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贸易与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新结构经济学对日本和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研究表明，东亚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适时地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了对外开放（出口导向）的战略，充分发挥了国际贸易和FDI对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国内外关于国际贸易与FDI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和作用机制的研究时间长，范围广。下面从国际贸易角度和FDI角度分别论述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研究。
一 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可从资本效应、技术效应和贸易效应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FDI对经济增长的资本效应
FDI的资本效应可从多个方面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FDI的资本效应主要表现为补充东道国的资本需求，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调整东道国的生产要素结构，进而提高东道国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同时，FDI还可以带来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外部性。国内外学者对FDI对经济增长的资本效应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即FDI的资本效应影响经济增长的有效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1.FDI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有效性的影响
Chenery和Strout提出了“两缺口”理论（Two-gap Model），认为发展中国家会由于自身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目标的差异而存在储蓄和外汇缺口，但可以通过有效利用外资来进行弥补，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有效性。[56]基于“两缺口”理论，Todaro提出了“四缺口”理论，认为FDI不仅可以弥补东道国的储蓄和外汇缺口，在税收缺口和技术管理等方面也能起到重要补充作用，是经济有效增长的重要保证。[57]Barry和Kearney运用制造业微观数据分析了跨国公司以FDI的形式进入对本地制造业的影响，其结论是FDI改善了当地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58]Antony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生产函数，该生产函数能实现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相互替代，并由此研究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如何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其发现，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形的变化：在初期，直接投资效应会随着FDI的不断流入而加强，到达峰值后会迅速下降。[59]
2.FDI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
Nurkse是较早研究FDI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稳定性作用的学者，他提出“贫困的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以FDI为主的国际资本流入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扩大国内投资规模，保证东道国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要素的持续稳定供应，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低增长陷阱”门槛，从而实现有效经济增长。[60]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频发，一些国外学者认为FDI也会引起东道国金融风险增加、收支结构脆弱等问题。Dooley，Fernandez-Arias和 Kletzer分析了经济波动与FDI之间的相关性，认为对于跨国公司而言，资金可以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迅速完成转移，在危机出现的情况下，FDI可以马上退出东道国，因此一国的FDI比重越高，其金融风险的波动性也越大。[61]Yin认为FDI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灵活性和投机性，一部分国际热钱为了躲避东道国的金融监管，以FDI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并开展高风险的投机活动，大大增加了东道国金融的不稳定性。此外，东道国为吸引FDI的进入而给予外资企业一些政策优惠，但FDI过度进入也会对东道国的内资企业造成挤出效应，导致东道国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民福利损失。[62]潘素昆认为发展中国家中的FDI回流以及外资企业借用外债都会带来潜在的国际收支危机风险，进而引起金融风险。[63]
3.FDI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
FDI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持续性的研究主要表现为FDI可以促进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改善东道国国内企业融资困难的情况，从而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Alfaro、Chanda、Kalemh-Ozcan和Sayek通过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会实施一系列金融改革来吸引FDI，这包括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改善金融管理模式、实行更具市场化的金融调控手段。除此之外，FDI的进入也会带来更高行业标准和先进管理经验，为东道国带来正向外部性，直接促进东道国金融行业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64]Guariglia和Poneet运用中国30个省份1959—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了FDI能改善中国国内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通过向由于银行部门扭曲而造成借贷能力不足的中国公司提供资金，FDI显著降低了资金供给扭曲带来的成本。[65]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FDI不利于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雷辉认为FDI在整体上挤出中国国内资本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通过对东中西部进一步细分的计量检验显示，这种FDI的挤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东部和西部地区。[66]马述忠、吕淼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估计了农业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就业所产生的挤出效应，结果表明，农业实际利用FDI增加1%将导致0.2%的国内投资和0.01%的农业就业被挤出。[67]
（二）FDI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效应
FDI的技术效应是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主要表现为FDI可以促进技术在东道国的传播和扩散，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提高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促进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升，从而使东道国经济更好更快增长。
1.FDI促进东道国企业生产率
Macdougall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法对FDI的一般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FDI对东道国企业具有正向外部性，能有效促进东道国企业提高生产率，这主要表现在由FDI的技术溢出所带来的新技术和与外资企业良性竞争所带来的技术升级。[68]欧阳志刚利用中国工业36个行业1995—1997年、2000—2003年两段时期的数据，估计了FDI对中国工业行业内部的技术溢出效应，其结果显示两段时期FDI技术溢出效果完全不同，1995—1997年FDI对工业行业内部技术溢出效果整体不显著，但对技术要求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有较大技术溢出；2000—2003年，FDI对工业行业内部技术溢出效果整体显著，主要表现在技术要求高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有较大技术溢出。[69]Damijan等学者发现FDI的标准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间存在技术差距，且有些国家同FDI的差距十分巨大，但也使得FDI标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提高东道国企业生产率。[70]
2.FDI促进东道国人力资本提升
Borensztein、Gregorio和 Lee研究了OECD国家对69个发展中国家的FDI情况，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受东道国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FDI能否发挥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取决于东道国人力资本是否超过门槛值。[71]Xu认为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而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72]Savvides和Zachariadis发现FDI会通过技术培训、教育投资、教育捐赠等方式促进东道国人力资本提升，进而产生技术溢出，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73]何兴强、欧燕、史卫、刘阳分析了人力资本水平对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发现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的技术溢出越明显，但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还不具备有效吸收FDI先进技术的能力。[74]
