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背荫河“东乡部队”到平房“731部队”
（一）哈尔滨背荫河“东乡部队”
石井四郎认为，细菌战研究分为“A（攻击）研究”和“B（防御）研究”两类，“B研究”可在日本本土（防疫研究室）进行，但“A研究”须在国外实施，以保证其秘匿性和获取充足试验材料的便捷性。[29]
石井的“A研究”基地，首先选中了1931年“九一八”后刚被日本吞并的中国东北（伪满洲国）。1932年8—9月，石井带领防疫研究室人员到东北“调查满洲霍乱”，[30]以此为名考察“A 研究”的国外基地选址；1933年9月石井率部在哈尔滨东南70千米一个偏僻的农村小镇“背荫河镇”建立起日军在海外“A 研究”的首个基地，这支部队就叫作“东乡部队”[31]，也称“关东军防疫班”（见图1-8）。
图1-8 背荫河车站，1933年这里是一个不足200户人家的乡村小镇
图片来源：731部队罪证陈列馆、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编：《关东军第731部队罪证图录》，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石井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五百米见方”的架设电网的“军事城堡”，当地百姓称为“中马城”，因负责警卫该城堡的日军官叫“中马大尉”。[32]
“中马城”中关押着许多“马贼”“土匪”等“犯人”，东乡部队用这些人做鼠疫等细菌试验，做毒气和化学药物等试验，还做冻伤试验。[33]中马城基地和东乡部队，就是后来平房基地和731部队的前身。
（二）平房“关东军防疫部”
背荫河东乡部队基地“中马城”在1934年发生“犯人”越狱逃亡，1935年又发生武器库爆炸，这两起恶性事件使石井四郎不得不关闭背荫河基地。[34]
1936年东乡部队迁往哈尔滨南20千米的平房镇，圈占6平方千米土地开始修建更大规模的细菌武器研究基地。[35]1936年，正是日本扩军备战的广田弘毅内阁上台的一年，就在这年，天皇颁布敕令批准石井在平房的细菌战部队为日本皇军的正式在编部队，称为“关东军防疫部”，并由陆军省任命石井为部队长。
据苏联伯力法庭上关东军中将军医部长梶塚隆二的供词：
第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发到日军各部队……我个人读过这敕令以及关于部队人员表的附件，读后我就盖上了私人图章，以示签署。[36]
另据伯力法庭上关东军第731部队第四部少将部长川岛清的供词：
第731部队是1936年遵照日本天皇裕仁密令成立的……并由日本陆相任命军医大佐石井四郎为第731部队长，当我任第731部队总务部长一职时，我在档案中亲眼见过这道敕令。[37]
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唯一的最高军政首脑。1936年天皇敕令建立731部队，表明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获得了日军最高统帅和国家最高首脑的认可，昭和天皇裕仁诸次对于日本历史上的细菌战罪责是不可推卸的。
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年日军设立“关东军防疫部”的日方档案文献资料。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有当时日本陆军省的机密档案《陆满密大日记》，其中1936年第9册内，有关东军1936年4月23日上报的“新设增强关东军防疫部”的《关于充实在满兵备的意见》之原始档案（见图1-9）。该档案“第23条，新设增强关东军防疫部”目下，明确记载：“按既定计划……为细菌战做准备，特设立关东军防疫部。”[38]
图1-9 《关于充实在满兵备的意见》档案之第一页
图片来源：[日]常石敬一：《731部队——生物兵器犯罪的真相》，讲谈社1995年版，第25页。
（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731部队”的名称
“关东军防疫部”这一名称使用了4年（1936年8月—1940年8月）。4年中该部（亦称“石井部队”）主要活动如下：
（1）从1936年至1939年在平房营建了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先进、规模最庞大、人员最多的细菌战研究基地（见图1-10）。
图1-10 关东军防疫部航空班航拍的1939年竣工时的平房基地全景照片之一
图片来源：[日]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续集）书前插图，角川书店1995年版。
（2）从1938年1月开始建立“特殊输送”制度，[39]制度化地大批量使用中国人，以及苏联人、朝鲜人、蒙古人等进行细菌战的“活体实验”以加快细菌武器研制。
（3）“从细菌战的角度，研究了伤寒、副伤寒、霍乱、痢疾、炭疽、鼻疽、鼠疫、破伤风、气性坏疽等病原菌”，从1937年至1940年还研究了9种型制的细菌弹，但均不成功，只有两种有继续研究价值。[40]
（4）研究军队野战防疫，研制和生产各种军用流行病疫苗及血清制剂，研究生产和维护各型野战淲水机，1936年陆军省认可石井式滤水机为日军通用之净水设备。[41]
（5）1937—1939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关东军防疫部帮助侵入中国的华北日军、华中日军、华南日军建立起野战（移动的）防疫给水部队和方面军（固定的）防疫给水部队，构建起对华细菌战的庞大机构体系。
（6）1939年5—9月，当日苏在中蒙边界的诺门罕发生战争时，关东军防疫部组成“第二防疫给水班”参加战斗，[42]战斗中使用石井式滤水机保障供水，战斗中为使苏蒙军队疾病流行，人工投撒伤寒、霍乱等细菌污染了其水源。[43]
据《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略历》记载：1940年7月10日—8月22日，遵照“军令陆甲第十四号”命令，关东军防疫部进行了改编增强。这次改编在731部队历史上影响很大，改编内容如下：
（1）从8月1日起，“关东军防疫部”更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44]
