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挟制的”帝国：美韩同盟形成史论
梁志[1]
摘要：朝鲜战争期间，美韩关系发生的最大变化便是李承晚借助反停战运动和“北进统一”威胁迫使美国同意启动《共同安全防卫条约》的谈判。《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李承晚继续试图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他发动对北方的进攻。此时的美国依旧是既无法下决心从朝鲜半岛抽身而退，又难以执行推翻韩国现政权的“换马”计划。于是，对策再次回归到劝说李承晚“保持克制”。1954年11月17日，李承晚通过承诺在朝鲜统一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并继续将韩军置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管辖之下，换取美国同韩国交换《共同安全防卫条约》批准书，美韩同盟正式形成。对美国而言，该同盟兼具外部遏制与内部约束两种功能（“双向压制”）。就韩国来说，李承晚则凭借一纸盟约将美国牢牢拴在朝鲜半岛。美韩同盟的形成过程表明，美国不仅仅是一个“被邀请的”帝国，在某种情况下还是一个“被挟制的”帝国。对照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美韩两国结盟的前因后果说明了“抛弃”和“牵连”两个核心概念对同盟关系研究的有效性，却又成为验证该理论框架解释力的反例。
关键词：美韩同盟 李承晚 艾森豪威尔 “抛弃” “牵连”
美韩同盟关系的形成与演进蕴含着多种悖论：美韩两国决定结盟是因为双方互不信任，希望以同盟关系约束对方，但结盟后两国间依旧不断陷入信任危机；二战结束后，美国已成长为超级大国和西方世界的“领袖”，但仍不得不屈从于韩国的压力被迫与李承晚（Syngman Rhee）政府缔结盟约；美韩同盟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却又跨越冷战一直延续至今。或许正因为如此，近二十年来，美韩同盟的形成过程及其性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美韩同盟形成过程方面，学者们探究的焦点是李承晚寻求与美国结盟的目的及其在对美外交中所占据的优势，相对忽视了美国的政策选择及其遭遇的困境，更没有将该问题置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美韩关系这一大背景下进行长时段考察。[2]关于美韩同盟的性质，中国学者王传剑提出了“双重遏制”的看法，认为：“它直接的矛头对准了朝鲜，而间接的矛头却指向了苏联和中国；前者的目的在于保护韩国免受来自朝鲜的‘威胁’，而后者的目标则是尽可能阻止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这样，‘遏制朝鲜’和‘遏制共产主义’一起，成为冷战时期美韩军事同盟的双重功能。”[3]韩裔美籍学者车维德（Victor D.Cha）则指出，美国既把美韩同盟作为遏制“共产主义威胁”的工具，又将它视作阻遏韩国武力统一愿望的手段。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共同遏制”（co-container）。[4]而且，相对于外部遏制而言，车维德更强调美国对韩国的“内向高压”（powerplay）。[5]
鉴于美韩同盟形成的历史叙事还留有某种缺憾，在美韩同盟性质的问题上亦存在明显不同的认定，笔者拟利用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和《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DRS）[6]，辅之以韩国延世大学李承晚研究院收藏的《李承晚文件》，在朝鲜战争前后美韩关系变化这一宏观场景下，以“抛弃”和“牵连”为观察视角，力求还原美韩结盟的主要经过，探讨双方的博弈策略以及该同盟的性质，并重新认识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亚洲构建同盟体系这一“老问题”。
一 核心概念来源
毋庸置疑，冷战史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视角。其中，与冷战史研究观察对象接近、方法互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便是冷战史研究者可资利用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源。[7]近年来，随着各国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和开放，对于冷战史研究者而言，资料匮乏的局面已大为改观。[8]不仅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研究者反倒不知所措，乃至于在阅读了大量资料后仍旧难以从中抽取出贯穿始终的线索。此时，国际关系理论提供的概念甚至是理论框架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冷战史研究者透过原始文献呈现出来的纷繁复杂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1984年，美国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家斯奈德（Glenn H.Snyder）在《世界政治》上发表了题为《同盟政治中的安全困境》一文，正式提出了“同盟困境理论”。此后三十余年，该理论受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部分冷战史研究者亦将其作为考察冷战时期同盟内部关系演变的概念来源和理论参照系。
“同盟困境理论”的核心观点如下：究竟是结盟还是不结盟，很多国家无所适从。结盟意味着承诺维护他国的利益，行动自由必然因此受到限制。不结盟又害怕被孤立，担心友邦选择与他国结盟；同盟并非一成不变，结盟的国家经常担心遭到盟友的背叛，包括没有依据盟约向己方提供应有的支持、解除盟约甚至与敌国结盟等等（“抛弃”）（Abandonment）。同时，同盟形成的基础之一是针对某一敌国或敌对集团，于是同盟成员国又害怕因盟友的“不当言行”而被拖入一场与自身利益相悖的冲突（“牵连”）（Entrapment）。每个结盟的国家都在“被抛弃”与“受牵连”之间反复权衡。为避免“被抛弃”，就必须以行动取得盟友的信任，而这样做势必增加“受牵连”的危险。为防止“受牵连”，则务必要与盟友保持距离，乃至在盟友与敌国发生冲突时不过深介入，但如此一来又可能要面对“被抛弃”的命运；如果一国为了增强自身安全感而强化同盟，那就可能引起敌国敌意的上升。反过来，假若一国为避免引起敌国加深对它的敌意而选择弱化同盟，又可能事与愿违地纵容敌国的扩张意图；与多极世界相比，在两极世界里，虽然与敌国力量对比的困境依然难以摆脱，但被盟国“抛弃”的风险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同盟内部关系的困境明显弱化。[9]
应该说，“同盟困境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斯奈德的推理论证过程也存在某种不足。归结起来，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更多地以欧洲国家之间或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来验证理论模型的有效性，很少顾及冷战时期美国、苏联、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缔结的双边或多边同盟；另一方面，他虽或多或少地考虑到实力相差悬殊的两国间结盟的特殊情形，但并未深入挖掘这一类型同盟关系的特质，更没有由此反思既有理论构架的局限性。
不过，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即“同盟困境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抛弃”和“牵连”对于理解冷战时期同盟关系特别是双边同盟关系大有助益，美韩同盟便是其中一例。现有的档案文献揭示出，特定情况下韩国会害怕成为美国追求与共产党国家缓和关系的“牺牲品”，美国亦担心由于韩国的擅自行动而被卷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于是，“被抛弃”和“受牵连”成为美韩同盟的一种心理状态以及两国决策者和情报部门分析该同盟关系现状与未来趋势的话语。基于如上考虑和判断，本文选择“抛弃”和“牵连”两个概念作为观察美韩结盟问题的视角，反过来再以美韩结盟这一案例检视“同盟困境理论”的解释力。[10]
二 朝鲜停战谈判的重启与美韩结盟问题的凸显
1950年，通过制订、批准和执行著名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杜鲁门政府（Harry S.Truman）的国家安全战略实现了从有限遏制向全面遏制的转变。与前者相比，后者的“零和观念”更为突出，军事色彩更加浓厚。正是在这种政策转变逐渐完成的过程中，朝鲜战争爆发了。于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成为华盛顿介入朝鲜战争的动因之一。反过来，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演进又使杜鲁门总统有更加充分的理由将NSC68号文件作为“今后四五年内要执行的政策声明”。[11]在朝鲜停战谈判前和谈判过程中，追求“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杜鲁门政府均未足够认真地考虑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而更多的是希望借助谈判实现更为宏大的战略目标。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朝鲜战争沦为了该政府争夺全球霸权地位的手段和途径。[12]1953年，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总统上台，转而追求兼顾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新面貌”战略。在新的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尽快实现朝鲜停战上升为白宫新主人对朝鲜政策的主要目标。[13]
反观韩国，当政者李承晚穷其大半生致力于追求国家统一、抵制日本霸权、反对外部大国操控、防范共产主义。[14]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曾一度坚决支持韩国政府的国家统一计划，指挥美军越过三八线。这让李欣喜不已。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很快便迫使美军向南撤退。此时，李承晚指责战时内阁没有抵制住美国人打算再次放弃汉城的想法，并命令内阁成员要求美国提供武器，以便对共产党国家进行“最后一击”。但令李氏感到大失所望的是，面对新的战争形势，杜鲁门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同中朝展开谈判了。[15]可以想见，接下来美韩双方在朝鲜停战问题上发生矛盾和冲突几乎已成必然。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韩国就已委婉地表示希望同美国签订共同安全条约。[16]1951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据美国驻韩大使穆西奥（John J.Muccio）观察，对于停战谈判，一开始李承晚等韩国领导人就表现出明显的焦虑，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停战将导致联合国军撤离，韩国会因此失去外部支持，国家安全岌岌可危。[17]事实很快证实了穆西奥的判断。停战谈判开始后不久，韩国就递交给美国一份书面文件，正式阐述了对朝鲜停战的看法。其中，青瓦台反复提到韩国在半岛继续分裂情况下的无助，呼吁争取南北统一。与此同时，韩方还专门解释说，这份文件并不意味着青瓦台反对停战谈判，韩国只是不希望半岛长期分裂下去。为此，建议美国向韩国做出某种形式的安全保证，比如签订正式的共同安全条约。作为回应，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承诺停战谈判的目的不是撤军。在朝鲜半岛实现总体和平之前，联合国军不会撤离。[18]但华盛顿的保证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很快就发生了韩国代表拒绝参加停战谈判、不愿接受军事分界线的事情。李承晚更是明确指出，反对赋予军事停战线以政治含义，“韩国人认为分界线的继续存在等于是向韩国宣布死刑”。不仅如此，韩国人还不断发起反对停战协定的示威游行。[19]更为极端的是，李氏竟为支持停战谈判设定了如下条件：（1）中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2）解除朝鲜军队的武装；（3）通过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让朝鲜人加入韩国国会；（4）联合国军司令部设定一个期限（比如10天），要求共产党国家答应上述条件，否则就终止停战谈判。[20]根据这一切，穆西奥认为，李承晚希望破坏停战谈判，为此不断煽动游行示威，但他未来究竟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却让人捉摸不定。[21]
1952年初，杜鲁门和穆西奥等人纷纷指责李承晚挑起反停战运动，警告韩国继续这样做将带来最为严重的后果，包括削弱外部世界对韩国的支持。[22]李承晚的反应是继续抨击停战谈判，并再次向美国开出了明确的“价码”：为了应对共产党国家的军力增长，让韩国人民接受停战协定，防止韩国陷入“被抛弃”的境地，美国应与韩国签订共同安全条约，并协助韩国加速扩军。[23]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建议杜鲁门不要直接回复李承晚的信函。至于说李氏提出的两项要求，艾奇逊认为与韩国签署共同安全条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可以向李承晚政府承诺美国或联合国不会放弃韩国，并愿意帮助韩国加强军事力量。[24]10月，李承晚政府再次向美国提出签署共同安全条约一事，理由是共产党国家和日本的实力日益增强，韩国对自身未来的安全忧心忡忡。杜鲁门政府的回应是，表达保卫韩国的决心不在于一纸条约，而是过去和现在美国在朝鲜半岛为抵制“共产党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25]当月，由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26]可能正因为如此，李承晚的反停战呼声降低了调门。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Mark W.Clark）致函金日成（Kim Il Sung）和彭德怀，建议双方先行交换伤病战俘。3月28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回信表示接受克拉克的建议，且提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27]4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指示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响应中朝的呼吁。[28]26日，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板门店谈判得以恢复。战俘问题上的突破极大地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同时也深深地触动了李承晚那根武力统一的敏感神经。
