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四书”以通“五经”
为了防止误入歧途，流于异端，在穷经之前，应当首先对“义理”有所了解。程颐说：
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二程遗书》卷2）
又说：
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二程遗书》卷15）
古代（尤其是汉代）学者治经讲究师传、家法，故可以通过治经明义理；今人没有家法、师法，必须先懂得义理，才可以看经。这种区别，是古今传经方式不同造成的。程氏又说：
学者必求其师。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故求师不可不慎。所谓师者何也？曰理也，义也。（《二程遗书》卷25）
以“理”“义”为师，“理”“义”从何而来？这就涉及为学之序、入德之门的问题。圣人之经旨如何能穷得？程颐认为应当“以理义去推索可也”（《二程遗书》卷18）。穷经应当循序渐进，从“四书”入手。“四书”是进入“六经”堂奥的阶梯。
“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中唐之前，“四书”尚未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唐修九经时，《论语》不在其列。《孟子》在北宋之前还被看成一部子书。《大学》《中庸》属于《礼记》的两篇。在北宋之前，《大学》还没有单独成书；《中庸》在南北朝时虽有人单独作注，但影响不大。汉唐经学主要以“五经”为主，从中唐时期开始，韩愈、李翱、柳宗元、皮日休开始表彰“四书”，开启后世尊“四书”之先河，出现了“四书”升格的趋势。[15]北宋庆历之际掀起儒学复兴运动，范仲淹、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等重视“四书”，此后周敦颐、张载、二程、王安石、三苏等大儒辈出，都极力表彰“四书”，“四书”作为宋学的核心经典已经初具规模。到南宋时期，“四书”之学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四书”最终被结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许多学者为之作注，其中尤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至此，“四书”完成了升格运动，“四书”之学正式成立，与“五经”并列为儒家的基本典籍，称为“四书五经”。[16]
虽然“四书”之学在南宋时才正式形成，但北宋诸儒已经非常重视“四书”，出现了不少注释、研究全体或其中部分的著作。不仅如此，很多学者还从“四书”中获取思想资料，尤其是其中的心性论资源，建立新的道德性命之学。程颐说：
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某尝语学者必先看《论语》《孟子》。今人虽善问，未必如当时人。借使问如当时人，圣人所答不过如此。今人看《论》《孟》之书，亦如见孔、孟何异。（《二程遗书》卷18）
学者读书，应先读《论语》《孟子》，先对孔孟之道有初步的认识，以此去读书、去做人、去判断事物。有人问程颐“穷经旨当何所先”，程颐回答：“于《语》《孟》二书知其要旨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读《语》《孟》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二程粹言》卷上）由此可知，程氏把《论语》《孟子》二书作为治经学的入门书。这与二书的性质是分不开的。《论语》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经典中反映孔子思想最为直接的一部文献。《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对于儒家的天道观、人性论、仁政论作了更加详细的阐发。《论语》《孟子》二书阐述儒家思想最为明白、系统，文字也比较浅显，是初学者最好的入门书。五经虽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两个难点，一是文字古奥，不易理解，二是其中的儒家思想往往不是那么明白易晓。司马迁曾说：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纪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纪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
可见，“五经”都是通过记录具体的事物，寓儒家思想于其中，初学者不易把握。因此，宋儒提倡以《论语》《孟子》通“五经”，目的在于为学者指明一条通向“圣人之道”的方便捷径。
另外，宋儒多主张读书与修身相结合，不能将“治经”与“入德”判为两途。《大学》的中心思想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内容是“三纲领、八条目”，对于如何由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阐述得非常清楚。所以宋儒把《大学》作为“入德之门”。《二程遗书》记：
（唐）棣初见先生，问初学如何？曰：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语》《孟子》。（《二程遗书》卷22上）
程颐认为作为初学的“入德之门”，先读《大学》一篇最好。他把《大学》放在《论语》《孟子》之前。二程还从义理顺畅的角度，对《大学》的文字作了调整，各有改本。至于《中庸》一篇，二程也极为重视。据尹焞说：“伊川先生尝言，《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二程外书》卷11）二程谈到《中庸》之处非常多。如说：“《中庸》之书，其味无穷，极索玩味。”（《二程遗书》卷18）又说：“《中庸》之言，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二程遗书》卷11）“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二程遗书》卷17）程颐把《中庸》提高到很高的位置，认为“《中庸》之书，学者之至也”（《二程遗书》卷25）。《中庸》所阐发的“中庸之道”是修身、治学的最高境界。朱熹写道：
