warfare：Pharaonic”，in A.B.Lloyd，ed.，A Companion to Ancient Egypt，Vol.I，Malden and Oxford：Wiley-Blackwell，2010，pp.439-440.
[164] D.B.Redford，Akhenaten：The Heretic K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25；B.J.Kemp，Ancient Egypt：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9，pp.216 ff；D.O'Conner，E.H.Cline，eds.，Amenhotep III：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p.179-180；M.S.Drower，“Syria，ca.1550-1400 B.C.”，CADII/1，p.472；W.J.Murnane，“Imperial Egypt and the Limits of Power”，in R.Cohne，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108；L.D.Morenz，L.Popko，“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and the New Kingdom”，in A.B.Lloyd，ed.，A Companion to Ancient Egypt，Vol.I，Malden and Oxford：Wiley-Blackwell，2010，p.109.
[165] B.Bryan，The Reign of Thutmose IV，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p.346.
[166] P.Der Manuelian，Studies in the Reign of Amenophis II，Hildesheim：Gerstenberg Verlag，1987，p.343.
[167] D.B.Redford，“A Bronze Age Itinerary in Transjordan”，JSSEA12 （1982），pp.55-56.
[168] A.R.Schulman，“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Military Background of the Amarna Period”，JARCE3 （1964），pp.64-65.
[169]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张倩红、马丹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170] EA 287.
[171] 根据古埃及铭文记载，泰伊的父亲名为尤亚，母亲名为图雅，分别为埃及重臣和贵胄。参见ARE II，§ 867；D.B.O'Connor，E.H.Cline，eds.，Amenhotep III：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5；J.Tyldesley，Nefertiti：Egypt's Sun Queen，New York：Viking，1999，p.20。也有学者认为泰伊为叙利亚地区某邦国的公主。参见W.M.F.Petrie，A History of Egypt，Vol.II：The XVIIth and XVIIIth Dynasties，London：Methuen，1896，p.183。泰伊年幼时就嫁给在位长达38年的阿蒙霍特普三世，并育有包括埃赫那吞在内的二子六女。埃赫那吞统治后期，泰伊因病去世。无论是在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还是在埃赫那吞时代，泰伊在埃及的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参见A.Weigall，The Life and Times of Akhnaton，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22，p.44；C.Aldred，Akhenaten：King of Egypt，London：Thomas and Hudson，1988，p.285。
[172] 新王国时期，位于上埃及尼罗河东岸的底比斯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城内建有宏伟的卡尔纳克神庙和卢克索斯神庙，而尼罗河西岸有著名的国王谷和王后谷。
[173] 埃赫塔吞的埃及语义为“阿吞的地平线”。参见OEAE I，pp.49，60。
[174] 埃赫那吞的埃及语义为“拥有阿吞精神的人”。有研究认为阿蒙霍特普四世曾与父亲阿蒙霍特普三世联合执政，但具体时间仍有争议。参见N.Grimal，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2，p.226。
[175] 阿蒙神本是底比斯的地方神。从以底比斯为首都的埃及第十一王朝开始，阿蒙神的影响逐渐扩大到全国，并在新王国时期成为集创世神和王权保护神为一身的国家主神。阿蒙的埃及语意为“隐形”，通常呈人形，头戴带羽王冠，有时也以羊头人身或鹅的形象出现。
[176] A.Weigall，The Life and Times of Akhenaton，Pharaoh of Egypt，London：Thorton Butterworth，1922，p.42；J.B.Breasted，A History of Egypt，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6，pp.356，359；J.B.Breasted，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59，p.314.
[177] W.Helck，Die Beziehungen Agyptens zu Vorderasien im 3.und 2.Jahrt ausend v.Chr.，Wiesbaden：Harrassowitz，1971，p.165.
[178] 图坦卡吞，意为“阿吞的鲜活形象”。
[179] 图坦卡蒙，意为“阿蒙的鲜活形象”。
[180] A.J.Spalinger，“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Warfare：Pharaonic”，in A.B.Lloyd，ed.，A Companion to Ancient Egypt，Vol.I，Malden and Oxford：Wiley-Blackwell，2010，pp.441-442.
[181] O.Goelet，J.B.A.Levine，“Making Peace in Heaven and on Earth：Religious and Legal Aspects of the Treaty between Ramesses II and Hattusilis III”，in M.Lubetski，et al.，eds.，Boundarie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World，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98，p.253.
