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1855细菌部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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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细菌战机构的创建

一 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

(一)防疫研究室:日军最早的细菌战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野心进一步膨胀,很快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争策源地。为了实现“侵略中国,征服亚洲,争霸世界”的狂妄计划,日本军国主义“动员国家一切力量来从事战争”[1],其中包括利用医学追求对细菌武器的开发。

1932年,日本军方批准在东京的日本最高军事医学院校“陆军军医学校”成立“防疫研究室”(见图1-1)。

在“军事防疫”外衣下从事细菌武器研究开发,军方拨款20万日元为防疫研究室修建了1795平方米的钢筋水泥二层研究大楼(见图1-2)。[2]该研究室的建立,即日军最早的细菌战机构。

(二)防疫研究室建立的时间

防疫研究室建立的时间即日本细菌战活动正式开始的时间,但学界对这一时间有三种不同说法:

(1)日本学者奈须重雄依据《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认为是昭和7年(1932年)8月建立防疫研究室。[3]

图1-1 1932年12月日本陆军省批准扩建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批件档案

图片来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转引自731部队罪证陈列馆、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编《关东军第731部队罪证图录》,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图1-2 1933年10月斥资20万日元建成的防疫研究室二层大楼

图片来源: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东京大日本株式会社1936年版,第184—185页插图。

(2)日本学者常石敬一以石井四郎1940年3月30日在军医学校所作军事防疫讲演稿为依据,认为是1932年4月1日建立防疫研究室。[4]

(3)中国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两份陆军省档案为依据,认为1932年7月军方批准军医学校新建“细菌研究室”,同年12月将其扩建为“防疫研究室”。[5]因此至少1932年7月已建立“防疫研究室”。

成书于昭和11年(1936年)的《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对本校“防疫研究室”的建立时间有两个不同记载。

一是在昭和7年(1932年)关于“防疫部加强建设”条项下记载了“防疫研究室设立”:

昭和7年8月,陆军军医学校在防疫部开设防疫研究室,以石井四郎军医正及以下5名军医配属防疫研究室,在防疫部的地下教室进行改造后夜以继日努力工作。[6]

二是在昭和7年(1932年)关于“满洲事变军医学校参与作业”条项下记载了“防疫研究室”的设立:

昭和7年4月,将防疫部的地下建筑物之一部进行改造,应急新设了防疫研究室,但场地狭小,次年进行了扩建,主任是三等军医正石井四郎。[7]

由于《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有上述两个不同记载,奈须重雄采用了1932年8月的时间,常石敬一采用了1932年4月的时间,另一日本学者越田稜也采用了4月的时间[8],常石敬一还依据其他资料将时间具体到4月1日。[9]

看来采用1932年4月为“防疫研究室”的开设时间更为妥当,因为“4月说”还有1940年《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99号上的记载相佐证,而此说是得到石井四郎首肯的。[10]

至于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7月说”,考察其依据的2份当时陆军省档案,其证据力度虽很高,但其证明的只是1932年7月陆军省批准下拨经费“新筑细菌研究室”,12月又批准增拨经费至20余万日元将“细菌研究室”扩建为“防疫研究室”。[11]这恰好佐证了“4月说”,而质疑了“8月说”。

(三)防疫研究室:日军细菌战研究国内基地

防疫研究室最初的骨干成员,据《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记载,从1932年至1933年主要有:

1932—1933年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骨干成员

资料来源:[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36年版,第163、180—181页。

这些骨干成员后多成为日军细菌战干将。如增田知贞后担任日军南京华中防疫给水部(1644部队)代理部队长,北川正隆后担任日军新加坡南方军防疫给水部(9420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后担任日军北京华北防疫给水部(1855部队)部队长,北条圆了后成为日本驻德国使馆军事医学情报官等。

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成立后至1945年日本战败,一直是日军细菌战研究的国内基地,从目前资料看,它的重要作用如下:

(1)以研究室主任石井四郎为首,策划日军细菌战体系的建设,直接向日军中央(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络汇报,获准后组织实施。

如1933年在哈尔滨背荫河建东乡部队,1936年在平房建关东军防疫部,1938年在北京建1855部队,1939年在南京建1644部队和在广州建8604部队,1942年在新加坡建9420部队,从许多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实际上都是首先在以石井四郎为首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策划下,获军方批准后实施的,而实施过程中731部队则起到很大作用。

(2)重要的细菌战实施的策划,也首先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组织参与下商讨决定,然后交参谋本部定夺并组织实施,这在《井本日志》记载的1940年浙江细菌战、1941年常德细菌战、1942年浙赣细菌战过程中表现得很清楚。1943—1944年日军的细菌战实施计划,从《井本日志》记载看,也首先由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石井四郎提出,然后由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官员讨论决断。[12]

(3)日军731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9420部队人员写成的细菌战研究秘密论文全部交由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汇总编辑成《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在内部发表和交流。从1939年至1944年《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发表细菌战秘密研究论文947篇,《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发表细菌战绝密论文150篇左右(见图1-3)。[13]因此,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是整个日军细菌战研究秘密论文的撰写组织者和成果汇编者。

图1-3 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1—100号论文集封面

图片来源:[日]常石敬一编:“十五年战争极秘资料集”《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1册),不二出版社2005年版。

(4)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是日军海外细菌战部队补充人员的组织中心和培训中心。它物色日本国内各种高级医学人才输往731等各部队,也组织各种卫生兵进行细菌战培训后输往海外各细菌战部队。

(5)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是日军细菌武器生产的国内基地。据《井本日志》记载,1945年年初日本陆军中央决定生产300千克鼠疫跳蚤用于对同盟国的最后决战,这些鼠疫跳蚤由关东军731部队生产150千克,由华中军1644部队生产30千克,由华北军1855部队生产20千克,由华南军8604部队生产10千克,由南方军9420部队生产60千克,由日本国内生产30千克。这“日本国内生产30千克”的地方,当然就是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毋庸置疑。[14]

(6)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可能使用活人做实验。1989年7月,在东京新宿区原陆军军医学校遗址上,因建筑施工挖掘出100具左右的非正常死亡人骨。[15]日本学者组成“军医学校遗址人骨问题究明会”对其进行调查研究,从人骨的“痕迹学”和“人种学”的考察来看,很可能与细菌战人体实验活动有关。[16]

(7)石井四郎从1932年至1945年战败一直担任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一职。他任731部队长在1942年8月被撤职,由北野政次接任,1945年3月再复职。但其间陆军军医学校防疫室主任仍由其担任,这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中的论文署名的职务可以看出。另从《井本日志》的记载也可以看出,1943—1945年石井四郎以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负责人身份参加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关于细菌战计划的讨论。

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是日本最早建立的细菌战机构,它在石井四郎主导下运行14年,是日军细菌战研究的国内基地,在日本细菌战体系结构中占有独特地位(见图1 -4)。1945年该研究室连同军医学校在美军对东京的大轰炸中被摧毁。

图1-4 日本细菌战体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