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出身低贱说

第四种堕民起源的说法，为“出身低贱说”。由于自然灾害或是战争频仍，造成农民失业，形成无业游民，依附世家大族为生，以至于沦为贱民。明代叶权在《贤博篇》云：“盖国初不治生理，游手游食之人，著于版籍，至今不齿于庶民。民间吉凶事，率夫妇服役，鼓吹歌唱，以至舁轿、篦头、修足，一切下贱之事，皆丐户为之。”[76]其中，“家奴说”最为盛行。据传，堕民原是世家大族或官员的家奴，后来不断繁衍，成为堕民群体。《浙江风俗简志》记载：金华“小姓的祖先原是村中某大族祖先的奴仆，主人帮助其娶妻成家，生儿育女，传种接代”[77]。《永康风俗志》也载：“被有权势者带之乡里，在当时是很受重用的亲信。如管家、账房之类，而后代沦于纯粹奴仆者。”[78]《义乌风俗简志》又载：“或谓系前朝官吏官奴，经家主代为婚配，所育子女，随父从业，不能为自由人，虽有祖先，以家奴身份未去，呼为小姓，以别于平民。”[79]据《浦江风俗志》记载，浦江的“小姓”，大都是家奴的后代。“浦江的小姓大多原是官家富户的奴仆。主人为永久奴役仆人，乃配之于婢，授之以产，命其‘成家立业’、‘传宗接代’，以专为主人做一般平民所不愿做的行当。于是，自然而然，就逐渐沦为小姓。”[80]《金华地方风俗志》《金华市风俗简志》《东阳风俗志》也作了同样的描述。

浙江有《奴婢小姓过“端六”的来历》的故事，“小姓”男主人公阿才和女主人公阿才妻子阿囡，两人都是家奴。阿才是赵员外家的长工，“古时候，有一对夫妻，男的不知其姓甚，从小就在赵员外家当长工。年纪十七八，松树连根拔，他担东西，硬树扁担一挑三百斤，因为力气大而出名，赵家村里二三十里村镇的人都叫他健汉，勤劳而艰苦的人们都叫他阿才，童姑们尊叫他阿才哥。流传开来，他的名字就叫阿才哥”。阿囡则是被父母卖给钱家村钱大人家的奴婢，“阿才哥的老婆，乳名阿囡，当她还只是小姑的年龄时，就被乞讨为生的父母卖给钱家村的钱大人家当奴婢，为钱大人三妻四妾的孩子洗尿布，磨麦又舂米，脏活重活样样干。每天的黄昏时分，还要进书馆去打扫”[81]。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严密，讲究门当户对，奴才娶婢女，婢女嫁奴才，乃天经地义。阿才和阿囡遂成为一对奴婢夫妻。这故事形象地说明，世家大族或官员的家奴，由主人给予婚配，生下后代，也沦为“小姓”（堕民）。

除金华的“小姓”为奴仆沦为堕民的外，温州的“小姓”也是由沦落他乡的穷人被世家大族购买执使贱役，世代沦为贱民。永嘉县的枫林、岩头、芙蓉、五漱以及乐清西部的“小姓”“是官僚地主豪绅以宗族名义，用低微身价购买沦落他乡的异姓穷人来本地，替整个农村宗族执使贱役，并给娶妻生子及一定程度的田园房屋、生产条件，使其安心服役，世代为‘小姓’勿替”[82]。家奴的后代成为堕民。嵊州堕民称为“轿夫”，也有的是世家大族购买或收留而沦为贱民。回山乡宅下村的大家族杨姓和丁姓豢养有“小姓”，乃主家购买或收留的外地人，随主家姓氏，因无人下嫁而成了绝户。“该乡原有贱民叫‘小姓’，是家族买来或收留的外地男性。只有大家族才供养得起，数量极少。因无法找到通婚对象，难以世袭。”[83]杨氏老人回忆杨家的“小姓”有兄弟五人，从其流浪的母亲处买来，即林照、多照、非照、老四（已忘名字）、和照。他们住在杨氏宗祠，靠向主家讨赏度日，包办主家红白喜事的端菜和吹打等杂务，收获季节也会送些月饼给大户人家收割庄稼的帮工当点心，并在田边吹唱讨彩头索取收成；四时八节给主家挨家挨户吹打讨彩头，年节还可去附近没有“小姓”的家族讨赏。[84]

浙江绍兴和金华有二个家奴沦为堕民的典型案例。作家徐懋庸谈到上虞老家下管的宗族问题时，重点讲述徐氏的家奴成为堕民的经过。下管有二个堕民村，即东夹笆和西夹笆，其堕民原是明代徐氏官员的家奴。家奴繁衍的后代，成了徐氏家族的“公共奴隶”——堕民。

