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书学系统
一 《四书》与四书学
四书乃《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家经典之合称，四书之名与宋代理学之勃兴，尤其是朱子学崛起有莫大关联。在朱子之前，并未有人将此四书视为一体而综合研究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言，“《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25]就经学史来看，这四部儒家经典地位本就不同。《论语》为孔子与弟子言论对答记录，在汉代即受重视，此后一直备受尊崇。《中庸》、《大学》分别为《礼记》之三十一、四十二篇，并未特受重视。自唐韩愈、李翱始倡言二篇，至宋代学者才大力张扬之，理学创立者二程兄弟于此尤有功焉。《孟子》一书，至东汉末年，始有赵岐为之作注，此后复归于默默。其命运转机之先兆，亦始于韩愈之推尊，迄于宋代，则学者呈现出尊孟与非孟两种对立观点，为此发生一场长达百年的争论，直至朱子为《孟子》作注，将其编入《四书》，《孟子》在儒学中的经典地位才得以稳固确立。[26]
朱子对《四书》的贡献，首在于将分散独立的《学》、《庸》、《论》、《孟》视为一相互贯通的思想有机体，将理气、心性等理学思想融入到《四书》注释中，形成了《四书集注》这一经学与理学合一的新经学系统。一方面，朱子坚持从经学的章句、注释之学入手，对古本《学》、《庸》重新加以分章别句，增删调整，分经别传，透过精细的章句工作，使二书的条理性、可读性为之一变。对《论》、《孟》则以二程之学为主，搜集汉宋诸家之说，赋予二书义理之学的特征。另一方面，朱子认为四书是一个围绕道统、道体、工夫、圣贤气象所展开的关联一体的思想系统，此系统以理学思想为根基，重建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和经典系统，阐发了足与佛老抗衡的安身立命之道、内圣外王之学，标志着儒家思想进入了“四书学”这一新时代。后世儒学的发展，实际皆以《四书集注》为中心，涌现出不计其数、体裁各异的《集注》注释之作。
朱子四书学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之前儒学的新思想系统，提出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意义的哲学话语。此一新系统以理先气后为前提，理气同异为核心，理一分殊为展开，以理解仁，以理释性，将天理作为标示最高意义的存在与价值合一、超越与内在一体的范畴。以理气在逻辑上的“一而二”与存在上的“二而一”为基础，自然推出人性先天本来的圆满具足与后天存在的亏缺偏颇，由此详细阐发了以复性为指归的变化气质工夫。工夫的展开又奠基于对人之心性情的认识，以儒学体用论为框架，主张横渠提出的“心统性情”论，妥善解决了心、性、情三者在工夫系统中的位置。摒除了魏晋玄学及李翱主张的性善情恶、灭情复性说，而以中和之说给予了情应有之正面地位。故此，工夫之关键在于对治阻碍本性呈现的气质之偏与保持作为心之所发的情欲的合理性，以理治欲，故“存天理，灭人欲”可谓朱子学及宋明理学之总纲，其目的并非如流俗所误解之剥夺人之一切欲望，否则即陷入其所批评的“无情”之论了，乃是将人之情欲复归于发而皆中节的中和状态，以成就其圣贤人格。它对治的恰恰是流俗之“过情纵欲”与佛老的“灭情去欲”，而止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率性顺情。
朱子四书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工夫教化系统。此一工夫系统具有精整、严密、双向并进的特点。简言之，它以知行范畴为中心，以进学以致知，主敬以穷理为纲要，故此，一方面继承孔孟哲学中固有的工夫范畴，并赋予其新的深刻意义，如忠恕、存养、克己复礼等，同时又特别抉发了格物、诚意、慎独等在工夫系统中的独特性。朱子的《四书》工夫以知与行、省察与存养、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两轮、双翼为骨架，其余工夫皆可填充于此。此两轮工夫理论上似乎有先后，如知先行后，而实践中实无先后，不可等待。乃是即知即行，知行一体，交错并进，最终所实现之真知，实内在蕴含了必行之知。较之先秦儒学，朱子对格物、诚意、主敬、克己的工夫意义尤其重视，只有通过格物穷理之功，方能实现心体之明，一颗黑漆漆之心，是无法做出正确行动，迈向圣贤之途的；格物工夫又需要以主敬为前提，无敬以主宰之心，一团乱糟糟之心，是不可能成就一事的，更不可能做到格物穷理。此即“心静理明”。但私意之发，隐微难识，潜伏扎根，故诚其意之工夫即必不可少，否则一切的言行皆是虚妄不实。故诚意具有行为之指南与船舵之作用。另一方面，人一切之为学工夫，皆可归纳为“灭欲存理”，此即克己工夫之所在。克己即是战胜私欲，复礼即是复归天理。
朱子四书学是一个充满了强烈道统意识的理学道统系统。朱子对《四书》文本的具体诠释，处处充满了强烈的道统意识。他于此系统论述了儒家的道统思想，包含了道统谱系、道统观念、传道经典、为道工夫等诸多方面。即以道统谱系而论，在鲜明的道统三阶段论中，一则突出了夫子虽不得其位而贤于尧舜的第一人地位；二则彰显了二程在孟子殁后夫子之道不传的千五百年之后，独得此道于遗经之中，使得儒道再生，其功甚伟。且由对明道造道境界之推崇，证明了颜子学圣人之所学命题之成立。由此开启了儒家之道发展的新阶段。在具体的四书文本诠释中，朱子根据弟子在道统中地位、得道之深浅，给予了某种带有脸谱化的阐述。如对颜、曾言语之阐发，皆为推扬之辞，以示效仿之途；外此，如子贡、子路等余子，则皆多有贬抑之语，以表警戒之意。即使朱子对《四书》次序之编排，以《大学》为首，居于《论》《孟》之前，亦是据为道次第而论。可见，只有以道统为视角，方能理解朱子四书学的用心。