（明道、伊川）先生之学，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为标指，而达于六经，使人读书穷理，以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国，以及于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说简而通，其行端而实，是盖将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内之圣贤之域，其视一时之事业词章、论议气节，所系孰为轻重，所施孰为短长，当有能辨之者。（《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
朱熹作为程学嫡传，对二程之学无疑有深切的理解。“由四书而达于六经”，正是二程治经的基本顺序，也是程朱学派遵守的治经法则。朱熹对这一法则有更为周密、详细的阐述。他也认为：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卷19）
他这样说，倒不是出于尊“四书”、贬“五经”的立场，而是与二程一样，是从“为学之序”来考虑问题的。朱熹也主张治学应当由易入难，“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讲学应先《论语》《孟子》，切己修身，勉励力行，以立“为学之本”，“异时渐有余力，然后以次渐读诸书，旁通当世之务，盖亦未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9《答林伯和》）朱熹主张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子语类》卷14）“四书”文字通俗，道理明白，读者易于理解、掌握，通过对“四书”的学习，对儒家的“道理”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然后再去读其他的书，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书”是“入德之门”与治经的阶梯，但研读“四书”，也有一个顺序。程氏主张先读《大学》，虽然没有明确为“四书”排序，但从其言论中仍可看出，是依《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排列的。朱熹对此进一步发挥，也主张“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反复谈到研读“四书”的次第问题。他说：
《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论语》《孟子》《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原来不是上面欠缺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也。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朱子语类》卷14）
《大学》讲的“三纲领”“八条目”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初学者应当首先在思想上形成这样一种认识，确定努力的步骤和方向，这是第一步。然后去读《论语》《孟子》，通过对圣贤言行的学习，加深对儒家思想的了解和体会。最后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提倡由“下学”而“上达”，循序渐进。而《中庸》“说下学处少，说上达处多”，所以“初学者未当理会”（《朱子语类》卷62），应当先读前三种书。
“四书”是通向“五经”的门户，先读“四书”，再去理会“五经”，是程朱学派治经的基本顺序。朱熹说：
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其言虽约，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细靡不该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其心矣。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2《书临漳所刊四子后》）
朱熹在这里充分肯定了“六经”对于“求道入德”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去圣久远，讲诵失传，经典所载的许多象数名物、训诂凡例，连那些“老师宿儒”也弄不太清楚，更何况“新学小生”！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必须先通“四书”，再治“六经”，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这样才不至于“躐等”。
“五经”与“四书”的关系，既是难易问题，也是博约问题。程朱尊崇“四书”，但并不贬低“五经”。程朱都主张治学应该由易到难，由约到博，再由博返约。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只要熟读“四书”就行，对“五经”不足用心。对此，朱熹批评说：
学之不博，则约不可守。今于六经未能遍考，而只以《论》《孟》《中庸》《大学》为务，则已未为博矣，况又从而忽略之，无乃太约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3《答罗参议》）