[182] L.Bell，“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The Clash of Egyptian and Hittite Chariots in Syria，and the World's First Peace Treaty between ‘Superpowers’”，in K.A.Raaflaub，ed.，War and Peace in the Ancient World，Malden an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105.
[183] T.R.Bryce，The World of the Neo-Hittite Kingdoms：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00.
[184] KBI II，p.269.
[185] KBI II，pp.148-149，213.
[186] J.Assmann，Krieg und Frieden in Alten Agypten：Ramses II und die Schlacht bei Kadesch，Mannheim：Boehringer Mannheim GmbH，1983，pp.18，7.
[187] 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283 ff；D.Surenhagen，“Forerunners of the Hattusili-Ramesses Treaty”，BMSAES6 （2006），p.59.
[188] V.Hankey，“The Aegean Interst in El-Amarna”，JMAA I （1981），p.46.
[189] M.Bernal，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Vol.I，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pp.22-73.
[190] R.O.Faulkner，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Oxford：Ashmolean Museum，1981，p.284.
[191] B.G.Trigger，B.J.Kemp，D.O'Connor，A.B.Lloyd，eds.，Ancient Egypt：A Soci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02.
[192] 根据希腊神话，爱琴海的名称源于前往克里特岛杀死米诺斯迷宫牛头怪兽的雅典王子忒修斯的父亲——雅典国王爱琴乌斯。忒修斯临行前与父亲约定，如果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就在船上升起白帆，否则就升起黑帆。忒修斯成功杀死牛头怪兽，但由于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竟在返航时忘了将黑帆改为白帆。爱琴乌斯站在苏尼翁海岬俯瞰大海，期待儿子安全归来，但却见到返航的船上挂着黑帆。极度悲伤和绝望的爱琴乌斯纵身投入海自尽而死。为了纪念这位国王，人们遂将这片海域称为爱琴海。
[193] D.Lorton，The Juridical Termin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gyptian Texts through Dyn，XVIII，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4，pp.87-88，139.
[194] 相传，化身白牛的众神之王宙斯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带到克里特岛，在那里向她求爱，并生子米诺斯、拉达曼迪斯、萨耳佩冬。米诺斯后来成为米诺索斯城邦的国王。
[195] J.B.R.A History of Greece，4th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1975，p.9.
[196] T.Whitelaw，“Beyond the Palace：A Century of Investigation at Europe's Oldest City”，BICS44 （2000），p.223.
[197] J.B.R.A History of Greece，4th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1975，p.9.
[198] 线形文字A亦被称为米诺斯文字或克里特象形文字。而之所以被称为克里特象形文字，是因其与埃及象形文字有些相似，都是通过图形和线条来表现物体。时至今日，线形文字A仍未破译。
[199] J.B.R.A History of Greece，4th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1975，pp.17-18.
[200] P.P.Betancourt，“Dating the Aegean Late Bronze Age with Radiocatbon”，Archaeology29 （1987），pp.45-49.
[201] J.B.R.A History of Greece，4th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1975，pp.11-12.
[202] 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121.
[203] 〔英〕韦尔斯：《全球通史》，桂金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
[204] W.L.Friedrich，B.Kromer，M.Friedrich，J.Heinemeier，T.Pfeiffer，S.Talamo，“The Olive Branch Chronology Stands Irrespective of Tree-ring Counting”，Antiquity88/339 （2014），pp.274-277.
[205] J.B.R.A History of Greece，4th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1975，p.19.
[206] W.L.Friedrich，B.Kromer，M.Friedrich，J.Heinemeier，T.Pfeiffer，S.Talamo，“Santorini Eruption Radiocarbon Dated to 1627-1600 B.C.”，Science312 （2006），p.548；P.P.Betancourt，“Dating the Aegean Late Bronze Age with Radiocarbon”，Archaeology29 （1987），pp.45-49.