（2）“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下设八部：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教育部、资材部、疹疗部；教育部下设少年班；
（3）“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下另设五个支部：牡丹江支部、孙吴支部、林口支部、海拉尔支部、大连支部；
（4）“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人员增至约2000人，支部人员约1000人，总额约3000人。
经过此次改编，“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达到其历史上最盛（至少从人员规模上说）的时期，并奠定了此后该部组织结构的基本形态。
1940年“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开始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实战实践。这年6月4—7日，实施了“农安细菌战”，10月4日，实施了“衢州细菌战”，10月27日实施了“宁波细菌战”。[45]
1941年3月，石井四郎由大佐晋级为少将。[46]
1941年8月，“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被编配新的部队代号：“满洲第731部队”。[47]从此“731部队”一名使用至1945年4月日本战败前夕。
这里有必要梳理一下自“东乡部队”至“731部队”的名称变化历史。
日本自“九一八”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其军队在正式番号之外开始配用秘匿代号，其方法是使用“部队长姓氏”或“部队编成地”。如背荫河的细菌战部队，其番号为“关东军防疫班”，其秘匿代号为“东乡部队”（石井化名的姓氏）或“加茂部队”（部队编成于石井的家乡）。
“番号”是军队的正式名称，是在编制表、任命书、作战命令等正式军事文件中使用的名称。如“关东军防疫班” （1933—1936年7月）、“关东军防疫部”（1936年8月—1940年8月）、“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0年8月—1945年8月）均属部队番号。
1937年9月1日，日军颁布《关于动员部队称呼名》的新规定，要求部队秘匿代号均使用“部队指挥官的姓氏”，所以，在“关东军防疫部”时期，该部的代号为“石井部队”。
1941年日军又颁布《昭和16年陆军动员计划令细则》，其中对军队秘匿代号（日文写作“通称番号”）的使用做了新的规定：独立混成旅团以上的军队至方面军用日文汉字作代号；[48]以下的部队用3—5位数字作代号。所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代号又由“石井部队”改为“731部队”。
1945年4月20日，日本陆军又全面更改部队“通称番号”，“731部队”再改为“2520部队”直至战败。[49]
在日本学者的研究著述中，通常以“731部队”代替任何一个时期关东军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的称呼，这一“习惯用法”长期以来对我国学者也产生了影响，这是研究者在做细致谨慎研究时应予辨明的。
[1][日]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卞立强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2][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36年版，第184页。
[3][日]奈须重雄：《日军细菌战部队的建立及对华细菌战》，谢彩虹译，《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4][日]常石敬一：《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关东军第731部队》，朝日新闻社1994年版，第140页。
[5]731部队罪证陈列馆、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编：《关东军第731部队罪证图录》，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第8—10页。
[6][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36年版，第184页。
[7][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36年版，第159页。
[8][日]越田稜：《“731部队”关联年表》，载731研究会编《细菌战部队》，晚声社1996年版，第318页。
[9]《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99号上明确记载“防疫研究室”4月1日开设。见[日]常石敬一《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关东军第731部队》，朝日新闻社1994年版，第140、197页。
[10]因为《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99号上的记载是当时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所做的一次讲演的讲演稿。
[11]杨彦君主编：《日军细菌战部队命令·文件集》，中国和平出版社2015年版，第470—471页。
[14][日]吉见义明、伊香俊哉：《日本军的细菌战》，《战争责任研究·季刊》第2号（1993年冬季号），第26页。
[15][日]松村高夫：《关于细菌战调查研究的回顾》，载解学诗、[日]松村高夫等著《战争与恶疫——日军对华细菌战》，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16]参见[日]“军医学校遗址人骨问题究明会”1990—1993年相关论文。
[17][日]森村诚一：《魔窟》（一），郑民钦译，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75页。