朱子四书学是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经典诠释系统，实现了文韵与玄理的相得益彰，达到了简而明，切而要的效果，做到了汉学诠释与宋学诠释的统一，可谓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大成之作，对于未来中国经典学的复兴，具有不言而喻的示范意义。朱子对该书的诠释，有着鲜明的方法论意识。他自觉继承了汉学与宋学两种之学方法之优长，同时摒弃其短。作为二程学派的传人，朱子先天继承了理学发挥义理的诠释特点，此自毋庸多论。与此派不同的是，朱子还认识到汉唐章句训诂之学的方法亦“大有好处”，故《四书集注》非常重视字词的音韵训诂、章句区分，反思二程学派不重此学而造成义理诠释的失误，“因章句不明而看不成道理！”朱子《四书》文本的诠释，对二程学派的批评多半从章句训诂之学入手，揭示其义理层面的缺失。反而甚少对汉唐训诂学加以批评，只是认为郑玄等学者解释文本虽有根据，却始于烦琐，而无甚意味，即“辞费而理不明”。而朱子所追求者，恰在“辞简理明”。在这个意义上，朱子站在了理学诠释的对立面。其次，朱子有一套自觉的分层诠释理念，即基本层是求得文本的本意，此可谓文本层；第二层是发明圣贤原意，此可谓理论层；第三层则是揭示为学弊病之针砭，可谓应用层。尤其是第三层，体现了朱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与其工夫教化论紧密相连，故《四书集注》中常有针对读者的告诫之语。总之，朱子的诠释继承了传统经典注释形式，而又融入了理学这一代表时代精神之思想，诚可谓做到了寓作于述，注新酒于旧瓶。
朱子就各书在《四书》系统中的特点、定位、意义皆有明确阐发。他认为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作，而是承载着圣人之道，昭示着成圣之途的根本经典。学者照此用功，可踏上成就圣贤之路而受用无尽。“人有言，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理会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细看，亦是如此。”[27]朱子认为，圣贤经典的诠释者承担着代圣贤立言以教化众生的任务。一方面，圣贤之言本自明白，圣贤之道本自清晰，根本无需解释。另一方面，学者因各种因素，无法真正懂得圣贤之道与言，故朱子怀着为学者解疑释惑的目的注解四书，希望学者以注解为扶梯，通达圣贤之意。朱子的潜在预设是：《四书集注》是对圣贤之意的完全正确毫不走样的发明，学者可由此以入圣贤之道，《集注》于学者实有阶梯和渡船之意义，学者应先仔细领会之。他以无有合适注解而辛苦研读《四书》的切身体会，告诫学者当珍惜如今有注可读的大好机会，言语中似有警告后世学者“身在福中须知福”的意味，亦透露出对前辈学者注解《四书》的不满。
圣人言语本自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见，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圣人意出！[28]
注释要因言以达意，学者之误在因言失意，言作为载道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得失成败皆系乎此。读书当先求经文本意，如不可得，方可借助注解以求通达。注解是理解经文的阶梯，在二程时《大学》未有注释，学者理解不够清晰，比较含糊。至今日有了《大学章句》，则大体分明，更易理解经文。
伊川旧日教人先看《大学》，那时未有解说，想也看得鹘突。而今看注解，觉大段分晓了，只在子细去看。[29]
朱子对《四书》文本的创造性阐发，于“四书学”的确立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二程、张载等对《四书》多有论述，但其思想建构仍偏重由五经这一固有传统展开，如程颐最重要著作《易传》即是如此。朱子在继承、消化前辈《四书》思想的基础上，首次将《四书》作为一个内在整体，展开全面系统精密的阐发，最终形成了“四书学”这一新的经典体系。
二 《四书》特点及定位
（一）《四书》定位
朱子常在比较视野下判定《学》、《庸》、《论》、《孟》的定位和特点，涉及著者、文本、义理诸方面。《四书》尽管各有特点，但一理贯通，无有高下之分。既“各自精细”，又“真实工夫只一般”。如《论语》就个别事实说，《中庸》就理上说，但在究竟义理上，二者无别，仅是表述不同而已。须把握《四书》异中有同的特点，不可为其表面差异所迷惑。圣人之书，各有差别，不可执一不变。学习方法亦应有针对性的变化，如此方易契入。能否把握《四书》异同，乃学习《四书》的应有之义。如《中庸》皆言义理，故应以思索为主；《大学》仅说工夫节目，应以践行为主。
朱子指出《大学》交代了古人为学次第，清楚易懂，确实可行，不应到无形无影处理会。《大学》在《四书》系统中的特殊处在于首尾完备，前后贯通，相互发明，均匀一致。而其他三书则杂乱无序，不易把握。总之，《大学》是纲领，《论》、《孟》就具体经验事实阐发。具体言之，《大学》一书重心在前，后面只是对前面的重复重叠。其纲领在明明德，着力在格物。格物工夫是成就圣贤的普遍路径，对于任何资质之人皆适用，格物承担了引导学者齐入圣贤境遇的任务，具有普世意义。故《大学》本领全在乎格物上。
