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和新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但相比之下，经济发展的含义更广泛，并特别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经济增长的概念适用于所有国家，是指一个国家总体或人均收入和产品的增长。如果一国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增加了，同时平均收入增加，那么该国就实现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概念较多地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除了要求一国实现经济增长外，还要求一国在卫生、教育和人类其他福利等方面有所改进。如果一国仅仅是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增加，平均收入增加但没有使得国民平均寿命延长、婴儿死亡率下降、文盲率下降，那就不能说该国实现了经济发展。另外，经济发展还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包括GDP中农业所占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在城市里找到工资更高的工作（这些工作通常是在制造业或服务业），城市人口百分比上升；消费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人们花在必需品上的消费持续减少，消费逐渐向耐用消费品转移，最后转向休闲产品和服务。^[8]

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复苏为发展经济学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从经济危机和二战的影响下恢复经济增长和发展；另一方面，一大批取得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也需要依靠经济增长和发展巩固政治的独立。根据强调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不同（政府和市场），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分别为20世纪50—60年代（结构主义理论，强调政府的作用）、20世纪70—90年代（自由市场理论，强调市场的作用）；^[9]由Dani Rodrid、Ricardo Hausmann、Andres Velasco，^[10]Philippe Aghion，^[11]Michael Spence，^[12]Ann Harrison^[13]和林毅夫^[14]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推动的第三个阶段正处于发展过程中，他们同时强调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 20世纪50—60年代的结构主义理论

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和苏联成功通过计划经济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大萧条”打破了人们对市场资本主义的信心，凯恩斯开出的反萧条处方是通过财政政策进行积极投资的政府干预，以刺激经济增长。这一思想多年来被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接受，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由政府控制的价格管制和数量配给也帮助美国度过了二战。^[15]与此同时，苏联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迅速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并在二战中展现出了强劲的生产力。

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注重结构主义分析，强调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他们认为由于市场失灵难以避免，政府必须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都支持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工业化进程，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和进行投资，在工业部门建立公有制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来克服市场失灵。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他们主张贸易保护，强调国家对外贸易保护的政策。

Rosenstein-Rodan提出了著名的“大推进”（Big Push）理论，^[16]该理论认为，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有效增长，而从根本上来说，个体企业自身的规模经济和市场容量决定了这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只有当现代生产方式的生产率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增长，以至能弥补更高的工资时，现代生产方式才相对于传统方式更具优势。但是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程度又会反过来决定市场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经济体从一开始就能尽可能地大规模采用现代生产方式，则该经济体的整个发展过程会呈现出良性循环的不断自我强化的形势，进而实现持续增长。^[17]基于“大推进”理论，Rosenstein-Rodan认为相互关联、运行良好的大型政府投资计划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较好方式。

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Prebisch^[18]和欧洲经济学家Singer^[19]认为初级产品生产者的贸易条件，即出口品相当于进口品的价格，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并将继续下降，而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速可能只会减缓增长。初级出口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得资本密集型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不公平地“剥削”了资源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促进自身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进口替代来发展本国制造业。这就是著名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同Rosenstein-Rodan一样，Nurkse也看到了狭小的国内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并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Balanced Growth）。^[20]在该理论中，发展主要指市场扩大、生产增加，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稀缺的资本是发展的主要限制条件，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进行一系列的投资创造出足够的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以Hirschman为代表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非平衡增长”理论（Unbalanced Growth），^[21]该理论认为不能以“广泛撒网”的方式平均而广泛地投资，而应该选择投资一些关键的产业部门，这些关键产业部门必须经过严格筛选，具有前后关联度较高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通过各种方式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纷纷独立成为新兴主权国家。同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许多相同的问题，如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落后的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国内消费品大多依赖进口、国内产业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受国家主义情绪的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都希望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国家的富强。“大萧条”和苏联的成功工业化刺激了这些国家按照结构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来制定经济增长政策。它们或实施计划经济，或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政府通过各种计划和策略来干预资源配置、进行投资规划、推动重工业化进程。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没能很好地优化其经济结构，也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1982年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以此为标志，“拉美债务危机”爆发，这意味着拉丁美洲国家所奉行的结构主义的经济增长政策失败。这些拉美国家所实行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本来旨在通过避免外国进口产品冲击本国产业而保证本国工业化顺利推进，却最终造成一系列经济的低效率：整个经济充斥着寻租，对外贸易被高配额、高关税等政策严格限制。^[22]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东欧剧变和随后发生的苏联解体，政治上标志着冷战的结束，经济上意味着受结构主义影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策的失败。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片面追求重工业的发展，导致苏联东欧国家宏观经济情况与西欧等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国内经济严重扭曲，人民生活水平仍然较低。由此看来，结构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并未很好地指导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二 20世纪70—90年代的自由市场理论

