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罪臣说

堕民起源的另一观点，就是“罪臣说”。先世原是官僚之后，有的还是朝廷重臣，因犯罪被贬，沦为堕民。“堕民也叫隋贫，其始都是宦家，以无辜罪杀平民，而夺他们妻以奸淫。平民怨，告官，官遂贬他们为贱民。”[50]堕民有“反抗洪武和永乐的忠臣义士说”。鲁迅在《我谈“堕民”》中，并不认可关于堕民源于“宋焦光赞部曲说”，“我生于绍兴，堕民是幼小时候常见的人，也从父老的口头，听到过同样的他们所以成为堕民的缘起。但后来我怀疑了，因为我想，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的降金的宋将的。”鲁迅提出“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51]。据传明代因此贬为堕民的有“胡惟庸案”和“方孝孺案”。反抗洪武的“忠臣义士”，除已述陈友谅和张士诚以及方国珍以外，还有宰相胡惟庸。民国《新昌县志》关于堕民起源，提及“为明胡惟庸后”。[52]1380年，丞相胡惟庸被告发叛国谋反，朱元璋将胡惟庸满门抄斩，并追究其同党，文武官员有15000人受到牵连，全被处死。太学士宋濂小心谨慎，朱元璋仍不放心。宋濂的孙子宋慎被告发为“胡党”，牵连到宋濂，被押往南京欲处死。经马皇后劝说，改为充军茂州（今四川理县）。70岁的宋濂未到茂州就死在半路。十年后，又有人告发开国功臣李善长与胡惟庸关系密切，犯了大逆不道的死罪。李善长也是朱元璋的亲家，朱元璋曾赐两道免死牌。但朱元璋仍将李善长及其全家七十余口全部处死。三年后，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明太祖杀了蓝玉，追查同党，又有15000人受到牵连被杀。民国《新昌县志》声称因“胡惟庸案”受牵连而沦为堕民的出处为“鄞志亦言”。但康熙、乾隆、同治、光绪乃至民国五种《鄞县志》书并无相关记载，明代史书也没有相关记载。

据堕民族谱记载，“反抗洪武的忠臣义士”沦为堕民的还有朱元璋的部将周世光的后代。据嵊州三界镇割鸡山村周友灿介绍，“他年轻时见过族谱，上面记载该族祖上就是作为罪臣被贬作堕民。据说，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对部下封官不公，部将周世光等不满，因此被贬到诸暨、绍兴等地，并规定其子孙永不叙用，不准读书。周世光后代有一支流入割鸡山，女的养鸡鸭、做伴娘，男的捉青蛙、做轿夫和做堕民糖（即饴糖）为生”[53]。专门从事“猥下杂役”。

“反抗永乐的忠臣义士”沦为堕民也不乏史料记载。“自明初绍兴有惰民，靖难后诸臣抗命者子女多发山西为乐户，数百年相沿未革。”[54]《明史》亦载：“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发浣衣局、教坊司。”[55]《鹿洲初集》也载：“最可恨者身死而妻女分教坊，配象奴，若铁铉、黄冠、齐泰、茅大方、胡闰、陈继之、姚善、侯泰、董镛、郭任、谢升、胡子昭、陈彦回、牛景先等十数人皆遭此虐也。”[56]铁铉乃建文帝时的兵部尚书，因不附燕王，被磔于市，其妻杨氏被送往教坊司。[57]茅大芳乃建文帝的副教御史，燕王称帝，不屈而死，其妻也发配教坊司。[58]清阮葵生在《茶馀客话》中，提及御史年臣“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乐起兵不从，遂将子女编入教坊”[59]。《绍兴市志》载：“明永乐皇帝朱棣将其政敌贬为堕民。”[60]周建人也持有同样观点，“浙江肖山、绍兴、宁波一带，有一种奴隶叫堕民，据调查者说，他们原是明朝建文皇帝逃到浙江来的臣民的后裔，他们干着‘最下贱’的工作，被人们所瞧不起”[61]。建文朝大臣的妻女没入教坊，沦为乐户的史料比比皆是。