此书前后相因，互相发明，读之可见，不比他书。他书非一时所言，非一人所记。惟此书首尾具备，易以推寻也。[30]
朱子主张《论语》编撰者当为曾子、有子弟子，且篇章存在些微残缺，特别是后面数章难解处增多。“古书多至后面便不分晓。《语》、《孟》亦然。”[31]《论语》的特点是句句事实，随机发问，灵活多变。故《论语集注》注重挖掘对话背景和史实补充。朱子对全书的认识基于两分视角，于孔、颜、曾之言认为至善无暇；若他人之说，则多有不满。
关于《孟子》的作者，《孟子集注》并存孟子自著与弟子所著两种观点，朱子更倾向于孟子自著，否则不可能如此通贯畅达、明白亲切，但亦未否定有弟子润色处。鉴于《孟子》自成文字特点，特别强调学习该书须熟读成诵，以求贯通，由此还可悟到写作方法。又鉴于《孟子》一书难以把握要领的特点，晚年特意挑出其要领所在，编撰《孟子要略》。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亲作，不然，何其妙也！岂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门，而没世不闻耶！方。[32]
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僩。[33]
朱子通过《语》、《孟》比较的方式阐发了二者异同。他以一生学习实践之体会，称赞论孟义理高深，无有其比。又指出《论》《孟》之别客观存在，圣贤教人，门户各自不同。二者存在错杂与整齐，自然与张扬，朴实与虚灵，从容与充扩，简易与费力，事实工夫与理义存心，平淡与紧切，含蓄与外露，精密与疏脱，广大与逼仄，纯正与瑕疵之别。总之，《论语》可包《孟子》之言。《语类》卷十九于此有详尽比较。
关于《中庸》。朱子将《中庸》定位为深妙高远之书，“是直指本原极致处。”奠定了儒家形上基础，而多讲鬼神、天道性命等无形影之事。其义理深奥而不宜初读，故学者当明白道理了，方可自此而入，以资印证。因《中庸》多上达本体而少下学工夫，故在《四书》次序中，前三书是基础，《中庸》为压轴，须在学习三书基础上再研读《中庸》。朱子对《中庸》章句下了很大功夫，为此与好友吕、张进行多次讨论，主张《中庸》各章次序谨严，枝叶相对，浑然一篇。又指出《中庸》虽兼具精粗本末，但尚未达到完备无缺的地步，指末处偏少也。“《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齐整！方子。”[34]
《大学》居首。在《四书》系列中，各书所承担地位不一。《大学》居于入德之门，《四书》之首的优先地位，这是从教法、实际修为的角度立论，是在与其他三书的比较中，在整个《四书》系列中提出的。《大学》作为入德之门虽来自二程说，并非一人私见，朱子继承发扬此一观点。《答杨子直》言：“只如《大学》，据程先生说，乃是孔氏遗书，而谓其他莫如《论》、《孟》。则其尊之固在《论语》之右，非熹之私说矣。”[35]
《大学》居于四书之首的最大障碍是《论语》，《论语》在儒家经典中历来就居于经典地位，反映的是圣人思想。为此，二程提出《大学》乃孔子亲手所写遗留下来的著作，较之弟子记载的《论语》更具可靠性和准确性。朱子认为，《四书》作为一系统，义理上一以贯之，并无高低之分。但在教法上，存在先后难易之别。《大学》作为四书之首，因为它是“入德之门户”，进入整个《四书》系统，必须由此门户而入，由此门户奠定规模，方可学习其他三书。“《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36]
朱子自认《四书》之中用功最多，成就最大者为《大学》，《大学》是《四书》中历来关注最少，而却是朱子用力最多者，朱子给予了《大学》无比之重视，最终奠定了《大学》在后世的崇高地位。朱子于《大学章句》感情无比深厚，时有流露。自言此书可视为一生代表作，突破了前贤所见，耗费一生心血，可与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相比。与《大学》相比，《论》、《孟》、《中庸》却不算用力。朱子对《大学》的最直接工作是增削调整文本，以为其思想系统服务，对《大学》一经十传格局的调整使其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结构谨严的著作，对明德、格物、至善、诚意诸概念的阐发，直接奠定了理学发展的话语体系。最终《大学章句》的影响盖过了郑玄传下来的古本《大学》。
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友仁。
说《大学》《启蒙》毕，因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贺孙。[37]
《大学》成为整个《四书》的灵魂，格物、诚意之说贯穿全部《四书》，在《论》、《孟》、《庸》中无处不在。故可以说，不理解《大学章句》，就无法理解朱子《四书》。这也是朱子一再强调先掌握《大学》然后学习《语》、《孟》的原因。朱子明确告诉学生，如果只读一本书，那就读《大学》，突出了《大学》的“唯一性”。“问：‘欲专看一书，以何为先？’”曰：“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淳。”[38]
朱子对《大学》在四书系列中的地位做了详尽说明。《大学》具有条理清楚严谨、义理周遍精密、简易可行的特点，朱子以“间架”“行程历”“纲目”“大坯模”“田契”“食谱”等形象说法强调《大学》在四书系统中的纲领性、奠基性。《大学》安排了层次分明的工夫节目，《论》、《孟》、《庸》可谓皆是《大学》的填补与展开。掌握了《大学》，学习任何经典皆具有提纲挈领、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且须熟究《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大雅。[39]
