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礼乐与祭祀：治定功成的神学依据

确定了宋王朝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还要进行神学论证。张方平说：“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以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更始。”（《乐全集》卷19《南北正闰论》）“膺箓受图”指的是接受符命，“改正（朔）易（国）号”“定制度”“推历数”指新王朝应根据上天的启示建立一套新的礼乐文化系统。在这一系列变革完成以后，才算治定功成。宋朝建立后，于建隆元年（960）春正月乙巳大赦天下，改元，定国号为宋，赏赐内外百官军士，贬降者叙复，流配者释放，父母该恩者封赠，遣使遍告郡国，并赐书南唐，又遣官告祭天地社稷。随后立太庙，追尊祖考，完成了政治法统的递变。政治法统有因革，与之相应的礼乐文化系统也有因革。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也就是说，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特有的礼乐文化特征，故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救文以质。礼最初指祭祀活动。王国维说：“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豐若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观堂集林》卷6《释礼》）后来礼的范围有所扩大，事神事人通谓之礼，而“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所以神道因素在各种礼中仍占主要地位。

宋代五礼编修绵绵不绝。宋太祖即位的第二年，因太常博士聂崇义上《重修三礼图》，故诏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详定之，从此礼典代有编修。开宝年间，刘温叟等人奉命依唐《开元礼》为蓝本，加以损益，撰成《开宝通礼》二百卷，既而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到仁宗嘉祐年间，欧阳修纂集散失，命官设局，“主《通礼》而记其变，及《新礼》（案：指贾昌朝的《太常新礼》）以类相从，为一百卷，赐名《太常因革礼》，异于旧者盖十三四焉”（《宋史》卷98《礼志》一）。以后又多次修订。南宋孝宗时曾续编《太常因革礼》，其后朱熹想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证，以为当代之典，未及成书而卒。（《宋史》卷98《礼志》一）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礼典的编修。宋高宗曾对辅臣说：“晋武平吴之后，上下不知有礼，旋致祸乱。周礼不秉，其何能国？”（《宋史》卷98《礼志》一）礼是立国之本，国家靠礼来文饰，社会靠礼来维系，而高宗的半壁河山更要靠礼来支撑，所以即使在汲汲奔忙之中，也念念不忘礼典的修复。“五礼之序，以吉礼为首，主邦国神祇祭祀之事。”（《宋史》卷98《礼志》一）吉礼鲜明地体现了天命传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渗透。国家性的祀典中每年大祀三十次，中祀九次，小祀九次，加上一些其他祭祀，“每岁大、中、小祀百有余所，罔敢废阙”（《宋史》卷98《礼志》一）。神权与政权是密切相关的。哪级政权该祭何神，有严格的规定，不许僭越，否则就是“淫祠”，予以取缔。祭祀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自五代以来，凡遇大祀，以宰相为大礼使，太常卿为礼仪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兵部尚书为卤簿使，京府尹为桥道顿处使，总称“大礼五使”。至宋代大礼使有时用亲王充任，礼仪使则专用翰林学士，仪仗使、卤簿使抑或以他官充任。由此可见国家对大祀的重视。从祭祀对象看，上自天地四时，日月星辰，下至祖考、圣贤，遍及百神。天地神祖与自然崇拜的文化传统植根于中国农业社会，在儒家文化体系中有其象征意义。最重要的祭祀大礼是拜祭天地，“古者祀天于地之圜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之以其类也”。（《宋史》卷100《礼志》三）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盛礼容，具乐舞，以成“王者父天母地”之意。自宋初以来，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并以四祖迭配。配享制度的目的在于“推本奉先”“尊亲明等”。此外尚有祈谷、雩祀、“五方帝”、“感生帝”、社稷之祀及明堂、宗庙之礼。这一切表明，从帝王血统到四时政令都有神学上的依据。皇帝也希望通过祭祀大礼向世人显示“事天之诚，爱民之仁”，而国家“所以垂万世之统者在是”。（《宋史》卷99《礼志》二）

最具严肃性与神圣性的祭祀大典是封禅。宋代封禅之议始于太宗朝。当时宰臣宋琪等上表认为：“皇王大功，莫大于混一中夏；古今盛礼，莫盛于登封介丘”。而现在“刑清讼息，俗阜民和，草木效祥，尽入朱弦之奏，羽毛荐瑞，皆登清庙之歌”，“自古受命封禅之君，交三神之欢，接千岁之统，未有如陛下之盛也”，故请求太宗“叙华夷亿兆之心，述天地神祇之意，乞展告成之礼，聿修帝类之仪，庶耀玄功，式昭盛德”。（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卷29）由此可知，第一，政通人和，天与人归是封禅的先决条件。第二，封禅的目的在于“告成功于上帝，祈景福于下民”（《宋大诏令集》卷116），向“华夷亿兆”之民显示大宋江山的稳固，神佑之坚实与国力之雄厚，而向“上帝”报告自己秉承天意治理下民之成效，从而表明自己“治定功成”。但太宗朝最终没有行封禅礼。宋代的封禅告成礼完成于真宗朝。史载真宗聪明，心有大志，而对澶渊之盟深以为辱，常怏怏不乐。用兵复仇，又不是契丹人的对手。王钦若看出真宗的心思，进言说：“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宋史纪事本末》卷4）可见封禅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是，“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尔”（《宋史纪事本末》卷4）。王钦若认为天瑞不一定有，前代有人为制造的，只要大家“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他还认为《河图》《洛书》并不存在，而是圣人用以“神道设教”的工具。为了现实的需要，制造符瑞也无妨。于是真宗君臣造异梦，制天书，演出了一幕封禅闹剧。大中祥符元年（1008）春正月乙丑，“天书”降于承天门，此前真宗已感异梦。六月，“天书”又降于泰山。十月，真宗到泰山行封禅大礼。大中祥符四年（1011）又在临汾阴祀后土，并加封五岳帝号。至此，完成了登封告成之礼。五年（1012），真宗又称梦“圣祖”赵玄朗。综合“天书”与“异梦”，可以看出这样四层意思：第一，申明真宗统治的宋王朝有天命的坚实基础，如承天门“天书”文有“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昚（案：真宗御名），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第二，上帝对真宗的统治表示满意。如泰山“天书”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第三，显示宋王朝国运长久。如承天门降“黄字天书”三幅，“终述世祚延永之意”；泰山“天书”也有“国祚延永，寿历遐岁”之文。第四，编造赵宋王朝的神圣谱系。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冬十月感“圣祖”赵玄朗之梦，梦中“圣祖”告诉他：“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后唐时复降，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赵宋皇帝既有这样神圣的血统，其统治天下就理所当然了。真宗朝芝草及瑞物不计其数。瑞物有文成大“宋”字、大“吉”字、“天下太平”字、“真君王万岁”字、“赵二十一帝”字，等等。自澶渊盟后，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而“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宋史》卷8《真宗本纪》三）其间掺和了浓烈的神仙方士色彩，一些利欲熏心的道教徒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许多儒家士大夫如王钦若、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等人利用儒家经义附和“天书”之事，争言祥瑞，成为一时风气。^[5]如果仅仅认为这是真宗君臣粉饰太平、好大喜功，是不全面的。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真宗君臣企图利用儒家古老的神道传统，唤起朝野内外对大宋王朝的信心，借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这实际上是“末日”之感的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现。另外，根据元朝史臣的推测，真宗“奉天”、封禅、制造“天书”，还有借此以耸动契丹人之听闻、潜消其凯觎之志的目的。（《宋史》卷8《真宗本纪》三）可见，在天命观念影响下的政治神秘主义传统在宋代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