自3月末起，韩国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反停战运动，[29]主要表现为国会通过反停战决议，出版界和高级将领们纷纷表示支持“北进统一”，李承晚政府更是直接向美国发出了单独北上和把韩军撤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威胁。[30]4月3日，韩国外长卞荣泰（Pyun Yung Tai）告知艾森豪威尔政府，要想让青瓦台在停战问题上合作，美国就必须同韩国签订共同安全条约。8日，韩国驻美大使梁裕灿（Yang You Chan）向杜勒斯转达了李承晚的看法，即韩国接受停战的五项条件是：（1）必须统一朝鲜；（2）中国军队必须全部撤离；（3）必须解除朝鲜军队的武装；（4）必须禁止“任何第三方”向在朝鲜的共产党提供武器；（5）必须明确界定韩国的主权范围，并保证韩国在关于朝鲜半岛未来的国际讨论中拥有发言权。接下来，梁将话题引向共同安全条约问题，指出“该条约将大大缓解总是担心会被美国和联合国抛弃的韩国人的恐惧和忧虑。”在9日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李承晚表示一旦停战协定允许中国军队继续驻留此地，他将要求所有不想把共产党军队驱逐到鸭绿江边的国家撤出朝鲜。假使美国也想撤离，那么它可以自便。24日，梁裕灿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警告说，如果停火协议没有将中国共产党赶出朝鲜，李承晚将把韩军撤出联合国军司令部。期间，李氏的立场偶尔也有软化的时候。14日，在与美国驻韩大使布里格斯（Ellis O.Briggs）会谈过程中，李承晚表示韩国最需要的是美韩共同安全条约。不过，退而求其次，如果艾森豪威尔能够公开表示无论如何美国都不会忘记韩国，对韩国来说同样也大有裨益。[31]17日，李承晚收到了艾森豪威尔的信函。在信中，艾森豪威尔表示：“您可以确信亦可以告诉韩国人民，我认为在追求美韩共同事业的过程中，韩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美国不会忘记韩国或对韩国的福祉和安全漠不关心。”李对此表示满意，声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保证将让韩国人民倍感欣慰。[32]但值得注意的是，21日韩国国会还是通过决议，反对和平谈判，呼吁组织群众运动抵制停战，要求武力统一。[33]
面对韩国的诱迫，美国官员的反应是矛盾的，既不以为然又不敢完全掉以轻心。在布里格斯看来，韩国反停战言词背后隐藏的是不安全感和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虽然李承晚宣布将单独战斗，但他是政治现实主义者，定会意识到此类行动将使韩国失去美国和联合国的支持。美国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约翰逊（Alexis U.Johnson）也持类似看法，认为李承晚可能已完全意识到无法阻止美国走向停战，目前他只是希望通过反停战迫使美国同韩国签订双边防务条约，以实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并防止美国抛弃韩国。但不管怎样美国对李承晚的威吓却难以视而不见。布里格斯判断说，李承晚可能不会再像以往那样支持联合国军司令部了，或许他会撤出停战委员会中的韩国代表甚至收回韩军指挥权。当前，危险主要在于李氏通常所具有的“不可预计性”及其偶尔在不预先充分考虑后果的情况下便采取行动的倾向。克拉克也认为韩国可能试图收回联合国军司令部对韩军的管辖权。[34]
关于如何应对李承晚的问题，各方莫衷一是。布里格斯倾向于考虑韩国对共同安全条约的要求，但国防部以全面战争计划不包括防卫韩国为由强烈反对签订此类条约，克拉克也认为此时不能在共同防卫条约问题上向韩国政府做出任何保证。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人同样不愿这样做，理由如下：该条约将“削弱联合国授权的多边性质”，并意味着在法律上承认共产党对朝鲜的控制；担心韩国误以为条约的适用范围为整个朝鲜半岛；最近韩国的反停战运动使美国国会和人民难以接受美韩防务条约；更重要的是，美国不想因此承担起保卫亚洲大陆的义务。[35]
最终，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在4月23日给李承晚的回信中，艾森豪威尔只是再次保证美国不会忘记韩国，不会不关心韩国的福祉和安全。同时，他明确指出联合国“抵制侵略”的任务已然完成，不打算进一步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如果韩国一意孤行地单独采取军事行动，结果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美国人民以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亦将随之化为乌有。[36]可是，美国不会弃韩国于不顾的承诺根本满足不了李承晚的胃口，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更是毫无效力，韩国的反停战运动依然如故。[37]
24日，梁裕灿交给美方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韩方表示如果停战安排允许中国军队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李承晚政府准备将韩军撤出联合国军司令部，并做好最终单独应对共产党国家的准备。反过来，华盛顿要求汉城配合美国验证共产党国家的真正意图，避免美韩分裂，并明确表示前一天韩国人在釜山举行的反美示威让华盛顿深受困扰。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要求，李承晚政府表现得无动于衷。一个突出的例证便是，两天以后李承晚公开发表声明，表示“除非实现国家统一，否则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停战。”只要中国军队继续留在朝鲜，韩国政府、人民和军人就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统一。同一天，汉城举行大规模反对停战、要求统一的示威游行。布里格斯和克拉克分别向韩国政府发出了抗议和警告。然而，韩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照旧此起彼伏。30日，李承晚更是在致克拉克的信函中指出，在下列条件下韩国可以接受中国和联合国军同时撤出朝鲜半岛：（1）美军撤出前缔结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2）在远东永久和平实现以前，由联合国监管朝鲜北方领土；（3）朝鲜人和中国人不得跨越朝鲜边界；（4）美苏之间不得达成裁军协定；（5）如果苏军进攻韩国，美军将在不同其他国家协商的情况下立即重返朝鲜半岛；（6）日军不得进入朝鲜领土；（7）在远东和平得以巩固之前，保证朝鲜半岛的海防和空防；（8）美国继续帮助韩国加强军事力量。5月，李承晚和卞荣泰等韩国高级官员继续或公开或私下进行反停战宣传，指责中朝两国的战俘遣返政策，并不断发出单独“北进统一”的威胁。美方的回应是愿意考虑同韩国签署共同安全防卫条约一事，但绝不希望被李承晚政府进一步拖入朝鲜半岛这个泥潭。[38]
就在美韩双方为朝鲜停战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朝鲜停战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并很快出现了明显的进展。中朝方面首先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六点方案，主张在停战以后两个月内将坚持遣返的战俘全部遣返，其余战俘移交中立国看管，并由战俘所属国向战俘进行为期6个月的解释。此后，要求遣返的战俘应立即予以遣返，其余战俘的去留问题交由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5月7日，中方对方案进行了修正，提出八点建议，将解释期缩短为4个月，并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组成战俘遣返委员会。13日，美方提出对案，主张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在停战协定生效时就地释放。[39]25日，美国决定做出让步，以中朝方案为基础提出对案，战俘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40]
随着停战谈判接近尾声，美韩关于停战合作的讨价还价也进入到实质性阶段。5月25日，也就是美国提出新的战俘遣返方案的当天，布里格斯大使和克拉克将军约见李承晚，试图敦促韩国接受停战并继续承诺赋予联合国军司令部韩军管辖权。二者指出，美国完全了解韩国在自身未来处境和防务状况方面的不安全感，愿意全力采取措施增强韩国的安全信心。为了劝说韩方支持停战谈判，美方开出的筹码和做出的解释如下：第一，发表十六国“扩大制裁宣言”[41]，这对保证韩国安全具有明显的作用。相反，如果韩国持续抵制停战协定，结果很可能是参与发表“扩大制裁宣言”的国家改变既有立场；支持韩国政治经济发展并协助其提高国际地位；努力通过未来的政治会议实现朝鲜半岛统一并促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并愿意就相关事宜与韩国进行充分协商；支持韩国将地面部队扩充至约20个师。相应地，美国要求韩国承诺不再采取反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措施、认真遵守朝鲜停战协定并继续将韩国军队置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之下。若非如此，一旦韩国实施单方面行动，美国将为确保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的安全而采取一切必要举措。美国暂时还不能启动与韩国的双边安全条约谈判，理由是：这样做会削弱针对韩国安全的集体安排，难以处理条约适用的领土范围问题，在韩国继续反停战的情况下亦无法给予美国国会和公众一个合理的解释。应该说，此时的美国立场中更多的是妥协和许诺，意在借此换取韩国的让步。但李氏却丝毫不为之所动，认为“扩大制裁宣言”与美韩防务条约相比意义不大。他的反建议是：立即停火；中国军队和联合国军同时撤离；朝鲜非遣返战俘由韩国释放，中国战俘由联合国军司令部处理。[42]韩国的反应引起了美国官员的高度警觉。克拉克认为，由于目前关押朝鲜非遣返战俘的9个陆上战俘营均由韩军充当卫兵主力，因此李承晚有可能、也完全有能力单方面释放这些战俘。鉴于卞荣泰几乎已经暗示正在考虑采取该行动，布里格斯警告国务院此种可能性确实存在。[43]总之，5月下旬美韩关系陷入僵局。主要表现之一便是，2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史密斯（Walter B.Smith）告诉梁裕灿，美国不会与韩国签署双边安全条约，因为这样做不符合联合国援助韩国行动所遵循的原则。28日，卞荣泰私下当面批评美国人对共产党国家推行“绥靖政策”，却在韩国施行“马基雅维利主义”，并在国会公开表示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失去信心。[44]
29日，美国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同讨论了对策，提出三种选择：（1）实施1952年7月5日由克拉克制订的代号为“时刻准备着”（Plan Everready）的计划，关押李承晚及其追随者，建立军政府；（2）如果李承晚拒绝支持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撤离朝鲜；（3）以共同安全条约换取李承晚对停战协定的认可。实际上，与会者无一真正支持“时刻准备着”计划，也难以下定放弃韩国的决心，因此似乎只能答应与韩国协商签订共同安全条约的问题了。[45]翌日，艾森豪威尔授权布里格斯和克拉克通知李承晚：只要韩国在实施停战协定方面予以合作且继续赋予联合国军司令部韩军管辖权，美国就准备立即遵照美菲和美澳新条约的模式与韩国进行共同安全条约的谈判，条约的适用范围为韩国现在或以后拥有行政管辖权的地区。但按照美国宪法，此条约需经参议院批准。[46]
美国并未立即告知李承晚以上决定，它要依据板门店谈判的进程寻找最有利的时机抛出“诱饵”。6月4日，中朝一方就战俘问题提出反建议，大体同意美方5月25日的方案。6日，美国接受了中朝的建议并准备在18日签订朝鲜停战协定。[47]当天，艾森豪威尔致函李承晚，劝说韩国接受即将签署的停战协定，再次阐述和平统一朝鲜半岛的政策主张，告知对方准备仿效美菲和美澳新条约与韩国讨论共同安全条约问题，并承诺在停战后继续向韩国提供经济援助。次日，克拉克和布里格斯向李承晚呈递了艾森豪威尔的信函，通知后者战俘问题即将解决，并表示愿意与韩国协商共同安全条约问题。当时，李氏的情绪异常低落，所做的回应更是完全出乎美方的预料：美国关于共同安全条约的承诺太迟了，只要中国军队驻留朝鲜，韩国就无法生存；美国的绥靖政策大错特错，韩国不会接受当前的停战协定；今后，韩国可以自由行动了，它将继续战斗下去，即便最终走向灭亡也在所不惜。相应地，李承晚和卞荣泰亦接连对媒体发表反停战言论，并发出不顾一切代价单独北上以实现武力统一的威胁。韩国国会更是一致通过一项抵制停战、反对外国军队（例如印度军队）不经汉城允许便进入韩国、要求释放朝鲜非遣返战俘、呼吁准备北进的决议。[48]9日，李承晚会见美国第八军司令泰勒（Maxwell D.Taylor），又一次提出了韩国接受停战协定的条件，包括政治会议的合理会期约为60天，美韩签订共同安全条约，将韩国陆军扩建至20个师并辅以相应的海空军等内容。[49]对于上述情况，克拉克的判断是，李承晚完全意识到了朝鲜停战不可避免，也认可艾森豪威尔6日信函提出的政策主张。也许随着停战协定签署日期临近，李氏会慢慢放弃恐吓，渐渐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50]应该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克拉克对李承晚策略的认识大抵准确。