《大学》如一部行程历，皆有节次。今人看了，须是行去。自修。[40]
作为儒家立教传法的大典，《大学》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特别对后世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应在熟读《大学》的基础上去学习《论》、《孟》。《论》、《孟》好比《大学》碗中之肉菜，是对《大学》的充实，《大学》是“匡网”，已包括了《论》、《孟》要领。与《大学》相比，《论》、《孟》虽然紧切，但内容参差不齐、高低有别，不如《大学》整齐均匀。故从为学难易急缓的角度，应当先《大学》而后论孟。朱子以自身经历为例，谆谆告诫学者，读透《大学》是研读包括《论》、《孟》在内一切书籍的要领，精通《大学》，则一通百通，一往无碍。
公读令《大学》十分熟了，却取去看《论语》、《孟子》，都是《大学》中肉菜，先后浅深，参差互见。若不把《大学》做个匡网了，卒亦未易看得。贺孙。[41]
是书垂世立教之大典，通为天下后世而言者也。……《论》、《孟》之为人虽切，然而问者非一人，记者非一手，或先后浅深之无序，或抑扬进退之不齐，其间盖有非初学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书而后《论》、《孟》，盖以其难易缓急言之……以是观之，则务讲学者，固不可不急于《四书》，而读《四书》者，又不可不先于《大学》，亦已明矣。[42]
《大学》在四书系统中具有奠定为学规模的意义，亲切好懂，故居《四书》之首。《论语》次之，它树立了为学根本，多为对日用工夫的朴实阐发，但文字松散，义理不一，故初学不易把握；《孟子》则是对《四书》义理的发扬阐发，能够感动激发人心，《中庸》工夫细密、规模广大、义理深奥，最为难懂，故作为《四书》殿军。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宇。[43]
（二）六种排序
朱子对《四书》次序安排有明确表述，从为学由易到难的角度依次为：《学》《语》《孟》《庸》。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此类次序为最常见者，在文集中共出现7次，其年代多在朱子六十以后，代表了朱子成熟思想，在后世甚为流行。朱子特别强调，《大学》在《论语》之前、《中庸》在《孟子》之后的次序不可颠倒，表明他当时已警惕、担心后学对此次序有所误解。“且如今书四子之说，极荷见教，然此书之目，只是一时偶见《大学》太薄，装不成册，难作标题，故如此写。亦欲见得四书次第，免被后人移易颠倒。”[44]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朱子提及二程据著者顺序提及四书次序为《学》《语》《庸》《孟》，“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但在结束本文时朱子特别强调，虽然依据著者顺序，《中庸》先于《孟子》，但在为学次第上，必须先《孟子》后《中庸》，这才符合为道次序。“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渐也。”朱子对《四书》次序的这一安排在朱子后学中得到较多认同，黄榦在《朱子行状》中将此顺序视为朱子定见，“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此外如《朱子语类》编者黄士毅、黎靖德、胡炳文《四书通》及四库本《四书章句集注》等，在分类上皆采用此序。
但朱子在言及四书次序时，情况复杂，非皆照此次第提及。我们认为，判定朱子《四书》排序须从庚戌后才有效用，盖至此时，朱子《四书》系统的思想、次第观念才确立起来。正如郭齐先生所论，“朱熹早年对《四书》次序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朱熹提到《四书》时，其次序是十分随意。……到了60岁前后，由于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对这书有了更深的认识，朱熹才逐渐注意到《四书》的相互关系，从而对其先后次序形成了明确的观点”[45]。其次，朱子行文中四书排列先后并不代表朱子对四书学习顺序的看法，必须放到具体语境中方可。据陈逢源先生研究，《朱子文集》涉及四书次序尚有以下情况：
《论》《孟》《学》《庸》。此次序有3次，分别为35岁与陈明仲、55岁与胡季随的通信，乃朱子四书思想尚未成熟时看法。此类可注意者，《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两大系列并提，《论》《孟》在前、《学》《庸》在后的次第源于《四书》的历史影响、相互关系和朱子撰述特点。
《论》《孟》《庸》《学》。此次序有6次，其中3次见于《答吕子约》。2次见于《答罗参议》，1次见于《答潘叔昌》。但据学者考证，《答罗参议》书乃作于朱子早年学尚未成的1165年，与答潘、吕之书相差约20年之久，后者已是朱子思想几乎成熟时期。故它仍然体现《集注》、《章句》两个系列特点。此次序恐是朱子据具体对象学习《大学》弊病而提出。《答黄直卿》言：“《大学》诸生看者多无入处，不知病在甚处。似是规摹太广，令人心量包罗不得也。不如看《语》、《孟子（诸本皆无‘子’字）》者，渐见次第。”[46]