[207] 线形文字B由表音、表意、计数三种符号组成，于1952年被英国学者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和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一起破译，证明其为一种古代希腊语，使用于迈锡尼文明时期。线性文字B泥板文献数量不多，加上刻写在器皿上的铭文，总共只有五千篇左右。每篇少则三四个文字，多则百余个文字，以简短者居多，通常从左向右阅读。所记内容主要是克诺索斯王宫以及晚些时候的底比斯、迈锡尼、派多斯王宫中有关土地和财产目录以及劳力、牲畜、祭品、武器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社会状况。
[208] 国内学者根据公元前264年或前263年勘定的原立于爱琴海的中心位置的帕罗斯岛上的帕罗斯碑铭文等文献，推定特洛伊陷落的时间为公元前1209年7月5日。参见郝际陶《关于〈帕罗斯碑铭文〉的史料价值》，《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第119页。
[209] “黑暗时代”的历史情况被后来的古希腊盲诗人荷马作成史诗，故而又被称为“荷马时代”或“史诗时代”。从表面上看，荷马史诗的背景被置于青铜时代的迈锡尼文明时期，并保留了迈锡尼文明时期的记忆，但其所描写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与迈锡尼文明时期明显不同，更接近于迈锡尼文明毁灭后希腊世界，也即公元前10—前8世纪希腊世界的现实。
[210] J.Gilmore，Mycenaean Trade with the East Mediterranean，Thesis，Durham：Durham University，1977，pp.74-84.
[211] A.B.Knapp，“Review of Alashiya，Caphtor/Keftiu，and Eastern Mediterranean Trade：Recent Studies in Cypriote Archaeology and Histroy”，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12/2 （1985），pp.231-250.
[212] V.Hankey，“The Aegean Interest in El-Amarna”，JMAA1 （1981），p.46.
[213] E.Cline，“Amenhotep III and the Aegean：A Reassessment of Egypto-Aegean Relations in the 14th Century”，Or.NS56 （1987），p.3.
[2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2页。
[215] 以色列人为西北塞姆人的一支。最早的以色列人被称为希伯来人，意思就是“渡河而来之人”。据《圣经》和其他史料记载，以色列人族长亚伯拉罕率领族人从两河流域的乌尔城渡过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来到“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公元前16世纪，迦南发生特大饥荒，希伯来人中的一个部落以色列人南迁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并衍生出12支派。400余年后，以色列人在领袖摩西及其继承人约书亚的率领下离开埃及并历经40余年辗转回到迦南。此后，“希伯来人”一词就很少在《圣经》中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人”。最后由部落联盟酋长扫罗于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以色列王国。亚述、巴比伦、波斯等都先后占领过迦南。公元135年，罗马帝国在镇压以色列人起义后，将犹太行省的名字改为“巴勒斯坦”，以消除人们对犹太民族的记忆。
[216] A.M.Blackman，Middle-Egyptian Stories，Bruxelles：Brepols Publishers，1972，pp.1-41；R.B.Parkinson，The Tale of Sinuhe and Other Ancient Egyptian Poems 1940-1640 B.C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21-53.
[217] 1928年春天，一个叙利亚农民在梅纳特·贝达（M.Beida）的田间耕作时，无意发现一些古物，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不久，法国学者科罗德·沙斐尔（C.F.Schaffer）前来发掘，一个月后转移到附近的拉斯·沙姆拉继续发掘。仅用几天工夫，他便挖出第一批乌加里特泥板，从这时起到1937年，大批文献相继出土。许多出土文物陈列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博物馆和黎巴嫩贝鲁特博物馆中。
[218] 最早提及乌加里特的文献出土于其邻城埃伯拉，时间为公元前18世纪。
[219] M.C.Astour，“New Evidence on Last Days of Ugarit”，AJA 69 （1965），p.256.
[220] M.C.Astour，“Ugarit and the Great Powers”，in G.D.Young，ed.，Ugarit in Retrospect，Winona Lake：Eisenbrauns，1981，pp.10-15.
[221] EA 49.
[222] M.C.Astour，“Ugarit and the Great Powers”，in G.D.Young，ed.，Ugarit in Retrospect，Winona Lake：Eisenbrauns，1981，pp.16-17.
[223] T.Bryce，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new edition，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65.
[224] I.Singer，“A Concise History of Amurru”，in S.Izre'el，I.Singer，eds.，Amurru Akkadian：A Linguistic Study，Atlanta：Scholars Press，1991，pp.156-157.
[225] H.Klengel，Syria，3000 to 300 B.C.：A Handbook of Political History，Berlin：Akademie Verlag，1992，pp.142，172.
[226] E.Laroche，Catalogue des Texts Hittites，2nd edition，Paris：Klincksieck，1971，p.107.
