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

朱子四书诠释历经一长期艰辛过程，故厘清把握这一过程，对理解作为“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83]的四书学非常重要。学界对朱子四书的形成似乎已形成某种共识，然仍有可探讨之处。朱子四书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段：启蒙期、准备期、初步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这一过程体现了朱子四书撰述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的特点。朱子对四书各书或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但并未合刻《四书集注》。朱子四书学着力构建了四书的一体化，但此一体化中亦有客观的差别性。这在《四书或问》中表现得极明显。盖今通行本《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由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部分构成。朱子四书系列著述反复修改刊刻，颇有使人迷惑颠倒之处。如《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名称、刊刻皆多变，极易混淆。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又名《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而今流传通行本却不属任何一版本，似为盗本。准确把握朱子四书的形成著述，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无疑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 《章句》《集注》的形成刊刻

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贯穿朱子求学问道的全部生命，是一长期的探索过程，此一过程大致可分为各具特色的五个时段：四书学的启蒙期、准备期、初步形成期、成熟期和最后完善期。

自接受庭教至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可视为朱子四书学启蒙期。这一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自小在父亲朱松指导下诵读四书，打下日后研究四书的初步根基，朱子自称“某少时读四书，甚辛苦”[84]。绍兴十三年（1143年）父殁之后，朱子举家迁至崇安，受学父挚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苦读四书。“某自年十四五时即尝有志于此，中间非不用力。”[85]中举至绍兴二十二年（1152）赴任同安前。朱子十九岁中进士后，泛滥佛老，但仍以研读四书为主。谢良佐《论语解》对朱子四书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子曾叙说反复研读该书的情景，对其引导之功深表感激。“熹自少时妄意为学，即赖先生（上蔡）之言，以发其趣。”[86]

朱子四书学准备期大致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隆兴元年（1163年），即十年从学延平期，此阶段朱子始专意儒学，写下了表明与佛学决裂的批判著作——《杂学辨》，其中包括对吕本中《吕氏大学解》、张无垢《中庸解》的批评，对吕氏、张氏佛老之说的批评，是朱子对自身佛老思想的彻底清洗，是走向儒学的宣言。同时撰写了《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孟子集解》等著作，完成了四书诠释的准备性工作。[87]庚辰（1160年）《答程云夫》一言，“《孟子集解》虽已具稿，然尚多所疑”[88]。延平对朱子最大教导在于通过和朱子反复探究理一分殊这一兼具形上本体和形下方法论的儒学命题，帮助朱子分辨儒佛在本体与工夫上的同异，最终使朱子从泛滥释老之路归本伊洛之学。这一探究过程围绕四书文本的重点章节范畴展开，涉及《论语》忠恕说和仁说、《孟子》存心养气说、《大学》“格物”说、《中庸》未发已发说，如己丑（1169年）《答林择之》二十言，“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89]。

从隆兴甲申年（1164年）至淳熙九年壬寅年（1182年）为朱子四书学初步形成期，这一时期经过与湖湘学派争论中和说、仁说，朱子树立起一生为学大旨，完成了《章句》、《集注》、《或问》初稿，并有所刊刻。

这一时期时跨度较长，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甲申（1164年）至壬辰（1172年）的《精义》阶段，此时朱子非常注意区分儒佛，对《论语》仁说、《孟子》养气尽心、《大学》格物诚意、《中庸》中和诸说的认识皆得到加深，在四书文本上亦取得进展，壬辰年出版了《论孟精义》[90]。《大学》方面，朱子于延平去世后不久即撰成《大学集解》一书，该书集解前辈诸说而成，故又名《大学集传》。丁亥1167年《答林师鲁》言，“《大学集传》虽原于先贤之旧，然去取之间，决于私臆”[91]。乙巳1185年《答林井伯》二言，“伊川先生多令学者先看《大学》，此诚学者入德门户，某向有《集解》两册，纳呈福公（陈俊卿），其间多是集诸先生说”。[92]

自癸巳（1173年）至丁酉（1177年）为第二阶段，《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四书或问》等著作相继完成。在《大学集解》基础上完成《大学》的经传划分、次序调整，加入了训诂注音，撰成《大学章句》，完成了与之配套使用的《大学或问》。朱子一直做《中庸》的集解工作，此时撰成与《大学章句》体例相似的《中庸章句》。癸巳《答林择之》十三言，“近看《中庸》，于章句文义间，窥见圣贤述作传授之意，……因出己意，去取诸家，定为一书，与向来《大学章句》相似”[93]。朱子反对友人刻印《中庸章句》，甲午（1174年）《答吕伯恭》三十八言，“《中庸解》固不能无谬误，更望细加考订。……但恐未成之书，若缘此流布，不能不误人耳”[94]。考虑到好友石子重《中庸集解》太繁厚了，朱子特意编撰《中庸辑略》一书。丁酉年正式完成了《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中庸辑略》的撰写。从丁酉年朱子给蔡季通的信中可知，以《精义》、《或问》、《章句》、《集注》为主的四书学框架已经建构起来了。“某数日整顿得四书颇就绪，皆为《集注》，其余议论别为《或问》一篇，诸家说已见《精义》者皆删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篇，以其（石子重）《集解》太烦故耳。”[95]“近日《章句》《集注》四书却看得一过，其间多所是正。”[96]需注意的是，朱子此时并未将《章句》、《集注》合订为一部书，而是称为“四书”，即四本书之意，《章句》、《集注》各两本。