《学》《庸》《论》《孟》。此次序仅1次，见于57岁《答潘恭叔四》（《文集》卷五十）然此种安排在后世版本中甚为流行，今人对此多有不解，认为是后世学者任意颠倒朱子安排。如郭齐针对此次序提出批评，“宋末以来，许多《四书》研究者忽略了朱熹对各书次序的看法，而将其顺序任意颠倒。”[47]陈逢源认为此类次序完全是出于刊刻方便，没有多大意义。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其实亦是朱子《四书》以类相从原则的体现，符合《四书章句集注》的形成过程。《四书章句集注》这一称呼即表明全书由章句、集注两个系列构成，体现了章句在前，集注在后的特点，就四书系统而言，《学》《庸》《论孟》分别为关系更紧密的小系统。《学》《庸》皆为篇幅短小之文，皆为章句，皆有序，皆来自《礼记》，皆是纲领性讲法，《学庸或问》皆受到更高重视，《学》《庸》一体化影响后世更大。反之，《论》《孟》是分量更大、内容更驳，单独成书的著述，而加以集注化。就道统传承言，曾子、子思的传承，孔孟的传承也是可以成立的。有时朱子就往往省去前者，而直接提及孔孟之传。朱子转述、刊刻过程中，《学庸章句》与《论孟集注》常常分开刊刻，如将《学》、《庸》割开编排，反而不便。故此种编排最为流行。《四库全书》所收《四书》论著以此类为多，今刊本亦多取此序。
《学》《论》《庸》《孟》。按：此次序有7次，皆在朱子60岁左右。《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此跋明确指出，行文所言四书次序并不代表排列次第。陈逢源则以此次序为据，批评朱子《学》《语》《孟》《庸》次第，说，“须由《大学》而《论语》《孟子》，再至《中庸》的进学方式，断定《四书章句集注》应以此为序，于是其中失去统绪，结构颇有扞格。” “分析《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文意脉络，按核《朱子文集》，以及相关语录，似乎必须回归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序，重新排定《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次第，方能彰显朱熹建构道统的深意。”[48]此说可再作讨论。首先朱子反复强调《大学》在前定规模，《中庸》在后观发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特意强调《中庸》在《孟子》前，乃是就道统言，但就为学来说，则须先《孟子》、后《中庸》。其次，陈氏认为此次第分别对应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但这样一来，曾子则不显矣。如将《大学》完全视为“孔氏遗书”，似不合朱子经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之意。再次，朱子在四书中对道统思想有充分的阐发。但“道统”毕竟属于思想理论的建构，《四书集注》的安排则着眼于具体工夫，要给予学者入门为学的实际指导，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故此种编排次序不应视为朱子定见。《大学》在《论语》之前除非从为学次第角度考虑，否则无论从道统、作者先后角度都是很牵强的。《语》、《庸》、《孟》的次第从道统、作者角度考虑则很顺畅。据此，我们应认为朱子对此次第的不同表述综合了为学与道统。
《论》《学》《庸》《孟》。按：此类次序仅见于《潘氏妇墓志铭》（《文集》卷九十二）。其次第似乎为孔、曾、思、孟的道统。据此，朱子关于《四书》次第安排主要有三种，皆有其各自理由。一是据为学次第的《学》《语》《孟》《庸》，二是兼具为学和道统的《学》《语》《庸》《孟》，三是据《四书》内在关系的二分特点、形成过程的《学》《庸》《语》《孟》。这种多样而非单一的组合表明了《四书》的复杂性。
（三）四书与五经
在建构四书学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五经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朱子明确从为学工夫、义理亲切的角度肯定四书优先于五经，以“禾饭”“阶梯”的形象譬喻传达了四书、五经之间的难易、远近、大小关系。
禾饭之喻。五经是禾，四书是米，四书是可以直接滋润身心的精神食粮，五经则尚须一加工成饭的过程。“《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49]米本源于禾，是对禾的加工，但米较之禾，具有精细、洁白、现成、纯粹不杂的优点。四书与五经关系亦然。四书是可直接取用的现成义理之学，五经尚涉及史学、文学等外在博杂之学，对其义理的获得须经过复杂艰难的辨析提取过程。在朱子看来，义理之学应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在此意义上，五经不够纯粹、集中、清楚，对学者来说，直接学习四书，较之五经显然更为容易和有效。故从教法、效用的角度，朱子也是先四书后五经。此即“《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50]。
阶梯之喻。朱子尽管置《四书》于五经之先，但并未否定五经的重要性，强调应在《四书》基础上学习五经，如此更为见效。四书是达到六经的阶梯，似乎仅是手段，六经才是最终目标所在，其实不然。此喻还是突出《四书》的重要，《四书》作为过程、手段、前提，对于目标的达成具有决定意义。朱子对四书五经关系的认识继承了二程关于二者存在难易、远近、大小关系的看法。“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51]朱子以自身为学实践指示学者，就四书现成道理探究，必定有所收获。在此基础上再学习其他经典，则更易见效。“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52]