10日，杜勒斯致电美国驻韩国大使馆，要求布里格斯大使邀请李承晚访问华盛顿协商朝鲜停战等相关事宜。布里格斯不赞成此时向李承晚发出邀请。理由如下：李承晚应该是基于“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真心反对停战。如果是这样，他很可能会拒绝接受邀请。而且，李承晚还可能根据此次邀请认定能够继续从华盛顿那里榨取更多的让步。但国务院并未听从布里格斯的建议。第二天，杜勒斯致函李承晚，邀请他到华盛顿秘密交换关于停战协定的看法。李承晚以无法脱身为由婉言谢绝了美国的邀请，并回请杜勒斯访韩。同时，他重申韩军采取单方面行动前定会通知克拉克，且最近韩国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16日，杜勒斯又一次致函李承晚，建议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Walter S.Robertson）代表自己立即赶赴韩国协商停战合作事宜。李承晚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51]
正当美国想要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并热切盼望着罗伯逊的韩国之行能使李承晚接受停战的时候，韩国军队于18日凌晨在论山（Nonsan）、马山（Masan）、釜山（Pusan）和尚武台（Sang Mu Dai）四个战俘营强行打开由美军看守的大门，释放了约2.7万朝鲜非遣返战俘。[52]而且，随后李承晚公开承认这是他个人的命令，此事并未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其他相关方面充分协商。非但如此，韩国军方还再次发出“北进统一”的威胁。[53]
这一切令美国感到十分震惊。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做出了相应的分析。它认为，共产党国家关心的是中国战俘而非朝鲜战俘，所以它们在确信释放朝鲜非遣返战俘与美国无关且进行必要的抗议后仍可能同意签署停战协定。通过释放朝鲜非遣返战俘，李承晚保存了自己的颜面，解决了停战协定中涉及韩国声望的这个关键性问题。所以，李很可能视此次行动为不再强硬反对朝鲜停战的手段。考虑到上述因素，为了促使共产党国家相信李承晚自行其是，同时也是为了迫使李承晚确信必须接受停战协定，美国应公开向韩国表达极度的不满，并施加各种压力。[54]
作为对韩国单方面行动的回应，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严厉斥责李承晚背信弃义，甚至威胁说要“另做安排”（another arrangement），并要求韩国“立即想办法扭转当前的局面”。[55]同样，在给李承晚的信中，杜勒斯质问道：
你已经无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权威采取了单边行动，而且据报告说你甚至试图将韩军撤出联合国军司令部。
你有权利这样做吗？是你援引团结一致的原则要求我们付出代价的。为此，我们流血受难。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要求我们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现在你又怎能理直气壮地抛弃该原则呢？
……
……应你的请求，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挽救了你的国家，在道义上你有权利将这一胜利成果付之一炬吗？现在当我们（下划线是信函原有的——笔者注）要求保持团结时，你（下划线是信函原有的——笔者注）能装聋作哑吗？[56]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杜勒斯只是指责韩国的单方面行动侵犯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韩军管辖权，而且没有采用过于激烈的表述。[57]
19日，布里格斯向李承晚呈交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信函。李辩解道，他过去承诺会与克拉克提前充分协商仅仅指将韩军撤出联合国军司令部，而非其他。与此同时，李氏再次论述了他过去所持的观点：韩国绝不接受允许中国军队继续留在朝鲜的停战协定，“那等于是将韩国逼上绝路”。倘若如此，汉城将收回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韩军管辖权。但李承晚最终还是表示随时欢迎罗伯逊前来协商相关事宜。[58]
22日，克拉克与李承晚举行会谈。在此次会谈中，克拉克表现得很强硬，而李承晚则显得非常紧张，态度也异常友好。李承晚请求克拉克转告美国总统，说他正在全力配合艾森豪威尔。反过来，克拉克敦促李承晚必须接受美国的以下两项安排：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心确保朝鲜停战协定的各项规定得以全面落实；美国不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或停战协定驱逐中国军队，而是希望借助政治会议解决该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特意表明他非常担心美韩两国军队在韩国非遣返战俘营发生冲突。显然，这一表述的背后是警告和威胁。李承晚当然不会不明白克拉克想要表达的深意。作为回应，李表示自己也有类似的担心，同意将为此尽可能采取防范行动，并承诺要求韩军在看管战俘问题上与美军通力合作。但另一方面，李氏依旧坚持认为政治会议失败之时便是停战协定终止之际。一旦如此，美国应考虑或者与韩国一道采取适当的行动，或者将军队撤出朝鲜半岛。与此同时，李承晚要求美国帮助韩国发展陆海空三军，并与韩国签署共同安全防卫条约。相应地，克拉克承诺美国将给予韩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答应同韩国协商签订安全条约事宜，敦促李承晚继续将韩军置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管辖之下。[59]
第二天，李承晚交给克拉克一份备忘录，清晰地表达了韩国的立场。韩国可以考虑不单方面将军队撤出联合国军司令部。虽然汉城并不接受停战协定，但韩国军队会执行联合国军司令部有关停战协定的命令，理由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拥有对韩军的管辖权。韩国做出上述让步的前提是：政治会议时限为90天。如果在此期间政治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停战协定则自动失效，韩国将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持下北进；在签署停战协定之前，美韩两国应缔结共同安全防卫条约；美国将帮助韩国发展海陆空三军并实现经济自立；任何外国军队或共产党宣传人员都不得进入韩国参与看管战俘的工作。与此同时，李承晚还在所谓的“其他建议”中指出，韩国三军力量应发展到日本的水平。而且，一旦韩国遇袭，美国应自动提供安全援助，即便冒世界大战的风险也绝不退缩。当天，布里格斯与李承晚举行会谈，双方再次确认了罗伯逊访韩事宜。[60]至此，美韩之间在停战协定等相关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能否得到化解就主要看罗伯逊与李承晚会谈的结果如何了。
三 罗伯逊—李承晚会谈与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出台
6月22日，罗伯逊公开表示，他将作为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代表飞往韩国，同李承晚以及其他韩国领导人商讨朝鲜局势，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61]当天，杜勒斯向罗伯逊发出如下指示：（1）按照美菲条约或者美澳新条约模式而非北约模式与韩国协商共同安全防卫条约事宜，且必须言明未来条约覆盖范围的改变仅仅是指韩国通过和平手段获得的新的领土；（2）如果与李承晚的谈判进展顺利，可以告知韩国美国在停战后愿意向其提供经济援助；（3）表明美国反对朝鲜半岛永久分裂，承诺同韩国一道通过和平手段推动南北统一。为此，美国将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62]
25日，即罗伯逊到达汉城的当天，李承晚在演说中竭力煽动公众的反停战情绪，声称“决不能接受”停战协定，因为该协定允许中国军队继续驻留朝鲜半岛并批准印度武装力量进入韩国监管战俘。由于联合国有意接受共产党草拟的停战协定，所以目前韩国的处境比三年前更危险。他建议联合国军和中国军队同时撤离，政治会议限期三个月，会议失败后继续战斗。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采访时，李承晚再次表示不会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希望罗伯逊能做出一些让步。他声称，在这一点上，韩国人民完全支持他并将和他一起继续作战。不仅如此，在一个约有5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韩国国防部副部长宣称已经制订了北进计划。有趣的是，私下里李承晚却对罗伯逊说，“您就像伸向溺水之人的援手。请引领我们走出困境。”相比之下，美国公开的宣传攻势则显得有气无力。当日，罗伯逊本人在汉城的演讲则更多的是在强调美韩目标的一致性。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史密斯（Alexander H.Smith）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指出，僵持的停战总比僵持的战争要好，李承晚及韩国人民应支持停战政策。[63]
26日，罗伯逊与李承晚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李承晚提出，韩国接受停战的条件是：（1）将剩下的8，600名朝鲜非遣返战俘转移至非军事区，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中国战俘继续留在济州岛（Chejudo）；（2）政治会议的会期为90天；（3）美国向韩国提供经援并支持韩国将陆军增加到约20个师；（4）立即签订美韩共同安全条约。美国的答复是：答应第一点和第三点要求；如果政治会议召开90天后仍无成果且为共产党所利用，则美韩协商联合退出；准备参照美菲条约立即与韩国就共同安全条约问题进行协商；作为回报，韩国应承认联合国军司令部处理战争事务的权威、支持停战协定并继续赋予联合国军司令部韩军管辖权。[64]随后，李承晚向罗伯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详细罗列了停战合作条件：在停战协定签订前缔结共同安全条约；协助韩国建设足以支持陆军的海空军，必要时进一步扩军；向韩国提供经济援助；一旦政治会议90天内仍未取得成果，美国应在不和其他国家或组织协商的情况下与韩国一同北上，武力统一朝鲜半岛。[65]
27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李承晚备忘录做出了正式的书面答复，主要承诺包括：美国不能对参加政治会议的其他国家政府施加时间限制。但如果政治会议召开90天后依旧毫无进展且为共产党国家所利用，美国将考虑与韩国一道退出；美国准备向韩国提供经济援助，并帮助韩国发展20个师左右的军事力量；美国同意立即按照美菲条约的模式与韩国商讨签署共同安全防卫条约事宜。上述承诺的前提条件是韩国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处理朝鲜战争的权威地位、支持停战协定、继续授权联合国军司令部管辖韩军。[66]
28日，李承晚向罗伯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以此作为对美国上述立场的回应。大致包括如下要点：如果政治会议在90天内尚未取得成果，美国应在不和其他政府协商的情况下同韩国一起重新恢复军事行动；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支持韩国谋求获取战争的胜利，韩国就会继续将韩军置于该司令部管辖之下；要求美国就政治会议召开的时间、与会国等问题给予进一步澄清。[67]
罗伯逊和克拉克就此分析道，美国已经用尽浑身解数促使李承晚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予以配合。显然，李氏确信美国不会从朝鲜半岛抽身而退。因为华盛顿并不准备真的离开朝鲜半岛，所以接下来只能想办法让李相信美国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68]获知罗伯逊和克拉克的分析后，国务院和国防部提出下列看法：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仍旧主要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威胁；确保美国军队的安全是华盛顿关心的另外一个重要事项；美国无意撤离朝鲜半岛；只要李承晚认为还可以从美国这里榨取更多让步或迫使美国改变立场，他就可能继续虚张声势或拒绝妥协；目前最为可行的行动路线就是促使李承晚及其下属相信，只要韩国破坏停战协定，美国就将从朝鲜半岛抽身。假如李承晚顽固不化，美国还可以转而寄希望于韩军领导人，使之配合美国落实停战协定。为此，授权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必要时采取一些措施暗示李承晚和其他韩国领导人联合国军准备撤离。[69]
作为回应，面对李承晚的固执己见，美国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26日，美国参议院两党领袖向新闻界透露说，美国最后一次呼吁韩国支持停战协定。如果韩国拒不接受华盛顿的想法，美国和联合国军也将按照原计划签署该协定。29日，罗伯逊明确拒绝了前一天韩国的备忘录。此次，李承晚的反应是温和的，答应亲自修改备忘录。不过，30日韩国外长卞荣泰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声称华盛顿自己在朝鲜打的是“有限战争”，却要求汉城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一旦韩国陷落于共产党之手，其他小国怎么会再愿意充当“炮灰”。“一些人认为美国后悔了，觉得华盛顿当初不应该介入朝鲜战争。倘若如此，如果美国想要抽身而退，它应该明说，而不是找各种借口来遮遮掩掩。”“我们韩国人的态度是明确的。假如美国和联合国希望离开，它们尽可以自便。同样，二者还可以签订停战协定。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够了解我们对美国和联合国过去所做的一切心存感激，作为友邦我们有权利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至于说美国试图促使韩国接受停战协定，“那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对错误的人施压。”[70]或许正因为如此，7月1日美国前驻韩大使蒲立德（William C.Bullitt）、参议员诺兰（William Knowland）、史密斯和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H.Judd）等人纷纷以签署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为条件敦促李承晚与美国合作，并警告汉城防止因为自身的顽固不化而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更重要的是，6月底、7月初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先后发声，坦承美韩两国在朝鲜停战和政治会议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责备李承晚政府过分夸大本国所面对的安全处境，并表示美国不打算改变既定的政策框架。[71]
