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或许鲜有文字作品像我的《哲学片断》那样如其所愿地受到命运的眷顾。我对任何私人意见和自我批评都保持怀疑和沉默，但毫无疑问，我敢于坦率地就这本小册子的命运道出：它没有引起丝毫轰动，根本没有。（2）遵从那句格言（“宁可好好地吊死也不结坏的婚姻”）而上吊的作家没有受到干扰，实际上那个好好地被吊死的作家保持着上吊的状态；甚至没有人像在游戏中那样开玩笑地问一句，他因谁上吊。（3）但是，这一切正如其所愿：宁可好好地吊死，也不因一桩不幸的婚姻被拽进整个世界体系化的姻亲关系之中。根据我这本小册子的性质，我曾希望这一切发生，但是考虑到这个时代的喧哗的躁动不安，考虑到预言、幻觉、思辨思想不断发出的不祥预兆，我担心我的愿望会因某个错误被扰乱。即使一个无足轻重的旅行者也会碰到这样的危险，他在某一时刻到达某座城市，那里所有的人激动万分但却怀着各自不同的期待。有人架好了大炮、点燃了引信，焰火和横幅准备好了；有人把市政厅装点得如节日般喜庆，代表团衣冠楚楚，讲演准备就绪；还有人受体系的驱动让笔饱蘸墨水，笔记本打开，期待着那位曾许诺前来的人的化名出访。（4）错误总是可能的，而这类性质的错误在文学界是家常便饭。

这一切并未发生，因此命运将受到赞美。没有任何骚动，没有流血流墨，这本小册子一直未被注意，没有书评，没在任何地方被提及。没有关于它的叽叽喳喳的文字以增加骚动，没有学术界的抗议之声误导充满期待的人群，没有来自边远地区的呼声把读者世界吸引过来。正如这事业本身并无任何魔力一样，命运也免除了所有的虚惊。（5）由此作者仍然处于幸福的状态，作为作者他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指的是评论家、书评撰写人、中间人、评估人等，他们在文学界就像市民社会中“塑造着人”的裁缝——他们为作家制定时尚，为读者制定观点，借助他们的帮助和技艺，一本书成了重要的东西。可是，这些恩人的情况如同贝格森说裁缝的话，“他们用塑造花费的账单把人杀死了”。（6）一切都将归功于他们，再写一本新书也无法将这份儿人情债还掉，因为这本新书的意义，假如它有意义的话，仍将归功于这些恩人的技艺和帮助。

受这种命运眷顾的鼓励，我将继续前行。不受任何东西的妨碍，或者与时代要求的匆忙关联的妨碍，我只依从我内心的冲动，并且一如既往地，用我的概念来说，揉捏我的思想直到面团恰到好处为止。亚里士多德曾在某个地方说，当时的人为叙述设定了一条可笑的规则，认为叙述速度应该放快。他接着说，“答案适用于一个揉面团的人问该揉得硬还是软，‘难道就不可能把面揉得恰到好处吗？'”（7）我唯一害怕的就是轰动，尤其是那种广泛认同的轰动。尽管这个时代是开放的、自由的、思辨的，尽管由众多可贵的倡导者所捍卫的个人权利的神圣要求得到了热烈的赞同，我还是认为，人们并没有辩证地理解此事；否则，人们就不会用吵闹的欢庆活动、午夜时分的九次欢呼、火把游行以及其他恼人的对个人权利的干涉活动来回报那些特选子民的努力了。每个人都应该在许可的范围内做他想做的事情，这一点看上去是合理的。只有当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将迫使另一个人必须有所行动的时候，这才算干涉。因此，任何一种对不快的表达都是被允许的，因为它并没有以义务的方式干涉他人的生活。因而，假如民众向某人提出来了“让他死”，这丝毫没有干涉此人的自由。（8）他没有被要求做什么，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他可以不受干扰地待在起居室里，抽他的雪茄，沉浸于思考之中，与他的爱人嬉戏，舒适地穿着他的长袍，美美地睡上一觉。的确，他甚至可以离开，因为他本人的在场并非必须。但是火把游行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假如被庆贺的人外出了，他得马上回家；假如他刚点燃了一支散发着香气的雪茄，他必须立即把它放在一边；假如他已上床，他必须立刻起身，几乎没时间穿裤子，然后就得光着头冲到露天发表演说。（9）就民众的表现而言，适用于杰出之士的东西同样适用于我们这些小人物，只是程度稍逊。举个例子，文字上的攻击并不是对作家个人自由的干涉；为什么不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被攻击的一方仍然能够不受干扰地做自己的工作、装他的烟斗、不去理会那攻击呢？反之，认同却可疑得多。一则将某人引到文学界之外的评论算不得干涉，但一旦将某人指派到文学界内的某个位置的评论就需要引起警觉了。一个嘲笑他人的过路人无法迫使那人做出任何举动，相反，毋宁说他欠了那人点儿什么：因为那人给了他发笑的机会。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的事，而非彼此干涉或者彼此强迫。一个过路人反抗性地看着另一个人，其目光显示出，他不认为此人值得他脱帽致意。这一点无法迫使那人采取任何行动，相反，他使那人免予行动，免除了他脱帽的不便。但是，一个崇拜者就没那么容易摆脱了。他温柔的谦恭很容易成为可怜的被崇拜者的多重义务，在他还没回过神来之前，他已终身背负着重税和债务，尽管他本应是所有人当中最独立自主的。假如一个作家从另一个作家那里借用了一个观念但却未提及此人的姓名，假如他误用了他所借用的东西，他并没有干涉那人的个人权利。反之，假如他提到了那人的名字，或许还怀着某种崇拜之情把自己的误用归诸此人，那他就极大地干涉了他人。因此，在辩证的理解之下，干涉不是否定，而是肯定。多么奇怪啊！就像那个热爱自由的北美民族发明了最为残酷的刑罚——沉默一样，一个自由的、开放的时代却发明出了最不自由的骗术：针对大人物所进行的夜间火把游行、白天的三次喝彩和九次欢呼，以及针对小人物的类似但规模较小的骗术。（10）社交原则恰恰是不自由的。