朱子对《四书》、五经态度的差异亦见诸其著述。他完成的五经著作仅有《周易本义》、《周易启蒙》、《诗集传》，《尚书》、《仪礼》主要由弟子完成。且对五经之一的《春秋》无甚好感，多有批评。这与他全面推崇《四书》明显有别。朱子视《四书》为整个为学之本，掌握《四书》，对理解其他著作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四书》与它书存在本末关系。《四书》所体现的义理之学为本，史学、文学为末，文史可以作为四书义理学的必要补充，但不可颠倒本末，以史学、文学取代《四书》。这在朱子与浙东学派、刘子澄、程洵的讨论中有清楚表述。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盖卿。[53]
三 《四书》学系列著述
朱子将原本分散独立的四部书（《学》、《庸》实为《礼记》之两篇）凝聚成密不可分、一体贯通的经典系统。就朱子编撰四书过程可知，四书非自始即是一整体，而大致可分为《学庸章句》与《论孟集注》两类。各书系列并非完全对应。如《章句》系列，有《中庸辑略》而无《大学集解》（曾有书稿），有《孟子要略》而无《论语要略》。《论语》有《训蒙口义》而《孟子》则无。各书用力深浅亦自不同。《大学章句》无疑用功最深，《中庸章句》次之，《论孟集注》选用各家注释较多，看似省力些。朱子真正提及“四书”这一名称者极少。《晦庵集》提及“四书”者不过五次左右，见于与杨子直、曹元可、窦文清、蔡季通、向伯元的书信，除与蔡季通书信为丁酉《四书》注解初成时外，其余书信多集中于辛亥前后。《语类》提及“四书”者亦不过4次左右，徐宇、游敬仲辛亥所记2次，袭盖卿甲寅1次，郭友仁戊午1次。
朱子对四书学著述系列的特色、分工有明确表述。
《精义》《集解》系列。《论语》则先后有《论语精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和《训蒙口义》。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庚子（1180年）《论孟要义》。庚辰年（1160年）写完《孟子集解》初稿，“近集诸公《孟子》说为一书，已就稿。”[54]《孟子》则先后有丙戌（1169年）前后的《孟子集解》，壬辰、庚子年《论孟精义》《论孟要义》。朱子壬子年（1192年）还专门做了一个孟子原文的选本工作，即《孟子要略》。[55]朱子对《大学》也有集解工作，虽《大学集解》早佚未传。又名《大学集传》。朱子对该书日渐满意，直至《大学章句》已经大体成熟后，还告之学者可以将该书作为参考。朱子对《中庸》同样做了集解工作。在师从延平时，朱子开始编撰《中庸集说》，搜集洛学各家有关《中庸》见解而成。对《中庸集说》进行修改，改为《中庸集解》。朱熹还指导石子重编写《中庸集解》一书，此后与讲友将石子重书删削改名为《中庸辑略》。朱子直到己酉前尚在修改《中庸辑略》，并提出将该书与《章句》《或问》一并刊刻流行。就此意义而言，《中庸辑略》在《精义》系列中具有独特地位。朱子对二程、张载门下的《中庸》解并不满意，认为或偏差，或多误。
《或问》系列。《或问》在《精义》、《集解》基础上撰写，与《章句》、《集注》有密切关联，其完成过程略与丁酉年《集注》同步。主要采用辩论设问的方式，辨析《精义》《集解》诸家异同，阐述《章句》《集注》取舍要义所在。丁酉年朱子告之蔡季通，他已撰成与《精义》《集注》并行的《论孟或问》。须注意的是，正如《四书章句集注》包含章句、集注两个系列一样，《四书或问》同样可分为《学庸或问》与《论孟或问》两个系列。二者差别在于《论孟或问》丁酉成书后未再修改，体现《论孟集注》初成时的成果。《学庸或问》则未弃修改。朱子晚年常常将《学庸或问》与《章句》并行刊刻，这与他对《论孟或问》的态度决然有别。
《章句》《集注》系列。《大学章句》初稿略早于《中庸章句》，二者皆完成于壬辰。癸巳《答林择之》提到《中庸章句》编撰体例和《大学章句》相似，亦是在参考各家基础上提出己说。甲午与吕伯恭、江德功、张南轩等人通信中多次提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记大学后》《书中庸后》分别对二书章句调整进行详细说明。据丁酉《答蔡季通》可知，朱子于该年正式完成了《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中庸辑略》的撰写。己酉（1189年）正式序定《学庸章句》，标志《学庸章句》的成熟，庚戌临漳任上推行经界时曾刊刻《大学章句》，壬子（1192年）在南康刊刻《大学章句》、《论孟集注》。但朱子对南康刻本也并不满意，不废修订刊刻。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初成丁酉年，甲辰（1184年）詹仪之和潘畴又将《语孟集注》刊印于德庆。丙午又由詹仪之和赵汝愚分别刊刻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壬子在南康刊刻《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而后因朱子党禁之厄而遭毁板之令。就朱子自我表述而论，庚戌年61岁为四书定型年代，故在己酉序定《学庸章句》。