自戊戌（1178年）至壬寅（1182年）为第三阶段，着重四书文本的修改与刊刻。如庚子（1180年）朱子提及《论语集注》当改大半，庚子（1180年）《答程正思》六言，“《论语》旧尝纂定诸说，近细考之，所当改易者什过五六”[97]。辛丑（1181年）提及《孟子集注》、《中庸章句》修改，《答叶永卿》九，“《孟子集注》近方修得一过，未及再看”[98]。《答刘子澄》二，“偷闲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册”[99]。

壬寅（1182年）朱子将《学庸章句》合刊于浙东任上，他在丁未（1187年）《答宋深之》（二）提到，“且附去《大学》、《中庸》本，大小学序两篇，幸视之。《大学》当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东刻本只为一编，恐勾仓尚在彼，可就求之”[100]。这里朱子提到《学庸章句》而非《四书集注》合刻为“一编”，《学庸章句》是合刻而非各自单刻。《论语集注》则早在庚子（1180年）就为商人盗刻，“《论语集注》盖某十年前本，为朋友间传去，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101]。同年朱子给廖子晦的信中称已请求官府追究盗版之事，“《论语集注》已移文两县，并作书嘱之矣”[102]。可知此时朱子《论》、《孟》并未合刻。

自淳熙癸卯年（1183年）至绍熙壬子（1192年）十年间为朱子四书学的成熟期，在此阶段朱子对《章句》、《集注》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刊刻。我们以己酉（1189年）年朱子序定《学庸章句》为标志，将这十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论述。

己酉前四书的修改刊刻。首先是《大学》、《中庸》德庆刻本、丙午改本，《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德庆刻本、丙午刻本（静江本）。朱子在这数年间对《四书》做了较为密集的修改刊刻。乙巳（1185年）朱子对四书进行了一次较为满意的全面修改，尤其是提到《大学》所改甚多。《答潘端叔》二言，“今年诸书都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103]。丙午（1186年）在詹仪之的要求下，朱子将修改的四书抄写给他，结果詹氏将其中《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不告而刊之，此为静江本也，朱子对此深感不满。《答詹帅书》（二）言，“今辱垂喻，乃闻已遂刊刻，闻之惘然。”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即1184年），《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就有了德庆刊本，詹氏还为之写序，朱子指出隔了两年，今本较旧本修改不大，紧要之处仍不满意，“德庆刊本重蒙序引之赐，尤以悚仄。此书比今本所争不多，但紧切处多不满人意耳”[104]。《答詹帅书》（三）言，“但两年以来节次改定，又已不少……今不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纳呈。”[105]《答詹帅书》（四）言，“熹前日拜书，并已校过文字。……不免亲为看过，其间又有合修改处甚多，……昨日始得了毕，但《论语》所改已多，不知尚堪修否”[106]？詹氏在两年前的德庆刊本中，似乎也刊刻了《大学》、《中庸》，这次本来还要刊刻新本，但为朱子所制止，“《中庸》、《大学》旧本已领，二书所改尤多；幸于未刻，不敢复以新本拜呈，幸且罢议，他日却附去请教也。”朱子还具体透露《中庸》序和《大学》格物的修改.《答詹帅书》（三）言，“《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大学》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删去辩论冗说极多”[107]。

显然，朱子此时对四书的处理是，《学》、《庸》并提，《论》、《孟》并提，并无四书合刻。上引《答宋深之》（二）书仅言及《学庸》合刻，而未言及《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答黄直卿》三十六书提及《论孟》刻本而未言及《学庸》，“广西寄得《语孟》说来，细看亦多合改”[108]。戊申（1188年）《答苏晋叟》明确言及建阳人盗版“静江本”《论孟解》，可见詹仪之广西静江刻本仅刻《论孟集注》而非《四书集注》。“《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刋（‘刊’）行，……然乃是静江本之未修者，亦不足观也。”[109]此外，魏了翁《朱氏语孟集注序》指出朱子晚年《语孟集注》与赵汝愚所刻成都本差别极大，说明所谓成都刻本仅为《语孟集注》。于此可推，“静江本”“德庆本”当与之类似。

辅汉卿广以《语孟集注》为赠，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余拜而授之。较以闽浙间书肆所刊，则十已易其二三；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刊，则十易六七矣。（《鹤山集》卷五十三）

此后朱子仍继续四书的修改工作，并提到四书著作被盗版的苦恼，《中庸》新本尚未刊刻即遭到盗印，《论孟解》旧本静江本亦被人翻印，甚悔此书刊刻过早，存在不完善处，担心给读者造成不良影响。戊申（1188年）《答应仁仲》二，“《中庸》等书未敢刻，闻有盗印者，方此追究未定，甚以为挠也”[110]。修订工作不止于《章句》、《集注》，其中包括《学庸或问》。戊申《答黄直卿》二十言，“《大学》、《中庸》、《集注》中及《大学或问》改字处附去，可子细看过，依此改定令写。但《中庸或问》改未得了，为怅耳”[111]。