下管的居民几乎全部是姓徐的一族。据族谱记载，下管徐氏的始祖，是元朝末年因兵乱从江西逃难路过下管，认为这个地方好，定居下来的。所以，从建村到民国初年，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在我离开下管的时候，徐氏已传至二十三世，我是属于二十世一辈的。下管镇上，外姓人不到十户，那是由于入赘或其他原因陆续迁来的。但在管溪西岸和镇子南边，却有两个非徐姓，而与徐姓有密切关系的人所住的小村，一个村子叫做“西夹笆”，另一个叫做“东夹笆”。这两个村子住的是“惰民”。下管两个村的惰民的祖先，当是明朝下管徐氏某个大官的家内奴隶。这个大官的后裔繁衍起来，他的奴隶后裔就成为徐氏一族的“公共奴隶”，所以让他们另立村居。“夹笆”是打篱笆的意思，东西夹笆，两个村设在下管镇的两头，可能是表示作为下管的屏障的意思，让奴隶来保卫徐族。[85]

另一个典型的家奴沦为堕民的案例，是俞婉君在兰溪女埠镇童公山堕民村进行田野调查时，了解的“奴才起源说”。“传说堕民的祖先为奴才，当地堕民有王、陈两姓，王氏的祖先为童澄的奴才，陈氏的祖先为方太古的奴才。”[86]童公山村坐落在童公山上，为王氏堕民发源地和宗族所在地。童氏始祖童澄为明代人，万历《金华府志》有传，曾“仕至殿中侍御史，子新亦登进士”[87]。万历《兰溪县志》的传记则更为详细：“童澄，字国宾，其先南昌人，兴国中登第，历官至殿中侍御史，以奏对忤旨，谪吴江令，因家兰然之椒石。其子新亦登进士，佥□□州判官事。”[88]据说，童澄最初选择童公山作为宗族所在地，由于兰江乃杭州通往浙江东南各地的主要航道，官员路过均到童公山拜访，不胜其烦。于是，童氏宗族遂迁往距兰江埠头五华里的下童村，而让从北方带来的王氏奴才（童澄的轿夫）照看老房子，并赐姓王。后来，童氏发祥地遂成为堕民聚居村。童公山村的王氏堕民与周围村落的依附程度不同，突出表现在过年讨彩头的习俗上。童公山王氏每年岁末年初必到礁石邵氏和下童童氏讨彩头，每年腊月都到童氏分支的泽基村家境好的人家讨彩头，而对其他九个村落的家庭仅对做过红白喜事的人家，三年内的正月上门讨彩头。礁石邵氏势力强大，童公山人租种礁石邵氏的土地。而童公山与下童和泽基也相隔三四个自然村，从地缘上也难于建立紧密依附关系，只能从双方存在的历史渊源来理解，王氏的祖先曾是童氏的奴才。另从童公山王氏对童氏的特别称谓，也可佐证王氏曾是童氏奴才。堕民称主顾的男主人为“某某爹”“某某爷”，而主顾对堕民则直呼其名。堕民有时也会尊称主顾为“东家”。“而童公山王氏与童氏互称则特别。王氏称呼下童和泽基童氏男性户主为‘大伯’，而童氏称呼童公山堕民为‘亲哥’。‘大伯’与‘亲哥’的称呼由来当地人已不得而知。”但是，童氏和王氏阶层不同，双方也不可能通过过继或联姻产生亲属关系，这种反映上下尊卑的似血缘关系的称谓，唯有主人与家奴之间的关系。“王氏与童氏之间主仆称谓保留下来，大概是因为在身份上演变为堕民后的王氏为依附于童氏的需要所致。”[89]方太古乃女埠镇人，字元素，明永乐年间人，诗人，晚年自号“寒溪子”，著有《寒溪子集》，鉴湖《方氏宗谱》录有大量诗文。其奴才陈氏也沦为堕民。王氏奴才和陈氏奴才沦为堕民的案例，说明局部地区的堕民由奴才的身份演变而来。

至于于越“野合之后说”，也是堕民“出身低贱说”的典型。《绍兴市志》和《绍兴县志》均引用茹三樵的《越言释》，提及越王句践集中越国的寡妇与士兵“野合”，所生之后代，与四民不同，成为堕民。“故绍郡八邑，宁、台、金、衢、严、处和徽州等古越地，均有堕民。”[90]茹三樵在《越言释》中，对徐渭听信传言，以及《会稽县志》所言堕民源于宋焦光赞部曲提出异议，以焦光赞查无此人，投金之时也不清楚，南宋腐败无能，也未闻以此惩为堕民。且逃师叛卒也应惩其首恶，岂有株连其部曲之理。降金者也是过江之鲫，何以焦光赞部曲沦为堕民，孰不可信。故提出堕民起源于越国“野合之后说”。