如今方见得分明，方见得圣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岁，方理会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则枉了。自今夏来，觉见得才是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凿。道夫。[56]
《章句集注》的核心地位。朱子对诠释《四书》的《精义》、《章句集注》、《或问》诸书性质及关系有明确表述，三者是既有差别又不可脱离，相互依靠的统一体。《章句集注》居于绝对核心地位，与经文最为贴近。它代表了朱子定见，具有“逐字称等”不可移易、不可轻忽的经典性质。朱子对花费四十多年心血的《集注》甚为满意，认为达到了“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地步，如秤上称过一般，无有高低偏倚，由此进学，成就不可估量。《语类》卷十九言：
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节。
《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友仁。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过。
某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闲。僩。[57]
朱子因《集注》说过于简洁，不易理解。故撰写《或问》以对《集注》展开详尽阐发，答疑解惑，辨析《精义》诸说，把握《集注》要领。但《或问》的详尽造成文字增多，支离烦琐，反倒增加学习负担。。其实，《或问》受《章句集注》影响，如《大学或问》与《中庸或问》的差别在：《大学或问》负责阐发《章句》未详之处，《中庸或问》则同时肩负阐发章句与辨析诸家说的双重任务，因二程一派对《中庸》有所论说，若不辨析清楚，易给学者造成困惑。
某作《或问》，恐人有疑，所以设此，要他通晓。而今学者未有疑，却反被这个生出疑！贺孙。[58]
某《或问》中已说多了。贺孙。[59]
先生说《论语或问》不须看。请问，曰：“支离。”泳。[60]
在圣贤之意、经文、章句、或问、精义之间存在层次关系。熟读经文是为了领悟圣贤本意，由经文以通达本意。为读懂经文，必须参考《章句》。章句为经文服务，若读经文不通，可参考章句，判定章句的标准在经文。但为了读懂章句，必须参考《或问》。判定或问的标准在《章句》，或问为《章句》服务，“注脚之注脚”，《或问》在地位次序上居正文、章句之后，主要起答疑解惑的辅助作用。故朱子指出，如无必要，不须参考《或问》。盖此书之作，似有违背夫子教学愤悱启发之弊，且学者无疑生疑。从注释角度言，则存在一个从外在辅助读本到接近圣贤本意的由低浅到高深的次第，即或问、章句、经文、本意，在此由低到高、由高到低的循环往复的双向系列中，关键在于工夫，必须苦下工夫，方可了然于心。随着境界的提升、理解的加深，逐步丢下作为辅助的或问，然后是章句、正经、最后连正经也放下，即得意忘言境地。在朱子看来，学习的过程是逐步放弃注本的过程，注本越来越少才好。越离不开注本，注本越多，恰恰说明理解水平太低，始终停留于粗浅阶段。故朱子曾鼓励学者应当放弃注本，尤其是《或问》。《语类》卷十四言：
只如《大学》一书，有正经，有注解，有或问。看来看去，不用《或问》，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大雅。[61]子渊问《大学或问》。曰：“且从头逐句理会，到不通处，却看《章句》。《或问》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会。”贺孙。[62]
正因如此，朱子态度有时显得很矛盾，曾反思自家对经典诠释文字过多，反造成学习理解障碍。“某所成《章句》、《或问》之书，已是伤多了。当初只怕人晓不得，故说许多。今人看，反晓不得。贺孙。”[63]但更多时候，朱子还是肯定注解工作必要，指出《大学或问》有其必要意义，尤其体现在对核心难懂的格物、诚意章辨析上。鉴于《大学或问》自成一体的特点，朱子提出于此书应当融会贯通，互相参照，不可割裂看。
朱子定位《集注》与《集义》的关系是精髓与皮毛。《集注》对前辈说已撮其大要，并无半个闲字，一字不可轻易放过，具有以一当十的效果，故无需再向外添加前辈说。意味着《集注》在继承前人之说上的集大成性。对《集义》的掌握需要相当辨别工夫，盖《集义》驳杂、容有是非掺杂、瑕瑜互见的情况。《集注》则是对《集义》去芜存精加工的善本，其义理完全可靠，只是省略了过程，文字简易，学者又不容易体会其字里行间的要义所在。朱子提出的办法是，读熟《集注》，在此基础上，再看《集义》，由此二书异同来体会去取淘汰之意。但对《集注》的真切把握又应建立在对《集义》的辨析思考上，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心力、智慧。《精义》作为诸家说的集合，是《集注》的铺垫，朱子自身在熟读《精义》诸家说基础上，经过对各家说法的异同比较辨析，达到了自出手法地步。可见《精义》在《集注》中扮演了阶梯角色。朱子一方面指出，《集注》来源于《集义》又高于《集义》，是对《集义》的精炼提升超越，在取舍诸家说的过程中达到了精妙确当、严谨细密、无可移易的地步，在此意义上，学者掌握《集注》即可，不需要再学习《集义》。但同时又指出，《精义》诸说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因《集注》过于简要平易，学者不易把握其中要妙。若能对《集注》所取诸家说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对理解《集注》大有必要。故此应学习《精义》，借此为梯以通达道理。
《集注》乃《集义》之精髓。道夫。[64]