己酉正式序定《学庸章句》，庚戌刊刻《大学章句》、《四子》，标志着朱子四书学的正式形成。

庚戌（1190年）朱子在临漳任上推行经界时曾刊刻了《四子》。据《书临漳所刊四子后》可知，朱子在漳州将四书合刻，四书顺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特别说明《中庸》当在《孟子》后，《大学》当在《论语》前，此四书为原本而非朱子注本，朱子对原书只作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注音，“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二是补上了二程涉及四书读法的议论，今本《论孟集注》亦有此。这是为了“以便观者”“以见读之之法”，方便学者理解。“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112]朱子在《答曹元可》中指出，自己对于所刻《四书》只是“略述鄙意以附书后”，指书后跋语而非四书各章句之注文。“是以顷年尝刻四古经于临漳，而复刻此四书以先后其说，又略述鄙意以附书后。”[113]朱子此时公务繁忙，限于精力，无力完成《四书集注》的修改工作。在《答张元德》第一书中，朱子交代对《大学章句》多有修改，而《论孟集注》《中庸章句》任职期间则无暇改，自己也颇不满意。

《大学》等书近多改定处，未暇录寄，亦有未及整顿者，如《论》、《孟》两书，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间事虽不多，然亦终日扰扰，少得暇看文字。[114]

正因为朱子仅修改好了《大学章句》，故庚戌年仅刊刻了《大学章句》。此时，朱子将《章句》、《集注》与《四子》相提并论，显然彼此各为一套书，四子不等于《四书集注》。在庚戌《答张元德》第二书中，朱子先提到《大学章句》刊行，再提到《四子》，将《大学章句》与《四子》并提，若四子指《四书章句集注》，则逻辑不通。同时《答林一之》书亦将《四子》与《章句集注》并提，显然《四子》与《四书集注》是两套书。

《大学》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虽未是定本，然亦稍胜于旧也。临漳四子四经各往一本，其后各有跋语，可见读之之法。[115]

疑问两条至诚之说，固难躐等遽论。熹于《四子后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谓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详考之过。[116]

壬子年南康《大学》《论》《孟》刻本。朱子所著《大学》、《论》、《孟》三书于壬子（1192 年）在南康刊刻。壬子年朱子《答李诚之》一提到刊刻了《大学章句》，“近所刊定《大学章句》一通，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117]癸丑（1193年）《答刘德修》二中提到《大学》、《论语》、《孟子》三书在南康被刊刻，却未提到《中庸》，可见并无《四书集注》合刻。“某所为《大学》、《论》、《孟》说，近有为刻板南康者，后颇复有所刊正，今内一通”。[118]朱子此后多次提到南康刻本，对之多有修改。如甲寅（1194年）《答吴伯丰》十三，“南康诸书，后来颇复有所更改。”[119]丙辰（1196年）《答孙敬甫》四提到对南康语孟版本经过再三修改，“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 同书还提到毁版事，“毁板事近复差缓，未知何谓”[120]。南康本遭到毁板《语》、《孟》之令但终未实行，丁巳（1197年）《与黄直卿书》二十五言，“得曾致虚书，云江东漕司行下南康，毁《语》、《孟》板。刘四哥却云被学官回申不可，遂已”[121]。朱子同时修改《中庸章句》、《或问》、《辑略》三书，对三书作了合理定位，《或问》简单直接，《集解》诸说不纯，时有不妥，当以《章句》为主，《或问》、《集解》之说适当添入，以二者之长补《章句》之不足。辛亥（1191年）《答黄直卿》十七言，“或只如旧而添《集解》、《或问》以载注中之说”[122]。

自绍熙癸丑（1193年）至庚申（1200年）是四书学的最后修改完善期。南康诸刻本在朱子生前甚为流行，成为重要的教材。朱子对此从未满足，始终在不懈修改，亦有新的刊刻。尤其对《大学》修改频繁。朱子甲寅（1194年）曾入侍讲解《大学》，回来后对《大学章句》有所修改，如乙卯（1195年）《答吴伯丰》十五言，“《大学》、《中庸》近看得一过，旧说亦多草草”[123]。丙辰（1196年）《答孙敬甫》六指出《大学》已经修改成新的定本，并以此刊正旧版，“‘小人闲居’以下……此段《章句》、《或问》近皆略有修改，见此刊正旧版，俟可印即寄去”[124]。己未年（1199年）仍刻《大学》新本，《答刘季章》十一言，“《大学》近修改一两处，旦夕须就板，改定断手，即奉寄也”[125]。对《中庸》的修改围绕首章等重点章句展开，且《章句》、《或问》并行修改。乙卯《答林德久》六提及修订刊刻《中庸章句》《或问》，“《中庸章句》已刻成，尚欲修一两处，以《或问》未罢，亦未欲出，次第更一两月可了”[126]。朱子此时对《孟子》仍颇为费心，除修改《孟子集注》外，还编撰了《孟子要略》一书，丁巳（1197年）《答黄直卿》三十言，“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眀，觉得从前多是衍说，已略修正，异日写去，此书似有益于学者”[127]。他对《论语》的重要章节仍在修改，如乙卯、戊午间《答曾无疑》四言，“忠恕二说皆近之。熹向来所论正谓如此，近复细观，乃有未尽，已于《论语集注》中更定其说矣”[128]。

朱子对四书著作反复修改，诸家《年谱》皆载朱子易箦前三日尚修改《大学·诚意》章，正反映出朱子对四书死而后已、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朱子现存文献反复提及《学庸章句》、《论孟集注》多为单刻，有时两两刻，但并无提及四书合刻，故可认为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四书集注》作为专名及合刊乃后人所为。[129]后人魏了翁也是将朱子四书单提，如他在《朱文公五书问答序》言，“得未见之书，乃《易本义》与《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之外，又裒当时答问之语为一编。”（《鹤山集》卷五十五）