（三）FDI对经济增长的贸易效应
FDI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通过FDI自身的出口带动东道国的出口，通过竞争和技术效应提升东道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东道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从而通过促进东道国出口来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
Mundell通过建立投资替代贸易模型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受阻碍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水平会上升，国际贸易受阻碍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水平会上升，两者间具有替代关系。[75]小岛清在Mundell投资替代贸易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贸易创造效应，他认为，FDI的流入伴随着更为先进的技术进入东道国，促进东道国企业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东道国生产率，还创造了新的贸易机会。
杨迤分析了1980—1997年的中国经济数据后发现，FDI的流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但却不能较好地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76]而詹晓宁、葛顺奇[77] 和江小娟[78]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都认为FDI能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改善，主要表现在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初级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下降。黄肖琦和柴敏通过分析中国1997—2003年省际面板数据发现，FDI的出口行为对中国内资企业具有出口信息外溢效应，该效应能促进内资企业提高出口绩效。[79]
二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双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贸易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和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等五个层面研究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双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
Frankel和Romer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然后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贸易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他们发现地理因素对于贸易来说在统计上有着非常显著的温和的正相关关系，由此两位学者将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地理因素（诸如一个国家的规模、地理位置以及是否为内陆国家）。[80]一篇2003年的OECD报告分析了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着重研究了贸易水平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贸易水平对人均产出的长期相关系数为0.2，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一国的长期贸易水平上升10%，那么人均年产出会上升2%。[81]
（二）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
Balassa从整体上分析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对1960—1973年10个国家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实际出口增长率与实际GDP 增长率之间有着正向关系。[82]
Michaely[83]和Kavoussi[84]则认为出口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一定的条件。Michaely对1956—1967年41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用出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增长率衡量）和经济增长（年均GNP增长率衡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两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38。在此基础上，Michaely根据人均收入将41个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组：人均收入300美元以上的国家有23个，人均收入300美元以下的国家有18个，然后对两组国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两组国家出现了不同结果，人均收入低于300美元的国家出口依存度不能显著影响GNP年均增长率，而人均收入高于300美元的国家出口依存度却能显著影响GNP年均增长率。因此Michaely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threshold effect），当一国的经济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如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出口才能促进经济增长。Kavoussi分析了1960—1978年73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发现虽然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但出口能否真正有效地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还受该国收入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影响：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能在经济发展初期提高出口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出口能较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而中高收入国家则只有靠制成品的出口来推动该国经济增长。
（三）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
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进口可以提高进口国的技术，从而促进进口国的经济增长。Coe、Helpman和Holfmaister通过分析77个欠发达国家1971—1990年的经济数据，发现这些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机械设备能显著提高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这样的作用主要是因为进口发达国家的诸如机械设备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会带来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欠发达国家技术进步，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85]季铸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进口也能像出口一样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当生产要素能够自由灵活地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时，进口有利于一国产业升级和国民收入提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86]Connolly 研究了75个国家1965—1990年的专利数据与进口贸易的关系，发现进口国家的技术模仿和创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进口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且国家越不发达，这种促进作用越大。[87]裴长洪分析了59个经济体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即优化进口贸易结构对改善经济供给有着重要作用，对不同类别商品的进口数量与结构进行分类优化能较好地促进经济增长。[88]
（四）贸易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Sachs和Warner构造了著名的贸易政策指数（衡量一国贸易开放度）——Sachs-Warner指数，使用97个国家1970—1989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与贸易政策指数、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政治稳定程度、投资率、投资品相对价格等一系列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开放国家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经济增长）率比封闭国家快2.2%。[89]Edwards利用拉美国家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研究贸易政策和经济绩效间的关系。他用贸易依存度和贸易关税收入为指标来衡量一国的贸易开放程度，发现一国开放程度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就越高。[90]Melitz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全球市场机会的增加，因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生产率高的企业的生产会由此扩张，而生产率低的企业的生产则趋于收缩，这种情况下，即使贸易自由化没有影响到单个企业的生产率，也会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91]