可能是因为感觉到了美国的坚决态度，7月1日李承晚致函罗伯逊，表示不再要求中国军队在停战协定前撤离并同意将所有战俘转移至非军事区，但仍坚持政治会议失败后美国应继续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如果美国不愿如此，至少也应该为韩国单独北上提供海空军支持。[72]3日，美国向李承晚递交了一份签署日期为7月2日的回复性备忘录，唯一的让步是承诺政治会议失败后立即与韩国讨论如何通过“适当和理性的”方式争取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至于说韩国要求美国承诺政治会议失败后再次谋求武力统一，罗伯逊则一口拒绝，理由是：美国是以联合国一员的身份在朝鲜半岛作战，无法代替联合国做决定；即便艾森豪威尔希望继续谋求武力统一，美国总统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宣战权掌握在国会手中。这时，韩国的公开表态也开始软化。当天，卞荣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美韩双方“仍在寻求达成一致意见”，没有必要对协商结果过分悲观。4日，罗伯逊明确告知李承晚7月2日备忘录代表美国的最终立场，并将一份美方拟定的美韩共同安全条约草案送交韩方。面对美国的最后通牒，李承晚在继续要求对方承诺政治会议失败后支持韩国统一战争的同时，将反建议的重点调整至希望艾森豪威尔政府保证国会一定能够批准共同安全条约。可能是为了在退让的同时继续对美国施压，当天韩国陆军参谋长白善烨（Paik Sun-yup）表示，他将支持李承晚的“北进统一”决定。值得深思的是，第二天泰勒将军在一次演说中将美国第八军比喻成一辆结构复杂的汽车。他说，这辆汽车只有在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如果韩国执意单独北进，那么美国必须要利用剩余的零件制造一辆全新的汽车。两相对比，美韩彼此威胁的状态不言自明。[73]
7日，李承晚交给罗伯逊一份备忘录，实质性内容主要有两项：要求仿效美日安全条约拟定美韩安全条约，甚至说只需要将“日本”替换为“韩国”即可，以便本次美国国会会议便可以审议通过该条约；要求美国在政治会议失败后为韩国的武力统一行动提供道义和军事物资支持。当天，美国参议院两党领袖表示只要李承晚支持停战协定并在政治会议上采取合作态度，他们就愿意批准美韩共同安全条约。与此同时，共和党参议员威利（Alexander Wiley）发表声明，指责李承晚正在走向极端主义、顽固不化和专横武断，其不顾后果的鲁莽行为使韩国及其盟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蒙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他的观点与大多数共和党议员的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74]不管美国是否经过谋划做出如此安排，这种“一打一拉”的做法客观上确实有利于促使李承晚接受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条件。
8日和9日两天，在中朝同意重启停战谈判的情况下，罗伯逊与李承晚连续举行会谈。期间，前者通知后者美国参议院已经承诺支持共同安全条约，克拉克也打算将反共中朝战俘转移到非军事区，这样印度军队、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或共产党宣传人员就不会进入韩国领土了。根据以上情况，罗伯逊明确说打算10日回国。李承晚表示从未想过将韩国军队撤出联合国军司令部，那样做是“幼稚的”。与此同时，他接受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关于国会将批准共同安全条约的保证并对罗伯逊的归国计划表示不解甚至抗议，声称二者的观点已经接近，完全可以达成一致。相应地，在致罗伯逊的信中，李承晚一一列举了韩国过去向美国做出的诸多“让步”，并正式保证道：“除非停战协定所包含的措施或行动有损韩国国家安全，否则韩国就不会破坏该协定。”与此同时，他再次提出如下要求：一旦政治会议失败，韩国将采取军事行动驱逐侵略者，希望美国为此提供声援和军事物资援助。[75]11日，李承晚分别向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保证韩国将遵守停战协定。[76]第二天，美韩双方发表了“罗伯逊—李承晚共同声明”，宣称两国已准备签署共同安全条约，且在政治、经济和防务合作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至此，罗伯逊认为美韩停战合作问题已基本解决。[77]
然而，李承晚依旧继续发出战争威胁，并屡次曲解美韩共同声明。11日，他在接受美国一家媒体采访时声称，韩国只承诺三个月内不破坏停战协定，因为美国确信此间能够使中国撤军并统一朝鲜半岛。同一天，卞荣泰在声明中指出：“从原则上来讲，韩国无法接受停战协定，因为它对韩国来说极其危险。”15日，梁裕灿警告西方国家不要“与邪恶妥协”。两天后，李承晚向克拉克抱怨联合国军司令部没有像过去设想的那样对朝鲜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罗伯逊严厉斥责了韩国的说法，认为这只会危害美韩共同事业，使共产党从中渔利。[78]
由于李承晚单方面释放战俘以后中朝屡次要求美国保证遵守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司令部美方代表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不得不在19日的板门店会议上郑重声明：即使韩国违反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司令部仍会信守承诺。李承晚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再次要求美国在政治会议失败后支持韩国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甚至威胁说要重新考虑关于停战问题的立场。[79]艾森豪威尔政府急忙向韩国做出解释（19日美方代表的声明指的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政策，不会对美国政府构成无限期的约束），并承诺支持韩国反对任何外部侵略。韩国并没有立即接受美国的解释，而是继续公开表达对美方说法的“吃惊和失望”，并威胁说如果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则收回不破坏停战协定的承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22—24日期间，李承晚多次公开或私下向美国提出以下两项要求，甚至情绪激动地暗示将美国答应第二项要求作为履行韩国此前承诺的前提：希望美国承诺在共同安全条约中写明，一旦韩国遭到攻击，美国将立即、自动给予军事援助；一旦政治会议失败，韩国将采取军事行动驱逐侵略者，希望美国为此提供声援和军事物资援助。在给李承晚的回信中，杜勒斯代表艾森豪威尔对前者做出了承诺，[80]对后者则不置可否。接到美国的答复后，李承晚的情绪开始变得平复下来，并于25日和26日两次在信中向杜勒斯保证不会破坏停战协定。[81]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早在6月26日，美国就设想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政治会议召开前与李承晚或他的代表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谈，共商双方共同关心的政治会议等问题。经过一番讨论，美国决定由国务卿杜勒斯代表美国与李承晚商谈相关事宜。[82]7月28日，也就是《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的第二天，美国官员告诉韩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杜勒斯拟于8月初访问韩国，与李承晚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83]
与此同时，美国有关部门着手为杜勒斯访韩做准备。杜勒斯此次韩国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与韩国草签《共同安全防卫条约》。华盛顿的总体设想是，在与李承晚会谈过程中，杜勒斯要促使韩国相信，长远来看在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实力对比方面“自由世界”将日益占据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致力于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削弱中苏集团。相应地，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自由世界”应对共产党国家发起政治、经济和心理攻势，借此争取实现南北统一。美韩应在政治会议上通过外交手段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并致力于将韩国打造成一个远比朝鲜有吸引力的国家。同时，美国也将明确拒绝承诺政治会议失败后重新对共产党国家发起军事进攻，更不会答应李承晚为他的“北进统一”计划提供道义和战争物资支持。[84]
具体到《共同安全防卫条约》草案的主要内容，美国认为韩国所持的若干立场是华盛顿所无法接受的，比如将韩国的领土范围扩展到鸭绿江边、使用北约的语言要求一旦韩国遭受攻击美国则立即采取援助行动、不包含终止条约的相关条款。关于条约适用的韩国领土范围，美方认为只能是目前韩国有效管理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和未来通过和平手段获取的北部地区。为了获得参议院批准，条约必须包含终止条款。至于说在朝鲜半岛驻军，只能被界定为美国的权利而非义务。而且，考虑到李承晚经常公开曲解美国的立场并希望在政治会议失败后重启战端，此次不宜与韩国最终敲定条约文本，否则华盛顿将失去在未来几个月与韩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不仅如此，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如果气氛合适，美方应该开诚布公地表达对过去一段时间美韩关系的不满，即不能仅仅是美国单方面配合韩国，而韩国却不断要求美国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并时常公开两国之间的分歧。美韩两国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85]
反观韩国，《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李承晚继续渲染武力统一的气氛。他或公开或私下，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出，虽然美国没有做出明确承诺，但如果政治会议无果而终，华盛顿别无选择，只能与韩国一道借助军事手段谋求统一朝鲜半岛。即便无法获得美国的支持，与其让国家无限期分裂下去，还不如北进。这可能是一次自杀性行动，但“自由世界”总归还是会为此壮举而恢复朝鲜的统一和自由。[86]
8月2日，杜勒斯在罗伯逊等人的陪同下赶赴汉城。5日，他与李承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大范围会谈期间，二者商定组建一个双边共同安全条约起草小组。谈及条约的属性，李承晚强调条约不仅仅针对苏联还针对日本，应采用尽可能强硬的措辞，而杜勒斯却说最重要的是美韩双方秉持通力合作的精神，美菲和美澳新条约中的表述已经足够，为了维护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韩日应携手并进。李承晚回应道，韩国愿意与美国合作，但合作不一定意味着服从，希望美国向韩国做出坚定的承诺。[87]私下会谈时，杜勒斯向李承晚表示，虽然美国可能也包括韩国并不愿意重新开战，但只要美韩团结一致，从法律上讲韩国是可以在美国的道义支持下对北方发动进攻的。[88]杜勒斯的这一私下表述十分值得注意，因为从本质上讲该说法并不符合美国的既定政策。或许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美国给韩国开的“空头支票”，以诱使李承晚在维护《朝鲜停战协定》和参加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配合艾森豪威尔政府。
7日上午，双方举行第三次会晤，李承晚再次提出中国军队应离开朝鲜半岛的问题，并试图迫使杜勒斯做出以下承诺：假如政治会议召开90天后仍未达成协议，美韩两国则重新发动进攻，或者美国为韩国“北进统一”行动提供道义和军事物资支持。杜勒斯以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没有这样的权力为由一口拒绝。[89]下午，杜勒斯与李承晚举行第四次会谈。韩国外长卞荣泰试图在美韩即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加入如下表述：韩国可以全权处理内部事务，包括将“中共侵略者”赶出自己的领土。杜勒斯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与1950年美国敦促联合国采取行动时的说法不符，华盛顿认为韩国遭到入侵并非内战，而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共产党侵略”。与此相反，苏联集团认为朝鲜战争是内战，联合国无权干涉。最后，韩方放弃了自己的想法。[90]