二 《四书或问》的分合异同

《四书或问》因皆为朱子所作，且刻为一书之故，易被视为一体而不加区别。既然包含章句、集注两种不同体裁的《四书章句集注》都可视为一书，何况体裁一致的《学庸论孟或问》了。其实不然，且看上海古籍、安徽教育版《四书或问》校点说明中体现的困惑：

就连朱熹自己，对《章句》、《集注》、《或问》也语含轩轾。一方面，他对《章句》、《集注》的修改日益精密……另一方面，对《或问》却又无暇修订，感到很不满意。……因为《或问》与《集注》抵牾颇多，甚至还得出“不须看”的结论。……朱熹生前只刻印了《论孟集注》，从未将《论孟或问》付印，……但据《中庸章句序》，他在世时，已将《或问》附于《章句》之后。

尽管如此，《或问》毕竟还是有用之书。

“校点说明”指出，朱子有明确贬低《或问》的说法，《或问》无法和《集注》相提并论，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朱子于《语孟集注》反复修订、刊刻，对《或问》却说无暇修订，从未将《论孟或问》刻印。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将《中庸或问》附于《章句》之后，一并刊刻。这也是事实。这里显然存在矛盾，校点说明者并未解释个中原因，而是最后以“尽管如此，《或问》毕竟还是有用之书”为结束语。

仔细阅读朱子关于《或问》的论述，即可发现，在朱子心目中，有两种不同的《或问》：一种是“不须看”的、“不相应的”《论孟或问》；另一种是不断修改完善附于《章句》之后的《学庸或问》。在丁酉年，朱子大致分别完成了四书的《或问》，这是一个分水岭。此时的四书《或问》皆反映了朱子丁酉期思想，可视为一体。但自此就走向了分别。《论孟或问》从此再未修改，亦从未主动刊刻，朱子不愿将之与《论孟集注》同等并提。《答张元德》明确言，“《语孟或问》乃丁酉本”[130]。弟子甘节晚年所录语录亦提及《论语或问》为丁酉本。“张仁叟问《论语或问》。曰：是十五年前文字，与今说不类。”[131]

反观《学庸或问》则不然，朱子晚年屡屡提及且不废修改，《朱文公文集》中万人杰、陈淳等弟子与朱子书信，多有长篇讨论《学庸或问》者，亦证明朱子对《学庸或问》非常重视，不断修改。朱子本人常将《学庸或问》与《章句》并行刊刻，更证明了《学庸或问》的重要。再从后世《四书集注》刊本来看，许多著作如元代胡炳文《四书通》等多收入《学庸或问》，并为之作注，据此亦可看出在朱子后学那里对《论孟或问》与《学庸或问》就有区别对待。典型者如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对学习《学庸或问》与《论孟或问》有明确区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是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同时通读的，而《论孟或问》则要求挑选其中与《论孟集注》义理相应者读，盖其多有与之不相应者。

《大学章句》《或问》毕。次读《论语集注》。次读《孟子集注》。次读《中庸章句》、《或问》。次抄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抄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

这也提醒我们，《四书或问》乃后世所刊，并非朱子所著，恐朱子在世时并无“《四书或问》”一书。只有《论孟或问》、《学庸或问》，二者在相同时间形成初稿，此时视为一体是合理的。但此后二者产生差别，今本二者分别代表朱子丁酉时期的和晚年的思想，故须区别对待。这与我们上述《四书集注》合刊的分析颇有关联，我们很自然地将《四书或问》视为一体，是受到合刊本的误导，加上“以今视昔”的眼光，所以难免与事实不符。

三 《论孟精义》系列异同[132]

朱子《论孟精义》是个复杂的系列，其名称的反复变化也反映了它不断被修改刊刻的历史，先后有《论语要义》《论孟精义》《论孟集义》《语孟要义》等名称。《论孟精义》是其中最流行者，今传世本即为此名。问题是各种版本仅仅是名称之异还是内容有别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演变如何呢？今本《论孟精义》真实情况如何呢？以下试图具体分析朱子《论孟精义》的形成过程，以回答以上问题。

朱子对《论语》、《孟子》的研究分别进行。癸未（1163年）先后撰成《论语要义》和《论语训蒙口义》，二书早佚，今存《论语要义目录序》，对《要义》一书缘起有详细介绍。序文指出，该书取名《要义》相对小学而言，尽管小学名物训诂之功不可省略，但此书不取文字训诂之说，只取二程学派所阐发的理学大义，故名之曰《要义》。“盖以为学者之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其庶几焉。”[133]朱子对此书效用极为自信，认为它优于《论语训蒙口义》。《与平父书中杂说》言，“《训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义》自佳也”[134]。应当记住的是，此处《要义》仅指《论语要义》而非后来的《语孟要义》。此书代表了朱子从师延平以来研究《论语》的心得体会，朱子撰述该书，目的在于以之作为教学范本，为学者学习理学思想提供便利。故三年后朱子在给友人信中有此书“甚便学者观览”之说。《答何叔京》三言，“伯崇云《论语要义》武阳学中已写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书，甚便学者观览”[135]。朱子在稍早时的庚辰年（1160年）写完《孟子集解》初稿，《程钦国》言，“近集诸公《孟子》说为一书，已就稿”[136]。此书主要聚集二程学派的孟子说，初稿成书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独自修改，直至丙戌（1169年）朱子才将之在友朋间传阅切磋，并参考了何叔京《孟子遗说》，朱子根据《孟子集解》一书广搜博取古今诸说的性质，认为可命之为“古今集解”。此书亦早佚。“昔人有古今集验方者，此书亦可为古今集解矣。”[137]