且说《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一字是一字。其间有一字当百十字底。[65]
前辈解说，恐后学难晓，故《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66]
须借它（《集义》）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67]
最后，略论一下朱子 诠释《四书》的态度与方法。朱子《四书》诠释的成功在于态度和方法。他主张解经根本在谨守经义“本分”“代圣贤立言”，而不是立己之言，这是他解经第一原则。宋代疑经解经风潮甚为流行，“六经注我”的义理解经风气大行其道，朱子对此颇有不满。圣人之言有具体语境，有特定针对对象，批评伊洛诸家虽才气高，虽然有得，其一时所见，却偏离本意。故《集注》于二程诸家说，即便思想深刻，然不符合本意者，常不选取。最终朱子对经典的解释超越了二程，取得了“至先生而后大明”的效果。其次，朱子诠释《四书》态度极为认真，战战兢兢，对每一用词皆费尽心力，称量轻重适中，方敢写出，生怕误解圣贤本意。连无关紧要的虚词，亦从训诂解之，达到丝毫不漏的精细地步，树立读书仔细的榜样。再次，对二程诸家说，朱子指出须详加辨析。因二程之说常有自相矛盾之处，未见得符合本意。《集注》与二程说之不同，显示了朱子的独立精神。朱子每次修改注释，皆是有意而为，不可轻视。修改的原因在于难得恰好文字，既要表达自身义理，又要符合经文原意。朱子对解经有强烈嗜好，人劝他少著书，或者从大纲立论，遭到朱子批评。认为大纲虽好，然不够细致，因为正谬往往仅在毫忽间，故须穷尽一切。
然某于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道夫。
每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载者，盖他本文未有这般意思在。道夫。
某解书，如训诂一二字等处，多有不必解处，只是解书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贺孙。
方伯谟劝先生少著书。曰：“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无道理。”[68]
黄榦曾回忆朱子对《集注》的修改费尽心力，为安顿一字而数日不安而夜不成寐。“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余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处，更易不置。或一日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69]朱子认为，诠释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实现与圣贤同心，达到了己心与圣贤之心的相合，故判定诠释的好坏即在于是否令圣贤点头称是。“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
朱子对自身学习《四书》的方法多有揭示。认为《大学》须花费数月工夫，《论》、《孟》则要两三年工夫。“可将《大学》用数月工夫看去。”力行。[70]“《语》、《孟》用三二年工夫看。”德明。[71]提出研读《学》《庸》的办法是句句理会，互相印证阐发。横渠云：“‘如《中庸》文字，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今读《大学》亦然。”[72]于《论》、《孟》当专一沉潜，自然自得。“沉浸专一于《论》、《孟》，必待其自得。”[73]在把握文义基础上细加玩味，每日少读精思，以身体之，切实不虚。“《论语》难读。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会文义得了便了。”贺孙。[74]读书看诸家异同最妙。吾等今日读朱子，亦当观朱子异同。“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75]读书贪多最为大病，仔细为要。“读书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会不得。”[76]独处深思，精专透彻，方得效用。“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77]信而能疑，当经历由信到疑的过程。“某寻常看文字都曾疑来……久之，方见其未是。”[78]工夫当勿忘勿助，勿高勿虚，反思自家曾裹入流行之解经风气中，高谈义理。后经延平指点，方刻意经学，于经典中推见实理。“故教之养气工夫缓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于无着摸处用工也。某旧日理会道理，亦有此病。后来李先生说，令去圣经中求义。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大雅。[79]朱子反思自家之学乃是铢累寸积之学，此针对的是好高捷径之学。“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80]提出读书不可挑读、快读，主张应玩味体察，“须是熟方得”，处处皆精义，道理自然显现。“《论语》须是玩味。今人读书伤快，须是熟方得。”[81]主张于《四书》当“日日认过，只是要熟”。“如鸡伏卵，温故自成”[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