早在6日，杜勒斯便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不给美国增加新的义务的情况下同意与韩国草签共同安全防卫条约。艾森豪威尔予以批准。[91]经过对条约草案的密集讨论，双方很快就文本达成一致意见。8日，美韩两国草签了《共同安全防卫条约》。从内容上看，可以说杜勒斯确实没有向李承晚做出新的让步，主要表现为条约适用范围的改变是指一方承认的另一方通过合法手段获取的新的领土，一方应根据本国的“宪法程序”援助另一方抵制外部侵略。[92]9月30日，卞荣泰访问美国。10月1日，他代表韩国与美国正式签署了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93]
四 李承晚“妥协退让”与美韩同盟正式形成
杜勒斯对8月上旬汉城之行的结果是满意的。但他并没有对未来的美韩关系持盲目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如果李承晚认为接下来美国人将韩国人抛在脑后，而一心谋求与英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合作，那么美韩关系将再次恶化。反过来，假使韩国抵制政治会议，那么该会议便注定走向失败。而且，韩国一向认为自己过去总是成为大国利益博弈的牺牲品，因此不会参加政治会议。更重要的是，美国人也不相信此种类型的会议真的会带来朝鲜半岛统一。总之，华盛顿根本无法将政治会议“兜售”给汉城。[94]事实证明，杜勒斯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
9月底、10月初卞荣泰访问华盛顿期间，美韩双方再次讨论了韩国遵守停战协定的问题。卞荣泰表示，如果政治会议不能如期召开，李承晚将被迫采取某种行动，暗示将“北进统一”。美方明确指出，韩国单方面北进将给自己带来灾难。卞对美国的警告似乎不以为然，又表示要再次强行释放战俘。美方只得继续劝说韩国保持冷静，以免失去美国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95]但韩国官员依旧呼吁本国人民“拿起武器”对抗印度战俘遣返部队。[96]李承晚更是公开批评美国人希望同中国人讨论和平问题是“错误的”，“通过政治会议谋求统一是愚蠢的。”与此同时，他宣称绝不能接受朝鲜半岛继续分裂下去，将对占领朝鲜的中国军队开战。即便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必要时韩国也会选择单独北上。[97]面对这一切，杜勒斯只得致函李承晚，略带威胁地表明联合国军司令部决心履行维护战俘营秩序和确保战俘营安全的义务。李承晚则反过来声称杜勒斯的来信“让人感到失望”，并继续指责印度人为“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中立者”，继续发表政治会议失败后命令韩军北进的言论。不过，与此同时，他也解释说，自己并无意鼓励韩国人民攻击印度战俘遣返部队。不管怎样，经过此次会谈，美国似乎暂时放心了。布里格斯认为，至少目前韩国还没有考虑对印度战俘遣返部队采取单方面行动。[98]
此后，韩国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停战协定的问题依然长时间困扰着美国。10月中旬，美国国务院、三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情报机构一致认为，李承晚有能力不顾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反对采取可能挑起大规模冲突的军事行动。而且，他随时可能对共产党军队发起军事进攻。[99]几天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启动了针对韩国单方面军事行动的对策研究，共提出四种方案：第一，任由共产党国家回击韩军，拒绝向韩军提供后勤或其他支持；第二，将美军撤出韩国；第三，（未解密）；[100]第四，加入李承晚对共产党国家的军事行动。但经过研究，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除非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否则以上四种方案所带来的政治或军事代价和危害均是美国无法接受的。所以，当前美国还是应该尽全力规劝韩国避免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101]具体而言，华盛顿决定通过联合国军司令赫尔和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Nixon）（携带艾森豪威尔总统致李承晚信函访韩）警告李承晚，美国坚决反对他单方面挑起军事冲突或不断发出“北进统一”的威胁，韩国将为此失去美国的经济援助，美国参议院也必然据此拒绝批准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联合国军司令部亦会相应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被卷入其中，并保证自身安全，甚至暗示不排除将联合国军撤出韩国的可能性，以此迫使李氏书面承诺避免独自采取军事行动。[102]最终，在11月尼克松访问汉城期间，李承晚被迫书面承诺在不提前告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情况下不会单方面行事。[103]
虽然如此，在接下来讨论政治会议相关事宜时，李承晚和其他韩国领导人继续尝试迫使美国承诺在政治会议失败后同韩国一道对共产党国家发动军事进攻。该要求遭到美国坚决拒绝后，青瓦台则反过来攻击美国错误地扶持日本、忽视韩国并推行对苏联“绥靖”的政策，并不惜以拒绝让美军继续驻留韩国相威胁。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再次提出要派出武装警察进入朝鲜非军事区制止印度战俘遣返部队的非法行为。美国只得相应地警告李承晚不要单独行动，否则“将削弱甚至可能破坏您和您的政府在国际社会眼中的地位。”[104]
1954年1月26日，美国参议院以81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接下来，只需要美韩交换批准书条约便可以生效了。但美国决定暂时拖延一段时间，以获得韩国谋求与美国长期合作的进一步保证。[105]
3月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协调委员会认为，目前韩国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已然明显减小。[106]然而，由于李承晚在3月11日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函中表示韩国可能采取单方面行动统一朝鲜，并为韩国参加政治会议设定了美国所无法接受的前提条件（同意帮助韩国武力统一朝鲜或帮助韩国建设35—40个师的陆军以及相应的海空军）[107]，杜勒斯决定取消原定于3月18日举行的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并不对韩国做出任何解释。[108]不过，最终美国还是通过承诺帮助韩国发展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陆军并实现海空军现代化换取李承晚同意参加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会议。[109]
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李承晚继续要求美国同韩国签署秘密协定，支持他的武力统一计划。美国则再次拒绝接受李氏的要求。[110]与此同时，李承晚再次在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问题上做文章。5月19日，他向朝鲜政治会议美方代表迪恩（Arthur H.Dean）提出想要修改条约文本，方案如下：第一，按照美日条约确定新的“终止条款”，否则对韩国来说就等于受到了歧视；第二，在“侵略者条款”中加入美国援助韩国将“共产党侵略者”赶出北方。经过迪恩的说明和劝告，李氏放弃了后一项要求，但继续坚持前一项要求。最终，美国国务院给予李承晚的解释是，在美日条约中美国没有承担任何义务，日本也并未因此拥有任何权利。终止该条约的前提是双方一致认为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替代性安排。根据美日条约确定美韩条约的“终止条款”将意味着没有韩国的同意美国无法终止它在条约中承担的义务。这是美国总统和参议院无法接受的。[111]了解了美国的态度后，李承晚没有再进一步纠缠下去。[112]相应地，杜勒斯私下告诉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华盛顿随时准备与韩国交换美韩条约批准书。[113]
6月中旬，日内瓦会议有关朝鲜事宜的讨论无果而终，半岛统一问题继续困扰着接下来的美韩关系。[114]日内瓦会议结束了对朝鲜问题的讨论后，李承晚的第一反应是对韩国而言《朝鲜停战协定》已然失效，因此再次正式向美国提出二选一的后续方案：实施一项不会引发全面战争且又将军队推进到鸭绿江边的北进计划；额外帮助韩国建设二十个师的陆军及相应的海空军力量。更让艾森豪威尔气恼的是，李将美国在上述两个方案中选择其一作为他访问华盛顿的前提条件。[115]可能是为了让美国同意进一步加强韩国军事力量，几天后韩国驻美国大使梁裕灿向杜勒斯保证：“你们无须担心。除非你们点头，否则我们不会采取单方面行动。”[116]而且，李承晚很快同意接受美国的访问邀请。[117]
7月底，李承晚访问华盛顿，并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美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一开始，李便提出了朝鲜统一的问题，并表示他已经制订了一项既能够防止全面战争爆发又能够实现南北统一的军事计划。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厌其烦地多次表示美国无意在朝鲜半岛再次发动战争。最终，李承晚同意在两国总统的共同声明中表达将朝鲜问题交给联合国来解决的想法。另一方面，梁裕灿还再次要求美国仿效美日条约确定美韩条约的条款。杜勒斯解释说，在美日条约中，美国没有承担保卫日本安全的义务，却享有在日本长期驻军的权利。美日条约是美国与一个战败了的敌国达成的协议。如果韩国希望签订类似的条约，美国可以这样做，但这对韩国是极为不利的。梁裕灿表示会继续研究该问题。[118]
不过，李承晚美国之行结束后，韩国准备采取意在将美军卷入其中的单方面军事行动、韩国政府高级官员纷纷发表曲解华盛顿政策的声明、韩国民众掀起的反美示威等依然令美国感到头疼。例如，8月20日李承晚致函万佛里特将军，抱怨访问华盛顿期间没有人对他的武力统一计划感兴趣，并指责美国不愿反共。不仅如此，青瓦台还继续要求白宫承诺一旦韩国遇袭则“立即采取行动”，而非“依据美国宪法程序”做出反应。于是，美国起草了一份美韩共同谅解备忘录，要求韩国承诺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并继续将韩军置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管辖之下。在与韩国讨论该备忘录的过程中，美国或明示或暗示签署这份文件是美国向韩国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甚至是交换《共同安全防卫条约》批准书的前提。[119]经过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进行的激烈的讨价还价，11月17日美韩双方签署了共同谅解备忘录。由此，李承晚政府以书面形式同意“在朝鲜统一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而且，除非两国一致同意在最大限度地维护双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相关调整，否则“在联合国军司令部负责保卫韩国安全期间，韩军将继续接受该司令部管辖”。相应地，当天艾森豪威尔政府与李承晚政府交换了《共同安全防卫条约》批准书，美韩同盟正式形成。[120]
五 “抛弃”与“牵连”视野下的美韩同盟
美韩结盟的历史过程清晰地表明，“抛弃”和“牵连”或与之相类似的字眼和表述不断出现在两国官员对双方关系的认知当中，完全可以用以概括华盛顿与汉城当时的主要心理状态。由此可见，斯奈德在“同盟困境理论”中应用的“抛弃”和“牵连”两个概念适用于对美韩结盟问题的研究。不过，斯奈德是在讨论同盟形成后所面临的内部困境时引入“抛弃”和“牵连”这两个概念的。事实上，就美韩同盟而言，“被抛弃”和“受牵连”的恐惧早在同盟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并成为二者结盟的主要动因之一。[121]
从美国的角度讲，同韩国结盟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阻止朝鲜、中国和苏联“侵略”韩国，进而保卫日本以及亚太地区其他“自由国家”的安全；另一个是获得李承晚对《朝鲜停战协定》的支持，继续保有韩军管辖权，限制韩军的后勤供应，[122]以防由于韩国单独北上而使美国受到“牵连”，再次被卷入朝鲜半岛的冲突。[123]换言之，在美国看来，美韩同盟兼具外部遏制和内部约束两种功能，姑且称之为“双向压制”。如果一定是要在两种功能之间分出主次，显然是外部遏制为主，内部约束为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后者视为前者的衍生物。就韩国而言，与美国结盟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法律的形式使美国承担起长期保卫韩国安全的责任，防止美国“抛弃”韩国。
美韩结盟的历史过程还昭示出，很大程度上美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选择与韩国结成同盟关系的，而这样的结果又与李承晚的对美施压策略和美国对韩国政策的“天然”困境密不可分。
韩国建立以后，李承晚始终坚持武力统一的主张，甚至将其作为基本国策。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李的真实愿望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除了1950年秋天短暂的几个月以外，韩国军事统一的设想与美国的亚洲战略特别是朝鲜半岛政策是相悖的。也正因为如此，李氏的“北进统一”计划成为他与美国交涉时提出的最高要价。从军事实力上讲，韩国无力单独北上。但这并没有明显削弱李氏凭借武力统一主张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原因是他通过不断提出极端想法并偶尔付诸实施（如释俘事件）成功地在美国官员心目中树立起了一个不可预测的“非理性”形象。于是，执着反对朝鲜停战并将单独北上作为对美施压利器的李承晚总体上沿着威胁为主、让步为辅的路线，时进时退，最终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答应与韩国签署《共同安全防卫条约》。