朱子四十左右对二程学派《论语》、《孟子》诠释认识加深，于壬辰年集合诸家《论》、《孟》诠释，合撰成《论孟精义》一书，癸巳（1173年）刊该书于福建建阳。《精义》是先列出原文，再依次列出明道、伊川、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十一家之说。朱子在序言中总结编撰此书意图在于集理学众家之优长，明圣学传道统绪，以消除流俗异端之学的谬害。此书刊后，朱子门人即用以教学，当时很见欢迎。乙未1175年《答程允夫》言，“所教学者看《精义》说甚善”[138]。该书对普及二程思想，建构儒家道统思想起到积极作用，并在学界大受欢迎，马上就遭到义乌书商的盗版，以至朱子不得不请吕伯恭出面制止。甲午（1174年）《答吕伯恭》二十八言，“所扣婺人番开《精义》事不知如何？此近传闻稍的，云是义乌人”[139]。

《集义》与《精义》为同书异名。今本朱子为《精义》所作序题为《语孟集义序》，此名与正文有冲突，文中言该书“名曰《论孟精义》，以备观省”。而序题下小字注：“初曰《精义》，后改名《集义》。”此注及《集义》之名显然为文集编者所改，《集义》与《精义》为同书异名关系，《集义》之名晚于《精义》。后世著录亦两名互用，如《直斋书录解题》题为《语孟集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丙集》、《皕宋楼藏书志》题为《论孟集义》二十卷，他书皆著录为《论孟精义》。《集义》之名晚于《精义》，朱子何时改《精义》为《集义》的呢？丁酉年完成的《四书或问》虽屡言及《精义》，但在《孟子或问》中亦两次提及《集义》，“杨氏别说有之……予窃深有疑于其言，故不敢以列于《集义》之书。”“尹氏推说尧舜孝弟之意亦佳，而《集义》未之载也。”故《集义》之名应在壬辰至丁酉间出现，若如《年谱》所载，庚子1180年《要义》后又改名《集义》，《集义》之名当出现在庚子之后而非之前的丁酉年。

朱子文字中并未专门提及《集义》，而是常将《集义》与《精义》混用不分。如同为一人所录《语类》，既言《精义》又言《集义》。“近看《论语精义》，不知读之当有何法？”（人杰。《集义》）黄榦与朱子讨论《精义》诸家说，《语类》皆以“集义”标之，黄榦与朱子问答的语类，庚子年前甚多，多为朱子早年说。朱子本人亦将《集义》与《精义》用于同一对象，如 “《集注》乃《集义》之精髓。”“且说《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在朱子看来，此二者乃同书异名，在内容上并无差别。不过《集义》在名称上较《精义》更贴切平实，《精义》乃精妙、精微之义，《集义》为集合诸家义理之义。

淳熙庚子年朱子对《精义》的修订作了一次总结。《精义》完成后，朱子并未放弃修改，如他与吕祖谦就《精义》修改多有讨论。吕祖谦提出《精义》不够完善，印行过早，导致无法补充遗漏的周孚先、张载等说。“只如《语孟精义》，当时出之亦太遽，后来如周伯忱《论语》、横渠《孟子》等书，皆以印版既定，不可复增，此前事之鉴也。”[140]朱子在丙申（1176年）请求吕氏补充《精义》，并商量刊行之事。《答吕伯恭》四十八言，“《精义》可补处，亦望补足见寄，（只写所补段字注云入某段下）《精义》或以属景望刊行，如何？熹书中已言之矣”[141]。在与《精义》配套而刊行稍晚于《精义》的《或问》中，朱子多次提及《精义》对二程诸家说失载。

朱子弟子黄灏于淳熙庚子（1180年）重刻《精义》于豫章，并改名为《语孟要义》。朱子在《书语孟要义序后》中交代了改名经过及内容变动：

熹顷年编次此书，锓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遗脱，既加补塞，又得昆陵周氏说四篇有半于建阳陈焞明仲，复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见而悦之，既以刻于其学，又虑夫读者疑于详略之不同也，属予书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142]

该序对我们理解朱子《精义》系列具有重要意义。朱子交代了刊刻《要义》的缘由，因数年前曾于建阳刊刻《论孟精义》一书，流传甚广，后细加考察，发现二程、张子等诸家说不乏遗漏，故时加补充，并补入二程弟子周孚先《论语说》残篇。[143]黄灏将该书修订本刊于豫章，担心读者对该书前后版本详略差异之疑虑，请朱子特意在前序（即壬辰《语孟精义序》）后再作一序。为示区别，朱子将此前《精义》改名《要义》。由此可知：