由此可见，朱熹虽然重视“四书”，但并不认为“六经”就可以弃之不顾了。他说：“《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须，人言相发，皆不可以一日而废焉者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8《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明确体现了朱熹对“六经”的态度。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朱熹虽然不曾贬低“六经”，但是，他承认“经书难读”。[17]经书为什么难读？首先，经典去圣久远，文字训诂、制度名物等变化较大，后人不容易弄明白。其次，经典在流传过程中散佚、增益的情况也是有的，造成失真，与圣人的原典有些差距。最后，后儒特别是汉唐诸儒的训注也有不少误说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甚至误会经典本义的现象，“圣人有郢书，后世多燕说”（《朱子语类》卷78），给学者准确把握经典大义造成了困难。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形成“经书难读”的问题。朱熹主张学者应当先读“四书”，并对“五经”提出不少辨疑，也主要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的理由。朱熹治经，一方面注重辨析经典疑伪，确定哪些文本可信，哪些内容值得怀疑；另一方面，注重扫除后儒牵强附会之说，探求经典“本义”。
朱熹在“五经”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易本义》与《诗集传》。关于《易》，朱熹认为“《易》本为卜筮作”，此乃《易》之“本义”；后来“孔子见得有是书必有是理，故因那阴阳消长盈虚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来”。（《朱子语类》卷67）孔子在《周易》中所讲的道理，其实是从卦爻的阴阳消长、盈虚上推说出来的，而不是凭空说理。朱熹又说：
《易》之为书，因卜筮以设教，逐爻开示吉凶，包括无遗，如将天下许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朱子语类》卷75）
《易》之为书，因阴阳之变，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无所不备，尤不可以是内非外、厌动求静之心读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3《答李伯谏》）
朱熹将《周易》定位为卜筮之书，认为《周易》之中包含了天地间许多事物的道理，丝毫没有贬低其价值。
对于《诗经》，朱熹也用力甚勤，自谓曾读七八十遍后才“道理流通自得”（《朱子语类》卷80）。又说：
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哪里敢便判断哪说是、哪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朱子语类》卷80）
由此可见朱熹对《诗经》所下工夫之深，非常人所及。正因为他对《诗经》本文及各家解说烂熟于心，对“本义”才能有深切的理解，对各家解说才能判断其是非。朱熹敢于冲破毛、郑以来以序说《诗经》的旧传统，大胆指出《诗经》中存在不少“男女淫奔”之诗，开创后世以文学解《诗经》的先河。
对于《尚书》，朱熹原打算自撰《书集传》，但没有成书，晚年付以门人蔡沈。朱熹告诫学者：
大抵《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着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诰》《太甲》诸篇，只是熟读，义理自分明，何俟于解？如《洪范》则须着意解。如典、谟诸篇辞稍雅奥，亦须略解。若如《盘庚》诸篇已难解，而《康诰》之属则已不可解矣。（《朱子语类》卷78）
《尚书》文辞古奥，素有“佶屈聱牙”之称。朱熹认为对于《尚书》文献，“可通则通，不可通姑置之”（《朱子语类》卷78）；“读《尚书》有一个法，半截晓得，半截不晓得。晓得底看，不晓得底且阙之，不可强通，强通则穿凿”（《朱子语类》卷79）。他将其分为三种情况。一类是文字比较通俗，熟读以后就可以明白义理，此类不必作解。二类是蕴含圣人大经大法的一些篇章如《洪范》，应当用心思、下工夫去解。至于典、谟诸篇文辞雅奥，也应当略加解说。三类是有些篇章文字不顺、义理不明，此类属于“难解”或“不可解”之列。朱熹提出治《尚书》的一个重要原则或方法，就是解其可解者，阙其不可解者，不必强作解人。朱熹的《尚书》研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指出古文《尚书》之可疑处，并对《盘庚》《金縢》《酒诰》《梓材》《吕刑》《禹贡》诸篇“今文”也提出怀疑。但有一点应当明确，朱熹并没有否定《尚书》是圣人经典，只是认为“《尚书》收拾于残阙之余，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至穿凿。不若且看他分明处，其他难晓者姑阙之可也”（《朱子语类》卷78）。《尚书》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经历许多曲折，经典中的问题不是孔子造成的，而是后世形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宋儒疑古，首先以尊孔宗经为前提，目的不是要打倒经典，而是要维护“六经”的纯洁，剔除后人的诬诳、附益之辞。朱熹说：“《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朱子语类》卷79）此语就是朱熹疑经的底线，也是宋儒疑经的底线。钱穆说：“此条‘恐倒了六经’一语，大堪咀嚼。故朱子疑经，其深情密意，有远出后人所能想象之外者。”[18]
正是出于对“六经”神圣性的维护，朱熹对《春秋》以及“三礼”的态度非常审慎。《朱子语类》记：
张元德问《春秋》《周礼》疑难。曰：“此等皆无佐证，强说不得，若穿凿说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者，此语是某发出来，诸公可记取。”（《朱子语类》卷83）