反过来，面对李承晚的“顽固不化”与“不可理喻”，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却显得束手无策。朝鲜半岛处于东西方冷战的前沿地带，这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致力于推行遏制政策的美国难以弃韩国于不顾，彻底离开朝鲜半岛。另一方面，由于李承晚持有强烈的反共立场且在韩国人民当中拥有极高的个人威望，因此美国决策者认为他作为韩国最高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124]在这种情况下，“换马”行动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选项中只能居于末端。于是，既不能抽身而退又无法推翻韩国现政权的美国只能选择以签署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来换取李承晚政府承诺不破坏停战协定并继续赋予联合国军司令部韩军管辖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单单就美韩结盟而言，我们不仅仅可以称美国为“被邀请的”帝国，[125]还可以称其为“被挟制的”帝国。抑或说，美韩结盟是“尾巴摇动狗”的典型案例之一。
当然，李承晚通过塑造“非理性”形象等手段逼迫美国同韩国结盟的做法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我们将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作为两个概念分开讨论，李氏的上述行为明显有助于保证韩国的国家安全，与此同时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自身的政权安全。在讨论促使韩国停止反停战运动的对策的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启动并修订了旨在推翻李承晚政权的“时刻准备着”计划。虽然美国最终没有实施该计划，但为了防止李氏真的冒险北进，至少从1953年底起华盛顿开始私下加强对韩国军方的影响力，[126]以求促使韩国军方拒绝接受李承晚武力统一命令，并在必要时支持至少是默许韩军发动推翻李承晚的军事政变。[127]看起来，美国的这一努力很快见效，以至于1954年年中美国第八军司令泰勒做出了这样的判断：“韩国的将军们对第八军是忠诚的。”[128]1955年1月，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一致同意在韩国秘密选择和扶植愿意在遵守停战协定方面与美国合作的新领导人，以便在李承晚擅自行事或将要采取单独行动时暗中推动继任者登台。很快，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这一建议。[129]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李承晚的“自行其是”反过来让自己的统治能力受损。
反观美国选择与韩国结盟的利弊，仔细探究，似乎很难将李承晚政权对华盛顿而言的“价值”（反共、亲美、个人国内威望）和“负担”（对外追求武力统一、对内追求独裁统治）完全分开，主要原因在于：反共经常成为李承晚奉行“北进统一”政策和加强政治独裁的“理由”；李氏在亲美的同时还执着于反对美国“干涉”，乃至于为此煽动本国公众的反美情绪；个人国内威望既是李“反共”的资本，也是他对抗华盛顿的“利器”。换言之，对美国来说，李承晚政权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价值”，却是一个难以长期承受的“负担”。然而，由于朝鲜半岛处于冷战前沿地带、李承晚坚决反共且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眼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美国最终还是决定正式与他“走到一起”。从美国的政策逻辑来看，这一决定并非不可理解。但无论如何，对美国来说，李承晚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绝非“最佳人选”。几年以后，随着李承晚本人继续推行在美国人看来“不可理喻的”对内对外政策，个人国内威望逐渐下降，韩国政局日益不稳，他的“反共能力”已然大大下降，于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放弃该政权。[130]
美韩结盟以后，美国确实没有因韩国的单独军事行动而受到“牵连”，而韩国也没有因中美关系缓和等国际局势的变化而遭到美国的“抛弃”。就这一点而言，美韩同盟机制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使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结盟使双方彻底摆脱了“受牵连”和“被抛弃”的忧虑。例如，李承晚政府不断抱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执行情况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NNSC）中的波兰和捷克成员在韩国从事“间谍活动”，并指责朝鲜“违反停战协定”，继续加强军事力量。为此，韩国屡次以单独行动相威胁，要求废除该委员会，甚至撕毁停战协定。出于防止韩国单独采取军事行动的考虑，1956年6月9日联合国军司令部把在韩国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驱逐到板门店，1957年6月21日又在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上以共产党“违反”停战协定13（d）款（主要内容为禁止向朝鲜半岛引进加强军事力量的武器装备）为由宣布不再接受该条款的限制。[131]再如，1955年奥地利和约的签订、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以及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不断加深李承晚“被抛弃”的恐惧。于是，他故伎重施，高喊“北进统一”的口号。[132]
那么，缘何结盟仍无法消除美韩双方的心理阴影呢？原因是盟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两国的安全感，但并没有改变二者对国际事务的认知方式。作为冷战主角的美国往往把朝鲜半岛问题置于亚洲乃至全球的范围内来考虑，既力求防止共产党在朝鲜半岛“得分”，又希望避免同中苏发生不必要的军事冲突。正因为这样，艾森豪威尔政府才既不能放弃韩国，又时刻担心受到李承晚武力统一政策的“牵连”。相反，位于冷战前沿地带的韩国则总是从自身安全的角度看待美国的全球和亚洲政策，美国对共产党国家遏制政策的任何松动都可能被它视作忽视甚至“抛弃”韩国的先兆。每当此时，李承晚便会以“北上”叫嚣来吸引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注意力。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该是（我们）吵闹的时候了。”[133]
随着美国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确定同盟关系，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军委切实感到了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将美国构建军事同盟体系的行为称之为“想造成一个锁链”（或者说“新月形包围圈”），包围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134]相应地，20世纪50年代美国建造针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新月形包围圈”的说法也被学界沿用下来。[135]应该说，从结果的角度讲，这种表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从意图的方面来观察，包含美国“精心设计”意味的上述说法就未必完全准确了，因为美国决定与韩国和台湾签订《共同安全防卫条约》[136]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奈之举。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或主动或被动地同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结盟，借此有意无意地构建起了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包围圈。
（原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9年第2期）
[1] 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
[2] Victor D.Cha，“Informal Empire：The Origins of the U.S.-ROK Alliance and the 1953 Mutual Defense Treaty Negotiations”，Korean Studies，Vol.41，No.1（2017），pp.221-252；Stephen Jin-Woo Kim，Master of Manipulation：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1953-196，Seoul：Yonsei University Press，2001；Yong-Pyo Hong，State Security and Regime Security：President Syngman Rhee and the Insecurity Dilemma in South Korea，1953-196，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2000；陈波：《冷战同盟及其困境：李承晚时期美韩同盟关系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51—178页。
[3] 王传剑：《从“双重遏制”到“双重规制”——战后美韩军事同盟的历史考察》，《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第34—35页。
[4] Victor D.Cha，“America and South Korea：The Ambivalent Alliance？” Current History，Vol.102，Issue665（September 2003），p.280.
[5] Victor D.Cha，“Powerplay：Origins of the U.S.Alliance System in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3（Winter 2009/10），pp.158-196；“‘Rhee-straint’：The Origins of the U.S.-ROK Allia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Vol.15，No.1（Spring 2011），pp.1-15.
[6] 《解密档案参考系统》已经改版为《美国解密文件在线》（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笔者曾尝试依据后一个版本对前一个版本的引用信息进行修改，但发现前后两个版本之间的文件号似乎不是完全沿用的，因此本文依旧保留对《解密档案参考系统》的引用。
[7] 张曙光：《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7—14页；王立新：《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第26—37页。
[8] 详见姚百慧主编《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
[9] Glenn H.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4，No.3（July 1984），pp.461-495.
[10] 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已有学者借助同盟关系理论对东西方冷战的历史现象予以重新解释。例如，汪伟民借鉴车维德的“准联盟理论”与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对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的美国因素和“尼克松冲击”时期以及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日韩三边关系进行了再认识。参见汪伟民《冷战时期的美日韩安全三角——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境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6—127页。再如，王帆从联盟理论出发阐释了美国对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的反应和对策，认为两次台海危机使美台联盟关系陷入了军事合作困境。参见王帆《从二次台海危机看美台军事合作困境》，《历史教学》2006年第10期，第17—22页。又如，张学昆和欧炫汐参照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以美韩军事同盟为例讨论了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及其规避的问题。参见张学昆、欧炫汐《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及规避》，《国际论坛》2018年第1期，第53—59页。
[11] 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4—135页。
[12] 邓峰：《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34—45页。
[13] 陈波：《冷战同盟及其困境：李承晚时期美韩同盟关系研究》，第151—156页。
[14] Henry Chung，“Syngman Rhee：Prophet and Statesman，”Henry DeYoung Documents，Korean American Private Records，Korean American Digital Archive，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pp.1-8.