一、《要义》与《精义》为同一书前后版，《要义》后于《精义》，二书内容存在详略之别。

二、朱子于此正式文字中并未提及《集义》，说明《集义》与《精义》仅仅是名称不同，并无内容上的差别，正如朱子《语孟》、《论孟》互用一样。

三、后世朱子学者在庚子版《要义》与壬辰《精义》（《集义》）、癸未《要义》内容、先后关系上有的看法不当。首先，诸家《年谱》多混淆癸未《论语要义》与庚子《语孟要义》，重视《精义》与《集义》，视《集义》为后于庚子《要义》的最后定本。如戴铣《朱子实纪年谱》言，“是书初名《要义》，改今名（《精义》），最后更名曰《集义》。”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则未提及庚子《要义》，“是书初名《要义》，后改今名。……其后又改名《集义》。”王懋竑对《年谱》混淆前后《要义》说、错置《要义》与《集义》的看法提出批评，“庚子刻于南康（笔者按：南康误，当为豫章），改名《要义》，盖其名偶同，而非即前《论语要义》之本也。《年谱》误认以此书先名《要义》，后改《精义》，又改名《集义》，以《书语孟要义序后》考之，非是”[144]。钱穆赞同王氏说，并据《书语孟要义序后》指出，“《精义》增刻改名《要义》，其事尚在后。……可证旧本《年谱》之误”[145]。

尽管如此，《四库全书》整理者仍主张《年谱》所言《集义》在庚子《要义》后说。束景南亦反驳王懋竑说，认为癸未《要义》、壬辰《精义》、庚子《要义》为同一本书，“内容基本相承”，提出“若是两部书，朱熹断不会自将两部书取同名相混”[146]。

据《年谱》及《朱子大传》之意，庚子《要义》与癸未《要义》、壬辰《精义》无甚差别，故可忽略之。考之朱子论述，其实不然。首先，癸未《要义》只是《论语要义》，并不包括《孟子》，而庚子《要义》则为《论孟要义》，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本著作，正如王氏所言，“其名偶同”耳。其次，朱子对庚子《要义》极为重视，在庚子前的己亥之秋反复恳请吕祖谦兄弟借抄横渠相关资料以补充《要义》。

豫章欲刻《精义》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増横渠诸说。此间传录未及数篇，专作此数字。今后遣人就借得，以付之为幸。[147]

又尝附隆兴书凂子约借《精义》补足横渠说定本，欲与隆兴刻板。亦乞为子约言，早付其人。或径封与彼中黄教授可也。千万留念。[148]

朱子在此仍称该书为《精义》，直至庚子重刻方改名《要义》，以示区别。在具体流行中，朱子及其弟子皆以《精义》相称，概约定俗成故。朱子在信中提出希望得到吕子约所补充的横渠说，完善《精义》，因为《精义》成书后数年间，不断有新材料发现。这充分说明庚子《要义》与壬辰《精义》已有了相当差距。据朱子著述反复修改，后出转精之通常情况，按理修订补充版《要义》应取代壬辰《精义》流行开来，但事实并非如此。个中原因，不得其解。

同样引人发疑的是，今本《论孟精义》并非壬辰本。《精义》、《或问》、《集注》三书存在紧密的对应关系，《精义》为基础，《或问》针对《精义》而发，《集注》则是《精义》的简缩版。但今本《精义》与二书存在大量的不对应，说明今通行本《精义》存在重要遗漏，极可能非壬辰本。如范祖禹《孟子解》为通行本《或问》、《集注》大量引用，但《精义》却无一提及，极不正常。况朱子答蔡季通书中已提及范氏《孟子解》，朱子说李伯谏来信托整理《孟子集解》，朱子将《孟子集解》旧稿两本及二程及其弟子诸书给蔡氏，并详细告诉蔡氏如何据此诸书增补《孟子集解》。盖该书正处于改补刊印阶段，一边修改补充，一边刊印。

伯谏书中说托料理《孟子集解》。今纳去旧本两册，更《拾遗》、《外书》、《记善录》、龟山、上蔡录、游氏妙旨、《庭闻稿录》、《五臣解》（取范、吕二说）。[149]

束景南认为朱子此答李伯谏书为乾道七年[150]，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虽未考证该书，但认为李伯谏甲申1164年与朱子通信，庚寅1170年弃佛归儒，故该书完成当亦在辛卯左右。据此，则朱子1173年刊刻于建阳的《精义》当着意补充了范氏《孟子解》，而今通行本《精义》却无一条范氏解。[151]这也否定了朱子在壬辰前尚未发现范氏《孟子解》迟至庚子年才补充的可能。而且，朱子《书语孟要义序跋》强调庚子年的重大补充是“毘陵周氏说”，并未提及范氏《孟子解》，此亦可证此前壬辰版本已收入范氏说。《孟子集注》引范氏说多达16章18条，高居所有引用者第5位，可见朱子对该书之重视。《或问》评论范氏《孟子解》，常言“得告君之体”，可见该书乃范氏进讲著作。今本《精义》对范氏此书却无一引及。据此，则今本《论孟精义》恐非壬辰本，或为壬辰前的“旧本”，特别是《孟子》部分。

后世流传的《精义》与今本存在差异，林乐昌在搜集、整理张载佚文的过程中觉察“明人著述中仍可发现不见于《精义》的张载解说《孟子》语”，并敏锐指出，“这似乎表明今本《精义》并非足本，明人所用版本可能不同于今本”[152]。

今通行本《孟子精义》疏略潦草，不如《论语精义》精密。《孟子或问》与《孟子精义》不相应处甚多，有时《或问》评论数家说而无一见于今本《精义》者。如《离娄》上“求也为季氏宰章”，《或问》评及范氏、杨氏、尹氏说，皆不见于《精义》。可见今通行本《精义》绝非足本，亦非壬辰本。

