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终于译完了。找出电脑中完整保存的校改前文件，发现开始翻译这本书的时间居然是2012年2月，初稿完成时间为2014年6月。我不是一个快手，但光阴飞逝如斯，怎不令人唏嘘感叹。从2015年起至2016年6月，我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半时间对译稿进行了修订。先是对照原文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英译本进行校改，参考英译本是因为每一种翻译都是一种理解，在对比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自己与英译者在理解上的契合与分歧。然后，我抛开原文，只就中文稿进行润色。每当我在译稿中发现一处误译或者有歧义性的语句，或者从英译本中找到明显错误之时，我都会惶惑不安，忍不住把已经校改过的译稿再看一遍……即便如此，时至今日，不尽如人意之处比比皆是。但是我知道，倘若一味追求完美，这部书永远不会完成。聊以自慰的是，我的翻译是研究性的翻译，呈现在这里的是我目前对克尔凯郭尔文本的理解，疏漏、误解、误读一定存在，我对此全权负责。我无意缔造翻译上的所谓“定本”，若假以时日，我自己也定会突破今天的理解。
克尔凯郭尔写作时并不刻意在概念术语的使用方面保持一致，他喜欢在丹麦本土语源的词汇和拉丁语源的词汇之间进行自由转换，若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味追求概念的一致性，势必会以牺牲译文的流畅为代价，我觉得国际学界公认的英译本中的尴尬语句在不少情况下可归之于此。我在翻译过程中依据的是《丹麦语—英语词典》，以及28卷本的《丹麦语词典》，但有时根据丹麦文词语的构成，我能找到比英语对应词更恰当的汉语对应词。每逢此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不禁惊叹语言表达之间的相通性。我曾在《哲学片断》“译者的话”中表达过对老一辈翻译家的思慕之心，虽然自知因时代和环境的差异，我不太可能写出那样雅致的文字，毕竟我的小学第一堂语文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也有一代人的文风。当这一切最终进入历史长河之后，一定会是有趣的现象吧。
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劳作。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中游走，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之间苦苦追寻，其间既有因言不尽意而无限苦恼的时刻，也有创造带来的喜悦瞬间。译者是文本的决定者和创造者。我坚信，让西方哲学经典说汉语的行为本身就是创造性劳动，是我们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步。
我是个幸运的人，师友和家人对我一直关怀备至。有时，说感谢是客套话，但有时却是发自内心的必要。我的导师汝信先生是汉语克尔凯郭尔研究的先驱，没有他的学术洞见和开创性工作，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克尔凯郭尔研究，更没有这套《克尔凯郭尔文集》的出版。1982年，汝信先生撰写了《克尔凯郭尔》一文，此文后被收录于《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8卷，1985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第一篇专论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的长文。2005年，我受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之邀，参与其大型项目“Kierkegaard Research:Sources,Reception and Resources”的写作，撰写了题为“The Chinese Reception of Kierkegaard”的英文报告，回顾了自1908年克尔凯郭尔的名字出现在鲁迅《文化偏至论》一文以来的中国克尔凯郭尔接受史。我首次注意到了汝信先生这篇文章在汉语克尔凯郭尔研究史上的地位和价值。2013年，我再次应邀为汉语克尔凯郭尔研究论著撰写书评，为此我重读了先生于2008年出版的《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这本书，书中收录了先生多年于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撰写的克尔凯郭尔研究论文。这次，我更加明确地以新中国学术史的视野考察这本书，第一次自觉地意识到了学术史的意义——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更好地面对今天的问题，更无法面对未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还不断回响起汝信先生在审阅我提交的博士论文第一章初稿时提醒我的话——治学必须要有“批判的视角”。正是这个提醒把我从对克尔凯郭尔的“迷恋”之中唤醒，从此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境界。在我毕业留所工作的二十年间，每逢我在工作中遇到难解的困境之时，先生都会慷慨地助我渡过难关，令我感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冯春凤女士长期以来对《克尔凯郭尔文集》不遗余力地表示支持，我感谢她对我的理解和宽容。在翻译和校改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与哲学所在西方经典著作翻译方面成就卓著的田时纲先生交流过经验和心得，得到了他的鼓励，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很早就关注这本书的出版，他的信任和催促一直是我克服诸种困难的动力之一。
2016年9月8日上午，正当我审阅本书一校第94页的时候，惊闻敬爱的叶秀山老师在书房不幸辞世。叶老师一直重视翻译工作，就是他亲口告诉我贺麟先生关于翻译的名言——翻译了一本书，你就征服了它——尽管他本人并未在翻译实践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克尔凯郭尔文集》每出版一卷，叶老师都会带回家阅读。《哲学片断》在2013年出版后，叶老师不仅欣然阅读，而且随后写出两篇文章，其中一篇《从“理智—理性”到“信仰”——克尔凯郭尔思路历程》作为“纪念克尔凯郭尔诞辰两百周年”专稿发表在《世界哲学》上；另一篇《“神性”，太“神性”了——克尔凯郭尔的“神”》发表于《宗教与哲学》上，标题是我最后敲定的，取与尼采《人性，太人性了》相比照之意。在《附言》翻译过程中，我曾就Overenstemmelse和Identitet的异同以及在德国古典哲学诸家中的不同理解求教于叶老师。《附言》是叶老师一直想读的书，相信他读后定会为学界奉献新作，然而我最终也没能让他读到这本书。现在，我只能把这本书献给叶秀山老师，带着心头永远的痛，带着叶老师对我多年的教导和期许，在哲学的园地里耕耘，完成叶老师“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2016年11月15日
写于马勒第四交响曲的乐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