《春秋》大旨，在于“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而先儒说《春秋》，认为事事寓褒贬，字字有深意，其实多为穿凿之说，查无实据。而且《春秋》经文简略，所谓孔子“笔削”之旨很难把握，“三传”及后儒的解说又多不可信，因此朱熹对于《春秋》宁可不解说，也不妄说。他主张《春秋》“乃学者最后一段事”，应先明义理之后，才治《春秋》，“盖自非理明义精，则只是较得失，考异同，心绪转杂，与读史传、摘故实无以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9《答魏元履》）如果不明义理去治《春秋》，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对于礼学，朱熹平生也颇用力，但重点在于《仪礼》，对于《周礼》《礼记》二书，则较少措意。朱熹认为：
礼学多不可考，盖为其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一缘读书不广，兼亦无书可读。如《周礼》仲春教振旅，如战之陈，只此一句，其间有多少事，其陈是如何安排，皆无处可考究。其他礼制皆然，大抵存于今者只是个题目在尔。（《朱子语类》卷84）
礼书散佚不全，古代礼制也大多失传，后人考礼，多迂阔穿凿之说。因此研究礼学，有相当的难度。朱熹的兴趣不在于“考礼”，而在于“制礼”。朱熹文集中有不少议礼、考礼之文，《朱子语类》也记录了大量论礼的言论。朱熹礼学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礼应当切于人生日用，不可泥古不化；二是研究礼学应当省却繁文，通其大本。对于“三礼”，朱熹说：
《周礼》自是一书，惟《礼记》尚有说话，《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今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于后。（《朱子语类》卷84）
“三礼”之中，朱熹最重视《仪礼》，认为《仪礼》是经，《礼记》是传。他后来作《仪礼经传通解》，即以《仪礼》为本，糅合经传，间取汉唐诸家礼说，虽然最后并没有完成全书，却据此可见朱熹礼学的大体面貌。
综上可以看出，朱熹虽然重视“四书”，但对于“五经”也是非常尊重的。他对“五经”提出一些怀疑，目的不是要否定“五经”的权威性，而是出于对儒家文化的维护，指出经典中的“非圣”内容，以及后儒的穿凿误说，以恢复圣人之经的本来面目。不可否认，朱熹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四书学”是他的“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19]，而“五经”方面的著作，成书的只有《易本义》与《诗集传》二书。朱熹曾经说过：“《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卷19）对此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只是从“四书”与“五经”的难易程度来说，而不是从二者的轻重关系来说的。其次，朱熹一生主要从事教学事业，由于“四书”文字浅近，义理明晰，故被作为主要的教材，朱熹本人也下了很深的工夫去研究、注解，通过阐发，为门人、读者指示一条治学入德的方便捷径，从而由“四书”以通“五经”。再次，“五经”之中，朱熹对《易》《诗》《礼经》都下了很多工夫，对《尚书》也曾准备作注，后托付于门人蔡沈。朱熹真正不曾措意的只有《春秋》和《周礼》。对于此二经，朱熹并不是不重视，也没有贬低之意，只是认为去圣久远，讲诵失传，很多问题已不可详考，故采取了一种审慎的态度，宁可阙疑，也不强作解人。最后，宋儒建构一套天道性命之学，以与佛道抗衡，争夺思想阵地，“四书”中讲孔颜乐处、讲格致正诚、修齐治平，讲人性善恶，为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使“四书”之学蔚然成风。
（原载《宋代文化研究》第15辑“哲学思想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 所谓学术范式（又称范型），是来自西方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由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操作程序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治学规范。具体而言，包括论题、论证方式、基本观念、定律原理、材料鉴定、评判标准、实验工具、操作方法，等等。范式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每个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实际操作，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一定的学术范式的影响，而这种范式最后却会像盐溶化于水中那样无处不在地体现于各种学术成果之中。范式的意义在于潜移默化，多数人总是在已有的、行之有效的范式内工作。在一定的条件下，旧范式会被突破，新范式得以建立。宋代的经学变古就是对汉学旧范式的突破。
[2] 参见邓广铭《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原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又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4] 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5] 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6] 在朱熹之前，程颐就指出学者治经爱走的两个极端：“学者不泥文义者又全背却远去，理会文义者又滞泥不通。”（《二程遗书》卷18）他举《孟子》中涉及的两件事为例。如《孟子·离娄下》所记子濯孺子为将之事，程颐认为孟子本意是“只取其不背师之意，人须就上面理会事君之道如何也”，而不必对“为将”这件事情过于拘泥。又如《孟子·万章上》所记万章问舜“完廪浚井”事，孟子大意是突出舜德，如果学者要理会浚井如何出得来，完廪又怎生得下来，程颐认为“若此之学，徒费心力”。程颐的“不泥文义”即朱熹所谓“舍去册子”，“理会文义”即朱熹所谓“不知归著”，朱熹之论是对程氏的发挥和推阐。