今通行本更不可能是庚子《语孟要义》，庚子本是对壬辰《精义》的补充完善，在壬辰本基础上对“程、张诸先生”说“遗脱”进行了三方面“补塞”：程子、张子之说；《论语》前四篇及第五篇部分补入周孚先《论语解》；杨氏等个别遗漏说。此皆不见于今通行本《精义》。总之，朱子《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又名《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与《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却存在内容差别，诸家忽视三版本之别，混淆前后《要义》，视《集义》在庚子《要义》后而忽视庚子《要义》的看法不妥。从流传而言，三版本似乎今皆已佚，可以断定的是，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既非癸未本，亦非壬辰本，也非庚子本，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最有力的根据是范祖禹《孟子说》数十条应为壬辰《精义》所采用，今通行本却无一及之。今通行本与存在密切对应关系的《集注》、《或问》、《语类》多有不称，不符合庚子《语孟要义》之论述。以上辨析了朱子四书著作的形成刊刻，希望能引起进一步讨论。

---

[1] 大槻信良：《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363页。

[2] 大槻信良：《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358页。

[3] 大槻信良：《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359页。

[4] 大槻信良：《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367页。

[5] 顾歆艺：《四书章句集注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6] 李申：《四书集注全译》，巴蜀书社2002年版。

[7] 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8] 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中华书局2009年版。

[9] 陆建猷：《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 杨浩：《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与建构》，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

[11] 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2] 田智忠：《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

[1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卷36，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14] 大槻信良：《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200页。

[15] 真德秀：《四书集编》，《四库全书萃要》本，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1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卷35，第197页。

[1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卷36，第200页。

[18] 如批评朱子传亡、补传之说并可信，极有可能是本无此章。其意已包含在经文中，故无需补传，求之经文即可。

[19] 典型案例，如评论护朱甚力的胡炳文《四书通》为“胶执门户”，其实胡氏虽护朱但却时有批判，元代史伯璿即特意撰《四书管窥》一书批判胡氏等人对《集注》的叛逆。

[20] 其实，《四书纂笺》对《集注》批评不下数十处，涉及字音、字义、人物、典章等诸多方面。

[2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卷36，第197页。

[2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卷36，第197页。

[23] 朱彝尊撰、林庆彰等校：《经义考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559页。

[24] 黄榦：《送方明父归岳阳序》，《勉斋文集》卷1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0，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7页。

[2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5《经部三十五·四书类一》，第192页。

[26] 《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在经学史上的演变情况，具体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等；今人探讨四书地位变化者亦甚多，如徐洪兴等对《孟子》地位升格之阐述等。

[27] 《语类》卷19，《朱子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9页。

[28] 《语类》卷19，第658页。按：本书对朱子原文的标点尽量采用现有点校本，但个别之处采用了自己看法。

[29] 《语类》卷14，第428页。

[30] 《语类》卷14，第420页。

[31] 《语类》卷19，第645页。

[32] 《语类》卷19，第655页。

[33] 《语类》卷19，第654页。

[34] 《语类》卷62，第2003页。

[35]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为《文集》）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3页。

[36] 《与陈臣相别纸》，《文集》卷26，《朱子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0页。[按：本书凡引用《朱文公文集》，皆为此版本]

[37] 《语类》卷14，第430页。

[38] 《语类》卷14，第420页。

[39] 《语类》卷14，第420页。

[40] 《语类》卷14，第421页。

[41] 《语类》卷19，第644页。

[42] 《大学或问》，第515页。

[43] 《语类》卷14，第419页。

[44] 《文集》卷45《答杨子直》，第2073页。

[45] 郭齐：《朱熹〈四书〉次序考论》，《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46] 《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以下简称《续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5页。马欣欣同学在提交的课程作业中提出，《答吕子约》原文中出现的“《论》《孟》《中庸》《大学》”次序实为朱子转述吕子约的“来喻”之说，似可备一说，但仍不好解释答潘书之次序。

[47] 郭齐：《朱熹四书次序考论》，《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48] 陈逢源：《道统的建构——重论朱熹四书编次》，《东华汉学》2005年第3期。

[49] 《语类》卷19，第645页。

[50] 《语类》卷19，第644页。

[51] 《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文集》卷82，第3895页。

[52] 《语类》卷115，第3639页。

[53] 《语类》卷14，第419页。

[54] 《别集》卷3，第4879页。

[55] 该书又名《孟子要指》，书后佚。晚清刘传莹方始于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中辑佚此书，好友曾国藩则刊刻于道光十九年，可参《曾刻孟子要略译注》，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今人束景南先生亦辑出该书（似未见曾刻本），参《朱子全书》第26册《孟子要略》，然该辑佚本于《孟子》万章上第二章、《公孙丑》上第1章处理略有疏忽。

[56] 《语类》卷104，第3440页。

[57] 《语类》卷19，第655页。

[58] 《语类》卷14，第429页。

[59] 《语类》卷14，第426页。

[60] 《语类》卷105，第3451页。

[61] 《语类》卷14，第428页。

[62] 《语类》卷14，第429页。

[63] 《语类》卷14，第425页。

[64] 《语类》卷19，第657页。

[65] 《语类》卷19，第658页。

[66] 《语类》卷19，第656页。

[67] 《语类》卷19，第660页。

[68] 《语类》卷105《朱子论自注书》，第3445—3447页。

[69] 《勉斋先生黄文肃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1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3页。