[227] J.Nougayrol，et al，Ugaritica，Vol.V，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8，pp.87-90，No.24.
[228] 一般认为乌加里特毁于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的第八年，也即公元前1178年。而碳-14测定的数据显示，该城被焚毁的时间应在公元前1192—前1190年之间。参见D.Kaniewski，E.Van Campo，K.Van Lerberghe，T.Boiy，K.Vansteenhuyse，et al.，“The Sea Peoples，from Cuneiform Tablets to Carbon Dating”，PLoS ONE6/6 （2011），p.6。
[229] 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118.
[230] H.J.Kantor，The Aegean and the Orient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Bloomington：Principia Press，1947，pp.86-89.
[231] P.Rehak，J.younger，“International Styles in Ivory Carving in the Bronze Age”，in E.H.Cline，D.Harris-Cline，eds.，The Aegean and the Orient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Proceedings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Symposium，Liege：Universite de Liege，Histoire de l'Art et Archeologie de la Grece Antique，1998，pp.229-256.
[232] 哈托尔，作为一位女神，掌管了有关女性的快乐、爱情、浪漫、丰饶、舞蹈、音乐、美酒、香水等几乎所有一切。哈托尔女神的化身通常有女人、母牛、鹅、狮子、无花果树等，其中最为常见的当属母牛，就算化身为女人，往往也有一个牛头或一对牛耳。在民间和宗教传说中，哈托尔被描述成一棵流着白色牛乳状液体的无花果树，或是一头正在给法老哺乳的母牛。
[233] C.F.A.Schaeffer，ed.，Ugaritica，Vol.IV，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62，pp.17-23.
[234] M.Yon，ed.，Ras Shamra-Ougarit VI：Arts et Industries de la Pierre，Paris：E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1991，cat.No.10.
[235] A.R.Shulman，“Diplomatic Marriage in the Egyptian New Kingdom”，JNES38 （1979），pp.177-193.
[236] 20世纪60年代，埃及学家史密斯首次用“国际风格”这一术语来描述乌加里特艺术作品的特征。参见W.S.Smith，Interconnec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rts of Egypt，the Aegean，and Western Asia，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p.35，97。
[237] 1930年，由于人们成功地破译了乌加里特楔形文字拼音字母，人们才开始对其文学和宗教有了一些认识。史诗、颂诗和祷文揭示了迦南宗教的内涵，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旧约全书》的进一步的理解，而《旧约全书》是迦南人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或是在迈锡尼文明时期，或是晚于迈锡尼文明500年以后，当希腊商人再次来到黎凡特时，希腊人学习并借鉴了这一地区的文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乌加里特众神通常被认为居住在山上，这座供众神居住的山的名字是卡西奥斯·艾山，而乌加里特的主神和众神之父是宙斯·卡西奥斯。此外，兴起于公元前1千纪的腓尼基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与乌加里特联系密切。参见孙宝国《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字传媒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0页。
[238] W.Helck，Die Beziehungen Agyptens zu Vorderasien im 3.und 2.Jahrt ausend v.Chr.，Wiesbaden：Harrassowitz，1971，pp.21-24.
[239] T.Wilkinson，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New York：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Books，2011，p.66.
[240] 《旧约全书·以西结》第二十七章第九节。
[241] W.E.Mills，R.A.Bullard，Mercer Dictionary of the Bible，Macon：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90，p.124.
[242] T.Wilkinson，Early Dynastic Egyp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78.
[243] D.B.Redford，“A Gate Inscription from Karnak and Egyptian Involvement in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Early 18th Dynasty”，JAOS99 （1979），p.274.
[244] W.A.Ward，“Egyptian Relations with Canaan”，in D.N.Freedom，et al.，eds.，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Vol.II，New York：Doubleday，1992，p.401.
[245] G.S.Matthiae，“The Relations between Ebla and Egypt”，in E.D.Oren，ed.，The Hyksos：New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University Museum，1997，pp.415-429.
[246] 阿斯塔特女神，又称巴阿拉特·盖特尔女神，是巴比罗斯的保护神，其地位相当于埃及的哈特尔女神。
[247] 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208.
[248] EA 74；J.L.McLaughlin，The Ancient Near East，New York and Cincinnati：Abingdon Press，2012，p.36.
[249] EA 116.
[250] EA 59.