（五）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是技术外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Grossman和Helpman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研究了贸易、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核心动力，而贸易能促进一国的技术创新，这主要表现在通过贸易，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知识技术存量来推动自身的技术创新。[92]而Keller利用多国研发支出和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发现外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对本国的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作用机制即是两国间的贸易所带来的技术外溢。[93]
Feder进一步扩展了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Feder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对1964—1973年50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具有正向外部效应，前者能提高后者劳动生产率，进而实现经济增长。这主要表现在出口部门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能给非出口部门带来许多便利；出口部门更为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能促进非出口部门通过模仿而自我提高；资源配置更合理：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非出口部门向高生产率的出口部门转移。[94]
三 总结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从发展经济学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结构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增长理论既不能较好地解释现实经济中的经济增长问题，也难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在结构主义和自由市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较好地解释现实经济中的经济增长问题。他们认为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收敛是比较少见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通过回顾非洲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发现，自始至终非洲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完全推行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因此近年来，虽然非洲经济快速增长，但国际经济地位不升反降；主要经济增长方式仍是出口需求驱动型和资源开发型；投资增长未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经济结构不完善，制造业水平低。
其次，分别从FDI、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角度来看，国内外学者一般从资本效应、技术效应和贸易效应三个层面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FDI可以提供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资本，改善东道国的金融管理方式和金融服务质量，促进技术在东道国的扩散从而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带动东道国的出口，优化东道国的出口品结构，从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这些研究都没有从FDI促进一国实行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角度入手来解释该国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从比较优势的某个角度来分析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贸易角度看，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双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贸易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和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机制五个层面研究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不管是从进出口总额的角度还是分别从进口和出口的角度，贸易都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一国如果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也能促进该国经济增长；贸易主要是通过作用于基础设施和技术进步来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但这些研究都没有从贸易促进一国实行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角度入手来解释该国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从比较优势的某个角度来分析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各项经济统计数据来看，非洲大陆是近年来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非洲的贸易和吸引的FDI在非洲近年来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对非援助目前占中国对外援助的比重最大，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和FDI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谓举足轻重，中国目前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非投资也在快速增长。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本书试图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从中国对非援助、贸易和投资促进非洲各国实行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对非投资对非洲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影响。
[1] 《投资非洲：机遇与希望》，中非合作论坛，2012年4月18日，http：//www.focac.org/chn/zjfz/t924026.htm。
[2] 第2位，南苏丹，13.13%；第5位，利比里亚，11.31%；第7位，埃塞尔比亚，10.49%；第10位，科特迪瓦，8.70%；第12位，刚果（金），8.48%；第16位，加纳，7.59%；第17位，莫桑比克，7.44%；第22位，坦桑尼亚，6.96%；第23位，安哥拉，6.80%；第25位，毛里塔尼亚，6.72%；第26位，赞比亚，6.71%；第27位，布基纳法索，6.53%；第30位，乌干达，6.00%。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组织数据库。
[3] 资料来源：http：//data.un.org/DocumentData.aspx？id=377。
[4] 资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 资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6] 《中国对非援助知多少？》，腾讯网，http：//news.qq.com/newspedia/africa.htm，2014年12月15日。
[7] 资料来源：《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8] [美]德怀特·H.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戴维·林道尔、斯蒂芬·A.布洛克：《发展经济学》，彭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9] 林毅夫在载于《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的《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中将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解读为结构主义理论，20世纪70—9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解读为自由市场理论。
[10] Hausmann，R.，Rodrik，D.，Velasco，A.，“Growth Diagnostics”，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324-355.
[11] Aghion，P.，Howitt，P.，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0.
[12] Spence，M.，“Job market signaling”，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355-374.
[13] Harrison，A.，“Openness and growth：A Time-series，Cross-country Analysi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48（2）：419-447.
[14]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载《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
[15] [美]德怀特·H.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戴维·林道尔、斯蒂芬·A.布洛克：《发展经济学》，彭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16] Rosenstein-Rodan，P.，“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1943，53：202—211.
[17]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载《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第4页。
[18] Prebisch，R.，“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New York：United Nations，1950.Reprinted in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1962，7（1）：1-22.