[18][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1页。
[19][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2页。
[20][日]常石敬一：《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关东军第731部队》，海鸣社1982年版，第20—21页。
[21][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4页。
[22][日]常石敬一、朝野富三：《细菌战部队与自杀的两名医学者》，东京新潮社1982年版，第80页。
[23][日]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一），角川书店1995年第25版，第256—257页。
[24][美]汤普森：《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报告》，载李海军等编译《侵华日军细菌战重要外文资料译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9页。
[25][美]汤普森：《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报告》，载李海军等编译《侵华日军细菌战重要外文资料译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0页。
[26][日]常石敬一：《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关东军第731部队》，海鸣社1982年版，第22—23页。
[27][日]常石敬一：《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关东军第731部队》，海鸣社1982年版，第43—49页。
[28][日]常石敬一：《731部队——生物兵器犯罪的真相》，讲谈社1995年版，第84—86页。
[29][日]常石敬一、朝野富三：《细菌战部队与自杀的两名医学者》，新潮社1982年版，第84页。
[30][日]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1932年流行全满洲霍乱的调查及霍乱菌研究》，《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291号，日本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藏。
[32]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33]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0页。
[34][日]奈须重雄：《日军细菌战部队的建立及对华细菌战》，谢彩虹译，《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5]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36][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107页。
[37][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116页。
[38][日]常石敬一：《731部队——生物兵器犯罪的真相》，讲谈社1995年版，第36页。
[39][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171页。
[40][美]汤普森：《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报告》1946年5月31日，载李海军等编译《侵华日军细菌战重要外文资料译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221页。
[41][日]北条圆了：《防疫给水部编成之由来》，载《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第7册），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1971年版，第3页。
[42][日]厚生省编：《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略历》，1982年日本厚生省公布。[日]常石敬一：《731部队——生物兵器犯罪的真相》，讲谈社1995年版，第26—33页。
[43][日]秋山浩：《731细菌部队》，北京编译社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44]1940年3月30日石井四郎的一篇讲演报告中提到当时已更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参见《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1册第99号，不二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45][日]金子顺一：《PXノ效果略算法》1943年12月14日，载李海军等编译《侵华日军细菌战重要外文资料译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6—98页。
[46]《石井自述个人履历》，载[美]汤普森《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报告》，参见李海军等编译《侵华日军细菌战重要外文资料译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210页。
[48]如华北方面军的日文汉字代号为“甲”，华中日军的日文汉字代号为“荣”，第56师团的日文汉字代号为“龙”，等等。
[49]731部队名称的变更历史参见朱建新、高朝廷《日军细菌战的准备与实施》，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7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