[70] 《语类》卷14，第420页。

[71] 《语类》卷19，第644页。

[72] 《语类》卷16，第506页。

[73] 《语类》卷19，第649页。

[74] 《语类》卷19，第651页。

[75] 《语类》卷104，第3432页。

[76] 《语类》卷104，第3431页。

[77] 《语类》卷104，第3431页。

[78] 《语类》卷104，第3432页。

[79] 《语类》卷104，第3434页。

[80] 《语类》卷104，第3439页。

[81] 《语类》卷19，第652页。

[82] 《语类》卷104，第657页。

[83] 钱穆：《朱子学提纲》，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0页。

[84] 《语类》卷104，第3427页。

[85] 《答陈正己》，《文集》卷54，第2558页。

[86] 《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文集》卷80，第3794页。

[87] 《论语要义目录序》，《文集》卷75，第3613页；《论语训蒙口义序》，《文集》卷75，第3615页。

[88] 《文集》卷41，第1859页。

[89] 《文集》卷43，第1979页。

[90] 今本似为盗本，详见下文。

[91] 《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以下简称《别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5页。

[92] 《别集》卷4，第4911页。

[93] 《别集》卷6，第4950页。

[94] 《文集》卷33，第1456页。

[95] 《答蔡季通》三十六，《续集》卷2，第4680页。

[96] 《答蔡季通》一，《续集》卷2，第4672页。

[97] 《文集》卷50，第2323页。

[98] 《别集》卷6，第4967页。

[99] 《别集》卷3，第4889页。

[100] 《文集》卷58，第2771页。

[101] 《语类》卷19，第657页。此条杨道夫录，己酉以后所闻。

[102] 《答廖子晦》六，《文集》卷45，第2087页。

[103] 《文集》卷50，第2292页。

[104] 《文集》卷27，第1201页。

[105] 《文集》卷27，第1203页。

[106] 《文集》卷27，第1206页。

[107] 《文集》卷27，第1205页。

[108] 《续集》卷2，第4656页。

[109] 《文集》卷55，第2633页。

[110] 《文集》卷54，第2549页。

[111] 《续集》卷1，第4649页。

[112] 《文集》卷82，第3895—3896页。

[113] 《文集》卷59，第2811页。

[114] 《文集》卷62，第2981页。

[115] 《文集》卷62，第2982页。

[116] 《答林一之》，《文集》卷57，第2695页。此札重出于《文集》卷64《答林质》。

[117] 《文集》卷60，第2899页。

[118] 《别集》卷1，第4846页。

[119] 《文集》卷52，第2440页。

[120] 《文集》卷63，第3064—3065页。

[121] 《续集》卷1，第4653页。

[122] 《续集》卷1，第4648页。

[123] 《文集》卷52，第2442页。

[124] 《文集》卷63，第3067页。

[125] 《文集》卷53，第2494页。

[126] 《文集》卷61，第2937页。

[127] 《续集》卷1，第4654页。

[128] 《文集》卷60，第2890页。

[129] 顾宏义《“四书”释名》指出，朱子“四书”一名多指四部书，“四书”作为专名“大体出现在宋宁宗嘉庆年间”。见《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30] 《答张元德》七，《文集》卷62，第2988页。

[131] 《语类》卷105，第3451页。

[132] 本书所据《论孟精义》亦为《朱子全书》本，该书点校以清嘉庆间吕氏宝诰堂刊《朱子遗书二刻本》为底本，对校以南京图书馆所藏明钞本，参校以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皆三十四卷钞本）。

[133] 《文集》卷74，第3614页。

[134] 《文集》卷40，第1798页。

[135] 《文集》卷40，第1803页。

[136] 《别集》卷3，第4879页。

[137] 《文集》卷40，第1805页。

[138] 《文集》卷41，第1889页。

[139] 《文集》卷33，第1447页。

[140] 吕祖谦：《与朱侍讲》，《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1页。

[141] 《文集》卷33，第1467页。“景望”为朱子、吕祖谦的朋友郑伯熊，永嘉人。朱子与其有书信往来。

[142] 《文集》卷81，第3846页。

[143] 朱子于癸巳年左右得到周的《论语解》，并托儿子带给吕祖谦看，请其判定其解与程门之高低。“近得毗陵周教授数篇《论语》，令儿子带去试一读之，以为与程门诸君子孰高孰下也。以一言语及为幸。”《答吕伯恭》，《文集》卷33。

[144] 以上皆引自《朱子全书》27册《附录》，分别为第37页，第118页，第217，第441页。

[145] 钱穆：《朱子新学案》四，第197—198页。

[146]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版，第459页。

[147] 《吕子约》，《别集》卷1，第4840页。

[148] 《答吕伯恭》七十二，《文集》卷34，第1489页。

[149] 《续集》卷2，第4696页。施懿超先生考证范祖禹与司马康等五人同进呈所编《孟子节解》，或著录为《五臣解孟子》。并指出《文献通考》据晁公武所言五臣包含“范祖禹”有误。见（《范祖禹年谱简编》，《文献》2001年第3期。按：据朱子此书，则晁氏说未见得误。

[150] 束景南：《朱子大传》，第316页。

[151] 粟品孝先生对此早有疑问，他说，“如此很难理解为什么刊于次年的《孟子集解》无有范氏之说。暂存疑于此”。详见《朱熹对范祖禹学术的吸取》注释28、29，《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吴国武《〈五臣解孟子〉与宋代孟子学》对此有所论述，《国学学刊》2014年第3期。

[152] 林乐昌：《张载佚书〈孟子说〉辑考》，《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