[251] I.Shaw，ed.，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21；W.Helck，Die Beziehungen Agyptens zu Vorderasien im 3.und 2.Jahrt ausend v.Chr.，Wiesbaden：Harrassowitz，1971，pp.93-94；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101-165；J.Van Seters，The Hyksos：A New Investig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pp.121-126；A.H.Gardier，Egypt of the Pharaohs：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156-157.
[252] A.Haldar，Who Were the Amorites？ Leiden：E.J.Brill，1971，p.5.
[253] D.Frayne，“Sargonic and Gutian Period”，RIMEII，pp.91-92；D.O.Edzard，“Gudea and his Dynasty”，RIMEIII/1，p.34；I.J.Gelb，“The Early Hisory of the West Semitic Peoples”，JCS15/1 （1961），p.30.
[254] 对于“Amurru”一词的“地域名”和“部族名”这两个释义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地域名引申自族群名，有学者则认为族群名衍生自地域名。参见P.Bienkowski，A.Millard，eds.，Dictiona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0，p.16；Muchou，Poo，ed.，Enemies of Civilization：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Egypt，and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p.40；H.Klengel，Syria，3000 to 300 B.C.：A Handbook of Political History，Berlin：Akademie Verlag，1992，p.16。
[255] K.Van der Toorn，“Amurru”，in K.Van der Toorn，B.Becking，P.W.Van der Horst，eds.，Dictionary of Deities and Demons in the Bible，2nd extensively revised edition，Leiden，Boston and Koln：E J.Brill，1999，p.32.
[256] A.H.Gardiner，Ancient Egyptian Onomastica，Vol.II，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pp.235-236；I.Singer，“The ‘Land of Amurru’ and the ‘Lands of Amurru’ in the Sausgamuwa Treaty”，Iraq53 （1991），pp.69；A.K.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1114-859 B.C.），Toronto，Buffal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1，pp.37，41，42，44，52，53，57，60，63，64，96，104，218，298，309，311，312，330.
[257] I.J.Gelb，“The Early Hisory of the West Semitic Peoples”，JCS15/1 （1961），p.41；H.Klengel，Syria，3000 to 300 B.C.：A Handbook of Political History，Berlin：Akademie Verlag，1992，p.161.
[258] I.Singer，“AConcise History of Amurru”，in S.Izre'el，I.Singer，eds.，Amurru Akkadian：A Linguistic Study，Atlanta：Scholars Press，1991，p.137.
[259] B.M.Bryan，“The 18th Dynasty before the Amarna Period （ca.1550-1352 B.C.）”，OHAE，pp.237-241.
[260] EA 62.
[261] A.James，“Egypt and Her Vassels：the Geopolitical Dimension”，in R.Cohen，R.Westbrook，eds.，Amarna Diplomacy：The Beginn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117.
[262]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263] 有学者通过对EA 162等文献的分析，提出阿姆如的首都阿姆如城即苏穆尔城。参见R.R.Stieglitz，“The City of Amurru”，JNES50/1 （1991），pp.45-48。但阿姆如人并没有固定的统治中心，其都城可能是处于不断的迁徙状态，譬如，就连阿姆如城邦最著名的国王阿布迪·阿什尔塔和阿兹如，都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们有常驻之地。参见Y.Goren，I.Finkelstein，N.Na'aman，“The Expansion of the Kingdom of Amurru according to Petrographic Investigation of the Amarna Tablets”，BASOR329 （2003），pp.5-8。
[264] 早在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开始之前，埃及人就把来自死海北部地区的塞姆人称为哈皮如人，而将来自死海南部地区的塞姆人称为沙苏人。“阿皮如”的原始含义为“灰尘的制造者”，即那些策马驰骋的人。目前学术界通常认为阿皮如人不是一个种族，而是公元前18—前12世纪分布于迦南、叙利亚、埃及、努孜（位于今伊拉克北部的基尔库克附近）、小亚的生活在城垣之外农村地区的处在主流社会边缘和半独立状态的特殊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没有城邦公民权，所以尽管偶尔定居于城内，但通常居无定所，处于流动状态，且多以杀人越货为业。参见J.Blenkinsopp，Judaism，the First Phase：The Place of Ezra and Nehemiah in the Origins of Judaism，Grand Rapids：Eerdmans，2009，p.19。在叙巴地区城邦林立且彼此纷争不断的年代，阿皮如人逐渐成为阿姆如等城邦统治者借助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甚至直接成为雇佣军的主要来源。游牧民族出身的阿姆如统治者与阿皮如人的联合，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最大不安定因素，令巴比罗斯国王瑞布·阿达等传统意义上的叙巴地区城邦统治者恐慌不安。参见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 and Cairo：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195；J.Bright，A History of Israel：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 by William P.Brown，4th edition，Louisville：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00，pp.93-96；J.L.McLaughlin，The Ancient Near East，New York and Cincinnati：Abingdon Press，2012，p.36。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阿皮如人的出身和来源相当多元，而且并非个个都是杀人越货之徒。参见R.Youngblood，“The Amarna Letters and the ‘Habiru’”，in G.A.Carnagey，K.N.Schoville，Beyond the Jordan：Studies in Honor of W.Harold Mare，Eugene：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2005，pp.134-135。譬如，一个名叫伊德瑞米的阿皮如人，原本是阿拉拉赫被废黜国王的王子，在阿皮如人伙伴的支持下，他后来当上了阿拉拉赫国王。参见N.Na'aman，Canaan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Collected Essays，Winona Lake：Eisenbrauns，2005，p.112。
[265] EA 71.