在结构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同时，新古典主义也在逐渐演进，20世纪60年代后期，特别是70年代以后，由于一大批采取结构主义经济增长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纷纷以失败告终，新古典主义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成为主流，新古典主义者主要倡导采取自由市场理论来指导经济增长，认为价格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市场在价格调整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自由市场理论对经济发展有三个基本观点：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提倡经济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建议方面，新古典主义的典型案例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拉美债务危机和东欧国家所面临的经济转轨，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23]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都普遍实行了自由市场政策，陷入增长危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被鼓励采取相似的政策。

虽然“华盛顿共识”最初仅被视为“对大多数在华盛顿的人关于拉美（并非所有国家）在1989年（并非任何时候）该如何作为的各种主张的总结”，但它迅速被认为是“驻扎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组织强加给无助国家，并致使这些国家走向危机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24]实行该政策的国家不仅被要求执行一系列异常严格、旨在稳定经济的方案，还要积极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但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角度来看，该套政策的绩效存在着较大争议。^[25]尽管在实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且并非千篇一律，但是人们翘首期盼的经济增长却并未实现。拉丁美洲90年代的经济增长，相比其自身80年代的水平，也仅略有提高；^[26]东欧的转轨经济历程比期望的要糟糕很多，至少在前十年是这样；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改革十年后，经济仍未见大的起色。

与上面失败的案例相反的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用一代到两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产业升级，在收入水平和经济总量上缩小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中国、越南、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为代表，这些之前施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没有像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一样实行“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过渡，获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

三 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与要点

在结构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的基础上，林毅夫等学者提出了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他们将其称为“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一个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外，政府政策和各种制度的制定及实施必须将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纳入考虑范围，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结构性特征是由各个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的。

新结构经济学有三个要点^[27]：

第一，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持续的经济革新和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经济发展阶段并非简单地二分为“穷”（发展中）和“富”（工业化）两种情况，而是一条由低收入的农业经济向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迈进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

第二，在开放经济下，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任意一个时点上，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让该经济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同时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该经济体时点上的要素禀赋结构^[28]决定了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决定了最优产业结构，然后任意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都会伴随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演进，因此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应该根据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任一阶段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是，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结构调整必然贯穿其整个过程，而结构调整主要是指“硬性”和“软性”（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29]的相应改善以及产业升级。必须有一个内在的机制来协调基础设施改善和进行产业升级，且该协调机制应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回报具有较大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在市场机制外扮演整个结构调整过程的协调机制角色。

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原因，认为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产生差距的原因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采取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问题较多：教育水平低下，贫困率、出生率和死亡率很高，基础设施落后，绝大部分制成品严重依靠进口，而自身只能出口初级产品。因此，其施行优先发展技术要求高、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政策和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就必然违背了该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失败在所难免。20世纪90年代，拉美、非洲等一大批经济转轨国家遵从了“华盛顿共识”框架下的一系列政策，包括迅速稳定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等，但也宣告失败，其原因在于没有找到一种务实的、渐进的退出“扭曲”的战略。这些经济转轨国家想要退出存在于其整个经济中的诸多扭曲，除了要明白每个阶段的最优状态，还要知道走向最优状态的务实办法。在金融、法律、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转轨战略一定要符合一国不同阶段下的实际情况。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所存在的许多复杂扭曲，往往是由不当干预和新扭曲政策之间往复的恶性循环引起的，致使整个经济严重缺乏效率。^[30]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每个阶段的发展战略都符合了当时的比较优势。在“出口导向型战略”下，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发展初期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实现资本逐渐积累后，在政府的协调下施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发展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工业，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赶上了欧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