越民之中有所谓“惰贫”者，于古无可考。按：贫者，丐也。今入养济院者，谓之孤贫，其册曰孤贫册，其粮曰孤贫粮。彼以孤贫，此以惰贫，亦其例也。或曰此惰民也，民之为贫，以音近致讹。《周礼》九职，自士农工商，以至转移执事，皆有常业。其无常业者，为游惰之民。游惰之民，可以曰游民，独不可曰惰民乎？此其说诚然。然古者游惰之罚，并无锢其子孙者，此亦何罪至此矣。明神宗时，张宫谕元忭修《会稽县志》，秉笔者实徐秀才渭，至今称名志焉。其志惰贫，寥寥数言，不过两行许，且亦述里巷不根之言，谓是焦光瓒部曲，以降金故锢之，传其疑而不敢信。焦光瓒不知为何人？降金不知是何年月？其为官锢与，则宋季衰窳，不闻有是政令。其为私锢与，又谁肯服之？且逃师叛卒，罪坐其魁，岂应及众？而当日之降金者亦多矣，焦光瓒部曲岂应独罹此酷？其为不然，可一言决也。吴越事，特详于《国语》，其他若《越绝》《吴越春秋》，虽后人依托为之，然必有旧传，未尽失实。颇闻句践时，简国中之寡妇淫泆者，则皆输山上，壮士忧愁者，令游山下，以适其意。此其所孕育皆出于野合，其势自不得与齐民齿，或者支流蔓延，遂成此一种乎？此虽未必为凿据，但今之为惰贫者，自绍郡八邑外，宁、台、金、衢、严、处以及上江之徽州皆有之，则皆古之越地也。渡浙江而西入吴境即无有。意当日卧薪尝胆之余，务驱除其游惰，又法严而令，必能使三四千年之后犹守之而不改。如此亦可见当日生聚教训精神之强固矣。然而天地有往复，日月有乘除，世无与为终古之罪。吾越自汉晋以来，名流接踵，南宋为三辅地，尤士大夫所聚，其时说部盛行，土风物产、街衢纤语无所不登载。而惰贫一种，绝不闻谈议及之，况谋所以处之者。今者幸蒙国家特与荡涤，化贱为良，然不追其所自始，无以见本朝德意之宽大。又或者有司之奉行，未尽得其条理，以致其名尚在。用敢私识之，以俟后之志越者订。[91]

叶权所提越国“野合之后说”，确有越王句践将寡妇集中于独妇山中，但原意可能并非设立官妓以解除军士苦闷。《越绝书》云：“独妇山者，去会稽四十里。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后之说也者，盖句践所以游军士也。”[92]其原意为越军欲伐吴，将寡妇集中居住，以告慰士兵使其为国捐躯，家属也能得到很好照顾。后来以讹传讹，遂以为越王句践集中越国寡妇，以娱伐吴士兵，形成军妓制度。[93]于是，赵晔所著《吴越春秋》云：“越王句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94]史载越国小国寡民，由于战争频仍，死伤甚众，兵源和劳动力严重缺乏。越王句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了加强国防和发展生产，使越国迅速发展壮大，实行奖励生育政策。据《国语·越语》记载，主要实行二方面的措施，一是规定婚配年龄，增加孕育机会。严禁青壮年男子娶老妇为妻，老年男子也不得娶年轻妇女为妻。女子17岁不出嫁，男子20岁不娶妻，其父母有罪。努力通过提早婚龄和要求婚配年龄相当的办法，增加育龄妇女孕育的机会，以达到增加人口的目的。二是保育孕妇和儿童，奖励生育。规定妇女临产要报告官府，国家派医生守护孕妇接生。生下男孩，国家奖励二壶酒，一条狗；生下女孩，国家奖励二壶酒，一头猪。三胎生三个孩子，国家供给乳母。一胎生二个孩子，国家供给粮食。在生活和医疗条件低下的古代，有效地保证人口的迅速增长。越国鼓励生育，如果确有寡妇与士兵“野合”的后代，越王句践不仅不应予以歧视，相反，应给予奖励。越国即使已有堕民存在，何以越国至宋朝一千余年，不见有堕民的史料记载。故堕民源于于越“野合之后说”难于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