[19] Singer，H.，“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0，40（2）：473-485.
[20] Nurkse，R.，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21] Hirschman，A.，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22]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载《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第9页。
[23]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时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这十条政策措施包括：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24] Williamson，J.，“Di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Fail？” Working Paper，2002，http：//www.peterson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 ID=488.
[25] Easterly，W.，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Economists’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 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1.Easterly，W.，N.Loayza，and P.J.Montiel，“Has Latin America s Post-Reform Growth Been Disappointing？”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Washington.D.C.，1996.转引自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26] [美]德怀特·H.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戴维·林道尔、斯蒂芬·A.布洛克：《发展经济学》，彭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27]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3、95—97页。
[28] 林毅夫将要素禀赋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
[29] “硬性”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系统等；“软性”基础设施包括金融体系，管制、教育体系，司法体系、社会网络，价值体系及经济体中其他无形的结构。
[30]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载《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第16页。
[31] 唐宇华：《非洲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理论与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4期，第20—23页。
[32] 张同铸：《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1页。
[33] 庄青松：《东南亚和非洲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中国市场》2009年第39期，第67—69页。
[34] 李智彪：《对后结构调整时期非洲主流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批判性思考》，《西亚非洲》2011年第8期，第148—160页。
[35] 郝睿、许蔓：《当前非洲经济发展阶段研判》，《西亚非洲》2013年第5期，第29—46页。
[36] [美]德怀特·H.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戴维·林道尔、斯蒂芬·A.布洛克：《发展经济学》，彭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37] William Easterly，Ross Levine，“Africa's Growth Tragedy：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Vol.112，No.4，pp.1203-1250.
[38] Paul Collier and Jan Willem Gunning，“Why Has Africa Grown Slowl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9，Vol.13，No.3，pp.3-22.
[39] 刘青海：《国际技术扩散地域效果、地理特性与非洲经济增长——兼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7—12页。
[40] Shantayanan Devarajan，William R.Easterly and Howard Pack，“Low Investment Is Not the Constraint on African Develop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3，Vol.51，No.3，pp.547-571.
[41] 杨勇、张彬：《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增长效应——来自非洲的证据及对中国的启示》，《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1期，第95—105页。
[42] “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bowl Phenomenon）一词源于巴格沃蒂（Bhagwati）1995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U.S.Trade Policy）一书，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TA）中，统称特惠贸易协议中的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43] 黄梅波、刘斯润：《非洲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3期，第63—69页。
[44] Laura N.Beny and Lisa D.Cook，“Metals or Management？Explaining Africa's Recent Economic Growth Performanc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Vol.99，No.2，pp.268-274.
[45] 安春英：《非洲经济增长与减贫发展的悖论——兼论非洲从贫困化增长到益贫式增长范式的转变》，《西亚非洲》2010年第3期，第20—26页。
[46] 朱重贵：《非洲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和希望》，《西亚非洲》1998年第1期，第11—12页。
[47] IMF，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s Sub-Saharan African，April 2009，pp.66-68.
[48] 位于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金）、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多哥、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资料来源：www.un.org。
[49] 包括：苏丹（87.4%）、利比亚（90.7%）、阿尔及利亚（79.8%）、埃塞俄比亚（54.5%）、厄立特里亚（88%）、索马里（69%）、卢旺达（80.2%）、布隆迪（76.4%）、塞舌尔（69%）、毛里塔尼亚（65.2%）、马里（74.3%）、布基纳法索（85.4%）、几内亚（66.1%）、几内亚比绍（96.8%）、佛得角（55.9%）、利比里亚（72.2%）、科特迪瓦（63.6%）、加纳（69.1%）、多哥（50.2%）、贝宁（57.3%）、尼日尔（68%）、尼日利亚（88.9%），中非共和国（65.2%）、赤道几内亚（93.3%）、加蓬（85.5%）、刚果（85.7%）、圣多美及普林西比（69.2%）、赞比亚（84.3%）、马拉维（75.3%）、莫桑比克（66.4%）、莱索托（50.8%）、科摩罗（95.7%）、安哥拉（97.6%）、博茨瓦纳（91.4%）。资料来源：UNCTAD，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3，July 2013，pp.97-98。
[50] Papyrakis，Elasaios and Gerlagh，Rayer，“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and Its Transmission Channel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32），pp.181-193.
[51] 世界银行编：《东亚奇迹》，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52] 谈世中：《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04页。
[53] Tounkara Djibrilla Boubacar：《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经验及对非洲发展的启示》，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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