这里提供的仍然只是个小册子，“我亲笔所写，代表自己，一切后果自负”。（11）就其身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东西的自有者而言，作家是有产者，不过，就像他本人不愿做佃农一样，他根本不想拥有佃农。他希望命运再次眷顾这部作品，尤其是避开那种悲喜剧式的结局：某位先知极其严肃地、或者某个骗子恶作剧式地上前使这个时代相信，这本书是有些内容的；然后，他们跑开，把作者晾在那里，像那个被典当的年轻农夫。（12）

约翰尼斯·克利马克斯（13）

注释：

（1）原文为希腊文。

（2）《哲学片断》1844年6月13日面世，1846年5月，哥本哈根《神学杂志》上才出现首篇丹麦语书评，作者为哈根（J.F.Hagen）。1845年，有匿名书评出现在一份德国杂志上，对此克尔凯郭尔完全知情。在题为“论两位当代哲学家的相似性”（En Parallel mellem to af den nyere Tids Philosopher）一文中，作者克里斯腾斯（C.F.Christens）将《哲学片断》的化名作者与费尔巴哈进行比较，该文发表于《文学与批评》（Literatur og Kritik）1845年第3期。

（3）“宁可好好地吊死也不结坏的婚姻”出现在《哲学片断》的扉页，为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第一幕第五场的台词。

“为谁上吊”指一个游戏，其中一个玩家假装要上吊，他靠墙站着说：“我要上吊，我要上吊！”其他的玩家则要问：“你为谁上吊？”回答中提到的人就要用一个吻来解救上吊者。

（4）指海伯格（J.L.Heiberg）写于1825年的闹剧《撒罗门王和制帽商扬》（Kong Salomon og Jørgen Hattemager）的剧情。剧中富有的男爵格尔德卡布（Gold-kalb）从法兰克福到哥本哈根，哥本哈根的市民做好了充分的接待工作。而一个来自汉堡的与男爵同姓的破产犹太商人撒罗门的衣服被偷，于是他索性穿起闪着银光的狂欢节服装、戴着睡帽扮作男爵，结果受到了哥本哈根市民的热烈欢迎。剧名已成为一个固定短语，意为“真的有所差别”。《哲学片断》的“序言”当中曾用此典。

（5）语出贺伯格（Ludvig Holberg）喜剧的标题“魔法或一场虚惊”（Hexerie eller Blind Allarm）。

（6）语出丹麦作家延斯·贝格森（Jens Baggesen,1764-1826）的作品《托马斯·莫尔或友情战胜爱情》（Thomas Moore eller Venskab Seier over Kiærlighed）。

（7）语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克尔凯郭尔阅读的是K.L.Roth翻译的德语版（斯图加特1833年）。

（8）“让他死”原文为拉丁语Pereat。

（9）在克尔凯郭尔生活的年代，不戴帽子上街活动是难以想象的。

（10）“沉默的刑罚”指1823年在美国纽约州的奥本（Auburn）施行的一种刑罚，犯人在夜晚和休息时间被单独监禁，劳动时则被严密监视，不得与他人沟通，违者将处以鞭刑。

（11）“我亲笔所写，代表自己，一切后果自负”对应于拉丁文短语proprio Marte,propriis auspiciis,proprio stipendio，该短语曾出现在《哲学片断》“序言”的开首处。

（12）“被典当的年轻农夫”即对应于贺伯格喜剧的标题 Den pantsatte Bonde-Dreng。

（13）原文写为J.C.，即化名作者Johannes Climacus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