[15] Stephen Jin-Woo Kim，Master of Manipulation：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1953-196，pp.56-60；刘赵昆：《杜鲁门在朝鲜战争扩大化问题上的决策因素》，《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40—141页。
[16] “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0，1951，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以下简称FRUS），1951，Vol.7，Part1，Korea，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3，p.709.
[17] “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0，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p.644-645；“The Commander in Chief，United Nations Command（Ridgway）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July 10，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p.649-656.
[18] “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0，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p.707-709；“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0，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710；“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4，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723.
[19] “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7，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p.738-739；“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8，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p.745-746；“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31，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p.764-765；“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1，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p.812-814；“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22，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1418.
[20] “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21，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928.
[21] “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21，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p.928-929；“The Ambassador in Korea（Mucci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22，1951，in FRUS，1951，Vol.7，Part1，Korea，p.1418.
[22]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February 26，1952，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4，pp.61-62；“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February 29，1952，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72；“President Truman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March 4，1952，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74-76.
[23]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to President Truman，”March 21，1952，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14-116.
[24]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April 30，1952，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85-186.
[2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17，1952，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560.
[26] 赵学功：《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68页；邓峰：《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政策探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01页。
[27] “The Commander in Chief，United Nations Command（Clark）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March 28，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818-819.
[28] “Memorandum by the Presid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835；“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3，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857.
[29] 比如，4月6日汉城举行数万人参加的集会。参加者提出下列要求：（1）赋予韩国联合国代表权；（2）完全解除朝鲜的武装；（3）中国军队完全撤出朝鲜半岛；（4）邀请韩国出席讨论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5）中止某些联合国成员国对朝鲜的支持。参见“Research Project 337：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A Chronology of Major Developments，April 1-June 22，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30] 1950年7月15日，李承晚在致麦克阿瑟的信函中表示，“鉴于联合国在韩国的联合军事行动，其在韩国及附近的陆海空战斗部队均已由您调遣，同时您被任命为联合国军的最高司令官，我很高兴授权您在当前敌对状态持续期间，承担对韩国陆海空军的指挥权；这一权力可以由您或者您委任的在韩国及附近的司令官行使。”18日，麦克阿瑟接受了这一请求。参见陈波《冷战同盟及其困境：李承晚时期美韩同盟关系研究》，第110页。
[3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Young），”April 8，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897-900；“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to President Eisenhower，”April 9，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902-903；“The Ambassador in Korean（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14，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906-907；“The Ambassador in Korean（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15，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910-912；“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the Korea Syngman Rhee Informs Eisenhower that with or without the Help of Friendly Nations His Country Intends to Continue Theirs Efforts to Dr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ut of Korean Territory，”April 9，1953，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ervice（以下简称DDRS），Detroit，Mich.：The Gale Group，Inc.，2007，CK3100280018-CK3100280019；Yong-Pyo Hong，State Security and Regime Security：President Syngman Rhee and the Insecurity Dilemma in South Korea，1953-60，pp.42-43；Stephen Jin-Woo Kim，Master of Manipulation：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1953-1960，pp.80-82.
[32] “Research Project 337：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A Chronology of Major Developments，April 1-June 22，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33] “Research Project 337：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A Chronology of Major Developments，April 1-June 22，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34]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8，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896-897；“The Ambassador in Korean（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14，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906-907；“The Ambassador in Korean（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23，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932.
[35]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8，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896-897；“The Ambassador in Korean（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14，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907；Yong-Pyo Hong，State Security and Regime Security：President Syngman Rhee and the Insecurity Dilemma in South Korea，1953-60，p.45；Stephen Jin-Woo Kim，Master of Manipulation：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1953-1960，p.87.
[36] “President Eisenhowe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April 23，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929-930；“U.S.Urges South Korea to Accept Armistice，”April 23，1953，in DDRS，CK3100449747-CK3100449749.
[37] “The Ambassador in Korean（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26，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938-940.
[38] “Letter，General Duk Shin Choi to General William K.Harrison，Jr.on Civilian Internees，”May 4，1953，B-379-017，Papers Related to the Korean 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Papers Related to Treaty-Making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19374；“Research Project 337：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A Chronology of Major Developments，April 1-June 22，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39] “Editorial Note，”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1020；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40] “The Commander in Chief，United Nations Command（Clark）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May 23，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090-1095；“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Bohlen）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24，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095-1096；“Editorial Note，”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096-1097；“Editorial Note，”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1151.
[41] 具体内容为：参与朝鲜行动的联合国军成员国坚决反对违反停战协定的侵略行为，那时军事冲突将可能不再局限于朝鲜境内。
[42] “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Dulles and President Rhee，Seoul，”August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May 22，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086-1090；“The Ambassador in Korean（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25，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097-1098；“The Ambassador in Korean（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25，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100-1102.
[43] “The Commander in Chief，United Nations Command（Clark）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May 25，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098-1100；“The Ambassador in Korean（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26，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102-1103.
[44] “Research Project 337：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A Chronology of Major Developments，April 1-June 22，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45] “Memorandum of the Substance of Discussion at a Department of State-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May 29，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114-1119；“Rhee-Clark Conversation，”May 29，1953，in DDRS，CK3100350033-CK3100350039；Yong-Pyo Hong，State Security and Regime Security：President Syngman Rhee and the Insecurity Dilemma in South Korea，1953-60，pp.45-46；Stephen Jin-Woo Kim，Master of Manipulation：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1953-1960，pp.89-91.
[46] “The Chief of Staff，United States Army（Collins）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Far East（Clark），”May 30，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122-1123；“Telegram from CSUSA to Clark，”May 30，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47] “Editorial Note，”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1137；Stephen Jin-Woo Kim，Master of Manipulation：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1953-1960，p.92.
[48] “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Dulles and President Rhee，Seoul，”August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Research Project 337：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A Chronology of Major Developments，April 1-June 22，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Telegram from Clark to JCS，”June 7，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Telegram from Briggs to Dulles，”June 7，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Recent ROK Statements in Korea on Armistice，”June 10，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The Commander in Chief，United Nations Command（Clark）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June 4，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1，pp.1149-1151；“Statement by President Syngman Rhee，”June 6，1953，B-379-014，Papers Related to the Korean 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Papers Related to Treaty-Making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19372.
[49] “The Commanding General，United States Eighth Army，（Taylor）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Far East（Clark），”June 9，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159-1160；“Telegram from Taylor to Clark，”June 9，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50] “Telegram from Clark to JCS，”June 10，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5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June 10，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164；“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1，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164-1165；“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June 11，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165-1166；“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2，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166-1167；“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4，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168；“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June 16，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188；“Text of Outgoing Telegram，Unnumbered，to Am Emb Pusan，”June 12，1953，in DDRS，CK3100357927-CK3100357929.
[52] 赵学功：《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7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75—76页；“Telegram from CINCFE Tokyo to JCS，”June 17，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实际上，早在5月12日与克拉克举行会谈时，李承晚就试探性地询问对方，韩国军队是否可以自行决定释放朝鲜非遣返战俘。克拉克郑重地提醒李氏，韩军归他指挥。参见“Research Project 337：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A Chronology of Major Developments，April 1-June 22，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53] “Telegram from CINCFE Tokyo to JCS，”June 18，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Research Project 337：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A Chronology of Major Developments，April 1-June 22，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54] “Memorandum from Stelle to Bowie，”June 18，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55] “Editorial Note，”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199-1200；“Pres.Eisenhower is ‘Gravely Concerned’ that Pres.Rhee has Ordered the Release of North Korean Prisoners Held by the UN Command，”June 18，1953，in DDRS，CK3100446593-CK3100446595；“Research Project 337：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A Chronology of Major Developments，April 1-June 22，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5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June 22，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238-1240；“Letter，John Foster Dulles，Secy of State，to Syngman Rhee，Pres.，Republic of Korea，”June 22，1953，in DDRS，CK3100357936-CK3100357938；“Research Project 337：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A Chronology of Major Developments，April 1-June 22，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57] “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58] “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第二天，在致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电报中，布里格斯提出了一旦李承晚拒不配合美国则实施“时刻准备着”计划的可能性，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联合国军司令部推翻李承晚政权、建立军政府。参见“Telegram from Briggs to CINCUNC，”June 20，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59] “Telegram from Clark to JCS，”June 22，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60] “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61] “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62] “Instructions from Secretary Dulles，”June 22，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63] “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in DDRS，CK3100349049-CK3100349051；“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64]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6，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276-1277；“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7，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279-1280.
[65] “Aide-Memoir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June 28，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282-1284.
[66] “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67] “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68] “Telegram from Robertson and Clark to JCS，”June 28，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同时，作为联合国军司令的克拉克非常担心李承晚再次在朝鲜非遣返战俘问题上做文章，并为此制订了应急计划。参见“Telegram from Clark to JCS，”June 30，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69] “Joint State-Defense Message for CINCUNC，”June 30，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70] “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Telegram from Robertson and Clark to JCS and State，”June 29，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Korean Briefing，”June 30，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71] “The Commander in Chief，Far East（Clark）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9，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285-1286；“Editorial Note，”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292；“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in DDRS，CK3100349060-CK3100349068；“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72]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July 1，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292-1295.
[7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July 4，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326-132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in DDRS，CK3100349068-CK3100349081；“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Dulles and President Rhee，Seoul，”August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74] “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in DDRS，CK3100349082.
[75]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8，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352-1354；“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July 9，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357-135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in DDRS，CK3100349084-CK3100349085；“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Dulles and President Rhee，Seoul，”August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76]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to President Eisenhower，”July 11，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368-1369；“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1，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370-1373；“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in DDRS，CK3100349098；“Syngman Rhee Suggests to Eisenhower that in the Formulations of American Policies in the Pacific Area，Korea should be Accorded Consideration as a Strategic Power Center and as a Loyal and Effective Ally，”July 11，1953，in DDRS，CK3100279974-CK3100279975；“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Dulles and President Rhee，Seoul，”August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7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July 11，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373-137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1，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 2，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Department of State Press Release No.369：Robertson-Rhee Statement，”July 11，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 2，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in DDRS，CK3100349101-CK3100349102.
[78]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July 1，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11-1412；“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in DDRS，CK3100349099-CK3100349100，CK3100349108-CK310034910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79] “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21，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04-1406；“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in DDRS，CK3100349114.