[266] EA 79，EA 117.
[267] EA 74.
[268] EA 84.
[269] EA 81.
[270] EA 85.
[271] EA 83.
[272] H.Klengel，Syria，3000 to 300 B.C.：A Handbook of Political History，Berlin：Akademie Verlag，1992，p.165.
[273] EA 60.
[274] EA 101；D.O'Conner，E.H.Cline，eds.，Amenhotep III：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228.
[275] EA 85，EA 90，EA 95.
[276] EA 60.
[277] A.F.Rainey，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Leiden：E.J.Brill，2015，p.18.
[278] EA 95.
[279] EA 101；I.Singer，“A Concise History of Amurru”，in S.Izre'el，I.Singer，eds.，Amurru Akkadian：A Linguistic Study，Atlanta：Scholars Press，1991，p.145.
[280] J.Nougayrol，Le Palais Royal d'Ugarit，Vol.IV，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1，pp.284-285.
[281] EA 59.
[282] I.J.Gelb，“The Early Hisory of the West Semitic Peoples”，JCS15/1 （1961），p.42.
[283] H.Klengel，Syria，3000 to 300 B.C.：A Handbook of Political History，Berlin：Akademie Verlag，1992，pp.161，165.
[284] EA 73，EA 81，EA 85，EA 126，EA 138.
[285] EA 161.
[286] EA 162.
[287] EA 60.
[288] EA 158.
[289] EA 159.
[290] EA 160-161.
[291] EA 165.
[292] EA 168.
[293] EA 156，EA 160，EA 164-167.
[294] EA 164.
[295] EA 169-170.
[296] D.B.Redford，Akhenaten：The Heretic K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92 ff.
[297] EA 169.
[298] HDT 5.
[299] 舍克尔，英文写作“Shekel”，古希伯来重量单位，1舍克尔约等于11.25克。
[300] HDT 5.
[301] HDT 8.
[302] HDT 8.
[303] OEAE II，p.220；A.H.Gardiner，Ancient Egyptian Onomastica，Vol.I，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p.140.
[304] HDT 17.
[305] HDT 17.
[306] A.H.Gardiner，Ancient Egyptian Onomastica，Vol.I，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p.179.
[307] HDT 17；I.Singer，“The ‘Land of Amurru’ and the ‘Lands of Amurru’ in the Sausgamuwa Treaty”，Iraq53 （1991），pp.69-74.
[308] EA 296.
[309] R.Giveon，The Impact of Egypt on Canaan，Gottingen：Vandenhoeck and Ruprecht，1978，p.23.
[310] EA 51-55，EA 59.
[311] HDT，p.50.
[312] M.C.Astour，“Ugarit and the Great Power”，in G.D.Young，ed.，Ugarit in Retrospect，Winona Lake：Eisenbrauns，1981，pp.19-20.
[313] EA 53，EA 197.
[314] HDT，pp.130-131.
[315] J.M.Weinstein，“The Egyptian Empire in Palestine：A Reassessment”，RASOR241 （1981），p.17.古代埃及文明的星光此后又闪烁了上千年，直到公元394年位于阿斯旺以南15千米的尼罗河中的小岛——菲莱岛上的伊西斯神庙大门的黯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