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传统与现代

诗人所创造的新世界与泛神论思想相关，无疑展露出诗人心中的理想世界是以西方世界为蓝本的，或者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为目标的。这也是鸦片战争以降，以救亡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晚清以来，随着国外势力的入侵，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救亡图存之方法的道路上，慢慢建立起以西方现代性为价值目标的救国模式，以至于在五四时代，西方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文化权力。西方的文化成了济世的良方。中国社会必须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才能走向富强之路。而走现代之路，就是要把因袭的传统重负砸碎，引进西方文化以启蒙民众，中国社会才能有光明希望的未来。这种言论在其时占据主流。《凤凰涅槃》中的凤凰自焚，由死亡到新生，需要一段时间，作者选取的是除夕这个传统中国人的节日，辞旧迎新的时间段，从子夜到鸡鸣时刻，这个由死亡到再生的线性过程暗示着，如果中国要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必须与传统决裂。砸碎旧世界，旧传统，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前提条件。只有摒弃传统，“光明”“新鲜”“华美”“芬芳”的新中国才可能在死灰中更生。

在这样的言说方式中，现代成了一个可以估量的目标。只要假以时日，付出努力，即会达到现代这一目标。正如瞿秋白所说的：“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的差别”^[4]，其隐含的观点即是，只要我们努力，就会赶超西方现代化国家。这种言说的基础即是达尔文主义的线性时间发展观。进化论有关生物物种进化的一个著名理论是，地球及其生活于其上的动植物都遵循一个进化规律，即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演进过程，而且这样的过程是无限的、无止境的、不断向前延伸的。进化论由此将意义和价值注入时间，过去不如现在，而将来永远比现在有价值，形成了一种线性的无限向前发展的历史观。这也是五四时期否定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凤凰涅槃》中由旧到新的过程，正是遵循了这样的线性发展观。五四时期，受这种线性时间观的影响，形成了一种逐新意识，认为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如《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5号载文曰：“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之中华也。未来之中华，青年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胎孕中之中华也。”很显然，这是据进化论观点而滋生的“反传统主义”。联系这种“反传统主义”来审视郭沫若《凤凰涅槃》中对旧中国的全然否定，就可以理解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了。

《凤凰涅槃》中展示的这两个世界，还有个显著的特征，即是二元对立的。旧的绝对的坏，没有一丁点的光亮，新的绝对的好，没有一丝坏的因素。在五四时期，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被用于描绘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人在对“五四”先驱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著作进行分析时，发现他们概括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下：

中国 西方

旧 新

古老/过去 现代/现在

传统的 现代的

精神的 物质的

封建的 法治的

农业的 工业的

静的 动的

直觉的 理性的

悲观的 乐观的

宿命论的 有创造力的进步的

依赖的 独立的^[5]

这样的言说方式及逻辑在其时的文人著作中随处可见，从而形成了一种来势汹汹的贬抑传统的话语体系。正如有论者所说的：“‘五四’以来对中国历史文本的儒家主义框架的批判和对儒学的现代形象设计，是在进化论、科学主义、唯物论等批判性话语打击之下完成的，也是用革命的暴力实现的，使中国历史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一直到今天的空白，而其中充填了西方‘现代性’话语和民族主义叙事。在这些叙事中，中国的所有灾难的根源就是文化和传统。”^[6]不只是郭沫若《凤凰涅槃》有这种“反传统主义倾向”，闻一多写于1925年的《死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凤凰涅槃》“砸碎旧世界”话题的延续。闻一多在此诗作中把旧中国比喻成一沟绝望的死水，毫无改造的可能性，只能任其腐烂：“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认为这样的社会“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即表明了在彻底砸碎的旧社会的废墟上才会有新中国的成立的观点。

实际上，对旧中国的这种完全否定的书写方式在其时的民国社会里，绝不是一种个案，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全民族的自我认同。有论者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主义像中国这样如此决绝地无情地斩断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传统划清界限”^[7]，而这种话语体系，自晚清以来就开始构建了。李伯元在《文明小史》中把晚清中国比喻成“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隐含的即是中国要经历一番大动荡才能存活下去，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把晚清的老大帝国比喻成需要解救的破旧的危船，即是当时知识分子所感知的中国形象的典型。曾朴《孽海花》中的晚清，也是一副要警醒的“沉陆”的形象。为了挽救这样的中国，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新民”说，鲁迅提出了“立人”主张，二者都遵循着进化论所说的人种强则国强的思路，其显而易见的前提观点即是承认当前中国人种的劣质。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晚清小说中的中国人也大多是负面形象。民国时期，腐朽的中国，丑陋愚昧的中国人，此种书写模式，也出现在众多的作家笔下。而五四时期以鲁迅、王鲁彦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家笔下的老中国民众，只有麻木、愚昧、落后，没有些许温暖和光亮。在郁达夫那里，知识分子群体是一副哭哭啼啼、自怨自艾的零余者形象。值得强调的是，文人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否定的时候，是有一个参照系的，即西方文明。如在《湖心亭》中，郭沫若写到外国人居住的租界和中国人居住的上海县城在城市形态上的天壤之别：这种差别是顶顶骇人的奇迹，是“退返几个世纪”的差别。在租界里，一切都井然有序，而在中国人居住的上海县城，却到处是“杂乱的旧式房屋的垃圾堆”，街路也“崎岖不平”。更可怕的是中国人对这种状况无动于衷。“啊，我们中国人到底是超然物外的，不怕就守着有比自己好的路政市政在近旁，但总没有采仿的时候。那是值不得采仿的，那是浅薄的物质文明！”^[8]以外国的好，来观照中国的坏，以外国的文明、先进，来观照中国的落后，是基本的言说思路。在诗歌《西湖游记》中，郭沫若对深陷“火狱中的上海”中人们的麻木，发出了忧心如焚的疾呼，而其中的参照对象也是“西人”，和已走向富强的“东人”：

唉！我怪可怜的同胞们哟！

你们有的只拼命赌钱，

有的只拼命吸烟，

有的连倾啤酒几杯，

有的连翻番菜几盘，

有的只顾酣笑，

有的只顾乱谈。

你们请看哟！

那几个肃静的西人

一心在勘校原稿哟。

那几个骄慢的东人

在一旁嗤笑你们哟。

郭沫若在《湖心亭》中，写到湖心亭是上海市所保存着的唯一的古建筑物。但这个古建筑并不为国人所重视。作者也是以日本人对古建筑古文化艺术的尊重，反衬中国人的无知及粗鄙的精神世界。日本画家不远千里到中国来探访的古艺术品湖心亭，被中国人修改添加了“两台奇丑的新构”后，现在成了茶楼了。亭子左右的之字曲桥，成了“一个宏大的露天便所”，湖水更是“混浊得无言可喻的了”。面对这种情景，作者感慨道：“——哎，颓废了的中国，堕落了的中国人，这儿不就是你的一张写照吗？古人鸿大的基业，美好的结构，被今人沦化成为混浊之场。这儿汹涌着的无限的罪恶，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丑，无限的耻辱哟！”所以郭沫若说：“我们后人已经成了混坑中的粪酱了”！粪酱的比喻更为形象地点明郭沫若对中国现状的彻底否定。所以他说：“要解救中国，要解救中国人，除非有一次彻底的兵火！不把一切丑恶的垃圾烧尽，圆了寂的凤凰不能再生。”^[9]这种观点和《凤凰涅槃》中的观点如出一辙。