[7] 如与朱熹治学路数差异较大的陆九渊，也强调应当尊重原典“本文”“本义”，主张“解书只是明它大义，不入己见于其间，伤其本旨，乃为善解书。后人多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真实，以此徒支离蔓衍，而转为藻绘也”。（《象山年谱》引）
[8] 《二程外书》卷12记：谢良佐“昔录《五经》语作一册，伯淳见，谓曰：玩物丧志。”又《二程遗书》卷3记：“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
[9]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57。王安石此处所言的“章句”，与前引程颐所谓“章句”，都是指“寻章摘句”的“文章之学”。关于“章句”的用法，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0] 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东坡易传提要》；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苏氏《易传》的系统研究，参见金生杨《苏氏易传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
[11] 朱熹提到的另一位“文人之经”的代表人物——陈少南即陈鹏飞，温州永嘉人。叶适撰墓志铭称其“自为布衣，以经术、文辞名当世，教学诸生数百人。其于经不为章句、新说，至君父人伦、世变风俗之际，必反复详至，而趋于深厚”（《水心集》卷13）。所著有《书解》30卷、《诗解》20卷，已佚。叶适说他不为章句则是，至于说他不立新说，则为谀墓之言。根据时人的引述判断，陈鹏飞也是勇于疑古、敢立新说的人物，其《书解》《诗解》有许多不守传统的内容。对于《书解》，朱熹多有批评，认为“陈少南于经旨既疏略，不通点检处极多，不足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9《答徐元聘》）。《诗解》最大的特点是不解《商颂》《鲁颂》，以为“《商颂》当阙而《鲁颂》可废”（《直斋书录解题》卷2）。朱熹讥之曰：“陈少南要废《鲁颂》，忒煞轻率。它作序却引‘思无邪’之说，若废了《鲁》，却没这一句。”（《朱子语类》卷23）认为其《诗解》虽“亦间有好处，然疏，又为之甚轻易”（《朱子语类》卷132）。
[12] 张九成（1092—1159年），字子韶，自号无垢居士，又号横浦居士，钱塘人。始从杨时学，后从大慧宗杲禅师游。绍兴二年（1132），廷对第一。历官礼部侍郎，因与秦桧不合被谪。桧死，起知温州。绍兴二十九年（1159）六月卒，年六十八。谪居期间，解释经义，用力甚勤苦，著有《尚书详说》50卷、《四书解》65卷、《孝经解》4卷等。著作大多散佚，今存《孟子传》29卷、《中庸说》残本3卷、《横浦心传录》12卷、《横浦日新》2卷、《横浦先生集》20卷等。《宋史》卷374有其传。
[13] 参见顾永新《欧阳修学术研究》第九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 （宋）陆九渊：《象山语录》卷1：“先生云：‘学者读书，先于易晓处沉涵熟复，切己致思，则他难晓者涣然冰释矣。若先看难晓处，终不能达。’举一学者诗云：‘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莫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损伤。寄语同游二三子，莫将言语坏天常’。”
[15] “四书”学的建立过程，学者称为“四书升格运动”。周予同先生认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论语》经典地位的提高；二是《孟子》从子部升到经部；三是《大学》《中庸》由单篇的“记”升格为专经（参见《中国经学史讲义》下编第五章，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三个方面无疑是“四书升格运动”的基本任务。但是笔者认为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四书”结集成一个整体，才标志着“四书”学的真正形成。正如章权才先生所言：“结集绝不是简单的拼凑，而一种具有内在逻辑、体现特定思想体系的结合。结集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形成了原来各部分都无法比拟的新的理论力量。”（参见《宋代退五经尊四书的过程与本质》，《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
[16] 关于“四书升格运动”的研究，除前举周予同、章权才外，比较系统的成果还有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中篇第二章第二节《孟子升格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夏长朴《尊孟与非孟——试论宋代孟子学之发展及其意义》（载《经学今诠三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王铭《唐宋之际的四书升格运动》（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17] 注：朱熹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3《答陈明仲》、卷56《答赵履常》都有此说。
[18] 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778页。
[19] 钱穆：《朱子学提纲》二十七《朱子之四书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