“反抗永乐的忠臣义士”沦为堕民涉及“方孝孺案”。堕民也传说：“过去有裘、叶、应、甘、柯、彭六姓，原是皇帝御前的六部大臣，因犯了罪，被贬为堕民的。六部之设，肇始于明。查《明史》建文帝的六部大臣，并左右都御史，在靖难之变中，除户部、工部归属永乐帝外，余皆殉难。在这次变乱中，永乐残杀建文的忠臣，株连灭族，是很多的。如方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被诛者数百人，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虽则艺人所说六姓与建文帝的六部姓氏不合，但也许正是这次靖难籍没中的一支吧。”[62]《陶堰镇志》也载：“方孝孺不肯为明成祖朱棣起草登极诏书，被杀，其亲族受到株连，被贬为堕民。”[63]《安昌镇志》也有相同的记载：“方孝孺不肯为明成祖朱埭起草登极诏书，被杀，其亲属‘六姓’贬为‘堕民’。”[64]方孝孺为浙江宁海人，为宋濂弟子，明初名儒，曾任侍讲学士、文学博士。燕王（明成祖）兵入京师，方孝孺拒不起草其登位诏书，被磔于市，并灭十族，波及方孝孺的学生，被处死达870余人，至于“远戍”则“不可胜计”。按国家刑律规定，仅有株连九族，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后来，加上朋友和门生为一族，构成十族。“在凑成的十族中，由于关系疏远，略微沾边的人，将他（她）们贬为‘堕民’，迁徙到‘天老地荒’的穷乡僻壤的地方去生活。”[65]20世纪80年代，在钱塘江南岸的西陵古镇的一个堕民村，发现了一份因受方孝孺案而沦为堕民的手稿。当事人为宁海的高廉清，做过几任县令，幼时与方孝孺有过诗文之谊。告老还乡后，因慕其道德文章，将方孝孺的《扇子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写成扇面。方孝孺案发后，高廉清与秀才儿子高文毓均受到牵连，沦为堕民，离开宁海，发配到西陵古镇。作家莫莠据此创作长篇小说《堕民》。

高氏父子写成《堕民迁徙志》，记录了整个过程。1403年5月23日，400余人从宁海出发，徒步涉过梅溪时，3人溺水，1人死亡。多人川资告罄，有的向路人行乞，未予制止。7月1日，数人遭市井无赖侮辱，责令隐忍，赔礼了事。7月9日，山洪暴发，桑河猛涨，平地水深过膝，汪洋肆虐，因未到达“天荒地老”之处，不敢驻留，乃奋力强渡，众志成城，又有3人溺亡，余得生还。1404年，到达钱塘江南岸西陵古镇之东的荒僻之地，开始建造“堕民村”。至1405年3月3日，筚路蓝缕，才草草建成“堕民村”，取名“银杏村”，从此定居下来。从宁海出发时有423人，途中生婴儿7人（3男4女），此时已减为361人。3月5日，建立堕民村“学馆”，学科有修身、接物以及吹拉弹唱。入学者均为聪慧乖巧的少男少女，首届共34人，由高文毓任学师，以便尽快学习谋生技艺，以生存繁衍。9月18日，首届学员结业，经学师暨全村父老评定，合格者29人。以后每年一期，春天开馆，入秋结业。从宁海迁往西陵古镇的堕民仅仅属于“远戍”的一部分。至于散落在宁海本地的所谓“堕贫”，估计是应迁徙而未被迁徙而遗留下来的堕民及其后代子孙，仍然被视作堕民，一代一代繁衍，只能从事卑贱行当，如吹唱、剃头、值堂、阉鸡、详梦等，以祠堂庙宇栖身，习惯称为“堕贫”，成为被遗忘的阶层。[66]宁海堕民据传乃是因为受“方孝孺案”灭“十族”而株连的人。

明仁宗即位后，于1424年将原建文帝的忠臣眷属改回良籍。“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67]然而，并非所有的眷属均改回良籍。“旧院有礼部篆籍，国初流传至今。方、练诸属人者，皆绝无仅有，独黄公子澄有二、三人，李仪制三才核而放之。”[68]黄子澄被杀后，其妻李氏在狱中生下遗腹子黄众家儿，李氏自尽后，将众家儿发入乐户郑阿阎家乳养，改名郑全。郑全生善，善生玉，玉生恩，恩生三子，长子山天，次子儒，幼子銮。儒生云，“因奉恩诏，励节褒忠，赐享庙庭，恐玷先人，具呈礼部”，礼部核查黄云等确系黄子澄六世孙，随即将其放出，复姓黄氏，发回原籍当差。时为万历十四年（1586年）。[69]永乐初年，牛景先次妻刘氏被送入教坊司，死后留下儿子能。能娶吴氏，生智；智娶顾氏，生诚；诚娶朱氏，生镃；镃娶张氏，生滨，“五世未敢失身辱祖”。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葛寅亮获知徐滨“果系嫡派，给照除名，复姓从良”[70]。南京猪市有伶人徐公望，善于甄别古器物。其祖先牛某，“不从靖难之师，子孙发教坊”。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有诏许自陈”，徐公望得于除籍，恢复祖姓。[71]然而，礼部官员并未完全遵照圣谕。

朱元璋编定户籍，将堕民编为“丐户”。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诛杀丞相胡惟庸，制造“胡惟庸案”。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帝位，诛杀方孝孺等大臣，制造“方孝孺案”。《堕民迁徙志》等史料表明，明初一部分“反抗洪武和永乐的忠臣义士”因政治斗争而遭到迫害，被贬为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