[80] 在笔者阅读的美国档案文献范围内，找不到杜勒斯做出此项承诺的法律依据或背后考虑，只得暂时将其理解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缓兵之计，即暂时借此促使李承晚避免破坏停战协定，但并不打算真的在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中保证“一旦韩国遭到攻击，美国将立即、自动给予军事援助”。
[8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July 21，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07-1408；“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5，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36-1438；“The Commander in Chief，United Nations Command（Clark）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July 25，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38-1439；“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6，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39-1441；“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Dulles and President Rhee，Seoul，”August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82] “Research Project 339：The Rhee-Robertson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A Chronology of Principle Developments i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June 22-July 26，1953，”July 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8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28，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 2，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84] “Briefing Papers for Dulles-Rhee Talks，Seoul，”August 1，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85] “Briefing Papers for Dulles-Rhee Talks，Seoul，”August 1，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86] “Telegram from CINCFE Tokyo to JCS，”August 1，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 2，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87] “Summary Record of the Conference held between President Rhee and Secretary Dulles（First Session），”August 5，1953，B-380-006，Papers Related to the Korean 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Papers Related to Treaty-Making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1939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Young），”August 5，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66-1473.
[88] “Draf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undated，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74-1475.
[89] “Summary Record of the Conference held between President Rhee and Secretary Dulles（Third Session），”August 7，1953，B-380-003，Papers Related to the Korean 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Papers Related to Treaty-Making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1943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Young），”August 7，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83-1487.
[9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August 7，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88-1489.8月8日杜勒斯与李承晚发表的联合声明的文本，参见“Text of Joint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President Rhee，”undated，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 2，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9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6，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475.
[9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Young），”August 8，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89-1490；“Draft of Republic of Korea-United State Mutual Defense Treaty，”undated，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 2，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9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October 2，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515.
[94]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Smith），”August 14，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495-1496.
[95] “Memorandum by the Representative for the Korean Political Conference（De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2，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519-521.
[9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5，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521.
[97] “Associated Press Report，Syngman Rhee Statement on Chinese Occupying North Korea，”October 2，1953，B-016-043，Official Correspondences，President Rhee's Correspond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23011.
[98]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October 10，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528-1529；“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2，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529-1531.
[99] “Special Estimate，”October 16，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534-1535.
[100] 从在此前后的美国对韩国政策来看，不排除此处的内容是“时刻准备着”计划。
[101] “Report by the Planning Boar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October 22，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546-1557.10月28日，刚刚走马上任的联合国军司令赫尔（John E.Hull）便批准了“时刻准备着”计划的修改版，主要内容是一旦联合国军司令部对韩军的管辖权被严重削弱甚至失去韩军控制权，美国将采取从命令韩国陆军参谋长执行联合国军司令部反制措施、削减对韩国军事和经济援助到展开倒李运动、颁布军管法等力度逐渐升级的对策。而且，在第二天召开的第168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明确指出如果青瓦台执意重启战端，则考虑推翻李承晚政权。这一切表明，“换马”行动暂时还在华盛顿考虑采取的行动范围内。参见“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iat（Scot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28，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569-1570；“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6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October 29，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570-1576。
[102]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Far East（Hull），”October 31，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576-1577；“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Vice President，”November 4，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590-1593；“Report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Lay）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ovember 6，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598-1599.
[103] “The Vice Presid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19，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615-1616；“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75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December 15，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660-1662.
[104] “The Representative for the Korean Political Conference（Dean）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December 7，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649-1651；“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 5，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692-1694；“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 5，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694-1695；“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 6，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696-1698；“Letter，Syngman Rhee to John W.Staggers，”November 26，1953，B-014-044，Official Correspondences，President Rhee's Correspond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22775；“Letter，John W.Staggers to Syngman Rhee，”December 3，1953，B-014-042，Official Correspondences，President Rhee's Correspond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22771；“Letter，John W.Staggers to Syngman Rhee，”January 13，1954，B-014-038，Official Correspondences，President Rhee's Correspond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22762.
[105] “Progress Report by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March 26，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767.
[106] “Progress Report by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March 26，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769.该判断并非毫无根据。例如，3月4日李承晚在致万佛里特（Van Fleet）将军的信函中表示，假如美国愿意帮助韩国额外建设15—20个师的陆军以及相应的海空军，韩国就保证不会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前采取单方面行动。参见“Letter，President Syngman Rhee to General Van Fleet，”March 4，1954，B-012-021，Official Correspondences，President Rhee's Correspond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18281。
[107] 有趣的是，一周以后李承晚致函万佛里特将军，透露说他认为艾森豪威尔不会答应他的第一项要求（即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相对来说更可能接受第二项要求（即进一步扩充军备），因为这样做可以让联合国军进一步撤离，还会使艾森豪威尔本人更受选民的欢迎。此外，李承晚还表示，他知道杜勒斯国务卿盼望韩国能够派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只要美国立即帮助韩国加强军备，韩国就同意参会。参见“Letter，Syngman Rhee to General James A.Van Fleet，”March 18，1954，B-012-018，Official Correspondences，President Rhee's Correspond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17843。
[108] “Progress Report by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March 26，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775；“Editorial Note，”in FRUS，1952-1954，Vol.16，The Geneva Conference，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1，pp.35-36；“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16，1954，in FRUS，1952-1954，Vol.16，The Geneva Conference，pp.36-37.
[109]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April 16，1954，in FRUS，1952-1954，Vol.16，The Geneva Conference，pp.103-105.
[110] 陈波：《美韩同盟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第107—110页。
[11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May 27，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799-1800.美韩条约“终止条款”的内容是：“本条约没有有效期。一方在提前一年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可以终止条约。”参见“Draft of Republic of Korea-United State Mutual Defense Treaty，”undated，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 2，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112] “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4，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02-1803.
[11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June 4，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804.
[114] 陈波：《美韩同盟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第107—110页。
[115] “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1，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11-1813；“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18-181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7，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28-1829.
[11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cting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McClurkin），”July 7，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29-1830.
[117] “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0，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30-1831；“Editorial Note，”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837.
[118] “Hagerty Diary，July 27，1954，”undated，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39-1847；“United States Summary Minutes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United States-Republic of Korea Talks，July 29，1954，”August 2，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49-1850；“United States Summary Minutes of the Fourth Meeting of United States-Republic of Korea Talks，July 30，1954，”undated，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58-1859；“Hagerty Diary，July 30，1954，”undated，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61-1862.
[119] “Letter，Syngman Rhee to General James A.Van Fleet，”August 20，1954，B-012-004，Official Correspondences，President Rhee's Correspond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17671；“Memorandum by the Commander in Chief，Far East（Hull）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10，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874；“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United Nations Command（Hull），”September 15，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75-1882；“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September 18，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82-1884；“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20，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85-1886；“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27，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88-1889；“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29，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90-1891；“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ober 19，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97-1898；“Summary Minutes of United States-Republic of Korea Talks，”September 8，1954，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Briefing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ng to Korea，1947-1956，Box12，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120] “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vember 17，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921-1923；“Memorandum by the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Staats）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Lay），”December 30，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944，1948.
[121] 另一方面，根据“同盟困境理论”，同盟国之间的担忧是双向的，即既担心被对方“抛弃”，又担心受到对方“牵连”。然而，在美韩同盟形成前后，双方之间的担忧却是单向的。具体而言，现有文献基本没有体现出美国担心被韩国“抛弃”，也并未反映出韩国担心受到美国“牵连”。不仅如此，李承晚政府还多次主动要求派兵援助美国打印度支那战争。参见“Letter，President Syngman Rhee to General Van Fleet，”March 4，1954，B-012-021，Official Correspondences，President Rhee's Correspondences，Syngman Rhee Institute，Yonsei University，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document number：118281；“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2，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835-1836。
[122] 例如，1954年年中联合国军将韩军的后勤供应量限制在6—7天内。在此种情形下，韩军根本无力单独北上。参见“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by Walter Treumann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June 9，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805。
[123] 1953年11月20日的NSC170/1号文件和1955年2月25日的NSC5514号文件均将“阻止或抵制韩国重启战端”和“抵制共产党重启战端”作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行动方针。参见NSC170/1，“U.S.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620-1624；NSC5514，“U.S.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in FRUS，1955-1957，Vol.23，Korea，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3，pp.42-48。
[124] 梁志：《韩国1952年宪政危机与美国的反应和对策》，《历史教学》2007年第10期（下半月），第46、48页。
[125] 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vit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1945-1952”，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3，Issue3（September 1986），pp.263-277.
[126] 这样的对策可能是基于以下判断：1953年7月10日，美国国务卿情报事务特别助理小阿姆斯特朗（W.Park Armstrong，Jr.）向杜勒斯指出，李承晚在韩国的统治是稳固的。对于李氏政权来说，短期内唯一的变数是军方实施倒李行动。如果李承晚发出将韩国拖入全国性灾难的自杀性命令（如对共产党军队发起全面军事进攻、攻击美军或其他联合国军司令部军队、破坏停战协定、拒绝将韩军撤出军事接触线），韩国军事领导人可能通过发动军事政变等形式推翻现政权。言外之意是，一旦如此，美国至少持默许的态度，以维护自身在朝鲜半岛的核心利益。参见“Memorandum from Armstr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0，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Miscellaneous Subject Files for the Year 1953，Box 2，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127]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75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December 15，1953，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p.1659-1660.
[128]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by Walter Treumann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June 9，1954，in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2，p.1805.
[129]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2，1955，in FRUS，1955-1957，Vol.23，Korea，pp.5-6；“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Glea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18，1955，in FRUS，1955-1957，Vol.23，Korea，pp.37-38.
[130] 梁志：《韩国政治发展中的美国（1945—1961年）》，《冷战国际史研究》第5辑，2007年秋季号，第219—228页。
[131] Stephen Jin-Woo Kim，Master of Manipulation：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1953-1960，pp.201-202，225；“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e Korean Ambassador（Yang），”January 7，1955，in FRUS，1955-1957，Vol.23，Korea，pp.2-3；“Letter 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Defense（Ander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3，1955，in FRUS，1955-1957，Vol.23，Korea，pp.7-8；“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8，1955，in FRUS，1955-1957，Vol.23，Korea，pp.50-52；“Circular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 Missions，”June 8，1956，in FRUS，1955-1957，Vol.23，Korea，p.280；“Editorial Note，”in FRUS，1955-1957，Vol.23，Korea，pp.460-461；梁志：《朝鲜战争后遗症？——李承晚与美韩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之争》，《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3期，第91—98页。
[132] Stephen Jin-Woo Kim，Master of Manipulation：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1953-196，pp.216-226.
[133] Stephen Jin-Woo Kim，Master of Manipulation：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1953-196，p.82.
[134] 参见廖心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等打破西方封锁和包围的决策历程》，《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第12页；牛军：《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秩序的演变》，《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第6—7页；张忠良、贺宏礼：《新中国成立以来海防使命任务的演变》，《军事历史》2014年第1期，第27—28页。
[135] 如李孔兰《美国与东亚安全》，《东南亚研究》1997年第1期，第39页；郭震远《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变化与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第21页。
[136] 关于美台《共同安全防卫条约》的签订过程，参见詹奕嘉《长期措施还是权宜之计？——试析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2006年春季号，第175—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